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遠誌明牧師
劉同蘇弟兄質疑"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這句話。涉及這個命題有兩篇文章："上帝與民主"和"心靈的權力"，收在"失了大地、得了天空"一書中，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這裏，我隻能簡要提示一下。
"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這句話，有特定的內涵。那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底，參加華盛頓的國家早餐禱告會時。在那個會上，副總統奎爾講：世界曆史上的專製暴政，並非人類不幸、世界不寧的根本原因。專製暴政隻是一種現象，它有人類屬靈的根源，這就是：不承認人的有限性，不承認人人都有原罪。哪裏的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對人的信賴之上，而沒有超越於任何個人、政黨及其"主義"之上的信仰作為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礎，哪裏就難免滋生專製暴政。
我想到，這正是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製度最深刻的信仰淵源。為什麽不受製約的權力會導致腐敗？為什麽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人，為什麽竟是這樣的靠不住？不管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意識到與否，上帝的深刻啟示──人的原罪和道德、智能、生命之有限性靠人自己不能克服，這一點，早已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和各個角落。
美國國會牧師對我們說：上帝在人們心中，自由就無法剝奪。他引述美國>和>說，在我們看來，人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上帝賦予的，不是政府賦予的，所以政府無權剝奪；相反，當人的這些權利受到威脅時，人們可以起而反抗，改變政府。
對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專製的靈根；意識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則是民主的起源。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認罪悔改，竟有如此強烈的民主含義。
那時，我將基督教的政治文化影響概括為三方麵：
A.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學說，為社會契約、權力製衡和法製體係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維誘導和最終的理論根據。
B.上帝按照它的形象造人的說法，使人意識到自己的尊嚴、自由和平等，這種意識構成一個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礎。
C.上帝作為全能的主宰和絕對的正義，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權威。當人的良知直接與之溝通時，人就獲得了獨立評判人世間一切事情的勇氣、力量和準則。這時，人才具有超越性。
由此我聯想到中國。基督教強調人人平等地被創造，每個人可以直接與上帝相通，中國傳統文化則截然不同，它是一種等級有序的文化。君臣父子，上下有別，貴賤有分，長幼有序。
基督教強調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國文化恰恰相反，它對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堅信不疑，相信任何人隻要刻苦修煉，便可以成仁成聖成佛，甚至可以至義至善至能。
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為民主製度而鬥爭。迄今為止，我們把民主理念作為最高準則，似乎並不怎麽考慮民主理念的信仰源頭和根據，似乎更沒有考慮如何把這源頭和根據，而不僅僅是把民主的幾條原則，撒播根植在中國人的心靈中。
我們很多人還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和基督精神的一致性，甚至壓根就沒有注意到民主也是一種精神，是一種以信仰作基礎的深層文化結構。
假如中國人，首先是他們的先導者，沒有心靈的升華，沒有超越性的信仰，那麽，不管舉起什麽旗號，走上什麽道路，都結不出好果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在早餐會結束時發言說：“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
劉弟兄講到一些例外，我在"心靈的權力"一文中涉及到：
"有人指出兩個例外，一個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時代並非民主的，一個是日本等現代化國家並非基督教傳統的。
中世紀之黑暗，恰恰在於基督教背離了其信仰，人的罪性，首先是各級神職人員的私欲，阻擋在基督徒與上帝之間，實質是人以神的名義犯罪。於是便有劃時代的宗教改革，重建個人與神之間的私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使基督教複歸其超越性和屬天性，再現了心靈的權力。無須諱言，今天西方的基督教雖然沒有了政治化的危險，卻依然麵臨著世俗化的大敵。
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是民主或亞民主的社會，不錯，並無基督教傳統。然而，它們無一不是在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曆史上先後出現的基督教大本營的強烈作用下，移植了基督教土壤上生出來的製度和文化果實。
