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的內部講話
今天我受政治局委托，同大家討論十個方麵的問題，都是些大問題。這些問題是：
第一，為什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第二，民族複興目標與黨的最高綱領的關係；
第三，我們為什麽不改黨的稱呼和黨旗；
第四，小平同誌強調“忍”字和韜光養晦，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發展；
第五，新時期的敵我友；
第六，“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方針口號，是對毛澤東鬥爭哲學的重要發展；
第七，中美合作時期，要重點防右傾投降主義，要發揚我們黨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傳統；
第八，要實現民族複興，就離不開毛澤東同誌總結的三大法寶；
第九，以毛澤東同誌倡導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培養我們同誌的戰鬥精神；
第十，要按照“講政治”的原則擺正黨和人民的關係，正確使用那些被下台的幹部。
先談第一個問題：為什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毛主席去世、小平同誌主持工作以來，我們不象過去那樣每天都把“毛澤東思想”喊得震天響，這有各方麵考慮。西方國家竊竊自喜，我們有些同誌也錯估形勢，誤以為我們真的在“和平演變”。他們隻看到我們每天都在同西方國家握手開會、點頭哈腰，所以有的人就鼓勵我們“大膽地往前走”西化道路，有的則把我們視為背叛毛主席的革命對象。他們都沒有看到，我們恰恰是在根據毛澤東同誌的高瞻遠矚戰略思想，按照毛澤東同誌總結的“三大法寶”，步步接近毛澤東同誌夢寐以求的戰略目標。
毛澤東同誌領導我們勝利建國的前夕，他說這隻是萬裏長征第一步。那麽他的中心思想是什麽呢？後來他說：“隻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資本主義的陰風總會不時地吹到社會主義國家裏來。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社會主義同資本主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最後解決。”這就是憂患意識。他認為，如果沒有在世界範圍內解決誰戰勝誰的誰勝誰負問題，我們就不能說已經取得了革命的最後勝利，我們已經到手的一切也可能會喪失。這就是我們現在強調的，我們現在有了的，不等於永遠有！出路在哪裏？就是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在世界範圍內完成中華民族複興的大業。完成了複興大業，才能說是革命的最後勝利，我們就永遠有了一切，人民的一切。
對於這個道理，我們很多同誌不清楚。他們滿腦子都隻是GDP，都是燈紅酒綠的享受，都是他們已經擁有了的小安樂窩。他們不懂，現在擁有，不等於永擁有！
近來我們從國內情況強調，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永遠不變的，如果喪失了先進性，就必然會喪失執政地位。這個問題還要從我國的外部世界來考慮，如果我們不能站在中華民族的最前麵，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前麵，不能帶領他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開創中華世紀，我們同樣會喪失執政地位，腦袋也會搬家，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也就會喪失一切。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要重新強調毛澤東同誌的憂患意識，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靈魂，所以在國慶六十周年遊行隊伍中，我們專門設置了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隊。對這個方隊大家議論紛紛，可是卻沒有什麽人能夠按照毛澤東思想總結我們這些年來的工作。
下麵，我要按照主席思想，著重從我們黨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從八個方麵回顧我們的工作。
首先，我們高舉的民族複興旗幟是不是毛澤東的旗幟？它與黨的最高綱領是什麽關係？雖然毛澤東時期我們黨沒有正式宣傳“民族複興”這個口號，但為民族複興而奮鬥的精神，卻是貫穿於黨誕生以來的一切工作之中。回頭看看曆史，從依靠蘇聯、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到與蘇聯修正主義決裂而高舉世界革命旗幟領導世界革命，到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畫龍點睛，提出“中華世紀”的奮鬥目標，我們黨在世界曆史之中的前進方向不言而喻。
現在我們天天喊“民族複興”，但什麽是民族複興的本質標誌呢？就是實現中華世紀。所以我們在上一世紀末，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世紀壇，向全中國人民吹響了開創中華世紀的號角。但怎樣才算是實現了中華世紀呢？我們關起門來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全世界都由我們黨領導和安排，不僅從思想、文化、經濟及政治上，也要從組織上有保證，為全地球製定統一計劃。隻有到了這一天，我們才可以說，中華民族，世界革命人民，現在有了的，就等於永遠有。
有的人對我們說三道四，他們反問我們，馬克思主義規定的共產黨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民族解放，有沒有說過哪個民族的複興？他們的思想方式太過狹窄，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講過的東西我們就不能講嗎？馬克思主義就不能發展嗎？回頭看看曆史，馬克思他們主張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各國同時勝利，而列寧斯大林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要在世界帝國主義鏈條中的最薄弱環節首先勝利。這就叫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所以我們完全有權力提出，在全世界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必然要經曆一個中間時期，這個時期，就是中華世紀。我們今天放眼世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頂住了蘇東劇變的巨大衝擊，走出低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複和發展，古巴、越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正在象我們一樣積極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亞洲非洲特別是拉美一些國家羨慕我們的道路，所以左翼政府紛紛上台執政，而美國政府也求助於社會主義因素來渡過經濟危機難關，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馬克思熱”。這些都在在顯示社會主義的生命力。而在這個世界社會主義浪潮裏，誰是中流砥柱？誰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和代表？當然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所以，隻有經過中華世紀，世界社會主義才能站穩腳跟，才能進一步前進到共產主義。我們沒有按照有些同誌建議的那樣改變共產黨的稱呼，因為我們堅持共產主義的方向。而要最後實現世界共產主義，就要先實現中華世紀，讓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領導全世界，從思想、政治、及組織上統一安排全世界，而這就是毛澤東同誌夢寐以求的偉大理想。
我們有的同誌對中華世紀的提法有異議，他們說，毛主席不是早就講“不稱霸”嗎？其實這些同誌不懂曆史。毛主席在文革期間當時是這樣講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他是根據朱元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雄韜大略和曆史經驗，提出“不稱霸”的口號，這恰恰說明毛主席的全球眼光和長遠眼光。當然毛主席比朱元璋更有魄力，他決不是隻想爭取在地球上說一不二的話語權，他的目標是，這整個地球要由我們黨來製定統一計劃，統一安排，用今天的話來講，這就是中華世紀。
為實現中華世紀而奮鬥，這就是今天我們黨的最低綱領。而黨最高綱領呢？仍舊是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有的同誌講，我們現在不是不大講共產主義了嗎？我們總是高喊社會主義，為什麽不把共產黨這個名稱改成社會主義黨？
不錯，我們不像1958年那樣每天吆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但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共產主義目遠大標。尤其是，黨的名稱上麵出現“社會主義”，就容易使人聯想到德國的納粹黨，因為他們的黨就叫著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我們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敏感，是因為我們在很多方麵同希特勒德國相似，尤其是我們同希特勒德國一樣快速崛起，帶來很多人的恐慌，如果我們的名稱再同他們相似，我們不就自毀形象，樹敵太多了麽！希特勒是極端反共，所以我們保留共產黨的稱呼就很重要，不管我們現在同共產主義沾邊不沾邊。既然黨的稱呼不能改，黨旗也就不能改了。雖然黨旗的鐮刀錘子代表的那個時代生產力比今天是多麽落後，但鐮刀錘子卻是共產黨的最經典標誌，我們不能丟啊！
如何實現中華世紀偉大理想？小平同誌對毛主席的路子有重大發展。由於毛主席對記載改朝換代的古書研究得多，所以他總是“破”字當頭，強調一個“打”字。他著重於研究如何領導世界人民開展武裝鬥爭，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卻沒有花大力研究如何利用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來壯大我們自己。小平同誌由於從年青時期就留學西方國家，所以就更注意如何利用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來壯大我們黨的力量。也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駕馭巨人，最後要打倒和取代西方巨人。
