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回到巴黎，就參加了兩岸八零後的一場聚會。不用說，自然就談到了台灣的民主。由於我去過台灣多次，還參加了2008年“總統”大選、2009年的縣市長選舉的觀選團，便從自己的感受說起。
宋：我感覺台灣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現在大陸人去台灣就象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人去大陸一樣，有著很高的自豪感，因為百姓感覺比你們富裕、有錢，有心理優勢。我的一個經商的親戚這個月去台灣旅遊，他們哪個團兩百多人啊，到了一個超市竟然把許多產品都買空了。而且回來後對我講，連山東最落後的市都不如。（這時身邊的一位去過台灣的大陸學生插了一句話：台灣的經濟是不怎麽樣。）
台：這主要是全球經濟不好。
宋：你真的這樣認為？這和馬英九可是一個觀點啊。可是你看，同樣是麵臨經濟危機，大陸就不受多大影響。
台：象中國這樣的國家，資源如此豐富，人口眾多，早就應該發展起來。
宋：你是說台灣經濟差，一是全球經濟不好，二是缺乏資源？
台：是。台灣為什麽被認為創造了經濟奇跡，就因為我們沒有資源，國土麵積狹小。
宋：可是日本也是沒有資源啊，卻長期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新加坡資源和人口都遠遜於台灣，但經濟成就卻高於台灣。
台：沉默不語。
宋：你說大陸因為地大物博，早就應該發展起來了，可是你看看同樣地大物博的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都是民主國家，但都比中國差的遠。（注：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在三味書屋演講時認為經濟發展不是什麽太大的問題，並聲稱一直認為隻要政府不束縛老百姓，老百姓就有創造財富的欲望，就有這個能力。中國古代所謂的盛世，休養生息就是盛世，老百姓自己去發展，政府製定一個適當的規則，就能創造財富。不是什麽太難的問題。看來照此邏輯，印度、巴西、俄羅斯這三個民主國家隻所以經濟落後中國，是由於他們比中國更束縛百姓。）
台：依然無法出語反駁。
宋：曾有一位台灣學者這樣反駁我：廣州超過台灣是正常的，因為人口和麵積數倍於台灣。可是人口和麵積超過廣東的多了去了，又有多少能夠超過廣東？
宋：其實在我看來，台灣的經濟問題就出在民主身上，過多的選舉和內耗，把台灣消耗進了。 (注：台灣衛生署署長楊誌良日前未經行政院批準先行請辭，並向媒體發表了一篇以“頻繁選舉，禍國殃民”為題的書麵聲明，大力譴責台灣“連年選舉，割喉競爭，為求勝選，即使對多數人有利的政策，恐怕少數人受影響，選票流失，因而卻步。僅三數名立委補選，上至總統，都得前往輔選造勢，因沒有政權，一切免談。政治人物常因此置國家政務不顧，隻顧選舉，各部會重要政策就得停擺，不利國家長遠發展 ……”。總算有政治人物打破禁忌----盡管是在辭職的時候，指出了台灣皇帝的新裝。)
台：不是，主要是我們有統獨之爭，藍綠相拚才導致選舉過於激烈。
宋：可是你看看綠營和藍營內部的選舉，也一樣的慘烈，也都號稱割喉戰。
台：再次沉默無語。
宋：當年台灣根本不依靠大陸，就能創造經濟奇跡，現在有大陸輸血和支持，卻仍然停滯。現在停滯二十年，或許老百姓還能忍受，如果再停滯二十年呢？到時台灣經濟都完全無法和大陸比的時候，台灣製度還有任何吸引力嗎？（注：美國《新聞周刊》3月22日發表文章《民主是如何消亡的》。作者認為，近年來，西方式民主在非洲、拉美、中東和前蘇聯地區急劇衰落，因為它未能促進經濟繁榮，也沒給民眾帶來福祉。而在俄羅斯和中國，大多數人滿意國家現狀，領導人的民意支持率之高，西方人隻有做夢才能得到。）
為調節氣氛，我隨後又換了個話題：在台灣投過票嗎？
台：投過。
宋：為什麽去投票？
台：因為很好玩。這時另一位台灣學生插了一句話：我也投過票，不過是父母逼著投的。
