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轉型中國的節點
自2004年以來，用工荒成為每年開春媒體的例牌報道內容。而今年的情勢，似乎又顯得格外嚴重，珠三角缺工的人數已從當年的15萬激增到了200萬，缺工的種類從技工蔓延到普工，缺工的區域也深入到了內地甚至邊遠的省份。對於長期生活在“中國最不缺的就是人”這類話語體係下的中國民眾而言，這幅圖景是如此的不可思議和難以接受。
但細想一下：一群人，每天匆匆穿梭於自己親手建造的城市，卻從來無緣與城市乃至企業的相應福利親近；生活在城鄉二元的剪刀差之下，卻遭受著同命不同價、同工不同權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隻是他們低廉的價格，而他們所需要的養老、住房、子女教育、醫療、就業權利，卻不過隻是無根浮萍。對他們來說，這樣的城市生活幾無意義。
這種數十年不變的景況，和80後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環境和尊嚴的要求迎頭相撞，再加上“人口紅利”走過峰值導致的青壯年勞動力的減少，國家在技工教育上長期的不重視和投入不足，讀技校低人一等的社會心理，全國範圍區域規劃的相繼出台帶來的新一輪投資衝動，勞動密集型企業向內陸的轉移，甚至汶川地震後大規模的重建……遂釀成了愈演愈烈、且會在未來長期存在的用工荒。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就業問題並沒有因為用工荒的出現而得到解決。大學生“就業難”，是“用工荒”時代一道令人尷尬的風景。
乍一看，用工荒現象似乎隻是微觀經濟中的小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加工資就是了，但在現實中，有能力大手筆加工資的企業卻並不多見。雖然用工荒在一時之間不會動搖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但可能的產業空心化的隱憂卻並非空穴來風。如果我們的企業躺在原有的優勢上睡大覺，那麽失敗可能會來得很快。要想繼續生存下來，企業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培養企業向上提升的內在動力，而員工的工作意願、能力和忠誠度，自然是其中的應有之義。中國工廠到了必須重視員工的時候了。
因此，用工荒的出現是一個節點，它昭示著人口紅利時代的結束，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由廉價勞動力支撐的中國式經濟奇跡的結束，使得多年來難有突破的社會改革，有了破冰的最大可能。但是，並不必然意味著城鄉二元結構的迅速打破和一個嶄新的“以人為本” 時代的到來。如果沒有一係列製度和規則的保障，無論是“以人為本”還是“人民的幸福和尊嚴”，都可能淪為一句空話。
在實現這些目標的漫長道路上，我們需要改革分配製度，讓經濟社會發展的陽光普照全體人民；需要創造條件，對權力進行有效的限製和監督，改變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不合理現象；需要政府從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改變成保護每個人的利益，保護每個人的人權……隻有這樣，用工荒才真會成為劉永好先生所謂的“大好事”。到那時，全社會引頸呼喚的那個“以人為本”的時代，才有了實現的可能。
用工荒，在“人口紅利”枯竭之外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顯示，2009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達到72.35%的峰值，此後轉而下降，2030年以後可下降到67.42%，相當於20世紀 90年代初期水平。於是，2009年被看成一個轉折點，隨之爆發的大麵積用工荒似乎成了最好的注腳，“人口紅利”麵臨枯竭的聲音不斷湧現。
“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較低，可以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人口條件。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離不開“人口紅利”的因素，極低的勞動力成本使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迅速崛起。有專家分析認為， “人口紅利”對中國人均GDP增長的貢獻超過1/4。
中國勞動力供給正由“無限供給”變為“有限剩餘”，很多人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從2004年起，就有無數預言，認為未來“民工荒”將會經常出現，而且日趨嚴重。但實際上，人口紅利隻是走過了峰值，遠遠沒有到枯竭的時候，而不管是民工荒，還是用工荒，也並不僅僅是人口紅利變薄那麽簡單。
人口紅利沒有結束
2009年是人口紅利的最高峰，也就是說，從2004年到2009年期間，人口紅利實際上是增加的。人口紅利達最高獲利點後，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新增數量下降，但是整個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仍會增加。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告訴記者，中國的撫養比從1990年開始低於50%，隻要撫養比低於這個點，就仍然還有人口紅利。他表示，現在勞動力並不短缺，不過是從“無限供給”變成了“有限供給”，但這有限單從數量上說也足夠使用。現在中國勞動力數量接近9億，比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總和還要多，在總量上並不缺，隻是結構上有些短缺，年輕的勞動力會少一點，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少了。即使去年達到峰值之後會開始回落，這個過程也是緩慢平滑的，而不會驟然導致今春突然噴湧而出的“招工難”。那麽，到底是什麽導致了中國從2004年就開始出現一波波的“用工難”？
原因有很多種，通常的比如中國近年大力發展新農村，使很多農民不願意出來打工了，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推進，很多人可以在當地城鎮找到不錯的工作，不用千裏迢迢到珠三角了，還有就是新一代農民已經不像父輩那樣吃苦耐勞，對工作比較挑剔。這些原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勞動力流動減少，但不致於造成如此大麵積的“用工荒”。翟振武認為，民工荒主要還是工資低，有限供給的勞動力也是足夠的，不同的隻是原來不管多低的價格都能招到人，而現在需要合理的價格。隻要企業提高用工價格，目前勞動力還是相當於無限的。他說：“廣東缺農民工，但北京沒有缺過，北京流動人口去年達到800萬，2004年還不到400萬，政府一直在極力想控製人口規模。據我了解，北京的待遇比珠三角好很多。最近幾年新農村建設，農民在周圍就能找到工作，收入不比廣東差，但生活成本少很多。現在已經不是貧困年代了，不存在溫飽問題，所以對工作會比較挑。要是珠三角大幅度提高工資，相信還會集中很多人。”
據測算，勞動力絕對值預計到2017年才會達到峰值，屆時會到10.01億人。也就是說， 2010年到2017年不僅仍是人口紅利的獲利期，而且尚有較多的“人口紅利”可以分享。其後呈下降趨勢，2030年可減至9.89億，2050年可減至 8.62億，相當於本世紀初的水平，而本世紀初中國經濟發展還很迅速，人口紅利的多寡並沒有成為關注的對象。