雖然如此，小平同誌也像毛主席那樣注意發揮中華智慧和謀略，使我們能夠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包圍威脅之中，爭取曆史機遇，壯大我們黨的力量。這就是小平同誌的韜光養晦思想。這就是今天我要講的，我們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個重要發展。
大家知道小平同誌提出的32字國際方針，這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抓住機遇、有所作為”，其核心有兩個，分別適用於兩個不同曆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韜光養晦”，第二個時期是“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個時期就要大有作為。
第一個時期的“韜光養晦”，這四個字的精髓，就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如何保存和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我們很多同誌不懂曆史，其實如果注意總結比較一下我們黨在抗戰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基本活動，就可以發現很多相似之處。
韜光養晦這四個字，雖然沒有以文字形式出現於毛澤東著作當中，但實際上卻貫穿於我們黨的八年抗戰曆史當中。毛主席在抗戰時期對我們黨的領導，事實上都是圍繞著韜光養晦這四個字來展開。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比抗戰八年長多了，而我們同對手的既聯合合作又鬥爭，我們與對手的互相滲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發展到一個全新的程度。我們現在上演的韜光養晦史詩，比八年抗戰時期的史詩，要長得多，壯觀得多。具體的我就不講了，那是我們各個職能部門的具體工作，要由他們自己去總結，要由以後的曆史學家去總結。我現在隻是想強調我們的軟身段智慧和謀略。大家都知道，韜光養晦的最經典範例，就在“曹操煮酒論英雄”的故事裏。心懷大誌的劉備，身處時刻有被強敵曹操吞噬的時期，他格外注意隱藏自己妄圖稱雄於世的大誌，而假裝隻知道埋頭澆水種菜，他在曹操麵前的示弱，拿北京土話來通俗地講，就叫著*****，顯示出他的高超政治智慧。抗戰時期毛主席也是有意不暴露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敵戰鬥力，而大搞南泥灣開荒種地，讓強大的對手覺得共產黨隻會混飯吃，成不了氣候。小平同誌繼承和發揚光大了毛主席的政治智慧，把毛主席和中華民族的綿裏藏針智慧，發展到新階段。小平同誌總是注意糾正我們一些同誌的革命急躁病，而反複提倡一個“忍”字。靠了這個“忍”字，我們才能同西方國家搞好關係，才能使西方國家放鬆對我們的警覺而接納我們，才能把他們的技術和資金搞過來，把他們的骨幹企業隊伍拉到中國來為我們服務。隻有經過了這個階段，我們才能走到財大氣粗的今天。
我們韜光養晦時期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很多同誌搞不清，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是敵我友。毛主席反複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有的同誌看到朝鮮古巴伊朗他們跟我們不一樣，時時與美國針鋒相對地幹，就羨慕他們，認為我們是錯把敵人當朋友，站錯了隊。這些同誌的思想太簡單了。敵我友的劃分，既要根據曆史使命，也要根據曆史條件，根據我們的需要。過去毛主席講要把美國政府同美國人民區分開來，要打倒美帝國主義、解放美國人民，如果我們今天還這樣大聲喊，能把西方的先進東西拿過來嗎？大家知道，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是共產黨的同盟軍，而1927年4.12大屠殺後，國民黨就成為共產黨的敵人，後來日本打進來，國共聯合抗日，國軍又成為共產黨的友軍。抗戰勝利後國共爭奪天下，蔣介石國民黨又成為我們的革命對象。那麽是不是我們黨就沒有預見性，對敵我友關係的發展變化是稀裏糊塗一筆帳？當然不是。抗戰時期我們聯合國民黨這個最根本的敵人，打著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的旗幟，穿上國民黨給的統一軍服，戴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軍徽，我們的重要目的，就是韜光養晦，積蓄力量，準備迎接未來的國共決戰。我們當然知道我們黨的曆史使命是什麽。現在這樣簡單地回顧曆史，大家就能理解，怎樣根據我們的曆史使命來從根本上確定我們的敵我友，又怎樣根據改革開放的需要，如何在國際上處理敵我友問題，包括對美關係，對西方陣營其它國家的關係，對原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關係，對伊朗和委內瑞拉這種新興反美國家的關係，對廣大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對一些所謂恐怖主義國家和組織的關係。對於那些敢於向美國叫陣的國家，對於那些在我們與美國之間兩麵討好的維持會式國家，我們要善於發揮他們的同盟軍作用，但是我們又不可以同美國鬧翻，這是非常高的鬥爭藝術。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韜光養晦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就是毛主席的鬥爭哲學。如果沒有鬥爭哲學，韜光養晦就毫無意義，我們所以要韜光養晦，就是為了鬥爭。所以我要談談我們對毛主席鬥爭哲學的發展。
從馬恩列斯到毛澤東同誌，都把革命暴力放在最重要地位。《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無產階級將在暴力鬥爭中得到整個世界的一切。毛主席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文革中，我雖然因為重點培養我的校係領導受衝擊而沒有參加激進的紅衛兵組織，但有三點我印象很深，第一，強調重在表現而反對血統論，我出身不是“紅五類”，所以很有感受；第二宣傳兩杆子，就是強調奪取政權和保衛政權要靠槍杆子和筆杆子；第三是強調，雖然我們黨在中國奪取了政權，但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最後解決，隻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消滅帝修反，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才能說是取得了最後勝利。其實早在文革之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通過對蘇修論戰，我就下決心永不變質，為世界革命獻身。那時候，由小平同誌主持起草的九篇批判蘇共的公開信，對我們的教育非常深刻，使我永生難忘。後來傳出毛主席的批示，說“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我聽說後，興奮了好多天而夜不能眠。自那以後，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參加這場決定誰勝誰負的最後鬥爭。
雖然我們堅持毛主席的鬥爭哲學，但還是有些同誌不能正確理解我們。在他們看來，我們在右手同美國握手的同時，就應該舉左手高喊“打倒霸權主義！”他們認為我們的“和平發展”與“和諧社會”口號是修正主義。他們的頭腦實在簡單。
“和平發展”的方針和口號其實不完全是我們這些人的發明，這個提法恰恰是毛澤東同誌最先提出的，我們不過是繼承毛主席而已。1945年國民參政會舉行茶會紀念“九.一八”，毛澤東同誌致詞說，今後將進入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新時代。
當時是什麽曆史背景？就是抗日勝利後國共決戰的準備時期，而斯大林卻壓我們，硬是要我們與蔣介石國民黨共治中國，不讓我們繼續革命。那時我們黨清楚地知道，中國的前途關係到你死我活的兩條道路鬥爭，知道蔣介石在磨刀，知道我們也必須磨刀，否則創立共產黨有什麽用？為了麻痹蔣介石反動派，也為了應付斯大林，毛主席就做出了“和平發展”這個姿態。軍事專業上，這叫著戰略欺騙。
而“和諧社會”這個口號，雖然看起來有點像修正主義，像六十年代我們批判的“合二而一”，其實不然。這要看是在什麽思想原則的指導下。如果我們真的被西方國家分化而走了西化的道路，這個“和諧社會”當然是帝國主義附庸的社會，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勢力在中國複辟。但是如果在毛主席的鬥爭哲學指導下，這個口號的作用就是穩定我們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增加我們黨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也對敵對勢力起麻痹作用，他們會暗地裏竊喜：看，胡錦濤他們終於走上毛澤東的對立麵，拾起了毛澤東當年批判的貨色。這就為我們實現中華世紀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然今天，我們“和平發展”的幾十年比抗戰後“和平發展”“和平建國”那一瞬間要長多了。這幾十年我們圍繞“和平發展”所做的工作比抗戰後那一瞬間要豐富多了，發展多了，尤其是配上“和諧社會”的思想，使我們黨穩紮穩打地接近最後的勝利。如果說當年毛主席的“和平發展”號召保證了我們黨奪取全中國的勝利，那麽今天我們繼承毛主席“和平發展”的口號，也預示我們必將奪取在全世界的勝利，完成民族複興的曆史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的和平發展時期，就是我們與西方國家和平合作而不是軍事對峙的時期，相當於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時期。今天也可以把我們同西方的合作關係看成是一種統一戰線，發展經濟的統一戰線——為了同一個目標麽。毛主席在總結我們的統一戰線曆史經驗時說，在我們同對手合作的統一戰線時期，要堅持獨立自主，注意防止右傾，反對那種“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不求鬥爭、放棄領導權的右傾投降主義，而在同對手關係破裂時期，要注意防止左傾盲動冒險主義。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同對手互相合作的關係已經發展到我們曆史上的最高峰，黨內右傾投降主義傾向也前所未有。當然我們這裏講的投降不是說真的叛逃到敵人營壘，而是說對我們的對手幻想太多，退讓太多。按照主席思想，我們處理對西方關係的總原則是又合作又鬥爭，以鬥爭求合作，當然這個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在政治上我們強調獨立自主，不僅不做他們的附庸，而且要獨樹一幟爭取亞非拉群眾。在軍事上，對他們的挑釁是針鋒相對，但又不致於破壞基本的合作關係。回顧起來，從我們支援南斯拉夫對抗北約聯軍，從北約的炸館事件，到南海撞機事件，到我們潛艇跟蹤美國航母，到南海對抗美國軍艦，我們都按照針鋒相對的原則，進行了妥當的處理，克服了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