日本是二戰後在美國的刺刀下，無條件地接受經濟、政治和教育結構全盤改造的。當年麥克阿瑟將軍曾請求派五千個傳教士去日本，未能遂願。於是，日本有了基督教文明之果，卻沒有那生命之根。這大概正是今天日本產品大受青睞、日本人心卻不受歡迎的原因吧。
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自不待言。韓國受美國的左右亦有目共睹。今日韓國的基督徒占人口近一半，有全世界最大的教會，現任總統金泳三是忠莧教會的長老。
國民黨從孫中山，經蔣介石、蔣經國，到李登輝，都是基督徒。不管大陸人對蔣介石有多少非議，他死時的確是一本聖經相伴同葬。據說台灣現總統李登輝曾有意於傳道人。
這些"例外國家"與基督教和基督教大國的特殊關係，難道隻是偶然嗎？
基督教訴諸心靈，那心靈有大光來自天上，悄悄灑向人間，播下自由與民主"。
當然，現代意義上的民主，隻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事，所以對古希臘城邦和以色列的曆史，就不好多說了。但有一點應當清楚，那就是：以色列人並非一直持守對上帝的信仰，從>、>的記載，到大小>的批判，一直到耶穌基督的遭遇，都是明證。
最後必須指出，當我展示上帝與民主的必然聯係時，同時也強調了這種聯係的間接性、深層性，即：基督教影響到民主，是通過"基督教信仰──人的心靈──基督徒的生命──基督教文化──民間社會──民主政治"這樣一條通路發生的，是在最深遠的淵源上說的。離開了這個特定的意義，忽略了從信仰到政治的一係列中間環節，隻是表麵地、孤立地去理解"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這句話，自然是很令人擔心的。我反對政教合一，也反對以基督教的名義從事政治鬥爭。我堅信上帝在悠悠深處、冥冥之中掌管一切。人類的一切獲益和祝福都在它那看不見的巨手之下。"心靈的權力"中有這樣一段話：
"當然，你可以從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權力等層麵，分析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曆史功能。但我說的是，它的一切功能都是由基督徒的信仰構成不可改變之基因，由基督徒的心靈發出不可阻止之力量，由基督徒的生命活出不可模仿之樣式。很明顯，沒有基督徒，就沒有基督教文明及其全部影響。
有人看到了西方文化，卻看不到它的內核──基督教文明。有人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卻看不見它的身體──基督教；有人看到了基督教，卻看不見它的生命──基督徒；有人看到了基督徒，卻看不見他們的主人──上帝"。
讓我們一起專心地仰望全能的父，以便放心地把凱撒的物歸給凱撒。因為凱撒終究不在上帝之外。
寫於1994年11月，原載《使者》雜誌
劉同蘇弟兄質疑"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這句話。涉及這個命題有兩篇文章："上帝與民主"和"心靈的權力"，收在"失了大地、得了天空"一書中，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這裏，我隻能簡要提示一下。
"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這句話，有特定的內涵。那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底，參加華盛頓的國家早餐禱告會時。在那個會上，副總統奎爾講：世界曆史上的專製暴政，並非人類不幸、世界不寧的根本原因。專製暴政隻是一種現象，它有人類屬靈的根源，這就是：不承認人的有限性，不承認人人都有原罪。哪裏的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對人的信賴之上，而沒有超越於任何個人、政黨及其"主義"之上的信仰作為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礎，哪裏就難免滋生專製暴政。
我想到，這正是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製度最深刻的信仰淵源。為什麽不受製約的權力會導致腐敗？為什麽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人，為什麽竟是這樣的靠不住？不管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意識到與否，上帝的深刻啟示──人的原罪和道德、智能、生命之有限性靠人自己不能克服，這一點，早已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和各個角落。
美國國會牧師對我們說：上帝在人們心中，自由就無法剝奪。他引述美國>和>說，在我們看來，人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上帝賦予的，不是政府賦予的，所以政府無權剝奪；相反，當人的這些權利受到威脅時，人們可以起而反抗，改變政府。
對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專製的靈根；意識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則是民主的起源。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認罪悔改，竟有如此強烈的民主含義。
那時，我將基督教的政治文化影響概括為三方麵：
A.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學說，為社會契約、權力製衡和法製體係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維誘導和最終的理論根據。