“用工荒”的轉型預警
既然人口紅利變薄不是“用工荒”出現的主要原因，那麽深層的原因到底是什麽呢？
綜觀中國30多年的改革路程，中國先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蓬勃發展，到本世紀，因為資金流動性充裕，資本密集型企業迅速崛起，但技術密集型企業卻沒有像前兩者一樣有大的發展。而一國的經濟發展，往往要順次走過勞動力推動、資本推動、創新推動等幾個階段，創新推動和技術發展密不可分。各國的經濟發展在走到一定的階段都會麵臨這個問題，日本、韓國等都曾有過類似的境況，在發展到一定階段，走上了提高技術含量轉變發展方式的道路。一些拉美國家則沒有跨過這一道坎，所以在崛起的中途停滯。
直到現在，二三十年前發展起來的“兩來一補”的作坊式企業還大量存在，號稱“世界工廠”的中國更多的是在產業鏈低端為人作嫁，自有品牌的知名產品和中國經濟總量完全不成比例。當時很多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引進的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國內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更是盈利水平低下，如果不剝削廉價勞動力的人工成本，則毫無利潤可言。在這次的金融危機中，這類盈利水平較低的企業大批倒閉，而“用工荒”也迫使企業不得不提高用工價格。這些外力都在逼著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從這種意義上，“用工荒”對中國經濟轉型是一個預警，對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是一次機遇。
2004年出現“民工荒”，對中國經濟已經是一次預警，隻是當時外部環境尚好，中國經濟也還沒有發展到不轉型將難以為繼的程度。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2009年成為進入新世紀後最為困難的一年，大批企業倒閉，轉型成為很多人掛在嘴邊的話。但當中國經濟開始複蘇，一些企業在奄奄一息中撐過了最困難的時候，終於重新得到訂單，卻再次將轉型拋到腦後。
“用工荒”則再次給這些企業敲響了警鍾。對於企業而言，麵對“用工荒”必須提高工人工資才能招到人，為了保證利潤，勞動力成本提高了，企業唯一的選擇隻能是增加產品附加值，或者增加機械操作，減少用工人數，兩者都逼迫企業技術升級，這必將逐步推動中國製造業的產業升級。從長遠看，“用工荒”的出現對企業、對區域經濟未必是件壞事。對宏觀經濟來說則更是意義重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成功轉型已成為中國經濟麵臨的最重要課題。
用工荒的大麵積出現，不僅說明了人口紅利時代麵臨終結，更昭示著中國粗放型經濟時代的徹底終結。中國經濟轉型已經提了很多年，從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轉變已經成了寫在課本上學生耳熟能詳的口號，但這麽多年，也幾乎僅僅止於口號。金融危機、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經濟自身發展的規律等等，所有這些，都已經在逼迫中國經濟轉型。大麵積地持續經年的“用工荒”，則可能奏響了舊經濟時代最後的休止符。
不要挽救倒閉的企業
在2009年全國“兩會” 的時候，一場討論引發無數關注，那就是一些代表委員建議，2008年1月1日才正式實施的新的《勞動合同法》暫停實施，或者幹脆廢除。這些代表委員的出發點無疑是好的，因為當時大批企業倒閉，中國經濟陷入低穀，新的《勞動合同法》因為很注重保護勞動者利益，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當經濟岌岌可危，這點增加的成本可能壓得一個企業倒閉。這也是中國的傳統思維，穩定壓倒一切。但這樣做的可能後果，卻是維護了大批技術落後、高耗能、高汙染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市場選擇中，這些企業應該倒掉，經濟才能良性發展。
現在，中國雖然已經走過了經濟的最低穀，但史無前例的“用工荒”同樣引起了一些人的擔心，“用工荒”和新的《勞動合同法》一樣，會導致企業的用工成本增加。這時候，政府的政策導向很關鍵，政府要做的是引導變革向正確的方向進行，而不是延遲變革的時間，很多導向正確的製度要能堅持到底，不變相放鬆。對企業來說，主動改變比大量被動倒閉好得多。一些因產能技術落後而岌岌可危的企業政府不要救，振蕩是必然的，隻要過程不太過於猛烈，政府都不要在這方麵伸援手。翟振武說，廣東提出騰籠換鳥，即讓低端的小企業倒掉，用高附加值的企業取而代之，是很高明的。
翟振武認為，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前不注重勞動生產率，隻過分注重GDP總量。過去中國的GDP總量靠的是人海戰術。對於最能顯示勞動生產率的人均 GDP，過去的統計方法幾類作假，算經濟總量的時候，包括外來人口，算人均GDP的時候，卻按戶籍人口來除。翟振武告訴記者，這樣的統計方法已經從去年開始改了，統計局現在要求按常住人口來統計。統計方法改變之後，人均GDP自然會大幅下降。如果要提高人均GDP，應該大力發展汽車行業、大飛機行業、現代加工製造業等等高附加值行業。政府要做的是給這些行業的發展提供充分的空間。
技工院校能解“用工荒”？
“我認為中國不存在‘用工荒’，”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以下簡稱人社廳)政策研究處科長範粟說，“起碼在山東省是這樣的。我們的勞動力總體還是供大於求的，所謂‘用工荒’，可能隻是一段時間的企業招工難。”
2010 年初，山東一家權威機構對本省用工情況做了調研，調研報告稱：從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山東人力資源市場總體呈現供求兩旺的態勢，但供求錯位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企業缺工問題逐步顯現，主要發生在東部沿海加工製造業聚集地區。在青島、東營、煙台、威海、日照五個沿海城市，有50%的企業招工不足，而從當地人力資源市場登記的供求情況來看，截至去年第四季度，五市人力資源市場求人倍率(即招聘職位與求職人數之比)為1.18，五市缺工人數共計22.26萬人。
從勞工方麵來看，農村富餘勞動力確實在逐年減少。山東省從2001年以來，每年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100萬人以上，但年均以15%的速度減少，這部分勞動力中有超過80%是40歲以上的人員。同時，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生育率普降，新增勞動力供給下降的效應已經在人力資源市場上顯現。根據山東統計年鑒顯示，該省1990~1994年的出生率分別為18.21‰、15.40‰、11.43‰、 10.49‰、9.69‰，新增勞動力逐步減少的趨勢顯而易見。
此外，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山東省的農民工流動，近年來出現了新的趨勢，80後及90後成為農民外出打工的主力。他們不願再像父兄那樣，僅僅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純粹靠出賣體力來賺錢。但要想在城市找到滿意的工作，這些年輕的農民工必得有一技之長，能夠與用人單位討價還價，並能夠在適合自己的崗位上不斷成長，除了上大學之外，職業院校和技工院校成為他們走向城市的跳板。
技工院校沒有“就業難”