我們要清楚認識到，和平發展時期敵我不清的環境，也是一種腐蝕劑，它會極大地消融我們廣大幹部群眾的對敵鬥誌。所以我們要抓緊革命傳統教育，學習革命老前輩的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精神，使我們的人民始終保持旺盛的鬥誌，做好對敵鬥爭的思想準備。否則，在哪一天早上局勢突然逆轉，我們就要吃大虧。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在“和平發展”旗幟下奪取開創中華世紀的偉大勝利？這就是我們這幾十年來所做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澤東思想關於革命勝利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毛主席總結的“三大法寶”，是我們開創中華世紀的指路明燈。毛主席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可以說，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我們所有的工作，都是圍繞這三大法寶。當然我們對這三大法寶有重要發展。
第一是加強黨的建設，牢牢抓緊黨的領導權。
在這方麵，首先是正確處理了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與全國人民一起粉碎了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亡我企圖，捍衛了我們黨在中華大地的執政地位。自那以後，從黨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我們黨都始終把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放在首位、做為出發點，接連展開一係列舉措。
結合反腐敗，我們在黨內開展了三講活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後兩講大家都談得很多，這裏重點談談“講學習”的曆史作用。我們黨是打仗起家的，對於經濟建設，大多數人都是外行，對國際金融，更是外行，對世界新潮流、新發展、新趨勢缺少了解。但是通過“講學習”活動，我們走出去請進來，虛心向國際經濟學權威和金融學權威學習，向別人的優點學習，我們很多人都成了內行，具有駕馭世界的眼光，為駕馭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打下了基礎。
我們進行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我們進行了黨的先進性教育。我們進行了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批判，堅定了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自覺性。黨的高級幹部清楚認識到，雖然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一套有助於發明創新，但我們的集中製領導，更加適合應對突發事件，適合對敵戰爭，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可能會決定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建國以來，我們第一次明確地把捍衛黨的執政地位同人民軍隊的使命，同抓緊軍事鬥爭準備緊密聯係起來。我們在軍隊教育中明確提出：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
這些大規模教育活動，使得我們黨在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在我們同西方合作的韜光養晦時期，既避免了自我腐敗垮台，避免了被西方同化過去，避免了與人民矛盾的激化，引導了黨政軍認識到我們黨的曆史使命，又提高了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增強了我們黨對西方勢力的應對能力。我們要繼續深刻認識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執掌政權的客觀規律，為民族複興大業踏踏實實工作。
為了加強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我們一直在不斷改善互聯網工作，既積極利用新技術，也發揮網上警察和網上評論員的積極作用。一方麵要遏製不良信息，另方麵要加強輿論引導。在這幾十年中西合作的韜光養晦時期，輿論引導的最重要方向，就是用愛國主義引導人民不要忘記我們的革命傳統，不要被分化和西化而脫離黨的領導，不要忘記民族複興大業任重而道遠，不要忘記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使人民始終保持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警惕。前些時間，我們就刊發了些稿件，提醒廣大人民，美國可能對我國發動戰爭以轉嫁經濟危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不僅著眼於保持黨的已有執政地位，而且更著眼於培養後備幹部隊伍，擴大我們黨在全中國、全世界的影響力。我們在延安、井岡山和上海設立了三大幹部培訓基地，黨校、行政學院和很多高校都為培訓幹部服務。特別是，以廣建孔子學院為中心，我們在全世界廣泛布設各類中文學校，就是為了增強我們黨的影響力，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中發現和培養我們黨的同情分子和黨外積極分子，他們都是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由於我們忽然喜歡起孔子來，不是由於我們要回到五四運動以前的孔孟時代。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對於後備幹部的培養，已經走出路子，這就是黨校、行政學院——高校——中文學校一條龍。幹部隊伍，是最重要的軟實力。過去，當百萬雄師占領長江以南之時，隨軍幹部隊伍就是接管當地政權的最重要軟實力。今後，當中華世紀來到之時，我們黨的影響力遍布全世界，世界各地當然少不了與之相應的管理人才。
第二是發展經濟，其作用歸根結底是兩個方麵
第一是在全中國和全世界增強我們黨的影響力，也就是加強我們黨的領導力量。你使中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和平崛起，使中國人民吃飽吃好穿好娛樂好，又能享受高速上網和高速交通，中國人民就擁護你相信你；你使西方窮人能夠享受你的廉價便宜貨，西方人民就稱讚你；你把一些西方大企業比垮，走向全世界收購、投資他們的大企業，西方人就不得不佩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
第二，當然發展經濟的主要作用還是增強國力，說得直接一些，就是發展我們黨領導下的軍事力量和不流血的戰爭手段。這些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暴力。
毛澤東同誌說，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談到我們軍隊的發展，這些年來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裏，激動在心裏。我們通過各種方式已經公開或半公開的，有094核導彈潛艇，東風係列核導彈，中導攔截，打衛星，第四、第五代戰機，航母，及岸艦導彈等。當然我們還有更多更厲害的後核武器時代殺手鐧沒有公開，尤其是秘而不露的終極武器，沒有公開，也不會公開，這是基本原則麽。
談到不流血的戰爭手段，這是我們對毛澤東同誌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思想的重要發展。這些年來世界上都在談論金融戰和經濟戰，大家自然會問，我們在這方麵是否在挨打？我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在這方麵毫不軟弱，而且有相當的成績。我們在西方金融界和經濟界，在政府上層，都有我們黨的同情分子，我們和他們擰成一股勁，就推動加速了霸權主義的衰敗。我們一上，他們一下，中美兩國的力量對比，就發生可喜變化，這是史無前例的變化和成績！這個成績毫不亞於朝鮮戰爭同美國打平手的成績。以前我們在這方麵幾乎是空白，隻有一個冀朝鼎，哈佛畢業，周恩來同誌派他打進國民黨政府，擔任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最高顧問，在經濟戰線搞亂了國民黨政權，為我們奪取軍事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我們那時候也隻是用的最簡單原始方法：偷偷地在廣大新解放的城市和農村收集被我們作廢的巨額舊幣，再神不知鬼不覺，大批大批地拿到到江南國統區搶購民生用品，把國統區的物價猛地搞了上去，從而使國統區民怨沸騰，火山爆發，一下子把蔣介石國民黨推到火山口上。他們腐敗之極，等發現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早就把生米煮成熟飯了。
我們另一種沒有硝煙的戰爭手段是網絡信息戰能力。這方麵我們的力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互聯網是美國人搞起來的，我們雖然起步晚，但現在已經能夠同他們平起平坐，在有些方麵甚至超過他們。
軍事上的具體成績這裏就不多講了。但有條原則很清楚，就是說，我們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抓緊軍事鬥爭的準備，這不是花架子，不是官場套話，不是放空炮，而是實實在在的硬任務。為什麽會有這個硬任務？就是由於，還在小平同誌健在時，我們政治局就有一個最基本的估計：中美戰爭也就是中西戰爭，最後是不可避免的。小平同誌講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是講永遠打不起來，相反，是必定要打起來。出於韜光養晦的需要，我們不再公開使用“帝國主義”這頂帽子，有時我們改稱他們為“霸權主義”、“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但這不等於他們帝國主義本性就消失了。相反，小平同誌的分析預言是，在前幾十年，西方國家懷著對我們和平演變的妄想，一直認為我們這些人是中國的納吉，所以對我們用軟而不硬碰。這就是我們大發展的大好機遇期。但幾十年後我們發展壯大起來了，還不和平演變，西方國家就要害怕了。他們對我們國家搞顏色革命搞不成，狗急跳牆，就必定要以軍事手段妄圖推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因為這關係到他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生死存亡。這就到了第二個曆史時期，這就是我們進行反擊的曆史機遇，就是我們在全世界推進中華世紀的曆史機遇。這是另一個重要的曆史機遇。當年如果不是希特勒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還沒有理由出兵在東歐打出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上一世紀，毛澤東同誌就強調，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是壞事也是好事，他很注意研究，怎樣利用帝國主義發動的世界大戰，利用這個曆史機遇，把帝修反打平，統一全世界。當然，將來我們要按照我們的戰略部署，看準了時機就要先發製人，製敵機先，而不是一定要等他們先打到北京城，我們退守到井岡山和西安以西再進行反擊。所以我們一再強調為期幾十年的這個曆史機遇期，我們一定要珍惜這個曆史機遇期，全力以赴利用好這個曆史機遇期發展自己，同時要準備好，在第二個時期來到時，利用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機會，勝利推進中華民族複興大業。