B.上帝按照它的形象造人的說法，使人意識到自己的尊嚴、自由和平等，這種意識構成一個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礎。
C.上帝作為全能的主宰和絕對的正義，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權威。當人的良知直接與之溝通時，人就獲得了獨立評判人世間一切事情的勇氣、力量和準則。這時，人才具有超越性。
由此我聯想到中國。基督教強調人人平等地被創造，每個人可以直接與上帝相通，中國傳統文化則截然不同，它是一種等級有序的文化。君臣父子，上下有別，貴賤有分，長幼有序。
基督教強調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國文化恰恰相反，它對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堅信不疑，相信任何人隻要刻苦修煉，便可以成仁成聖成佛，甚至可以至義至善至能。
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為民主製度而鬥爭。迄今為止，我們把民主理念作為最高準則，似乎並不怎麽考慮民主理念的信仰源頭和根據，似乎更沒有考慮如何把這源頭和根據，而不僅僅是把民主的幾條原則，撒播根植在中國人的心靈中。
我們很多人還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和基督精神的一致性，甚至壓根就沒有注意到民主也是一種精神，是一種以信仰作基礎的深層文化結構。
假如中國人，首先是他們的先導者，沒有心靈的升華，沒有超越性的信仰，那麽，不管舉起什麽旗號，走上什麽道路，都結不出好果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在早餐會結束時發言說：“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
劉弟兄講到一些例外，我在"心靈的權力"一文中涉及到：
"有人指出兩個例外，一個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時代並非民主的，一個是日本等現代化國家並非基督教傳統的。
中世紀之黑暗，恰恰在於基督教背離了其信仰，人的罪性，首先是各級神職人員的私欲，阻擋在基督徒與上帝之間，實質是人以神的名義犯罪。於是便有劃時代的宗教改革，重建個人與神之間的私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使基督教複歸其超越性和屬天性，再現了心靈的權力。無須諱言，今天西方的基督教雖然沒有了政治化的危險，卻依然麵臨著世俗化的大敵。
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是民主或亞民主的社會，不錯，並無基督教傳統。然而，它們無一不是在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曆史上先後出現的基督教大本營的強烈作用下，移植了基督教土壤上生出來的製度和文化果實。
日本是二戰後在美國的刺刀下，無條件地接受經濟、政治和教育結構全盤改造的。當年麥克阿瑟將軍曾請求派五千個傳教士去日本，未能遂願。於是，日本有了基督教文明之果，卻沒有那生命之根。這大概正是今天日本產品大受青睞、日本人心卻不受歡迎的原因吧。
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自不待言。韓國受美國的左右亦有目共睹。今日韓國的基督徒占人口近一半，有全世界最大的教會，現任總統金泳三是忠莧教會的長老。
國民黨從孫中山，經蔣介石、蔣經國，到李登輝，都是基督徒。不管大陸人對蔣介石有多少非議，他死時的確是一本聖經相伴同葬。據說台灣現總統李登輝曾有意於傳道人。
這些"例外國家"與基督教和基督教大國的特殊關係，難道隻是偶然嗎？
基督教訴諸心靈，那心靈有大光來自天上，悄悄灑向人間，播下自由與民主"。
當然，現代意義上的民主，隻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事，所以對古希臘城邦和以色列的曆史，就不好多說了。但有一點應當清楚，那就是：以色列人並非一直持守對上帝的信仰，從>、>的記載，到大小>的批判，一直到耶穌基督的遭遇，都是明證。
最後必須指出，當我展示上帝與民主的必然聯係時，同時也強調了這種聯係的間接性、深層性，即：基督教影響到民主，是通過"基督教信仰──人的心靈──基督徒的生命──基督教文化──民間社會──民主政治"這樣一條通路發生的，是在最深遠的淵源上說的。離開了這個特定的意義，忽略了從信仰到政治的一係列中間環節，隻是表麵地、孤立地去理解"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這句話，自然是很令人擔心的。我反對政教合一，也反對以基督教的名義從事政治鬥爭。我堅信上帝在悠悠深處、冥冥之中掌管一切。人類的一切獲益和祝福都在它那看不見的巨手之下。"心靈的權力"中有這樣一段話：
"當然，你可以從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權力等層麵，分析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曆史功能。但我說的是，它的一切功能都是由基督徒的信仰構成不可改變之基因，由基督徒的心靈發出不可阻止之力量，由基督徒的生命活出不可模仿之樣式。很明顯，沒有基督徒，就沒有基督教文明及其全部影響。
有人看到了西方文化，卻看不到它的內核──基督教文明。有人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卻看不見它的身體──基督教；有人看到了基督教，卻看不見它的生命──基督徒；有人看到了基督徒，卻看不見他們的主人──上帝"。
讓我們一起專心地仰望全能的父，以便放心地把凱撒的物歸給凱撒。因為凱撒終究不在上帝之外。
寫於1994年11月，原載《使者》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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