上述山東省那份調研報告認為：從用人單位對求職人員的技術要求看，對技術等級有明確要求的占需求總量的43.51%，但求職人員的技術等級構成卻是：無技術等級或職稱人員占了總數的58.87%。從供求對比來看，具有技術等級或職稱人員明顯供不應求，求人倍率均大於1，且技術等級越高，求人倍率越大。對技師和高級專業技術職務求人倍率均達2.27，明顯高於其他各技術等級及職稱人員。
這是一個大趨勢：中國勞工正在從一個主要出賣體力的群體，向對高技能工人大量需求的途徑轉變；中老年農民工日益讓位給80後、90後農民工，但中國社會顯然還沒做好這樣的準備。
2009年6月，濟南市城肥清運管理二處招聘了5名大學生掏糞工，此前，記者還在武漢洗腳房裏見到過在此就業的武大畢業生。濟南一名老掏糞工欣喜地說，昔日有的家長教育孩子：“小時候不好好讀書，長大了讓你去當挑糞工！”而現在呢，“我們要的都是大學生了。你不好好讀書，還當不上掏糞工呢！”央視主持人朱軍評論說：“大學生從事掏糞工作的意義體現在可能會改變中國的掏糞現狀，因為，無論是在思維，還是掏糞工具的使用上，大學生都具備優勢，從而將使中國擺脫傳統意義上的掏糞。”
山東省人社廳職業能力建設處副處長李啟國認為，朱軍的發言源自於他不了解實際情況。在使用和改進挑糞工具方麵，大學生不如一個受過培訓的技校生，甚至不如農民工。“一個大學生學4年本科，每年花幾千元學費，畢業後來掏糞、洗腳，專業不對口呀，不如我們技工院校，培訓3個月就可以了。當然勞動都光榮，但技術層麵的掏糞工、洗腳工的培養，應該由職業院校承擔，國家培養的本科生、專科生等人才，應去到能發揮他們作用的地方。”
職業能力建設處是山東省人社廳負責本省技工院校管理的部門。李啟國副處長介紹說：技工院校在解放初年就有了，現在全國技工院校規模最大、培養人才最多的，第一名是廣東，第二名是山東。山東現有技工學院近200所，2008年達到招生16.7萬人的峰值，在校生43萬人左右。
山東省技工院校畢業生每年的就業率，連續8年在95%以上，而普通高等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在70%~80%之間徘徊。李啟國副處長說：“我們開設的很多專業，與國家產業政策密切配合。比如動漫、3D專業，對很多企業量身定做，畢業後就走人，還有企業拿著錢來買學生的。我們對技工院校的管理很嚴格，院校招生連續兩年達不到一定規模，說明你的課程設置社會不需要，就壓縮你的招生規模，甚至取消相關專業。但傳統的電氣焊工，因為學費低，耗材多，是收不抵支，但我們也要保留，因為國家隨時需要他們。山東有好幾個院校的學生畢業後，直接被韓國訂走了，因為韓國搞造船，需要大量焊工，還有的被廣東企業收走了。”
李啟國副處長說：“從去年開始，山東不少技工院校，都有大學生來回爐，他們所學的知識、技能與社會需求掛不了鉤，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山東技師學校就有幾十個大學生主動要求來學習，學校根據他們的職業取向，安排了新的專業。”
有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專業技術人才缺口達1746萬~2665萬人，這意味著大量企業技術崗位無人問津。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2009年國家公務員報名通過審核的人數創紀錄地超過了105萬人，各職位平均競爭比例為78比1。山東一位研究技工教育的專家說：“政府不應該強迫規定學生的學業取向，讓學生都上本科，應該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意願、特長來求學，正確規劃他的職業生涯。技工院校的學生畢業，自個兒就找到工作了，不需要政府拿出錢來，舉辦那些供需見麵會、洽談會、招聘會。職業技能教育如何在國民教育中占到應有的比重？沒有人才，國家以什麽方式興旺？”
職校與技校：教育部與人社部的博弈
兩年前，小高從濰坊一家高職院校畢業。他學的是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全班40名同學，大約2/3選擇了專升本，因為這個專業的畢業生求職時要想得到青睞，起碼要有一紙本科文憑。其實，小高報考高職院校的目的，就是將它作為一個跳板，以便能讀到本科，他的多數同學亦抱持同樣的想法，隻有1/3左右的同學畢業後立即就業，他們大多成為計算機市場的銷售人員，因為專科院校說起來似乎比本科要“專”，但他們求學3年，卻沒學到多少東西。
專科院校裏的老師，多為本科院校畢業生，隻有一兩位聘請來的副教授。學生雖然可以上機，但沒有做項目的機會，上機時，老師將學生領到機房就不管了。老師一走，學生們就玩遊戲。但小高還是幸運的，起碼他們能上機。本校那些學工程機械的學生，在學校沒見過一台挖掘機。到小高臨畢業時，學校才開設了一間車間，擺放了兩三台機床。
但這所院校卻不愁生源，在校生長年保持2萬多人，因為它有高達60%~70%的“專升本率”，對於學校來說，專升本率高，就用不著強調就業率了，因此鼓勵學生們追求文憑，一心一意專升本。
外行人容易將職業院校與技工院校混為一談。但兩者有著製度層級的區別。職業學院歸教育部管，技工院校歸人社部管。周濟任教育部長後，把各地的職業中專、職高等歸攏到一起，雖然名字換了，但機製並沒換，仍以學曆教育為主。周濟還搞了“高等職業教育”，簡稱“高職”，學生畢業有大專文憑，並可接著報考本科，繼續“深造”。有的學校原來是中專，後來改專科，專科又改本科，雖然教育部有文件不讓升格，但很多地方的學校照樣升。
目前，地方政府的人、財、物等資源普遍向學曆教育傾斜，投入技工教育的很少。技工院校自主招生，因為教育部不允許它們全國招生，不讓進教育部的招生平台。教育部門在計算升學率時，技工院校培養的人是不算在內的。各地教育主管部門每年都要下計劃，考生必須報考教育部規定的那些院校，讓學生自動分流到高校及高職院校，用政策形成一堵牆。因為技工院校招生沒有代碼，在教育部查詢不到。
兩年前，山東某個層次較高的技工學校，有美國公司願與之合作，由美方投資500萬美元，進設備，培訓學生，將來到國外就業。但美方到中國教育部谘詢，教育部說沒這所學校，美國人以為它是黑校，合作的事就泡湯了。
前述那位研究技工院校的專家說：“政府一定要加強對技工教育的重視，能與教育口的院校享受同等國民待遇就可以了。現在國家把優惠政策給他們了，卻培養不出人才。因為他們還是學曆教育，什麽文秘、財會，不突出技能。這是教學大綱有問題，教育體製有問題，職業院校拚命擴大招生，增加專業，不然就生存不了。如果政策是一視同仁的，它競爭不過我們。我們把車間放到技工學校裏麵。社會上企業上有什麽設備，有什麽需求，我們就培養什麽人才。”
2009年12月，胡錦濤總書記到廣東珠海的技工院校視察，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國家領導人到技術院校視察。胡總書記說：“現在我國技術工人特別是高級技工非常匱乏。希望同學們刻苦學習文化科學知識，潛心鑽研專業技能，努力成為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沒有一流的技工，就沒有一流的產品。”
李啟國副處長認為：“政府不重視技工教育的問題是全國性的，胡總書記到珠海技工院校視察很有意義。現在各級政府的導向，也有點轉變的苗頭了。但宣傳還不到位。你的孩子，你肯定想讓他上大學，如果上技工院校，別人會想這孩子學習是不是差點兒？我們能否借鑒歐美、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把更多教育資源放在技工院校？每個國家培養的高端人才都是少數，國家的教育導向應往技工教育方麵轉變。我們也在極力爭取。”
技工院校的問題
2010年3月17日，山東藍翔高級技工學校，舉行了一個“歡迎新疆阿勒泰地區學生入校儀式”。帶隊前來的新疆阿勒泰地委副書記楊雅芳在儀式上介紹說：阿勒泰地區資源豐富，發展潛力大，國內一批大企業願意來投資，未來5年這裏需要用工10萬人，但他們極缺水利、電力、礦產開發領域的高技能人才，當地技工教育的水平又有限，無法在當地培訓。於是，阿勒泰地委和行署決定，在全國有影響力的職業院校進行考察，選擇合作辦學學校，為當地培養人才。
