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讓中國社會成江湖 楊義們拿起刀快意恩仇
信源：南方都市報｜
當自焚都阻擋不了拆遷，遼寧撫順拆遷官員亡命於釘子戶楊義刀下，也就不難理解。這未必是孤例，同樣的事情，雖然沒有發生，但已經這樣預警。江蘇省常州市某小區近日貼出一張《告拆遷辦工作人員》的死亡告示，聲稱：“如再來騷擾，我一不警告，二不報警……，直接性送你們歸西。”這位業主甚至用了這樣的口吻：“你們來我不會和你們吵了，我會熱情地接待你們的，因為我的路上有你們相送相陪……”這是一個絕望者的語言，正如發生在撫順的，是一個絕望者的行為，他們居然視法律為無物，亦視自己生命為無物。這是怎樣一種殘酷的現實，借此我們終於發現，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正義的臨界點。
再也不能漠視暴力拆遷這類血染的悲劇了，量的累積已經夠多，可怕在於，它已經轉化為同歸於盡的“予及汝皆亡”，不僅是心態，而且是行為。這好像成了一個簡單的自然邏輯，既然我死了也擋不了你的拆遷，我為什麽不和你拚命。如果讀過撫順拆遷血案的報道，可以看到，這一血案純粹是被逼出來的。本來拆遷者並不在意流血，他們行動時就已經準備好了救護車，隻不過這個救護車是為被拆遷者準備的。拆遷者誌在必拆，甚至考慮到了最壞的結果，哪怕你以命相拚(死了人，也不過是拆遷費抬高一些而已)。萬萬沒有料到的是現場翻船，喋血者不是被遷者，而是自己。
網上有不少聲音為殺人者叫好，我卻為此叫悲。明明殺人是違法的，可是被拆遷戶楊義卻拿起了刀。為楊義自己的生命想，我也不讚成他動刀。但，這不是哪一個人讚成不讚成的問題；問題在於，一個社會，如果法律正義缺位，什麽不可想象的事都會發生。這裏不想陳義過高，個人權利，包括財產權利，雖然卑微，但為憲法所保障，亦為後來製定的《物權法》所保障。這種保障，在很多地方政府那裏，不過一紙空文。真正有效的，卻是和憲法、《物權法》相抵觸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該《條例》盡管聲名狼藉，甚至被指為惡法；但因為它可以助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和政績，被當做真正的法律。成都唐福珍事件中那位官複原職的城管局長把唐福珍自焚說成是法盲的悲劇。他眼中的法，不是憲法，也不是《物權法》，就是這個早該被掃進曆史垃圾堆的《條例》。
現代社會，個人權利具有正當性，英語中權利和正當是同一個詞(right)；因此，個人權利受到侵犯，對它的捍衛也就具有正義性。這是一種自然正義，它甚至體現在動物世界中(如果一隻獅子闖入了另一獅群的領地，它的下場可想而知)。但是，自然正義很血腥，它缺乏理性的度量衡，往往過當。人類社會的高明在於，它把每個人執行自然正義的權利讓渡出去，交給法律，讓法律作為第三者來行使。法律行使正義的好處是，可以理性地做到“等利害交換”，既然你侵害了別人的權利，法律同等地就要剝奪你的權利。這個法律首先就是憲法，由它確定保障權利的基本原則。如果出現侵犯，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都有相應的下位法以製裁。
可是，如果法律缺位，如果法律隻是無以落實的條文，即它不能主持正義；那麽，在個人權利受到無望的侵害時，複仇性的自然正義就會走出來替代法律正義。這樣的情形在任何一個社會都在所難免，唯一可免的便是這個社會真正推行法治，讓法律正義高於一切。畢竟法律正義是正義的文明形態，正如自然正義大體是正義的野蠻形態，伴隨著它的往往是與生俱來卻又與生俱在的動物性，並且是動物性中善於複仇的那一麵。這裏，我不惜以魯迅來舉例，魯迅說：“我總覺得複仇是不足為奇的，……但有時也想：報複，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請注意它的最後，當法律不能主持公道、不能保障楊義們的正當的私人財產時，楊義們一旦按自然正義的原則行事，就很難說是以目償頭，還是以頭償目了。總之是血腥，不是單方的血腥，而是雙方的血腥，乃至社會的血腥。今天，我們已經聞到了它的腥味。
從楊義血案和那份拆遷死亡告示來看，不要再僥幸，我們今天已經趨近法律正義和自然正義的臨界點。是讓文明的法律正義戰勝自然正義，還是讓血腥的自然正義戰勝法律正義，請肉食者謀之、謀之、再謀之。
信源：南方都市報｜