這個曆史機遇期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還有多長？我們希望它繼續下去，但也要準備它突然結束。我們在各方麵都有準備。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基本估計和長期部署，有我們的主動性，但也有最壞的準備。毛澤東同誌在抗戰勝利後國共決戰的前夕曾經在幹部會議上說，“明天就打起來，我們也有準備”。那時候我們的軍事準備包括緊急調兵遣將，用美軍觀察組的軍用飛機，把我們一些高級軍政領導幹部從延安火速送到各個前線。美國人那時還蒙在鼓裏，稀裏糊塗地幫我們調兵遣將。
我們現在的準備包括各個方麵，這裏著重談談社會穩定問題。隨著我們社會轉型的逐步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威脅著我們黨的執政地位，也當然會威脅未來我們同西方國家的軍事攤牌。這裏一個重要問題是所謂“顏色革命”。西方國家為了推動我們走西化的和平演變道路，用各種方法支持我國的各種異議反動分子，而這些異議反動分子就是他們的別動隊。其中部分人一直在宣傳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宣傳擺脫黨的領導，甚至鼓動聯邦自治。六四過後，我們對他們的頭麵人物大都采取了流放海外的辦法，以期適應我們同西方國家既合作又鬥爭的新關係。對於仍舊在國內的人，我們采取“時收時放，收放結合”的辦法，以便既嚴密控製他們，又不至於矛盾激化。這個“收”和“放”，包含兩方麵意思，一是對他們人身的收和放。“收”就是在一定情況下把他們抓起來，收在拘留所和監獄裏一段時間，或是讓他們在家裏或旅館裏或我們辦公室裏“喝茶”不準出門一段時間。“放”就是放他們出來，讓他們在監視下享受人身行動自由。二是對他們謬論的收和放。“放”就是在一定時間內允許他們某些謬論在社會流傳，我們的目的一是使廣大人民群眾增強免疫力，增強抵抗力，二是引蛇出洞，把這些謬論的同情者都引出洞來，以便我們分類掌握，心裏有數，三是給我們增加一點和平演變的色彩，有利於減少西方國家對我們的敵視和警惕。“收”就是在一定情況下不允許某些謬論流傳，對這些網上有害信息進行過濾和刪除，同時取締一些異議分子的集會活動。總之，我們各級的610辦公室、掃黃打非辦公室、維穩辦公室和接訪工作密切結合，與互聯網管理部門及公安部門密切結合，我們就有了一個嚴密的社會控製網，能夠牢牢掌握整個中國社會，能夠應付形勢的突然變化和突發事件。需要提及的是，我們“收”“放”的尺度也是隨形勢發展而變化，以前我們是看西方人的眼色抓人和放人，現在就有些過時了。另外，有些頭麵人物跳的時間已經不短了，他們起的作用已經差不多了，就該把他們收起來。
談到軍事攤牌的準備工作，不能不提到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這些年來我們強調科學發展觀，強調重視生態環境以支撐可持續發展，有些同誌就提出，要把治理生態環境放到第一位，而把經濟發展放到第二位。這是一種不正確的偏向。不錯，做為經濟發展的代價，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我國各地的環境汙染日益嚴重，從空氣汙染到地下水汙染，從江河湖海汙染到農田汙染，從汙染農田生產的汙染農產品到汙染飼料生產的畜產品和水產品，對人民的生命及健康威脅越來越大。但是出路在哪裏？如果我們把我們的經濟發展步伐慢下來，把重心轉移到環境治理上，勢必減緩我們國力的發展，影響到我們的軍事鬥爭準備。軍事鬥爭打不贏，丟掉了政權，我們就喪失了一切，人民就喪失了一切。反過來說，我們軍事鬥爭打贏了，我們就有了一切，全世界都由我們安排麽。
第三是我們黨進行的浩大統一戰線工作
曆史以來，如果不算我們同對手之間的既合作又鬥爭關係，即廣義的統一戰線關係，我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包括兩大領域。第一個領域是公開的戰線，第二個戰線是秘密的隱蔽戰線。公開的戰線從我們解放區延伸到敵占區，甚至海外，包括黨領導下的敵占區民主運動（民運）、工人運動（工運）、農民運動（農運）、學生運動（學運）等，包括我們黨在國統區辦的公開黨報，及外圍組織經營的各種報紙刊物。而隱蔽戰線就是我們黨在敵人黨政軍特內部秘密建立的黨組織，黨的堅強堡壘，插在敵人心髒中的鋼刀。毛澤東同誌為隱蔽戰線工作製定了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個隱蔽戰線一直延伸到蔣介石身邊。隱蔽戰線的英雄們，尤其是潛伏在敵人軍政特要害部門的地下黨英雄們，對我們國共決戰的最後勝利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如果我們沒有潛伏在中統的前三傑、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後三傑，我們的黨中央機關早就被敵人破壞；如果我們沒有把傅作義的家人發展為中共黨員，就沒有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沒有潛伏在蔣介石身邊和國防部的沈安娜、郭汝瑰和劉斐，就沒有三大戰役的勝利；如果我們沒有那麽多同誌打進敵軍司令部去瓦解敵軍，就不會有那麽多敵軍的起義倒戈。他們的貢獻永遠不可磨滅。
我所以要這樣回顧我們黨過去的統一戰線功績，就是要說明，我們現在的統一戰線不比那時遜色，也包括內部和外部兩大部分，公開和隱蔽兩大部分。這幾十年來我們繼承和大大發展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傳統，我們這三十多年來的成績，不亞於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他們那三十年的成績。我們這三十年的工作範圍，遠遠超過了他們那三十年，我們超出了中國國土的範圍，超出了中國人的範圍，超出了朋友和敵人的想象力範圍。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的工作遍天下。海外那些華人社團和媒體都少不了我們的人，被我們流放海外那些反華分子雖然蹦蹦跳跳，但都跳不出我們的如來佛手掌，生殺大權就在我們手裏。我們發展了美國人的信息技術，坐在北京，就可以了解大洋彼岸美國的信息，影響和引導那裏的輿論，甚至可以跟蹤和監督一些重點對象的活動，可以在微軟網站過濾和屏蔽不良信息。當然目前我們還隻是爭取了微軟，那個比爾蓋茨就同情和支持我們對互聯網搞檢查和過濾，我們還要爭取其他更多人。另外，大家看了《潛伏》等革命傳統教育電視片，都對戰爭時期那些有名和無名的英雄崇敬備至。我們引以為傲的是，在今天的和平時期，我們也有不少這樣的英雄。還有，連美國白宮都有我們毛主席的像，這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
這裏我要特別提一下我們的大外宣工作。這些年來，隨著我們國力的突飛猛進，我們開始把全球大外宣的曆史任務，提到議事議程。這項工作的曆史意義是什麽？大家都看到是加強我們的軟力量，爭取我們黨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占領宣傳輿論的製高點,要用我們的話，來引領世界。但在這些意義的後麵還有什麽意義？我看是為我們黨在中華世紀的領導地位打輿論基礎，打民意基礎。如果沒有這種民意基礎，即使我們打垮了西方軍隊，贏得了全世界，我們在世界上也會遇到層層阻力，很多人不習慣我們麽。當年我們解放國統區後，好多地方的老百姓不是躲著我們嗎？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大宣傳工作，就是要使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了解我們黨，使他們認識到，我們黨是全世界人民的忠實代表，是人類文明的可靠代表，就是有一天霸權主義不惜打核戰爭把人類文明毀掉了，我們也能夠把人類文明傳承下去。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們請進來、走出去，張開雙臂學習人類文明的方方麵麵，取得了巨大成績，今天即使你不出國，也可以在中國看到西方文明明珠的方方麵麵。在有的方麵，我們的水平甚至比洋人還要洋。那個美國大片《2012》，就暗示說，中國是人類文明的傳承者。有人說我們把中國搞成了西方殖民地，西方的大雜燴。他們怎麽會理解我們的良苦用心？
要搞好大外宣，需要從兩方麵努力。一是不惜工本在全球廣建我們的宣傳基地和隊伍，另方麵需要用各種方法不惜工本，在西方國家打進那些權威的圈子，包括個人和機構，他們在國際上具有一定話語權，是世界輿論喜怒哀樂的帶頭羊。我們在底下做好了他們的工作，使他們成為我們黨的同情分子，他們一旦出麵為我們講話，效果就好得多。近來大家可能感覺到，越來越多的西方權威在說我們的好話，在痛罵他們政府，而一些反華老手卻開始受到輿論圍剿。這就是一個趨勢，伴隨中國崛起的一個趨勢。
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三大法寶，踏踏實實地為民族複興做準備工作，還需要注意培養一股精神。什麽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
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當毛主席提出“埋葬帝修反”的目標時，他同時向全國人民提出，要培養和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那時候他說：“我讚成這個口號，叫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重溫毛主席的這一教導，對我們的民族複興大業有著格外重要的現實意義。
毛主席這一思想是一貫的，早在戰爭時期，毛主席就說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毛主席的最英明之處，就是高瞻遠矚透視曆史，看到了曆史發展的鐵的定律：社會要大變動，曆史要大發展，就很可能要死人很多。這是不依我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為了解放中國人民，犧牲了不少中國人！單單一個長春之戰，就餓死了一，二十萬平民百姓。所以毛主席估計，帝國主義要發動核戰爭，我們要把帝國主義打平而實現社會主義全球化，可能要死掉世界人口的1/3 到 1/2，但我們不怕。毛主席說，“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