從今年3月份起，藍翔技校將分批接受阿勒泰地區學生200人，對他們進行汽修、數控等專業的職業技術培養。同時，山東冶金技術學院、三峽電力職業學院等高職、技工院校也接受了來自阿勒泰地區的學員。
藍翔技校成立於1984年，當時社會力量辦學剛開始，校長榮蘭祥與濟南市57中校辦工廠合作，在保華街租了一個居民小院，搞摩托車維修培訓班，此後規模越來越大，目前是山東最大的民辦技工學校之一。據校教研室主任曹金棟說：“藍翔創辦26年，培養了30多萬人，相當於一座小城市的人口。現在藍翔在校生2.5萬人，短期培訓能力為3萬人/年，主要培訓中高級技工，滾動招生。”
藍翔技校負責學生就業安置工作的副校長王繼中介紹說：藍翔畢業生的就業率(加上自謀職業者)，高達98%，有的畢業生甚至有廠家預訂。
曹金棟說：“來藍翔學習的孩子，好多都是初、高中時成績就不好，不願上文化課，聽不進理論。我們教學的指導思想，不是讓他研究車床，而是怎樣使用車床加工產品，把工廠搬到學校，把理論知識放在案例中講。大學生、職教生畢業後要找單位實習，我們的學生一切實習都可在校內完成。比如機械加工專業，我們與中國重汽、濟南機床二廠訂有協議，讓老師帶學生給他們加工配件，在校期間看圖施工，學生畢業後到了單位就能使用。”
曹金棟多次強調： “我們主要在設備上下功夫，沒有充足的設備，保證不了學習質量。在國內技工學校內，我們的設備首屈一指。”他帶記者去觀看校內的汽車大廳，幾萬平方米的大廳裏，陳列了50多部新車，有奔馳、寶馬、豐田巡洋艦等名車，曹說這些車都是2005年購進的，一輛豐田巡洋艦就值幾十萬元。但藍翔有多名學生稱，這些車都是擺設，平時不讓學生動。
藍翔計算機專業因一次性購置計算機1135台，還獲頒了吉尼斯世界紀錄證書。但記者參觀這間巨型機房時，看到裏麵隻有20多名學生在上機。知情者說，因為藍翔是以汽修、電氣焊等專業出名，計算機專業非其所長，對學生的吸引力不大。
記者發現，目前技工院校普遍存在的問題，一是課程設置單一，國家規定實行就業準入的66個職業，很多需求滿足不了。像藍翔這樣規模較大的技校，也隻有8個專業。有的學校課程設置過於傾向第三產業，而嚴重忽視第二產業的大量需求。
二是管理混亂，特別是民辦技工院校。山東省共有民辦技工院校1500 所，虛假廣告、惡意競爭、欺騙招生、隨意增加收費、學校師資力量弱、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等現象比比皆是。李啟國副處長說：“我們對民辦技校是粗放式管理，要求他們遵紀守法就可以了。”實際上，由於監督薄弱，這些技校即使有違法行為，有關部門也難以察覺、查處，甚至還有鬧出人命案後不了了之的。
三是多數技工院校教材陳舊落後，教學方法呆板，實習設備不足或老化，教學思想是從師資出發，而不是從社會需求出發，偏重理論，缺乏應用性，培養的人才難以與社會和企業相吻合。
四是很多技校采用“校內理論校外實習”的模式，因學校傳授的知識與工廠崗位技能脫節，並且企業一般實行績效管理製度，學生得不到頂崗實習的機會，難以保證實習時間和質量，有的學生隨便找個單位蓋個章，就算完成了實習。
技工院校從事的是技能教育，80%左右的生源是農村青年，它為國家培養初、中、高級技能人才，在解決“用工荒”、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承擔調整經濟結構轉變方麵的作用不可或缺。政府盡快理順技工教育的管理體製，加大技工教育經費投入，強化師資隊伍建設等，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破解“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的悖論
新春伊始，各地頻現“用工荒”，不僅珠三角、長三角缺工，連四川、重慶、安徽等傳統的勞務輸出地也頻頻告急，而且從技工蔓延到普工。與此同時，人保部門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為630萬人，比2009年的611萬多19萬人，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一邊是“就業難”，一邊卻是“用工荒”，這看似矛盾的兩麵糾結在一起，恰恰反映了我國經濟結構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就業的結構性矛盾
目前，就業市場之所以出現“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的局麵，根本原因是就業市場供需之間的結構性不平衡。這幾年，大家都在談論新生代農民工，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首提這一概念。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不久前發布的“新生代中國青年農民工研究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了農民工總數的60%，他們更傾向於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希望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在就業上，他們和老一代農民工最大的不同是，工資已經不是他們找工作的唯一考量因素，他們更在意工作環境、是否開心和個人價值的實現，工廠化、大規模、流水線式的枯燥工作環境，已經難以讓他們滿意。
事實上，這些特征不僅存在於新生代農民工身上，也是“80後”計劃生育一代的整體特征。而對這一代大學生而言，他們比農民工的選擇餘地更大。大學生就業難的情況這幾年越來越突出，但即便如此，大學生們寧願失業，也不會到東莞大朗的毛紡廠做一般工人，因為他們需要的是工作環境好、能展示才能的白領工作崗位。
這是勞動力市場需求方麵的情況。而在供給方麵，以往的就業結構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工廠還是原來的樣子，工作環境一成不變，工作崗位大多還是藍領的工作，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從歐美、日本的情況看，當第二產業不能提供足夠多的體麵工作機會時，很多人會進入第三產業就業。和一般人的理解不同的是，第三產業除了餐飲、旅店、商業等傳統領域外，也包括金融、保險、教育、政府部門等廣闊的領域，它提供的是更為個性化的服務，工作環境和社會評價比較高。而從我國的大環境看，第三產業還很不發達，因此還不能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部門。
另外，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以前即便在城市，學生一畢業就要馬上工作，不管工資多少，重要的是能夠補貼家用。現在不同了，有媒體報道年輕人“啃老”，這種現象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有“老”可“啃”，不工作也沒有生存壓力，因此可以等到有滿意的工作為止。
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就業需求和供給上的不適應。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大學生，他們需要的工作社會不能提供，於是出現了“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的尷尬現象，這反映了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不適應勞動力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就業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年輕人對工作崗位的挑揀，不是某些人所謂的“挑剔”、“眼高手低”，而是人的解放，人不再單一地隻受經濟因素的驅動，而更看重個人感受、發展前景等精神因素，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產業升級主要是企業的事
