作者：南方朔
香港明報報道，人類曆史上，不斷的有各種集體性、暗藏價值支配性的名詞。在19世紀之前，最普遍的是“文明”這個詞，“文明”被用來和“野蠻”、“落後”做對照。有些國家是“文明”的，有些則是“野蠻”、“落後”的。這種對照建構出了價值和權力的秩序。
而從20世紀起，最重要的集體性名詞變成了“民主”，“民主”這個詞的內涵很難被說清楚，但透過選擇性的定義，它的確成了“民主——不民主”的價值支配秩序。最極端的，乃是“民主”甚至被當做武器來使用，成了國際社會強權政治的重要環節。
我們不能否認“民主”的各種內涵裏的確有許多值得肯定與應當追求的元素，但在思想的方法論裏，使用“文明”和“民主”之類的“集體性名詞（Collective Terms）”時，由於它內涵外延散漫，人們遂必須格外慎重，最後要將其拆開，將它變成涉及具體行為與規範的“個體性名詞”，始能具體分析與遵行。否則這種概念就隻是一種符號式的概念，或者純屬口號。
有關“民主”的問題，上個星期就有3起事情非常值得注意，依其嚴重的程度，分別為﹕
（一）最嚴重的乃是中亞吉爾吉斯的群眾暴亂。吉爾吉斯在2005年因“鬱金香革命”而民主化，一度號稱“中亞的瑞士”，但民主化之後，總統巴基耶夫濫權貪腐又無能，於是4月7日群眾暴亂。反對派組成臨時政府，而巴基耶夫逃回自己的地盤，拒絕下台。吉爾吉斯有內戰之虞。一般認為5年前的“鬱金香革命”乃是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之一，而這次暴亂則可能是俄羅斯扮演幕後推手，這意謂?發生在吉爾吉斯的事，雖然以“民主”為名，但其實卻根本與“民主”無涉，而隻是國際強權的博弈。美國以“民主”為名策動各種顏色革命，但取得政治控製權後，對新當權者的各種倒行逆施則都假裝沒看見。“民主”變成強權的工具後，其結局之悲哀由此可見。
（二）次嚴重的則是發生在泰國的紅衫軍暴亂。泰國自1932年君主立憲迄今，政治的基本規範，政黨及政客行為以及司法公信力等始終未曾穩固，因而國王及軍人仍扮演終極角色，群眾的民主認知和 紀 律 當然也闕如。2006年至今，黃衫軍的亂局結束之後又是紅衫軍，過去黃衫軍的亂局並不嚴重，但這次紅衫軍則嚴重多了，他們已會用榴彈攻擊總理府，會開槍射擊軍警的直升機。目前由於泰王已高齡82，這個終極的仲裁者已不再扮演角色，因而泰國的亂局即有失控擴大之虞。
（三）看起來比較不嚴重，但長期觀察卻頗值得憂慮的，乃是台灣的民主了。台灣的民主已經過了政權和平輪替，這是好現象。但台灣民主的規範化仍不嚴格，政黨惡鬥仍在持續。台灣不會出現吉爾吉斯及泰國式的武裝暴亂，但卻不斷上演政府無能、這個不敢那個也不敢的局麵。最通常的乃是政府對自己應當有的“管理者角色”的棄權。最近台灣在討論產業創意的輔導問題，由於在野黨主張降稅，經過一番糾纏後，執政黨不敢堅持，恐懼可能會失去選票，最後已可能在稅務上讓步。過去多年來，台灣政黨惡鬥到最後都以減稅為籌碼，台灣經濟不振，財政赤字日益嚴重。根據台灣自己的算法，目前政府債務已達台幣4.6兆，隱藏性債務則達台幣8.4兆，若根據國際算法，到2008年底，台灣債務已達台幣12.8兆，相當於台灣1年的GDP。台灣的民主沒有打殺暴力，而隻有無止境的喧鬧，以及公共事務上最後全都以公共財政為籌碼，公共債務達到GDP的百分之百，這已是相當危險的比例了。再過若幹年，台灣變成今天的希臘，也不令人奇怪！
因此，一個星期內，人們看到3種程度嚴重不一的民主樣本，已應警惕到，概念上的“民主”似乎是個好東西，但在“民主”的實踐上，它卻醜狀百出。前幾年，美國出現過“民主輸出論”。在國際政治上，它是“人道幹涉主義”的一環，隻要任何國家的生活、人權或政治表現被說成“失敗國家”，它都有可能被納入到顏色革命之列。但演變至今，人們其實早已知道，這種“民主輸出”乃是一種雙重標準的國際強權操作而已。它以“民主”為口號和手段來取得附庸政權，至於這種政權是否“民主”，則不在它理會的範圍之內。這也是我對“附庸式的民主”不能同意的原因。“民主”必須從每個社會自己長出來！