共產黨員要樹立正確的生死觀。既然反動的壟斷資產階級總是要用反革命暴力維持其舊世界而阻擋曆史前進，既然我們推翻舊世界、開創新世紀隻能借助於革命的暴力，那麽死人的事，甚至是大量死人，就是難以避免的。我們在為中華世紀而奮鬥的時候，必須有這種思想準備。以前清華有這麽一首歌：“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這就是一種戰鬥精神！我們不能一方麵讚成革命的暴力，一方麵卻害怕大量死人，因而不敢付出代價，不敢鬥爭，不敢勝利。我們共產黨員不能做葉公好龍式的人物，一麵天天盼望中華世紀的到來，而當中華世紀真的來找他，要他準備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時，卻逃之夭夭。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說死人是好事。他說，“死人是好事，沒有死，那還得了。如果今天還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裝不下去了，我讚成莊子的辦法。莊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應當開慶祝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慶祝舊事物的滅亡。”你看，連古人都有這種思想境界！我們共產黨員要帶動廣大人民群眾，進入這種高尚的思想境界。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我們黨員、我們的人民為中華世紀的到來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我有時在鶯歌燕舞、燈紅酒綠的場合，在人山人海萬眾歡騰的場合，有時在一瞬間，腦海裏不由得會閃過一些令人驚心動魄的軍事演習場麵，那一幕幕毀滅性場麵，我不由得想到人的生命相比是多麽渺小。我也常常會憧憬那未來中華世紀的人們，腦海裏不由得會想起中學時期讀過的青年馬克思寫的一段話：“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麵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這些年來看著祖國日新月異大變樣，我總會有一種自豪感。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中華民族民族複興的曙光已經不遠了。四十多年前毛主席曾經高瞻遠矚地預言：“今後的幾十年，對於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麽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是四、五十歲的人。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身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誌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曆史使命而奮鬥終身。”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曆史使命在身，所以仍舊是“任重”，但是道，已經不遠了，曙光就在前麵。
回顧曆史展望未來，我會想起溫家寶同誌常常喜歡引用的一首詩：“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當未來中華世紀的人們回頭瞻仰我們的成就時，我們的一切在他們眼裏不過是小小的眾山，萬裏長征的幾步而已。
最後一個問題是，要始終堅定地擺正黨和人民的關係，對那些因為工作失誤或腐敗而受處理的下台同誌，要具體分析，正確對待。從江澤民同誌提出“三個代表”思想以來，不時有人對我們說，既然共產黨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就是主體，就是第一位，應該把我們傳統的提法“黨和人民”，改成“人民和黨”，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這種說法似是而非。按照馬克思主義，到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那一天，世界大同那一天，國家和政黨都消亡了，當然也沒有共產黨了，也就不存在黨和人民哪個擺在前麵的問題。但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就首先要實現中華世紀，就離不開對敵鬥爭，而這就離不開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黨比人民還重要，當然要始終把黨擺在人民的前麵。
按照這個“講政治”的原則，那些留黨察看的下台幹部，隻要他們對黨忠心耿耿，就是黨性強，就仍舊屬於無產階級先鋒隊，不管他們占有多少財富，他們就仍舊是黨的財富，就要重新使用他們。對於在反腐敗鬥爭中下台的同誌，要注意分清延安和西安，隻要他們忠於黨，就是發生在延安的腐敗，革命隊伍中的腐敗，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就要留出路，為他們創造條件，爭取盡早重新使用。
華夏快遞 : 哈佛教授：和美國相比，中國在讀幼兒園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最有可能成為匹敵美國霸權的新興超級大國。不過最近幾個月來，這種自冷戰以來西方前所未有的恐懼，顯得特別強烈。不久前由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進行的調查顯示，７１％的學者認為中國是下一個全球超級大國，同時認為中美首腦並肩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領導人。
英國人馬丁•雅克的新作《當中國主宰世界時》一書認為，中國將在本世紀末之前成為全球霸主，或者是在今後４０年之內。這本來沒什麽大不了的，但現在到處是“可怕的”場景，比如，各地的孩子都在學中文。而且，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２００５年的一份報告稱，中國的崛起迫在眉睫，其對全球造成的影響可能不亞於１９世紀的德國和２０世紀的美國。
美國對中國的擔憂，適逢我們經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絕非巧合。現在人們討論最多的是：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它持有大量美國債務；它是世界主要製造業國和出口國；它似乎不受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這些說得都沒錯，但我們很少意識到，中國仍是一個窮國，其工人的平均工資隻有美國人的１／８。
簡而言之，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軍力上，中國仍遠遠落後於美國。未來情況可能會有所變化，但在整個新世紀，美國仍將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和美國相比，中國還處在幼兒園階段。”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部主任查爾斯•弗裏曼說，“美國的產出占全球２５％～２８％，而中國不到７％。有人說中國是我們的銀行家，持有我們所有的債務。但實際上，中國隻持有不到１０％的美國債務。而我們有能力通過陸地或海洋投送軍事力量——中國之弱不值一提。”
美國２００８年軍費開支是５５２０億美元，而中國為４６０億～１０００億美元。我們有１１艘航空母艦，他們還在建第一艘。我們有７０００～８０００枚核彈頭，而中國隻有幾百枚。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事務教授史蒂夫•韋斯特說：“人們預測未來時，總是把現在的當成以後的。他們隻看到過去２０年裏中國的顯著增長——但是，中國跟所有發展中國家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增長速度將會放慢。”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美國最有影響的外交政策思想家之一約瑟夫•奈博士稱對中國的炒作“不正常”。他認為，美國正經曆一種“衰落主義”，類似於美國在蘇聯率先發射衛星後擔心自身落後，或上世紀８０年代擔心日本經濟超過我們時的狀態。與上兩次一樣，現在的擔心也是誇大的。“我們經曆了糟糕的１０年：兩場戰爭、一場經濟危機。”他說，“現在美國人又開始悲觀了。”□ 中青網
華夏快遞 : 俄羅斯經濟為什麽迅速超越中國？
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給俄羅斯的經濟帶來重創，然而，普京接掌政權後，俄羅斯的經濟很快走出困境，朝著國富民富的目標大步前進，其發展變化令全世界驚歎更令中國汗顏。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二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一份是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它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二份是涉及中國的報告，它指出，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的人口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9500至10000盧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間。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這隻是俄羅斯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一個方麵。
另一個方麵，就是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紮紮實實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隨著經濟增長，俄羅斯各地每一個季度都要調整一次“最低生活標準”，也就是“貧困線”。最低生活標準每一季度由俄羅斯各聯邦主體製定，用於評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為製定補助金、補償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項。莫斯科去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標準為月5124盧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費確定為每人每月448元，僅為莫斯科最低生活費標準的26%），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標準為5795盧布，退休人員3533盧布，兒童是4381盧布。與中國東北接壤的濱海邊疆區去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費標準定為月4362盧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與之接壤的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現行居民最低生活費保障標準是1997年製訂的，市區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木蘭縣和延壽縣為117元），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費指數為4687盧布，退休人員3383盧布，兒童4202盧布。