盡管用工荒提高了農民工的議價能力，提高了他們的工資和待遇，但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這是因為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不支持農民工工資的大幅提高。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個產業的競爭力就在於低工資和低成本。一個售價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加工它的中國企業隻得到了0.35美元；一雙售價100美元的耐克鞋，中國企業的加工費隻有5美元。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工資從1000元提高到1100元還可承受，如果到1500元，企業可能就要關門。高工資必定伴隨高失業，所以工資水平不是越高越好。
這就有一個產業升級的問題。珠三角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開始於1980年代初，已經有了30年的曆史，而長三角則普遍比珠三角晚了10年左右，珠三角產業升級的壓力因此更大。這幾年來，珠三角的產業升級一直在做。這裏有必要先澄清兩個概念：首先，很多人認為產業升級就是中國放棄玩具、鞋子這類附加值低的產業，轉做高科技和第三產業。這種理解是不對的。不能籠統地說玩具和鞋子就是低附加值的，關鍵要看你處於產業鏈的哪個環節。意大利、法國也有很多和製鞋、服裝相關的產業，但附加值很高，那是因為它們處於這個行業的高端環節，而中國雖然製造了每年世界上120億雙鞋子中的80億雙，但我們一直處於這個行業的低端環節，所以利潤很少。不能因為我們處於這個行業的低端環節，而把產業升級理解為放棄這個行業。事實上，這些行業向高附加值發展的潛力還是很大的，這依然是產業升級的空間。
此外，從全社會看，高科技行業是戰略性的，而不是支柱性的，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所以，經濟的正常周轉與運行不是用高科技行業替代傳統的優勢行業的問題，而是這兩類行業都需要並行發展的問題。因此，任何發達的經濟體都不會因為戰略性新興行業有前途，而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全部發展這些行業，從而徹底放棄傳統優勢產業，這種看法是不切實際的。
其次，產業升級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不止一種方式，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服裝、毛紡等行業，一般采用資本替代勞動力的方式，通過購買機器替代人力來降低成本；而玩具行業基本要靠手工操作，沒辦法通過機器來替代，一般會采用產業轉移的方式，把工廠轉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有些製鞋企業以前會做10美元以下的鞋，現在30美元以下的不做；有些企業把設計、研發和接單的業務留在東莞，把製造車間移到湖南，在當地雇傭更多的人；有些電子企業會從東莞的清溪集群式地搬遷到昆山，從外貿轉做內貿……這些都是珠三角這些年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式。
需要強調的是，在任何國家，產業升級都是企業的事，但政府不是無能為力，政府可以通過製定和提高環保、勞工等方麵的準入標準來加以引導，但不能越俎代庖地替企業做決定。而且出台和提高準入標準的時機和程度很重要，環保標準應該嚴格到什麽程度，最低工資應該提高到多少、何時提高，這都是對政府調控能力的巨大考驗。這裏麵潛在的風險是會出現產業的空心化，舊的走了，新的沒有來，導致一個城市甚至整個區域的衰落。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一個地區的產業升級空間十分有限，比如說，輕紡工業就比重化工業容易升級，一旦重化工業出現產能過剩，並要進行轉型，這種轉型的困難就比輕紡工業大得多。比如英國的利物浦、曼徹斯特，曾經是著名的重化工業、鋼鐵業中心，後來卻衰落了，為什麽那裏不進行產業升級呢？根本原因在於，鋼鐵業的搬遷成本很高，人可以走，但機器走不了，老板往往會卷錢走人。
當然，中國還不到那一步，中國的重化工業還不成熟，多數是輕工業，搬遷、轉型的成本相對比較低，不太容易出現空心化。而且中國的政府很強勢，手中掌握很多的資源，調控能力很強。關鍵的考驗在於把握調控的邊界和時機，拿最低工資來說，政府既要順應提高農民工待遇的呼聲，又要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其中平衡點在哪裏？政府要拿捏得恰到好處。
廣東前幾年提出要“騰籠換鳥”，淘汰落後的產業和產能，為此提出“雙轉移”，在粵西、粵東、粵北和湖南等地建設產業轉移園區，這些方向是對的。但具體應該通過什麽樣的政策工具、出台什麽樣的調控措施、在工業用地價格、環保、最低工資、規劃等方麵出台哪些具體的規定和措施來實現這個目標，尚有待清晰。
服務業的瓶頸
與製造業相比，服務業容納的勞動力最多、平均收入最高、工作環境整體上也比第二產業好。要破解 “用工荒”和“就業難”並存的悖論，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和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最大的不同是，製造業是供給創造需求，服務業是需求創造供給；製造業以資本和物為主，服務業則更多取決於人力資本的發揮程度；製造業講求的是規模經濟和標準化，產品整齊劃一；而服務業是一個以滿足人的個性化需求為特征的行業，市場是分層的，不同收入、不同年齡、不同知識水平、不同的每個人，他們對服務的需求都是不一樣的，這就需要有人提供有差別的個性化服務。隨著社會的發展，這方麵的需求增長很快。而這恰恰是中國的軟肋。無論是建酒店還是居民小區，我們總是強調投入了多少錢，采用了什麽樣的設備，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所以，很多酒店水龍頭出水不暢，很多小區不能提供人性化的服務，我們一般歸結於硬件不行，卻沒有意識到人力投入不足，服務不細致的問題。
服務業因為主要和人打交道，對市場環境、產權保護、公平競爭要求很高，但在我國，目前經濟領域壟斷和不公平競爭的情況還很普遍，很多行業和領域還沒有開拓出來。而且地方政府在過去30年已經發展出一套如何促進製造業發展、如何招商引資的邏輯，並形成了路徑依賴。對如何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則沒有多少認識，往往感到無從下手。要完成新的轉變，會有一個不適應的過程。而要實現發展模式的轉變，背後的機製、政策如何配套，目前學術界也還沒有多少係統性的研究。
但對亞洲四小龍來說，這種轉變已經進行了差不多20年了。以台灣為例，從最早的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到目前以服務業為主、主要為本地人提供服務的均衡發展，其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在“用工荒”和“就業難”同時來襲的當下，有重要的現實和長遠的意義。