當自焚都阻擋不了拆遷，遼寧撫順拆遷官員亡命於釘子戶楊義刀下，也就不難理解。這未必是孤例，同樣的事情，雖然沒有發生，但已經這樣預警。江蘇省常州市某小區近日貼出一張《告拆遷辦工作人員》的死亡告示，聲稱：“如再來騷擾，我一不警告，二不報警……，直接性送你們歸西。”這位業主甚至用了這樣的口吻：“你們來我不會和你們吵了，我會熱情地接待你們的，因為我的路上有你們相送相陪……”這是一個絕望者的語言，正如發生在撫順的，是一個絕望者的行為，他們居然視法律為無物，亦視自己生命為無物。這是怎樣一種殘酷的現實，借此我們終於發現，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正義的臨界點。
再也不能漠視暴力拆遷這類血染的悲劇了，量的累積已經夠多，可怕在於，它已經轉化為同歸於盡的“予及汝皆亡”，不僅是心態，而且是行為。這好像成了一個簡單的自然邏輯，既然我死了也擋不了你的拆遷，我為什麽不和你拚命。如果讀過撫順拆遷血案的報道，可以看到，這一血案純粹是被逼出來的。本來拆遷者並不在意流血，他們行動時就已經準備好了救護車，隻不過這個救護車是為被拆遷者準備的。拆遷者誌在必拆，甚至考慮到了最壞的結果，哪怕你以命相拚(死了人，也不過是拆遷費抬高一些而已)。萬萬沒有料到的是現場翻船，喋血者不是被遷者，而是自己。
網上有不少聲音為殺人者叫好，我卻為此叫悲。明明殺人是違法的，可是被拆遷戶楊義卻拿起了刀。為楊義自己的生命想，我也不讚成他動刀。但，這不是哪一個人讚成不讚成的問題；問題在於，一個社會，如果法律正義缺位，什麽不可想象的事都會發生。這裏不想陳義過高，個人權利，包括財產權利，雖然卑微，但為憲法所保障，亦為後來製定的《物權法》所保障。這種保障，在很多地方政府那裏，不過一紙空文。真正有效的，卻是和憲法、《物權法》相抵觸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該《條例》盡管聲名狼藉，甚至被指為惡法；但因為它可以助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和政績，被當做真正的法律。成都唐福珍事件中那位官複原職的城管局長把唐福珍自焚說成是法盲的悲劇。他眼中的法，不是憲法，也不是《物權法》，就是這個早該被掃進曆史垃圾堆的《條例》。
現代社會，個人權利具有正當性，英語中權利和正當是同一個詞(right)；因此，個人權利受到侵犯，對它的捍衛也就具有正義性。這是一種自然正義，它甚至體現在動物世界中(如果一隻獅子闖入了另一獅群的領地，它的下場可想而知)。但是，自然正義很血腥，它缺乏理性的度量衡，往往過當。人類社會的高明在於，它把每個人執行自然正義的權利讓渡出去，交給法律，讓法律作為第三者來行使。法律行使正義的好處是，可以理性地做到“等利害交換”，既然你侵害了別人的權利，法律同等地就要剝奪你的權利。這個法律首先就是憲法，由它確定保障權利的基本原則。如果出現侵犯，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都有相應的下位法以製裁。
可是，如果法律缺位，如果法律隻是無以落實的條文，即它不能主持正義；那麽，在個人權利受到無望的侵害時，複仇性的自然正義就會走出來替代法律正義。這樣的情形在任何一個社會都在所難免，唯一可免的便是這個社會真正推行法治，讓法律正義高於一切。畢竟法律正義是正義的文明形態，正如自然正義大體是正義的野蠻形態，伴隨著它的往往是與生俱來卻又與生俱在的動物性，並且是動物性中善於複仇的那一麵。這裏，我不惜以魯迅來舉例，魯迅說：“我總覺得複仇是不足為奇的，……但有時也想：報複，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請注意它的最後，當法律不能主持公道、不能保障楊義們的正當的私人財產時，楊義們一旦按自然正義的原則行事，就很難說是以目償頭，還是以頭償目了。總之是血腥，不是單方的血腥，而是雙方的血腥，乃至社會的血腥。今天，我們已經聞到了它的腥味。
從楊義血案和那份拆遷死亡告示來看，不要再僥幸，我們今天已經趨近法律正義和自然正義的臨界點。是讓文明的法律正義戰勝自然正義，還是讓血腥的自然正義戰勝法律正義，請肉食者謀之、謀之、再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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