由於“貧困線”的補助標準特別高，是俄羅斯財政支出的最大一塊，用於醫療、教育、補貼、救濟等社會保障體係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預算兒童補貼項目為例，全市今年財政預算，用於有子女家庭社會支持款項總額360億盧布（108億人民幣），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獲一次性補助金額將增加4倍，從2000至1萬盧布不等；每個兒童的月津貼數額將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補貼從1000盧布增至5000盧布；因在家照顧3歲以下殘障兒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將獲得每月4500盧布（1300人民帀）；撫養三歲以下兒童的大學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補貼將增加兩倍，從550盧布增至1650盧布；為預防社會孤兒出現及發展家庭教育方式，發放給監護人用於撫養被監護人的資金數額將從4500盧布提高到6000盧布。可以這樣說，今日的俄羅斯，“貧窮”是相對的，從絕對意義上，已經沒有窮人了。俄羅斯的貧富差別的含義與中國的貧富差別的含義完全不同：俄羅斯的富人再富，窮人也都有生活保障，而中國的窮人則完全沒有生活保障。
民選的官員，拚命討好選民，除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之外，俄羅斯製定的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這樣情勢下，在經濟恢複了的俄羅斯，想當窮人，都不容易了。俄羅斯財政部宣布，根據俄羅斯2007～2009年三年預算計劃，未來三年間，實際工資還將提高50%俄羅斯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俄羅斯經濟長期趨勢》的報告預測，2012年前俄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趕上韓國、西班牙、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達29400美元。十五年轉型，俄羅斯人民，真正地實現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百年之夢。去年10月11日，普金訪問德國，接受德國ARD電視台和《南德日報》的采訪時表示：“我們正在建設一個與我們建設了幾十年的社會完全不同的新的社會。我們將盡力做到遵循現代文明世界原則和民主原則，保障我國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目前，俄羅斯有四千個電視台，四萬多份報紙和雜誌，其中半數以上與外國媒體合辦。與許多國家不同的是，俄羅斯不打算對國際互聯網進行監控。俄羅斯不打算重返蘇聯時期的政治體製，我們隻是在探索一種適當的體製,既能保證我國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們享有管理國家及解決各種問題的權利，同時還能使國家成為造福人民的工具。”
第二份報告是世界銀行於2007年12月1日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2001年至2005年，中國10%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2.4%，由於世行專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後的數據，研究仍在進行。有跡象顯示中國最貧困的人群正在進一步滑向貧困的深淵。
這個結果，徹底地顛覆了發展經濟學家們所謂的“水漲船高”的理論。與腐敗共生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極端的貧富差距，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一個實際收入減少的龐大群體。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通過分析發現，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世界銀行說，中國的貧窮人口已經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新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現在的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
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裏不管是什麽樣的人，基本上都有個人頭費，生活都有所保障，當時貧困大多出現在農村地區。可是現在城市也出現了大批的貧困群體，並且城市的貧困群體比農村的貧困群體甚至還要難過。因為在城市的環境條件下，水、電、氣、菜、米、油這些所有的東西統統都需要錢。一旦沒有錢的話，比農村還要艱難。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比俄羅斯更早，時間更長，速度更快。但是，這個高的經濟增長率，反映在兩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質上卻完全不同。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與此同時，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公職群體和工商業者的財富迅速積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幾乎絕跡，買官成為時尚，公務員成為最搶手的職業。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與非公職人員工資滯漲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七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增長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國家財政收入從1999年1.5萬億增加到去年的5萬億元，而社會保障體係卻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萬中國人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壓得喘不氣過來。更有一個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還在下降。
世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衝擊的影響，因此隻能依靠儲蓄來維持消費”。令人憂心的是，他們微少的儲蓄，能補貼維持多久？六年前1.5萬億的財政收入，中國沒有建立社會保障體係，六年後，每年5萬億的財政收入，中國仍然沒有形成社會保障體係。□ 《時代周刊》
印度人看中國：比我們印度人苦的多了
表麵上看，中國比印度先進富裕，中國的GDP和人均GDP兩項指標都是印度的兩倍，人口比印度隻多出約12％，按說中國要比印度富裕。
但真實情況確相反，從我在中國生活的兩年半的所見所聞，真實的中國人比印度人生活艱難的多、苦的多。
印度農民沒有苛捐雜稅。印度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和中國差不多，但印度農民自給自足，國家根本不從農業上提取稅收，也不象中國地方有那麽多官員要養活，盡管印度的農業技術比中國落後，這主要是印度農民懶造成的。
要是印度農民有中國農民這麽能吃苦，印度農村肯定要比中國富裕，中國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農民，有最高的農業單產，但中國農民被壓迫的太深，稅賦太重，以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說，印農民比中國農民輕鬆的多。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動自由。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暫住證，印度不需要，也沒有因為暫住證被關押被打死的情況。印度人可以在總統府的對麵要飯，也可以在象中國長安街一樣繁華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沒有人以影響市容而象趕鴨子一樣到處趕。
印度也沒有象中國一樣到處打砸攤主的城管，也不會因為三輪車影響政府形象而被取締。在印度，隻要你能在某個地方找到謀生的門路，沒有人管你，而在中國就嚴格的多，官員們關心對外形象重於關心百姓生活。
印度人的工資水平高於中國。中國有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勞動成本比印度低的多。以電視機為例，此次美國對中國實行反傾銷，就是以印度的電視機價格為參考的。印度的原材料及其它成本會比中國高，唯一高的是勞動力成本，而中國電視機價格低就是因為勞動力工資低。
在中國的很多工廠裏工作的中國工人的收入比印度產業工人工資低的多。一些合資企業到中國開工廠並不是因為別的什麽，而是因為中國人最能吃苦、工資最低。這些外國工廠在印度根本開不起來，因為印度人要的工資這些老板給不起，印度人也沒有中國人牛馬般能吃苦耐勞的精神。
中國相對高的GDP沒有讓人民得到實惠。中國的GDP是印度的兩倍，但中國人民難以從中得到實惠。以汽車為例，中國連鄉鎮村的官員都可以坐上進口高檔轎車，僅此一項每年就消耗了中國 GDP總值很大的一部分。
而印度這種情況是絕對沒有的。除國家用於外事活動外，印度政府官員都坐印度自產的"總理"牌轎車，印度象國防部這樣的強力機關連空調都沒有，而中國所有的政府衙門都是富麗堂煌，每年被政府官員公款吃掉的錢也是一個天文數字，這些印度很少。
這些都是民眾的錢，所以中國雖然GDP是印度的兩倍，但人民肯定享受不到實惠。況且，中國的GDP在剔除水分後的真實數字是多少，大概沒人能說清楚。
印度沒有那麽多大蓋帽。在中國大蓋帽滿天飛，"九項大蓋帽管一頂破草帽"是中國特色。這些大蓋帽都是衝著人民來的，每頂大蓋帽都是人民的負擔。印度沒有這麽多大蓋帽，即使你戴著大蓋帽也不能向人民亂收費。