我笑著搖搖頭。就是在法國，這種現象也很常見。這個月法國舉行的兩輪地方選舉，投票率都很低。或者老百姓認為選誰都一樣，不會改變什麽，從而心生厭倦，或者百姓本來就對政治不感興趣，也就自然不去投票。我在巴黎十大讀政治學碩士的時候，一位來自英國的教授問全班十幾人有誰投過票，竟然無一人舉手。這還是學政治學的學生。我一向認為政治和任何行業一樣，是要符合專業化和社會分工這兩項原則的，搞成全民參與，或者依靠流動性、變動性很強的民意治國，是根本行不通的。這次西方經濟危機，實質是民主的危機。正如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做證時承認的，雖然幾年前他就知道次貸危機，可是他卻無法幹預，因為“我能讓銀行破產，讓窮人沒有住房嗎？”一邊是提供競選資金的財團，一邊是擁有選票的選民，誰也得罪不起。這次危機和1929年時的危機不同，因為哪個時候西方還沒有建立福利製度，財政負擔不高，還沒有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製度，政治精英可以不受太多製衡的進行調整。現在則是福利誰也不敢減，任何改革都麵臨著街頭遊行和罷工。希臘國家都要破產了，為了獲得歐盟的財政援助，不得不進行改革，卻引發了一場又一場的全國性罷工就是一例。
我們的對話引起一位攻讀法律博士的台灣同學的注意，並參加進來。他認為台灣的問題不在製度，而在於人，在於沒有用好製度，相互溝通不好。過去陳水扁時代，民進黨沒有執政經驗，不懂得如何運用這個製度。而等國民黨重新上台後，劉兆玄內閣又不適應民主化後的新製度。
我不由笑道：看來兩岸真的不同。大陸的自由派把問題都歸結到製度上去，而且認為隻要有一個好的製度，就能解決全部問題。這位台灣同學叫道：“這怎麽可能？”
台灣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采用西方民主製度的華人社會，無論成敗都是寶貴的探索。但令我感歎的是，不管台灣多麽不好，他們都會竭力進行辯護，什麽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了，什麽資源短缺的原因了。好象看不到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不象大陸的自由派，明明自己的國家表現優異，仍然批不絕口。更別說出現問題和矛盾了。真不知道是民主社會更容易培養出知識分子的批判性，還是他們眼裏的專製社會更易於培養出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呢？
宋：我感覺台灣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現在大陸人去台灣就象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人去大陸一樣，有著很高的自豪感，因為百姓感覺比你們富裕、有錢，有心理優勢。我的一個經商的親戚這個月去台灣旅遊，他們哪個團兩百多人啊，到了一個超市竟然把許多產品都買空了。而且回來後對我講，連山東最落後的市都不如。（這時身邊的一位去過台灣的大陸學生插了一句話：台灣的經濟是不怎麽樣。）
台：這主要是全球經濟不好。
宋：你真的這樣認為？這和馬英九可是一個觀點啊。可是你看，同樣是麵臨經濟危機，大陸就不受多大影響。
台：象中國這樣的國家，資源如此豐富，人口眾多，早就應該發展起來。
宋：你是說台灣經濟差，一是全球經濟不好，二是缺乏資源？
台：是。台灣為什麽被認為創造了經濟奇跡，就因為我們沒有資源，國土麵積狹小。
宋：可是日本也是沒有資源啊，卻長期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新加坡資源和人口都遠遜於台灣，但經濟成就卻高於台灣。
台：沉默不語。
宋：你說大陸因為地大物博，早就應該發展起來了，可是你看看同樣地大物博的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都是民主國家，但都比中國差的遠。（注：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在三味書屋演講時認為經濟發展不是什麽太大的問題，並聲稱一直認為隻要政府不束縛老百姓，老百姓就有創造財富的欲望，就有這個能力。中國古代所謂的盛世，休養生息就是盛世，老百姓自己去發展，政府製定一個適當的規則，就能創造財富。不是什麽太難的問題。看來照此邏輯，印度、巴西、俄羅斯這三個民主國家隻所以經濟落後中國，是由於他們比中國更束縛百姓。）
台：依然無法出語反駁。
