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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經濟持續不景氣，東京最繁華的購物中心銀座也顯出一絲冷清。本報記者 任正來/攝
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經濟體，發展道路或多或少會走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路。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麵，日本都是一個“過來人”，身上有很多經驗和教訓值得中國吸取
璀璨的霓虹燈，衣著時髦的路人，車水馬龍的街道兩側，矗立著不少世界知名奢侈品的店麵，偶爾有名貴跑車一溜而過。這裏是日本東京銀座一景，它是日本最繁華、最現代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地段之一。
“二十年前，這裏就是這樣子了。”與本報記者同行的一位50多歲的日本人輕輕地說。
上世紀90年代，日本整整經曆了“失去的十年”。房地產泡沫破滅後，銀行體係遭到打擊，經濟長期處於徘徊，甚至衰退狀態；美國壓日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出口減少，而內需市場遲遲難以拓展。2009年，日本的名義GDP下滑了6%。至今，日本都一蹶不振。
日本曾經的這段經曆，跟當下中國的情況有著驚人的相似：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高度依賴出口，內需市場難以擴大，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以至於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3月發文警告：“日本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栗。”
在很多觀察人士看來，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經濟體，發展道路或多或少會走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路。日本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在經濟社會發展很多方麵，日本都是一個“過來人”。
泡沫讓中國重蹈日本覆轍？
現在的日本經濟雖具有實力但並沒有活力。很多分析人士把日本當前的問題，與上世紀80年代它所經曆的泡沫經濟聯係起來。而眼下的中國，樓市泡沫似乎在重蹈日本覆轍。
在寸土寸金的銀座，擁有了自己律師事務所的飯沼春樹，坐在他的真皮椅座上，用不太熟練的漢語，向中國記者分析日本的房地產市場。他得出結論，“現在正是抄底日本房地產的黃金時機。”
不過，熟悉日本情況的人士說，類似“抄底”的話多是向外國人說的，日本人不太相信。旅日華人薩蘇說，談及泡沫時期的房價，日本至今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很多日本白領現在都在還泡沫時期買下房產的銀行貸款，苦不堪言。
當時日本的房價漲到什麽程度？謝國忠文章中說，在高峰時期，日本房地產價格超過了全球總量的40%，日本皇宮所占土地的價值，超過了美國整個加州。世界十大富豪中，日本地產商業就占到了七個。
日本知名媒體評論人莫邦富先生，1985年來到日本時，正是日本樓市的癲狂時期。1984年的房價到了1989年，價格就漲了七八倍。“當時日本的情況跟中國現在確實很像。”莫邦富先生說，那時，日本幾乎沒有人相信房價會跌，他們給出了很多理由，比如日本麵積小，人口多，並且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外國公司到日本做生意，房價肯定會漲！
薩蘇說，當時日本國民多認為日元會貶值，錢會變得不值錢，並且認為未來工資會上漲，所以就把錢紛紛投入樓市。
這種心態跟當前中國民眾的如出一轍。但日本樓市後來的狂跌表明，這些當時看似不容置疑的理由，都隻是泡沫一時散發的絢麗。
歐美驚呼“下一個日本”
中國是下一個日本？歐美人當麵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前來置業時，心裏會不由自主地打上這樣一個疑問。
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4月3日抱怨說，中國買家抬高了澳大利亞房價。文章中還提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大肆購買澳洲財產的情景，“澳大利亞人一度擔心日本人會買走整個昆士蘭海岸東南部。”
不僅是澳洲，美國人也曾一度擔憂“美國將淪為日本國土”。莫邦富先生回憶說，記得1989年去夏威夷旅遊時，驚訝地發現，差不多整個夏威夷可以建高爾夫球場的山穀都給日本人買下了。紐約、洛杉磯等城市到處都有黃皮膚、黑眼睛的日本人。
“這是日元升值後的情景。”莫邦富先生說，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匯率遊戲讓日本人的腰包突然鼓了，全世界在日本人麵前變得便宜了。
當時，美國為了走出 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頻頻向日本施壓，要求日元升值。這一點，跟當前美國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相似。