“用工荒”會撼動“世界工廠”地位嗎？
2008年9月到 2010年3月，沿海地區的農民工遭遇了過山車般的命運撥弄。當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機的大浪席卷過來時，工廠紛紛關閉，失業農民工人數多達2000 多萬。2009年5月以後，出口形勢日漸好轉，“中國工人”又因為幫助國家“成功保八”而榮登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榜亞軍。在2010年春節過後，接踵而來的大量訂單，讓工廠喜出望外，但招不到工人的恐慌卻傳遍大江南北。
各路高人紛紛就此發表高見，見仁見智，有人喜有人憂。據我個人的觀察，來自基層企業方麵的聲音，一般都憂心如焚、疑慮重重；而來自官員、學界和名流的看法多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民工荒”能倒逼企業提高工人福利，甚至促進產業升級，改善工人權利，憂的是麵臨本幣升值、成本上升的困境，加上用工短缺，一些中小企業可能無法渡過難關，經濟受影響，失業率增加。筆者認為，不論從哪個角度分析，都無法回避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廉價勞動力取之不盡的時代正在結束，以廉價為基礎的“中國製造”正麵臨著嚴峻的挑戰。
“世界工廠”的秘密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到2005年，中國即有100多種產品的出口量位居世界之首。“中國製造”充斥世界各地。
為什麽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廠”？“中國製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麽？我認為，這個“世界工廠”的秘密或者所謂“競爭力”並不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或者全球化，而是低工資低福利的廉價勞動力導致的產品低價格。2002年中國製造業每小時的平均報酬僅為0.57美元，即便最近幾年有所增加，也隻是美國同期每小時報酬21.40美元的6%。有專家指出，2004年中國因雇傭農民工一項就節省了11462億元的工資開支，相當於當年中國GDP的8.5%，這大體相當於中國當年的經濟增長率。2007年城鎮職工年平均收入24932元，以原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的數據，當年農民工人均年收入為12000元左右，兩者差距約為12900 元，這龐大的節省被作為“勞動力紅利”變成國家和企業發展的原始資本積累。
多數農民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及福利。盡管在2004年以後，政府敦促企業為農民工支付法定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但直至2008年底，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人數僅 2416萬人(相當於總人數的10.69%)，參加醫療保險人數為4266萬人(相當於總人數的18.93%)，參加失業保險人數為1549萬人(相當於總人數的6.85%)，參加工傷保險人數為4942萬人(相當於總人數的21.92%)。由於長期的低工資和低福利，極大地降低了“中國製造”的人工成本，令中國的出口加工企業獲得豐厚的利潤，也使其在國際市場中贏得競價優勢。
“用工荒”正在用市場的力量改變“廉價勞動力”的現狀，使“世界工廠”的人工成本、管理成本、招聘成本、培訓成本進入上升通道。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解決途徑，企業的現有利潤空間可能會被大幅壓縮，經營的困境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產業，乃至整個經濟格局可能會更加失衡。
“倒逼”不現實
許多專家認為，“民工荒”給了中國企業一個很好的契機去倒逼產業升級，甚至倒逼國際市場定價權； “中國製造”也因此獲得了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的增值機會。筆者以為，在現有產業格局和勞資關係沒有根本調整之前，這些良好的願望隻能是黃粱美夢，很難有兌現的可能。
長期以來，多數企業依靠廉價人工獲取高額收益，很少人關心產業的內在動力，諸如人力資本、核心技術、市場開拓等等。“中國製造”隻見低技術外延式擴張，難得高技術的內涵式增長；而以排斥農民工市民化的戶籍製度則讓中國經濟不僅成為技術和市場均在外的“外向型經濟”，還是勞動力在外而且頻繁流動的“外勞型經濟”，也是既沒有自主品牌、又沒有創新技術、也沒有穩定勞工的“外源型經濟”。這種虛胖無力的經濟結構缺乏穩定而持續的內源力量去推動中國工業的產業升級或者轉型，就把“中國製造”定格在國際生產分工體係最低端的加工環節。
為了抵消人工和原料上升、本幣升值的成本壓力，以技術和生產率提高為基礎的升級可能是不少企業的想法。不過，技術和生產率的提高都必須依賴勞動者職業技能的提升，也離不開員工的穩定。但目前並沒有一種有效機製能夠在短時期內大幅度提高工人的技術，也沒有辦法把企業的員工流失率降下來。產業升級所必須的內在動力嚴重缺乏，何來能力向上提升？
既然“中國製造”被定格在國際生產分工體係的最低端的加工環節，而且缺乏向上提升的內在動力。那麽“中國製造”憑借什麽來爭奪國際市場的定價權？我看是願望很好，希望渺茫。
中國國內市場長期處於高收益、高增值領域被壟斷，而高競爭、低增值領域疲軟的局麵，加上終端銷售渠道對生產廠商的不公平壓榨，以及高稅收政策和腐敗盛行的營商環境，導致國內市場的經營風險始終居高不下，反而是依附在跨國公司的供應鏈上更安全、更省事。所以，當金融危機的風暴漸去漸遠之時，加入國際市場的爭奪戰不減反增，廠家之間的殺價和相互拆台情況並未好轉。除了少數有獨創技術和高品質的企業外，絕大多數工廠仍然沒有任何與國際客戶的議價能力。因此，在被國際大公司壟斷的重要市場，例如歐美、日本，中國企業倒逼跨國公司提高產品價格的幾率微乎其微。
“世界工廠”暫時無憂
雖然目前的用工成本和其他經營費用有所上升，但距離合理工資水平還有不小空間，加上法定福利、環境保護和原材料等各個方麵仍有很多空子可鑽，多數企業完全有自我消化的空間，隻是經營難度提高了一點。從總體上看，雖然中國大陸的人工成本超過了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但如果考慮到勞動生產率、運輸和原材料等多方麵的因素，在未來10年，“中國製造”仍然能夠保持廉價的優勢。
根據我與一些西方跨國零售商和品牌公司交流，發現大多數西方公司短期內難以離開中國大陸而選擇其他成本更低的國家。原因有四：第一，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尚沒有形成像中國大陸如此龐大的加工體係和原材料供應鏈，無法滿足跨國大零售商和品牌公司的巨額采購需求，他們會增加供應商來源地的多元化，有些企業甚至會增加到東南亞和南亞的采購量，但中國仍然是其最主要的采購地。
第二，中國大陸已經建成完善先進的物流運輸係統，形成了以香港、深圳、廣州和上海為中心的國際貨運中心，加上大連、青島、寧波、廈門等港口，以及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發達公路運輸網，構成了一個高效率的供貨係統，這是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在10 年內達到的。