宋：曾有一位台灣學者這樣反駁我：廣州超過台灣是正常的，因為人口和麵積數倍於台灣。可是人口和麵積超過廣東的多了去了，又有多少能夠超過廣東？
宋：其實在我看來，台灣的經濟問題就出在民主身上，過多的選舉和內耗，把台灣消耗進了。 (注：台灣衛生署署長楊誌良日前未經行政院批準先行請辭，並向媒體發表了一篇以“頻繁選舉，禍國殃民”為題的書麵聲明，大力譴責台灣“連年選舉，割喉競爭，為求勝選，即使對多數人有利的政策，恐怕少數人受影響，選票流失，因而卻步。僅三數名立委補選，上至總統，都得前往輔選造勢，因沒有政權，一切免談。政治人物常因此置國家政務不顧，隻顧選舉，各部會重要政策就得停擺，不利國家長遠發展 ……”。總算有政治人物打破禁忌----盡管是在辭職的時候，指出了台灣皇帝的新裝。)
台：不是，主要是我們有統獨之爭，藍綠相拚才導致選舉過於激烈。
宋：可是你看看綠營和藍營內部的選舉，也一樣的慘烈，也都號稱割喉戰。
台：再次沉默無語。
宋：當年台灣根本不依靠大陸，就能創造經濟奇跡，現在有大陸輸血和支持，卻仍然停滯。現在停滯二十年，或許老百姓還能忍受，如果再停滯二十年呢？到時台灣經濟都完全無法和大陸比的時候，台灣製度還有任何吸引力嗎？（注：美國《新聞周刊》3月22日發表文章《民主是如何消亡的》。作者認為，近年來，西方式民主在非洲、拉美、中東和前蘇聯地區急劇衰落，因為它未能促進經濟繁榮，也沒給民眾帶來福祉。而在俄羅斯和中國，大多數人滿意國家現狀，領導人的民意支持率之高，西方人隻有做夢才能得到。）
為調節氣氛，我隨後又換了個話題：在台灣投過票嗎？
台：投過。
宋：為什麽去投票？
台：因為很好玩。這時另一位台灣學生插了一句話：我也投過票，不過是父母逼著投的。
我笑著搖搖頭。就是在法國，這種現象也很常見。這個月法國舉行的兩輪地方選舉，投票率都很低。或者老百姓認為選誰都一樣，不會改變什麽，從而心生厭倦，或者百姓本來就對政治不感興趣，也就自然不去投票。我在巴黎十大讀政治學碩士的時候，一位來自英國的教授問全班十幾人有誰投過票，竟然無一人舉手。這還是學政治學的學生。我一向認為政治和任何行業一樣，是要符合專業化和社會分工這兩項原則的，搞成全民參與，或者依靠流動性、變動性很強的民意治國，是根本行不通的。這次西方經濟危機，實質是民主的危機。正如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做證時承認的，雖然幾年前他就知道次貸危機，可是他卻無法幹預，因為“我能讓銀行破產，讓窮人沒有住房嗎？”一邊是提供競選資金的財團，一邊是擁有選票的選民，誰也得罪不起。這次危機和1929年時的危機不同，因為哪個時候西方還沒有建立福利製度，財政負擔不高，還沒有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製度，政治精英可以不受太多製衡的進行調整。現在則是福利誰也不敢減，任何改革都麵臨著街頭遊行和罷工。希臘國家都要破產了，為了獲得歐盟的財政援助，不得不進行改革，卻引發了一場又一場的全國性罷工就是一例。
我們的對話引起一位攻讀法律博士的台灣同學的注意，並參加進來。他認為台灣的問題不在製度，而在於人，在於沒有用好製度，相互溝通不好。過去陳水扁時代，民進黨沒有執政經驗，不懂得如何運用這個製度。而等國民黨重新上台後，劉兆玄內閣又不適應民主化後的新製度。
我不由笑道：看來兩岸真的不同。大陸的自由派把問題都歸結到製度上去，而且認為隻要有一個好的製度，就能解決全部問題。這位台灣同學叫道：“這怎麽可能？”
台灣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采用西方民主製度的華人社會，無論成敗都是寶貴的探索。但令我感歎的是，不管台灣多麽不好，他們都會竭力進行辯護，什麽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了，什麽資源短缺的原因了。好象看不到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不象大陸的自由派，明明自己的國家表現優異，仍然批不絕口。更別說出現問題和矛盾了。真不知道是民主社會更容易培養出知識分子的批判性，還是他們眼裏的專製社會更易於培養出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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