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
清明時節，是中國人掃墓祭祖的傳統日子，中國文化講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以紀念故去的親人前輩，現又擴至紀念一切有功於祖國和民族的先烈和英模人物。既然遠逝的曆史，還有回憶的價值，那麽我就借清明之機，談談父親——胡耀邦同誌給我印象深刻的二、三事。古人說“清明時節雨紛紛”，現作一文，也可說是“追思追遠語紛紛”。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
父親總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兩年半時間，作為一段最美好的時光回憶。那是國民經濟迅速恢複，建設新中國的起步階段，整個中國一片紅火，人民群眾揚眉吐氣。作為紅四方麵軍的老革命根據地和朱德總司令的故鄉，川北人民更是歡呼雀躍投入生產建設事業之中。怎麽治國？這個道理十分簡單，人民為革命流血犧牲，不就是要換來一個越來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嗎？父親也堅信富民為始這個道理，如果背離這一方向，那麽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們改革的目的是什麽？很早以前，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很明確的：“藏富於民，讓人民富起來。”一直以來，他既不認可蘇聯和東歐那種加重群眾負擔的高積累模式，也不讚成高度競爭追求高額利潤的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希望中國走出一條以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來推動農、輕、重生產為序的社會主義新模式。記得1982年5月19日，父親召集了一次研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討論會。在這次討論會上，對消費問題的意見雖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並產生積極影響。
父親主張在新形勢下，既要刺激消費，又要引導消費，這是改革開放麵臨的一個新課題，他不主張城鄉居民的收入過分集中在儲蓄方麵，不同意過分地強調積累。他請大家研究一個問題，“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勞動者創造的國民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積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費基金。……個人儲蓄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應當起什麽作用？如何起到這種作用？”他說了自己的意見：要研究一下，這兩方麵的比例關係怎樣處理比較適當。如果處理不當，也不利於我們發展生產。
我們當然要提倡艱苦奮鬥的精神，但是過分地采取節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這於促進生產的發展是否合適？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
父親提倡消費，同時也提倡艱苦奮鬥的精神，他反對不合乎生產力水平和豪華奢侈的高消費，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對生產領域中的浪費。對浪費資源、盲目投資、不計成本、沒有效益、不惜民力、長官意誌的經濟增長模式，他有著一種天然的惡感，並把它歸之於體製問題。碰到一些反反複複、勞民傷財的胡子工程，他總愛說一句話：“張書記挖，李書記埋，王書記上台又重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拉動內需的今天，對消費和浪費認真做一區分界定尤其重要。
父親也接受了中國古代文化“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他希望真正的共產黨員能為人民的事業立德、立功、立言。他說：“我們共產黨員要時時刻刻為人民著想，使人民盡快富裕起來。隻要人民富裕起來，我們就有辦法了。決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麽國家？”
1983年12月22日，父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審議《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時，提到管子講：“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後來司馬遷的《史記》把這句話改為“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對此，他做了認真比較，他認為這種古典的經濟思想是對的，需要我們很好地借鑒發揮。
他說，蘇聯為什麽幾十年富不起來？就是蘇聯領導腦子裏沒有老百姓，光搞鋼鐵，擴充軍備，爭霸世界。他認為，要想辦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勞動的雙手富裕起來，國家就強大了，就能抵禦一切風浪，立於不敗之地。
不久前，我遇到一個對父親充滿思念的人，他是黑龍江農墾局的局長，一位當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鳳富。他很激動地告訴我說，“現在黑龍江農墾區已經種植水稻1000萬畝，而韓國全國的稻田才700萬畝，我們產的全部糧食可以供四個直轄市、香港、澳門、還有西北幾省吃幾年。我們當年從來沒有想到會這樣啊！”
原來在1984年8月，我曾經陪同父親休假，到黑龍江北大荒農墾區。雖然墾區的群眾辛勤奮鬥幾十年了，但與內地的生活差別依然很大。父親對當時遇到困難的墾區人說，“你們必須要自負盈虧，要有盈虧的思想；這麽大的麵積和資源，你們要能一統天下；現在遇到了困難，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種稻米”。隋鳳富說，胡耀邦的這幾句話對他們的發展幫助很大，影響也很大。