不管是當年的日本，還是現在的中國，美國要求對方貨幣升值都是出於私利。對日本而言，當80年代末泡沫經濟破滅後，加上日元升值帶來的壓力，至今產業結構調整都不徹底，如今又遇到人口老齡化，本已形成一定規模的國內市場又開始萎縮。
回顧日元升值後的路，莫邦富先生最擔心的，不是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衝擊，而是升值後，中國人會像當年日本人所表現的那樣，大肆前往海外購買不動產，以至於投入到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上的資本不充足。
端倪已經顯現。翻開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報紙，中國人海外大肆購買房地產、奢侈品的報道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日本的經驗“建立在痛苦上”
日本女士依光瑞子說，中國發展過程中碰到的很多障礙和問題，日本都曾碰到過，盡管兩國國情、體製以及規模等方麵相差太大，不能做簡單比較，但日本的有些經驗還是值得中國學習的。
在依光瑞子看來，日本在經濟發展中很好地解決了環境汙染等問題。依光瑞子記得，80年代初她隨東京大型青年訪華團坐船前往中國，當時船從東京晴海碼頭出發， “那時東京灣的水黑乎乎的，還有一股腥臭味。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京灣的海水變清了，天空也變藍了。”依光瑞子介紹，治理環境汙染，得益於日本政府與產業界的巨大努力，特別是肯在防治上下成本，這比等汙染發生後再治理所付出的代價和成本要小得多，“日本的經驗可以說是建立在痛苦之上”。
而當前中國輿論廣泛關注的征地拆遷問題，日本也曾經曆過。莫邦富先生介紹，80年代，在高利潤的驅動下，一些開發公司雇傭黑社會成員騷擾甚至威脅房主，千方百計逼房主賣地賣房子。不過，對比中國當下的強製拆遷、野蠻拆遷，日本當時的征地拆遷烈度遠沒有中國大，並且搬遷的補償比較高。
依光瑞子則以成田機場建設為例說，因為碰到“釘子戶”，政府又不能強製征用，以致第二條跑道用了30多年才建成。“如果強製征用，成田機場就能在30年前建成，或許成田機場早已成為亞洲的空港樞紐，或許日本的經濟也不會停滯10多年。”
中國不能麻痹大意
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麵臨過熱，對外過度依賴，高儲蓄，內需難以啟動等問題，當時就有中國學者提出“警惕日本病”。而在日本電通綜合研究所所長福川伸次眼中，“日本病”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不僅是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國際地位下降、集體意識淡漠、社會危機感缺失等等。
這是日本人的危機感使然。依光瑞子說，經過10多年持續的經濟不景氣，日本國民的心態和意識都受到影響，一時覺得茫然，不知道日本的方向和未來在哪裏。
反觀中國，切不能以地大物博為由麻痹大意，因為中國這列喘著粗氣呼呼前行的大火車，一旦撞車或停車，要扭轉方向或重啟，就需要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那時中國可能就會再次被遠遠甩在後麵了。
走訪日本國土，盡管會感受到缺乏活力，但是這個國家依然具有強大實力。日本經濟實力全球第二，人均收入甚至一度超過美國，但是日本每個人所消耗的能源卻遠遠低於美國，日本走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在日本所到之處，一片鬱鬱蔥蔥，誰能想到數十年前很多山頭還是光禿禿的呢？現在的日本，國民依然富有，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基本消除。
莫邦富先生感慨地說，中國需要創新，不僅是技術創新，而且要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生活模式；日本的教訓，中國要吸取；日本的成功經驗，中國則要多借鑒；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個“日本坐標”。
日本專家對比中日成長路
【編者按】有人說，高度發達後，日本經濟已經開始“衰老”了。反觀中國，這位大有後來居上氣勢的 “大個子”，雖然身上問題多，但是發展勢頭和勁頭都很強勁。而日本，則想在經濟體量不斷增大的中國身上，找到自身發展的突破點。日本慶應大學東亞經濟問題專家渡邊幸男教授，以及副教授駒形哲哉先生，長期觀察中國經濟問題，對於當前中國發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種問題，他們以日本為參照，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國經濟具有自身獨特性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但同時存在許多問題。您對於目前的中國經濟有何觀感？
渡邊：我小時候住在(東京附近)的川崎市，正處於“京濱工業地帶”，是當時日本機械製造中小企業的聚集地。我家實際上也是從事製造業的。在中國獲得的印象，與我年輕時家鄉的那種活力、幹勁很相像。
中國的中小企業在技術開發、市場開拓方麵，都顯得非常積極，競爭意識強烈。而且，在我開始對中國調研以來的十年，這種競爭和開拓的精神沒有減弱。
《國際先驅導報》：日本經濟當年的情況跟中國現在的情況相似嗎？