第三，中國具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人隊伍，而且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熟練程度普遍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大陸出口工廠的生產線工人大約在8000萬人左右，其中農民工大約6000萬人，總體上是廉價聽話且吃苦耐勞，易於管理，也是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歎為觀止的，例如越南最近十多年大力發展出口工業，但其出口工業員工總量隻有200多萬人，不及深圳的一半。
第四，目前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是依靠貿易商和品牌商、零售商合作分配訂單以及監控生產過程，貿易商參與采購、工廠選擇、運輸以及風險分擔等各個環節，香港、台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已經在長期的國際貿易中形成了貿易中介的優勢地位，很多零售商和品牌商依靠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商進行產業鏈的管理，而中國大陸距離這些貿易商在地理、語言、文化上最接近。
基於這四個原因，未來10年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無人能撼。
但是，如果我們的企業躺在這些優勢上睡大覺，那麽失敗可能會來得很快。所以如果想繼續生存下來，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建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培養企業向上提升的內在動力。
企業要怎麽做才能達到這個目標？據我個人了解，要多數中小出口企業花大錢開拓新的市場，或投資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都不切實際，很多企業即使有心也無力。最切實便捷的途徑就是以現有基礎深挖潛能、提高生產率和產品質量。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員工的穩定和技能培養就是關鍵。所以，我認為中國工廠到了必須重視員工的時候了。
重視員工不能僅是加工資了事。增加工資當然很重要，但遠遠不夠，而且坦率地說，大多數工廠的加薪幅度有限，難以滿足工人的內心要求和現實生活需要。所以，在增加工資福利、改善工作環境之外，還要提供學習機會和發展機會，讓員工在工作的過程中形成學習的能力、向上發展的能力和自我保護的能力，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充分的尊重。讓他們感受到這份工作是體麵的有尊嚴的工作。這樣，員工的心暖了，自然不會隨意 “跳槽”，員工的流失率下降了，滿意度增加了，生產率和產品質量自然就提高了。這是用錢買不到的，而是用心來做的。
不過，如果戶籍製度和“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不做根本性的變革，僅有企業的努力是無法把工人從流動的勞動者變成穩定的勞動者的，所以國家要徹底廢除基於社會排斥而建立的戶籍製度，以及這個製度所包含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公民權利、政治權利上的不平等，給每個公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使公民實現在國境內自由遷徙和居住的權利。讓外來工享有與城裏人同樣的國民待遇，即平等的政治民主權利，改變農民工身份轉換滯後於職業轉換的現狀，使外來工真正實現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民到市民的徹底轉換，才能使工人穩定下來。
用工荒，一個時代的終結
用工荒始於2004年，幾年下來，珠三角的缺工人數已從當年的15萬增長到目前的200萬，缺工也從珠三角蔓延到全國多數地區。曾幾何時，在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農民工還是召之即來、揮之也不去的物化的存在，不到1000元的薪水、不需要商量就安排加班、不會對工作環境的危險、化學物質的毒性考慮在內，如同自來水，需要時打開即可。到如今，扯開嗓子招工卻應者寥寥。短短幾年間，滄海桑田。
顯然，經過20多年的持續輸出，中國農村勞動力的供給能力已經發生變化，正從過剩轉向緊缺，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現象，而是長期性、根本性矛盾。民工荒看似是微觀經濟中的小事，卻真實地反映了宏觀經濟中的分配不公和結構不合理、泡沫嚴重等諸多嚴峻問題，以及社會管理體製、城鄉二元結構等深層次的政治社會問題，而不是某些部門所說的“用工荒”是局部性、結構性用工短缺那麽簡單。
正因為如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勞動力無限供給神話的破滅。進而追問，在經曆了30年“見物不見人”的經濟發展之後，用工荒能否打破“城鄉分治、二元結構”的現狀？能否使勞動力短缺的拐點成為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拐點？能否成為以人為本時代的真正開始？
轉型的陷阱
從宏觀經濟層麵看，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口號已經喊了多年，至今效果不彰。但從趨勢上看，隨著各項成本的上升，上世紀80、90年代轉移到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必將移到國外，中國遲早有一天要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畢業，要“騰籠換鳥”，有些產業和企業要退出曆史舞台。因為用工荒的出現，這一點恐怕會比預期的更早到來。
對農民工來說，在缺乏正常的勞資談判機製的情況下，用工荒其實是他們用腳投票、為自己漲工資的一種特殊途徑。而對企業來說，一方麵在越來越狹小的利潤空間喘息，一方麵又麵臨的是經濟發展後社會成員收入要求上升的趨勢，轉型壓力空前。這看起來是壞事，但當工廠不得不提高工資來吸引工人工作，這樣就必然減少了企業的利潤，而當工人工資待遇的提高慢慢超出企業的承受能力的時候，企業想要繼續生存，就不得不做出改革，提高企業產品技術含量，增加利潤。所以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也是歐美國家所經曆過的過程。
這是一種洋溢著樂觀情緒的看法，道理上似乎無懈可擊，但經濟轉型真的是這麽簡單、這麽一馬平川的事嗎？壞事真的這麽輕易地就能變成好事嗎？當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出去後，用什麽來填補留下的空白？一直的說法是，要從“中國製造”轉為“中國創造”，從粗放模式轉為更精致的“集約型”經濟，或者用邁克爾·波特在《各國競爭優勢》一書中的概括，就是應當及時從“投資驅動”轉型為“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但在波特看來，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或國家成功地從投資驅動轉入創新驅動的階段。即使日本這樣的國家，是否完成了轉型，波特都認為是很值得懷疑的。
經濟學家汪丁丁就認為，中國可以嚐試，但成功的可能性不會超過50%，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實現這個轉型，它們停留在大規模生產的所謂投資驅動的發展階段，然後，人口老化，永遠停留在老齡化之前的發展階段。