父親走到哪裏，都對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幫助，因為，他對當地人民的心願有了解。父親說過，“到下麵去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認真聽取群眾的反映和呼聲，第三步要研究群眾的經驗，同群眾一道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川西北，父親給馬爾康人出主意：“林區的人民要富起來，隻有四條出路：一是營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礦；四是修建。什麽修公路、建水電站，都讓老百姓去搞。還有商業、運輸、旅館、飯店，也讓群眾去辦。總之，東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雲南省中緬邊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頗族人合計：“群眾家家戶戶房前屋後都可以種些木瓜、香蕉、菠蘿、芒果等熱帶作物”；在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當自治州州長說由於當地搞不了大的工業，所以人均收入還不到240元時，他說：“不要老是盯著大工業，哪裏來那麽多的投資？要搞鄉鎮工業，特別是家庭工業，聯戶工業，幾戶人家聯合起來搞，來得最快。”在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父親對於大量出現的自謀出路、自主創業、鄉鎮企業、長途販運、私營服務業和個體工商戶，一直很讚賞、很愛護，並把它稱為“光彩事業”而大力倡導。
讓老百姓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在結合的過程中如何讓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結合起來，這是需要我們來動腦筋解決的複雜問題。
父親曾經說過“黨的富國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眾觀點，不領導群眾勤勞致富，是最沒有群眾觀點的。什麽怕失控、失靈呀，根本的問題是有些同誌，就是抓住瞎指揮權不放，或者是抓住謀私的權不放。因為一辦起家庭農場，他就不能瞎指揮了，也就沒有謀私的權了……目前，辦家庭農場，群眾說是‘上麵放、下麵望、中間有個頂門杠’。就是怕有頂門杠，你們有中梗阻沒有？你們的頂門杠拿掉了沒有？不行的就是要調開，拿下來。”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親當年的這一觀念十分牢固。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富民政策”宣傳得最得力，幾乎絕大部分省都打出了興省富民的口號。
父親說他一生有兩大遺憾
父親是個閑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擔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後，經常向我講：還可以做些什麽事情？他說他自己一生中有兩大遺憾，一是不懂外語，二是不會中國古詩詞的平仄格律。他選擇了古詩文的習作。一類詩詞是他送給他的老戰友、老同誌、老朋友的詩，如他在讀完蕭克將軍《浴血羅霄》小說以後，給蕭克將軍寫下這樣一首詩：
寂寞沙場百戰身，
青史盛留李廣名。
夜度將軍羅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井岡山時期，毛主席讚蕭克同誌為“白袍小將”。文革中，蕭克致信毛主席說，那時紅軍隊伍每多一個人，毛主席都說好呀，我們隊伍又多了一個人。信中意思是希望毛主席團結大多數人。我問，為何把飛將軍李廣和蕭克伯伯相提呢？父親說：“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按蕭克同誌的資曆、條件、貢獻來說，本應盡享大將名譽的，但革命隊伍中有些事兒也說不清啊。
一類是給他的老熟人、老部下寫的，如給魏巍同誌的詩：
禹域乾坤變，人間爪鴻新。
樑音千百囀，此曲最牽情！
魏巍寫作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產生過很好的社會影響，他曾在父親所在的華北野戰軍三縱隊工作過。改革開放以來，他的思想變化很大，火氣也很大，雖然他的觀點我反對，但我也曾為他寫過一封信反映情況，不讚成對他那種批評的方式。
當然也有些初次見麵的朋友，相處一段時間，他也給別人題詩，因為人家懇請，贈送新朋友的。但有時也有個別情況是他不寫的。一位山東幹部告訴我，他曾懇請父親給他寫詩或題字，請求好幾次。最後我父親給他說了這麽一段話：“我可以給你寫字，但我不能寫，為什麽？因為你還年輕，還有前途”。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最後，還有一種情況：他還寫過一些詩詞，贈送的卻是他一麵未識的同誌，如甘肅作家薑安同誌。薑安同誌是一位堅強與疾病頑症做抗爭的女作家。她寫過一篇文章，記述我的二弟劉湖出生不久，就因父母要上前線，無奈將他送給延安的勞動模範劉世昌同誌的故事。
1988年，她又來信問候我父親的身體，父親有感提筆而做，並且連作三首詩，最後一詩是這樣寫的：
滄桑變化尋常事，
人間悲歡最牽魂。
誰能偷得蟠桃果，
憐取卿卿錦繡文。
第一句似乎是指他的身體、健康和工作變化。第二句則是指人間的悲歡離合，大概也包括他對家庭的情感和責任。在戰爭年代，父母親把自己剛剛生下的孩子送與他人，即便是相熟的同誌，畢竟心情也不會是那麽平靜的，怎不牽腸掛肚？母親送來親生的兒子並多次探望劉家，囑咐劉家：一，一定要給孩子講衛生，二，要到上學年齡時一定讓他上學。一一囑咐妥當，才隨父親奔赴前線。後兩句則是誇獎薑安同誌的文章寫得好，把文章比喻為從天上偷取下來的錦繡文章。
當然父親的詩詞，也有對當時不良風氣，腐朽意識的批評，他認為不好的事情絕不同流合汙。1988年8月，他在煙台休息，我帶著兩個孩子去看他，他樂嗬嗬地拿出李白的一首詩，給我們誦讀，邊讀邊笑，邊稱讚，以後他作了一首《飲酒歌》，前四句就是引李白的原詩：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
酒價年年漲，酒癮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滾他媽的蛋，為政在清廉。
父親不是反對喝酒，他平日興致好些，也喝一點。他反對的就是那種浪費公款，假公濟私，不辦實事，個人利益、幫派利益至上的，對人民事業又毫無作為的人。父親對內部同誌的宴請，非常提倡四菜一湯。當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國全年的公款宴請竟達到二百億元時，他既痛心公款浪費，更憂慮一些同誌究竟把多少心思用於發展經濟，用於體製的創新。為何他提倡四菜一湯呢？若有人願做一番考證，我倒有一則史料。
1981年5月2日，父親給我講了一則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國訪問回來。主席在豐澤園的頤年堂(請我)吃飯，(主席平常是)三菜一湯。葉子龍同誌說，主席的習慣是三菜一湯，這次請你是四菜一湯。下午兩點半吃的。主席臨時請來羅瑞卿同誌。吃完飯以後，我們共同乘車到現在的八一湖一轉。天快黑時回來。”他提倡四菜一湯，是否緣於此，待考。現在宴請是否也不必拘泥於此，但如今吃喝得熱鬧不堪，又有何必要呢？
今天，我想可以告慰父親的是，他一生摯愛的國家和人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翻天複地的變化，人民富裕、國家富強是他畢生的追求。在清明之夜，父親可能又點燃一支煙，有微笑，也有沉思吧！
寫於2010年清明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