而由泰國，以及亞非拉，包括台灣在內，每個社會自己生長出“民主”的過程也都不一定順利。“民主”的實質內涵極多，它由最低限的人民權利與福祉的保障，到人民參與公共事務，到最後層次的政黨自由和政權輪替，都有太多“民主陷阱”。人民權利與福祉的保障最易，隻要民主能有媒體及表達自由，即可透過媒體監督，讓官民關係改善，使貪腐收斂。但進入參與這個層次，它的難度即告大增，最困難的是當人人皆可參與，那麽眾聲喧嘩，到底誰說了算？當我的參與未受到理會，我又將如何？民主與秩序的形成，乃是民主第一個大難關，泰國混亂未已，主因即在於它在民主與秩序的形成上出現障礙，當缺乏有效的體製權威與公信力，每個人都自認是受害人，當出現衝突最後就隻好各憑群眾實力和軍警實力來解決。黃衫軍完了又紅衫軍，大家都認為自己代表的正義不彰，誰又能做最後的仲裁者，民主要有“民主權威”，而“民主權威”不是任何個人，而是體製、法律與文化，泰國缺乏了“民主權威”，最後隻得喧鬧下去，當問題嚴重，暴力甚至準群眾革命都會發生！
而台灣的民主則是它已發展到一個“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的社會”（Fifty-to-Fifty Society）這樣的困境，任何問題都會被政治化，而後兩極對立，形同“民主內戰”，它做不出大事，改革不了任何體製，隻得一直自我消耗。今天台灣經濟不振，社會分裂，財政日窘，即是這種“民主內戰”的苦果。台灣正在消耗過去半世紀的成果，還會繼續消耗下去！
香港明報報道，人類曆史上，不斷的有各種集體性、暗藏價值支配性的名詞。在19世紀之前，最普遍的是“文明”這個詞，“文明”被用來和“野蠻”、“落後”做對照。有些國家是“文明”的，有些則是“野蠻”、“落後”的。這種對照建構出了價值和權力的秩序。
而從20世紀起，最重要的集體性名詞變成了“民主”，“民主”這個詞的內涵很難被說清楚，但透過選擇性的定義，它的確成了“民主——不民主”的價值支配秩序。最極端的，乃是“民主”甚至被當做武器來使用，成了國際社會強權政治的重要環節。
我們不能否認“民主”的各種內涵裏的確有許多值得肯定與應當追求的元素，但在思想的方法論裏，使用“文明”和“民主”之類的“集體性名詞（Collective Terms）”時，由於它內涵外延散漫，人們遂必須格外慎重，最後要將其拆開，將它變成涉及具體行為與規範的“個體性名詞”，始能具體分析與遵行。否則這種概念就隻是一種符號式的概念，或者純屬口號。
有關“民主”的問題，上個星期就有3起事情非常值得注意，依其嚴重的程度，分別為﹕
（一）最嚴重的乃是中亞吉爾吉斯的群眾暴亂。吉爾吉斯在2005年因“鬱金香革命”而民主化，一度號稱“中亞的瑞士”，但民主化之後，總統巴基耶夫濫權貪腐又無能，於是4月7日群眾暴亂。反對派組成臨時政府，而巴基耶夫逃回自己的地盤，拒絕下台。吉爾吉斯有內戰之虞。一般認為5年前的“鬱金香革命”乃是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之一，而這次暴亂則可能是俄羅斯扮演幕後推手，這意謂?發生在吉爾吉斯的事，雖然以“民主”為名，但其實卻根本與“民主”無涉，而隻是國際強權的博弈。美國以“民主”為名策動各種顏色革命，但取得政治控製權後，對新當權者的各種倒行逆施則都假裝沒看見。“民主”變成強權的工具後，其結局之悲哀由此可見。