日本為什麽會失敗呢？有學者就認為，日本的製造業在1980年代初發展到巔峰。在這一時期，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報告”中關於由外需主導向內需主導轉變戰略，將投資方向引向房地產，與之對照，美國的投資則開始投向了支持高科技中小企業的風險投資。正是這樣不同方向的選擇導致了日本經濟與美國經濟大相徑庭的發展。而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在一個從社會文化導向、企業製度、人力資源類型和管理製度等都是為二次創新服務的社會結構中，在一個缺乏鼓勵冒險，鼓勵原創的經濟環境中，不僅政府不會主張將二戰以來在傳統製造業中獲得的剩餘，投向充滿風險的高科技領域，即使政府這樣決策了，社會和企業也很難做出同樣的反應。
對照中國的現實，房地產同樣已經成為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企業生存環境的艱難、產權保障和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到位，使得鼓勵冒險，鼓勵原創的經濟環境遲遲不能建立。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各級政府在追求政績的推動下，已經形成了對招商引資的路徑依賴，對扶持本土企業和創新型企業興趣缺缺。“引資”這個路子走到今天，已經把經濟發展的模式和目的極大地扭曲了，把很多經濟主體發展經濟的權利給剝奪掉了。比如珠三角，已經形成了今天中國最龐大，回報也最豐厚的地租經濟，曾在一些地方的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集體經濟，基本都退縮為了集體出租經濟。這完全妖魔化了經濟發展的路徑。
而從大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資的經驗看，跨國公司在本土的投資中所產生的技術溢出，無論最大化到什麽程度，也不可能出現在溢出效應中獲得構成跨國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躍進，顯然任重而道遠。
“以人為本”的新時代
而與經濟轉型相比，中國的社會轉型可能更滯後。改革開放初期，物質極其匱乏，那時發展經濟首先是要解決人民群眾的基本溫飽問題，因此，突出“物”、強調“物”，是必要的。但逐漸地，追求物質財富的增加甚至是追求GDP的增長，似乎從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變為了目的。“見物不見人”的觀念成為一些人典型的思想特征。
於是，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推動整體的發展成為天經地義的事，而被犧牲者總是特定的某一些人，這更成了30年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大的吊詭。中國要建三峽，移民100萬也成功了，這100萬移民裏肯定是有釘子戶的，但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了；再如國企改革，這麽多企業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個大難題，中國就成功完成了，方法就是把企業賣掉，讓幾千萬人下崗、換工作，這在別的一些國家是根本做不成的，中國成功了，代價是傷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國企改革，很多的事都是以反複傷害特定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而完成的。這也是目前社會矛盾多的根本原因。
因此，實現從“見物不見人”的粗鄙經濟發展倫理到“以人為本”的經濟社會發展理念的跨越，是中國下一步經濟社會改革的應有之義。而“堅持以人為本”，是2003年10月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新要求，當時好評如潮，但後續的發展基本上是“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引發了全社會的強烈共鳴，也帶來了人們對幸福圖景的再次審視。
但判斷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的標準，不是看這個社會打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旗號，而是看這個社會製度能給勞動者什麽地位，給公民們什麽社會地位。如果一個社會很不公平，那麽任何主義都是虛偽的。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曆史中，人民是庶民、草民，是無所謂尊嚴不尊嚴的凡夫俗子。而今天，盡管“以人為本”的口號已經喊了多年，我們的社會對廣大的弱勢群體，不公平的地方仍然太多太多。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它們之所以現在有了相對合理的分配格局，那是通過了從17世紀到20世紀，300多年的鬥爭——其中不乏流血衝突，此外還有這100多年來的社會主義理念、社會主義政黨、派別、工人組織不停施加各種影響才爭取到的一個結果。對中國而言，當農民工還隻是一種發展經濟的資源、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時候，老板對他們的尊重恐怕隻是個人的修養所致，難有普遍性，但當用工荒來襲，老板要想盡辦法挽留員工時，人才會真的變得很寶貴，一係列尊重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製度和安排，才有了現實需要和強有力的推動。
一直以來，許多城市仍把農民工當成過客，實行“經濟接納、社會拒入”。勞動力被當作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與發達國家相比，不但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沒有各種福利保障。用工荒的出現也許會讓沿海地區政府主動給予外來人口一些應該具備的權利，外來人口受到歧視的日子，可能將要結束，中國原來的戶籍製度也許因此而破產。而在城市，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導致的對社會服務需求的增加，可能會使保姆和教授賺一樣多的美國式圖景在中國再現。屆時，“以人為本”、“人是最寶貴的”這類目前看起來流於口號、口惠而實不至的理念，才可能真的成為現實。
但是，用工荒的出現隻是一個節點，它昭示著人口紅利時代的結束，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由廉價勞動力支撐的中國式經濟奇跡的結束，但並不必然意味著城鄉二元結構的打破和一個嶄新的“以人為本”時代的到來。如果沒有一係列製度和規則的保障，無論是“以人為本”還是“人民的幸福和尊嚴”，都可能淪為一句空話，而不會自動到來。
在實現這些目標的漫長道路上，我們需要改革分配製度，讓經濟社會發展的陽光普照全體人民；需要創造條件，對權力進行有效的限製和監督，改變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不合理現象；需要政府從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改變成保護每個人的利益，保護每個人的人權……到那時，全社會引頸呼喚的那個“以人為本”的時代，才有了實現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