渡邊：日本的大企業與中國不同，戰後還是基本保持了幾大財閥的布局。比如三菱、三井、住友等等。在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期，以這些財閥企業為中核，帶動周邊的中小企業，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產業結構。而中國沒有這種中核型的大企業，我認為也沒有必要，因為中國製造業的成長道路，與日本不同。
駒形：以前學界一般認為，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開始經濟起飛時，一定會循著發達國家曾經發展的路子走。但是，十來年前開始就發現，中國並不是完全按照通行的老路在發展，現在的印度也是一樣，都在走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這是因為國情不同，時代也不同。
在部分領域，中國正在追趕，甚至超越日本。但是日中兩國經濟發展的形態不同。中國可以說是一種“延展型”的發展態勢。大量的低價格商品，比如電視、冰箱、空調等家電，自行車，一部分轎車，正是對應了大量中低消費者的需求和水平，而且又與處於高檔進口商品的競爭性不大。所以，目前中國的經濟與日本高速成長期的可比性不大。
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其獨特的內在規律。所以，在借鑒他國經驗教訓的同時，要注意研究、了解自己的獨特性。
“日本製造”VS“中國製造”
《國際先驅導報》：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製造”可能會讓人聯想到價廉質劣。據說“日本製造”也曾有過這麽一段經曆，但後來“日本製造”很快樹立了“高質量”形象。日本是怎樣做到的呢？
渡邊：這主要是戰後日本產業發展時期的國際國內競爭環境使然。日本的國產電視機，一開始主要是從RCA(美國無線電公司)購買了約二十個重要專利。而且是每個日本電視機企業都買的是同樣的專利。這樣，國產電視在性能上應該是一樣的，競爭的領域就集中在如何提高質量和耐用度上了。同時，日本企業還有一種危機感，就是海外產品不知什麽時候就會打入日本市場。如果做不到價廉物美，那就會保不住國內市場。汽車製造業的情況也是差不多的。
駒形：這個問題還與日中兩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貧富差距和消費者基數有關。日本在戰後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趨於縮小。工業產品，尤其是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的，如汽車、電視、食品等等，主要消費者是國內不斷增長的中產階層。各企業必須不但在價格上，更主要的是在質量上下功夫，才能開拓和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
而中國國內的消費品企業，首先麵對的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市場，是日本當時的十多倍。同時，由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日益拉大。人數不多的富有階層往往將目光投向質量更高的進口貨，或者直接到國外購買，國內企業還不急於滿足這些富有階層的需求。而其他大多數低收入的人群，他們的消費標準，主要是在於價格，質量還不是最為重視的。這就使中國有關企業把大量生產、降低價格作為主要的競爭手段。這是中國的特點。
渡邊：比如一輛自行車，在日本起碼1萬日元(約七百元人民幣)，在中國最便宜的才一百多塊。但還是有人買。因為不怕出故障，中國到處都有修車鋪。而在日本則極少。所以在日本銷售的自行車，就要保證幾年都不出故障。
《國際先驅導報》：此次美國人拿“豐田”汽車出氣，中國汽車業今後是否也可能遭美國這樣的打擊？
渡邊幸男：中國的汽車產業麵對的還是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而且目前產量還有限。待中國汽車年產量達到兩三千萬輛時，我想，不光是美國，日本也會“打擊”中國的(笑)。
日本整治食品及環境之路
《國際先驅導報》：當前中國的食品安全、環境汙染問題深為社會關注，中日之間也曾鬧出“毒餃子”風波。您怎樣看待這些問題？
渡邊：其實，在日本的一些農家，對於自己食用的蔬菜、稻米，也是盡量不用農藥，而供出售的，就不然了。目前，在日本，倒是超市為了保鮮使用的保鮮劑、漂白劑，更應該引起注意。
駒形：重視食品安全的程度，與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還有輿論的監督，有緊密的關係。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日本人買回蔬菜，就是洗過後也不敢吃，而是要用專門的藥水泡，去掉殘留農藥。但是隨著消費者、生產者健康意識的提高，輿論開始監督，問題才逐漸改善的。
渡邊：我老家的“京濱工業地帶”就曾是有名的工業汙染區。現在已經治理得很好，比上海都要幹淨了(笑)。但偏僻農村，要想提高收入，就要引進產業。引進產業時就會碰到汙染問題，如果隻引進產業中不產生汙染的部分，顯然就會不成整體。所以，在引進時一定要首先製定防汙減排的切實措施。
駒形：現在的國際環境，人們的意識水平，已經和日本當時的情況不能相比了。中國應該特別注意到防止和治理環境汙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