（二）次嚴重的則是發生在泰國的紅衫軍暴亂。泰國自1932年君主立憲迄今，政治的基本規範，政黨及政客行為以及司法公信力等始終未曾穩固，因而國王及軍人仍扮演終極角色，群眾的民主認知和 紀 律 當然也闕如。2006年至今，黃衫軍的亂局結束之後又是紅衫軍，過去黃衫軍的亂局並不嚴重，但這次紅衫軍則嚴重多了，他們已會用榴彈攻擊總理府，會開槍射擊軍警的直升機。目前由於泰王已高齡82，這個終極的仲裁者已不再扮演角色，因而泰國的亂局即有失控擴大之虞。
（三）看起來比較不嚴重，但長期觀察卻頗值得憂慮的，乃是台灣的民主了。台灣的民主已經過了政權和平輪替，這是好現象。但台灣民主的規範化仍不嚴格，政黨惡鬥仍在持續。台灣不會出現吉爾吉斯及泰國式的武裝暴亂，但卻不斷上演政府無能、這個不敢那個也不敢的局麵。最通常的乃是政府對自己應當有的“管理者角色”的棄權。最近台灣在討論產業創意的輔導問題，由於在野黨主張降稅，經過一番糾纏後，執政黨不敢堅持，恐懼可能會失去選票，最後已可能在稅務上讓步。過去多年來，台灣政黨惡鬥到最後都以減稅為籌碼，台灣經濟不振，財政赤字日益嚴重。根據台灣自己的算法，目前政府債務已達台幣4.6兆，隱藏性債務則達台幣8.4兆，若根據國際算法，到2008年底，台灣債務已達台幣12.8兆，相當於台灣1年的GDP。台灣的民主沒有打殺暴力，而隻有無止境的喧鬧，以及公共事務上最後全都以公共財政為籌碼，公共債務達到GDP的百分之百，這已是相當危險的比例了。再過若幹年，台灣變成今天的希臘，也不令人奇怪！
因此，一個星期內，人們看到3種程度嚴重不一的民主樣本，已應警惕到，概念上的“民主”似乎是個好東西，但在“民主”的實踐上，它卻醜狀百出。前幾年，美國出現過“民主輸出論”。在國際政治上，它是“人道幹涉主義”的一環，隻要任何國家的生活、人權或政治表現被說成“失敗國家”，它都有可能被納入到顏色革命之列。但演變至今，人們其實早已知道，這種“民主輸出”乃是一種雙重標準的國際強權操作而已。它以“民主”為口號和手段來取得附庸政權，至於這種政權是否“民主”，則不在它理會的範圍之內。這也是我對“附庸式的民主”不能同意的原因。“民主”必須從每個社會自己長出來！
而由泰國，以及亞非拉，包括台灣在內，每個社會自己生長出“民主”的過程也都不一定順利。“民主”的實質內涵極多，它由最低限的人民權利與福祉的保障，到人民參與公共事務，到最後層次的政黨自由和政權輪替，都有太多“民主陷阱”。人民權利與福祉的保障最易，隻要民主能有媒體及表達自由，即可透過媒體監督，讓官民關係改善，使貪腐收斂。但進入參與這個層次，它的難度即告大增，最困難的是當人人皆可參與，那麽眾聲喧嘩，到底誰說了算？當我的參與未受到理會，我又將如何？民主與秩序的形成，乃是民主第一個大難關，泰國混亂未已，主因即在於它在民主與秩序的形成上出現障礙，當缺乏有效的體製權威與公信力，每個人都自認是受害人，當出現衝突最後就隻好各憑群眾實力和軍警實力來解決。黃衫軍完了又紅衫軍，大家都認為自己代表的正義不彰，誰又能做最後的仲裁者，民主要有“民主權威”，而“民主權威”不是任何個人，而是體製、法律與文化，泰國缺乏了“民主權威”，最後隻得喧鬧下去，當問題嚴重，暴力甚至準群眾革命都會發生！
而台灣的民主則是它已發展到一個“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的社會”（Fifty-to-Fifty Society）這樣的困境，任何問題都會被政治化，而後兩極對立，形同“民主內戰”，它做不出大事，改革不了任何體製，隻得一直自我消耗。今天台灣經濟不振，社會分裂，財政日窘，即是這種“民主內戰”的苦果。台灣正在消耗過去半世紀的成果，還會繼續消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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