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最大貢獻，在於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教條，結束了那種隨時“觸及靈魂”的革命，實現了“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基本國策轉移。他以快刀斬亂麻式的果決，使國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推動國民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才有了今天經濟上的驕人成就。與此同時，中國承襲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戰時代東、西方陣營的對立，將自己定位於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視的第三極；並通過對外開放，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國際孤立狀態，迅速融入國際大家庭。國際外交格局因鄧小平而改觀。
為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鄧小平發動了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識形態的堅冰，“思想解放”成為八十年代最響亮的政治口號。鄧小平作為執政黨的領袖，對維護中共的執政地位同樣不遺餘力。在對“凡是派”的鬥爭占據上風後，他迅速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堅持保住毛澤東的偶像地位。雖然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對保留了對“反右”的評價。這兩個曆史問題至今仍是禁區。
1989年後，鄧小平淡出政壇。進入九十年代，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再度受到嚴重挑戰時，這位自稱為“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顫抖的聲音和手勢發表“南巡講話”，最後一次捍衛了自己的尊嚴和曆史功業。他以政治餘熱開創了一個政治學上罕見的先例，至今無人有勇氣和能力仿效。
鄧小平在淡出政壇前作了這樣的檢討：“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麽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全社會追求物欲的急功近利心態，使執政黨內腐敗風氣上升，知識精英社會責任感淪喪，其道德後果在鄧小平逝世十年內日益凸顯：高官員彰顯政績而罔顧民生，官員因謀求私利而貪贓枉法，商人因追逐利潤而放棄誠信，學者為出名出書而弄虛作假，百姓因蠅頭小利而你爭我奪，企業為追求效率而忽視安全環保……
作為鄧小平時代的遺產，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繁榮與民主監督功能的缺失，使轉型中的社會逐漸失衡：一黨執政體製下的“權力尋租”，造成普遍的權錢交易和官場腐敗；“諸侯經濟”的迅速崛起，令執政黨的各項政策麵臨“下有對策”的挑戰；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種種弊端，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見突出。
曆經江澤民時代之後，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在繼承經濟遺產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遺產中的債務。胡錦濤、溫家寶等現任領導人所麵臨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遺留的問題，權力壟斷下無數因侵權引發的群體事件，經濟訴求的對象是政治體製。麵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衝突，依靠傳統威權以及法律等技術手段，也隻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現代化的高速列車，已不再是“技治主義”手段所能駕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從道德和政治層麵解決社會難題。
從經濟民主走向政治民主，雖僅一步之遙，行進卻無比艱難。如果說鄧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領導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來自上層，則當今中共領導人所麵臨的局麵要複雜得多：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科層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層上下，已膨脹為一種利益盤根錯節、規模龐大無比的官僚體製，且不斷有新生代踴躍躋入。政治體製改革的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沒有人民的支持不會成功。
政治上實現社會民主，經濟上實現分配公正，將遠近積累的曆史問題作個了斷——這是鄧小平身後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