中國人光養這些大蓋帽就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誰也不清楚中國人要花多少錢來養他們。一些大蓋帽領導貪了太多的錢以後卷輔蓋走人跑到國外去。據中國自己報道，近年來卷款外逃的官員有好幾百人，這些人帶走的財富估計可以供養幾千萬兒童上學。
印度沒有官員終身製。印度上至總統下至部門，在任是官員，享受國家的各種待遇，但下來後和平民一樣。但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隻要進了官場，除非因腐敗被抓起來，否則國家要養一輩子，直到死為止。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的官員總數和法國總人口差不多，這還不包括鄉村及編外的官員。
而中國的國民總值比法國還低，從這一點上看，中國人的負擔比印度大的多。
印度沒有中國普遍存在的爛尾樓。在中國城市隨處可見爛尾樓，這些爛尾樓少則幾百萬，多則幾十億，要統計中國的爛尾樓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資金存入爛尾樓裏多登天還難。
可以說每幢爛尾樓都是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每幢爛尾樓都是人民的血汗錢，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民的血汗投入了這個黑窟隆，這種現象在印度很少見，這也是中國特色。
印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公費醫療”也稱免費醫療，指國家對公民提供一種福利，代為支付醫療費用。發達歐洲國家如英國，瑞典、瑞士、丹麥，都是全民免費醫療，一切費用國家全包。
美國、日本等國實行醫療保險製度，但是對於退休老人、窮人，則是免費醫療。牛 B如俄羅斯，隻要是在俄國土地上的人，無論本國人外國人，一概免費醫療。
再看看第三世界窮國家，印度人口大國，竟然也敢施行全民免費醫療製度，古巴、巴西和智利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保健製度，全民普及基本衛生服務，人均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等國民健康指標都位居世界前列。連朝鮮都是免費醫療，可是號稱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到現在免費醫療還是個夢想。
印度的國際生存環境比中國好的多。由於政權的性質，中國目前基本上受到世界的圍堵，而且這種圍堵都十分有效。現在的中國雖然經濟上有發展，但國際生存空間仍然惡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麵打壓，周邊國家也十分敵對，自身的統一問題也沒有解決。
中國很有可能因為一場戰爭，被國際勢力打壓下去，就象滿清、民國時期一樣。而印度做為民主國家，與主要強國關係友好，也不存在武器禁運，所以，印度的發展空間比中國好的多。
總體上看，中國的GDP雖然是印度的兩倍，但中國被要養活比印度多數倍的官員隊伍、要養活無數的公車和公車司機和修理費、要喂飽中國官員龐大的將軍肚、要裝滿外逃官員的行李箱、要養活無數的大蓋帽，中國的那點GDP餘錢肯定不多，用於人民福利的錢不會比印度多。
在網上看到了中國網民的自高自大，作為印度人也有這個毛病。總的來說，印度人比中國生活的幸福、自在，這一點中國人無法比擬。如果說印度人窮，主要是因為懶隋造成的，如果印度人有中國人這麽勤勞，印度百姓肯定比中國生活好得多。
華夏快遞 : 王力雄：印度與中國哪個好？
一位朋友在訪問印度後寫下的觀感，通篇皆是此類感慨：“新德裏鬧市中心為環形廣場——相當北京王府井，實在不及中國南方任何一個中等縣市中心。唯一的火車站，髒亂差陋得不堪目睹，令人想到中國50年代之前中等城市火車站——不過如此”，“粗笨吊式、立式電扇，嗡嗡亂響，像極中國文革之前樣式”，“所到印度各處，幾乎所見一切公共設施、公共管理不堪目睹，可以說大多不及中國50年代之前！”
我和那位朋友先後到印度。他說的情況我的確都看見，垃圾、乞丐、貧困到處可見，現代化程度不及中國。但是不能隻限於表麵或物質的對比。深入看，印度給我這個中國人留下的印象，決非讓我認為中國更值得自豪。
我見過印度火車在一個並非車站的路口停下，乘客在那裏下車便於回家。當地人說，如果一群人站在半路等，火車就會停下讓他們上車。印度火車常有幾節車廂不用買票，雖然沒座位，條件差，但是卻使沒錢的窮人也能旅行。這些無疑都不是現代化，但其中的人性卻讓人感動。
印度是全民免費醫療，而中國人生一場病往往傾家蕩產。當中國專家論證中國人口太多無法提供全民醫療時，人口與中國差不多、且比中國貧窮的印度就更凸顯出優越。
印度可以自由辦報，自由出版。中國媒體都被政府控製。印度的互聯網不如中國普及，卻沒有限製網絡自由的防火牆。
印度有很多社會團體。談到做事，人們馬上想到的就是注冊團體，那裏的民間社會相當發達。而在中國，民間團體注冊所麵對政府卡壓，幾乎是無法克服的障礙。
印度的城市髒亂差，但至少沒有強製拆遷，沒有肆虐百姓的城管。印度的鄉村孩子上學都有校車接送，中國連城市孩子都享受不到校車。
我在印度兩個多月，乘車旅行幾千公裏，沒看見過吵架和打架，沒見過警察抓人，也沒見過流氓。看到最多的是朝聖者義務地修路。他們看上去不富裕，但是安貧樂道。
最讓人感到對比強烈的，是印度收留了十幾萬流亡藏人，不但提供居住、教育和福利，還允許藏人形成自己社區，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文化。反過來看中國，把冒著生命危險逃出來的朝鮮人抓捕羈押，送交給殘暴的北韓政權，根本不管那些人的下場是死是活……
你說應該喜歡印度，還是喜歡中國呢？□ 自由亞洲電台
今天我受政治局委托，同大家討論十個方麵的問題，都是些大問題。這些問題是：
第一，為什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第二，民族複興目標與黨的最高綱領的關係；
第三，我們為什麽不改黨的稱呼和黨旗；
第四，小平同誌強調“忍”字和韜光養晦，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發展；
第五，新時期的敵我友；
第六，“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方針口號，是對毛澤東鬥爭哲學的重要發展；
第七，中美合作時期，要重點防右傾投降主義，要發揚我們黨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傳統；
第八，要實現民族複興，就離不開毛澤東同誌總結的三大法寶；
第九，以毛澤東同誌倡導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培養我們同誌的戰鬥精神；
第十，要按照“講政治”的原則擺正黨和人民的關係，正確使用那些被下台的幹部。
先談第一個問題：為什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毛主席去世、小平同誌主持工作以來，我們不象過去那樣每天都把“毛澤東思想”喊得震天響，這有各方麵考慮。西方國家竊竊自喜，我們有些同誌也錯估形勢，誤以為我們真的在“和平演變”。他們隻看到我們每天都在同西方國家握手開會、點頭哈腰，所以有的人就鼓勵我們“大膽地往前走”西化道路，有的則把我們視為背叛毛主席的革命對象。他們都沒有看到，我們恰恰是在根據毛澤東同誌的高瞻遠矚戰略思想，按照毛澤東同誌總結的“三大法寶”，步步接近毛澤東同誌夢寐以求的戰略目標。
毛澤東同誌領導我們勝利建國的前夕，他說這隻是萬裏長征第一步。那麽他的中心思想是什麽呢？後來他說：“隻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資本主義的陰風總會不時地吹到社會主義國家裏來。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社會主義同資本主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最後解決。”這就是憂患意識。他認為，如果沒有在世界範圍內解決誰戰勝誰的誰勝誰負問題，我們就不能說已經取得了革命的最後勝利，我們已經到手的一切也可能會喪失。這就是我們現在強調的，我們現在有了的，不等於永遠有！出路在哪裏？就是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在世界範圍內完成中華民族複興的大業。完成了複興大業，才能說是革命的最後勝利，我們就永遠有了一切，人民的一切。
對於這個道理，我們很多同誌不清楚。他們滿腦子都隻是GDP，都是燈紅酒綠的享受，都是他們已經擁有了的小安樂窩。他們不懂，現在擁有，不等於永擁有！
近來我們從國內情況強調，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永遠不變的，如果喪失了先進性，就必然會喪失執政地位。這個問題還要從我國的外部世界來考慮，如果我們不能站在中華民族的最前麵，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前麵，不能帶領他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開創中華世紀，我們同樣會喪失執政地位，腦袋也會搬家，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也就會喪失一切。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要重新強調毛澤東同誌的憂患意識，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靈魂，所以在國慶六十周年遊行隊伍中，我們專門設置了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隊。對這個方隊大家議論紛紛，可是卻沒有什麽人能夠按照毛澤東思想總結我們這些年來的工作。
下麵，我要按照主席思想，著重從我們黨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從八個方麵回顧我們的工作。
首先，我們高舉的民族複興旗幟是不是毛澤東的旗幟？它與黨的最高綱領是什麽關係？雖然毛澤東時期我們黨沒有正式宣傳“民族複興”這個口號，但為民族複興而奮鬥的精神，卻是貫穿於黨誕生以來的一切工作之中。回頭看看曆史，從依靠蘇聯、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到與蘇聯修正主義決裂而高舉世界革命旗幟領導世界革命，到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畫龍點睛，提出“中華世紀”的奮鬥目標，我們黨在世界曆史之中的前進方向不言而喻。
現在我們天天喊“民族複興”，但什麽是民族複興的本質標誌呢？就是實現中華世紀。所以我們在上一世紀末，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世紀壇，向全中國人民吹響了開創中華世紀的號角。但怎樣才算是實現了中華世紀呢？我們關起門來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全世界都由我們黨領導和安排，不僅從思想、文化、經濟及政治上，也要從組織上有保證，為全地球製定統一計劃。隻有到了這一天，我們才可以說，中華民族，世界革命人民，現在有了的，就等於永遠有。
有的人對我們說三道四，他們反問我們，馬克思主義規定的共產黨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民族解放，有沒有說過哪個民族的複興？他們的思想方式太過狹窄，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講過的東西我們就不能講嗎？馬克思主義就不能發展嗎？回頭看看曆史，馬克思他們主張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各國同時勝利，而列寧斯大林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要在世界帝國主義鏈條中的最薄弱環節首先勝利。這就叫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所以我們完全有權力提出，在全世界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必然要經曆一個中間時期，這個時期，就是中華世紀。我們今天放眼世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頂住了蘇東劇變的巨大衝擊，走出低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複和發展，古巴、越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正在象我們一樣積極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亞洲非洲特別是拉美一些國家羨慕我們的道路，所以左翼政府紛紛上台執政，而美國政府也求助於社會主義因素來渡過經濟危機難關，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馬克思熱”。這些都在在顯示社會主義的生命力。而在這個世界社會主義浪潮裏，誰是中流砥柱？誰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和代表？當然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所以，隻有經過中華世紀，世界社會主義才能站穩腳跟，才能進一步前進到共產主義。我們沒有按照有些同誌建議的那樣改變共產黨的稱呼，因為我們堅持共產主義的方向。而要最後實現世界共產主義，就要先實現中華世紀，讓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領導全世界，從思想、政治、及組織上統一安排全世界，而這就是毛澤東同誌夢寐以求的偉大理想。
我們有的同誌對中華世紀的提法有異議，他們說，毛主席不是早就講“不稱霸”嗎？其實這些同誌不懂曆史。毛主席在文革期間當時是這樣講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他是根據朱元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雄韜大略和曆史經驗，提出“不稱霸”的口號，這恰恰說明毛主席的全球眼光和長遠眼光。當然毛主席比朱元璋更有魄力，他決不是隻想爭取在地球上說一不二的話語權，他的目標是，這整個地球要由我們黨來製定統一計劃，統一安排，用今天的話來講，這就是中華世紀。
為實現中華世紀而奮鬥，這就是今天我們黨的最低綱領。而黨最高綱領呢？仍舊是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有的同誌講，我們現在不是不大講共產主義了嗎？我們總是高喊社會主義，為什麽不把共產黨這個名稱改成社會主義黨？
不錯，我們不像1958年那樣每天吆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但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共產主義目遠大標。尤其是，黨的名稱上麵出現“社會主義”，就容易使人聯想到德國的納粹黨，因為他們的黨就叫著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我們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敏感，是因為我們在很多方麵同希特勒德國相似，尤其是我們同希特勒德國一樣快速崛起，帶來很多人的恐慌，如果我們的名稱再同他們相似，我們不就自毀形象，樹敵太多了麽！希特勒是極端反共，所以我們保留共產黨的稱呼就很重要，不管我們現在同共產主義沾邊不沾邊。既然黨的稱呼不能改，黨旗也就不能改了。雖然黨旗的鐮刀錘子代表的那個時代生產力比今天是多麽落後，但鐮刀錘子卻是共產黨的最經典標誌，我們不能丟啊！
如何實現中華世紀偉大理想？小平同誌對毛主席的路子有重大發展。由於毛主席對記載改朝換代的古書研究得多，所以他總是“破”字當頭，強調一個“打”字。他著重於研究如何領導世界人民開展武裝鬥爭，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卻沒有花大力研究如何利用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來壯大我們自己。小平同誌由於從年青時期就留學西方國家，所以就更注意如何利用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來壯大我們黨的力量。也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駕馭巨人，最後要打倒和取代西方巨人。
雖然如此，小平同誌也像毛主席那樣注意發揮中華智慧和謀略，使我們能夠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包圍威脅之中，爭取曆史機遇，壯大我們黨的力量。這就是小平同誌的韜光養晦思想。這就是今天我要講的，我們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個重要發展。
大家知道小平同誌提出的32字國際方針，這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抓住機遇、有所作為”，其核心有兩個，分別適用於兩個不同曆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韜光養晦”，第二個時期是“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個時期就要大有作為。
第一個時期的“韜光養晦”，這四個字的精髓，就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如何保存和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我們很多同誌不懂曆史，其實如果注意總結比較一下我們黨在抗戰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基本活動，就可以發現很多相似之處。
韜光養晦這四個字，雖然沒有以文字形式出現於毛澤東著作當中，但實際上卻貫穿於我們黨的八年抗戰曆史當中。毛主席在抗戰時期對我們黨的領導，事實上都是圍繞著韜光養晦這四個字來展開。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比抗戰八年長多了，而我們同對手的既聯合合作又鬥爭，我們與對手的互相滲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發展到一個全新的程度。我們現在上演的韜光養晦史詩，比八年抗戰時期的史詩，要長得多，壯觀得多。具體的我就不講了，那是我們各個職能部門的具體工作，要由他們自己去總結，要由以後的曆史學家去總結。我現在隻是想強調我們的軟身段智慧和謀略。大家都知道，韜光養晦的最經典範例，就在“曹操煮酒論英雄”的故事裏。心懷大誌的劉備，身處時刻有被強敵曹操吞噬的時期，他格外注意隱藏自己妄圖稱雄於世的大誌，而假裝隻知道埋頭澆水種菜，他在曹操麵前的示弱，拿北京土話來通俗地講，就叫著*****，顯示出他的高超政治智慧。抗戰時期毛主席也是有意不暴露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敵戰鬥力，而大搞南泥灣開荒種地，讓強大的對手覺得共產黨隻會混飯吃，成不了氣候。小平同誌繼承和發揚光大了毛主席的政治智慧，把毛主席和中華民族的綿裏藏針智慧，發展到新階段。小平同誌總是注意糾正我們一些同誌的革命急躁病，而反複提倡一個“忍”字。靠了這個“忍”字，我們才能同西方國家搞好關係，才能使西方國家放鬆對我們的警覺而接納我們，才能把他們的技術和資金搞過來，把他們的骨幹企業隊伍拉到中國來為我們服務。隻有經過了這個階段，我們才能走到財大氣粗的今天。
我們韜光養晦時期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很多同誌搞不清，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是敵我友。毛主席反複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有的同誌看到朝鮮古巴伊朗他們跟我們不一樣，時時與美國針鋒相對地幹，就羨慕他們，認為我們是錯把敵人當朋友，站錯了隊。這些同誌的思想太簡單了。敵我友的劃分，既要根據曆史使命，也要根據曆史條件，根據我們的需要。過去毛主席講要把美國政府同美國人民區分開來，要打倒美帝國主義、解放美國人民，如果我們今天還這樣大聲喊，能把西方的先進東西拿過來嗎？大家知道，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是共產黨的同盟軍，而1927年4.12大屠殺後，國民黨就成為共產黨的敵人，後來日本打進來，國共聯合抗日，國軍又成為共產黨的友軍。抗戰勝利後國共爭奪天下，蔣介石國民黨又成為我們的革命對象。那麽是不是我們黨就沒有預見性，對敵我友關係的發展變化是稀裏糊塗一筆帳？當然不是。抗戰時期我們聯合國民黨這個最根本的敵人，打著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的旗幟，穿上國民黨給的統一軍服，戴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軍徽，我們的重要目的，就是韜光養晦，積蓄力量，準備迎接未來的國共決戰。我們當然知道我們黨的曆史使命是什麽。現在這樣簡單地回顧曆史，大家就能理解，怎樣根據我們的曆史使命來從根本上確定我們的敵我友，又怎樣根據改革開放的需要，如何在國際上處理敵我友問題，包括對美關係，對西方陣營其它國家的關係，對原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關係，對伊朗和委內瑞拉這種新興反美國家的關係，對廣大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對一些所謂恐怖主義國家和組織的關係。對於那些敢於向美國叫陣的國家，對於那些在我們與美國之間兩麵討好的維持會式國家，我們要善於發揮他們的同盟軍作用，但是我們又不可以同美國鬧翻，這是非常高的鬥爭藝術。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韜光養晦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就是毛主席的鬥爭哲學。如果沒有鬥爭哲學，韜光養晦就毫無意義，我們所以要韜光養晦，就是為了鬥爭。所以我要談談我們對毛主席鬥爭哲學的發展。
從馬恩列斯到毛澤東同誌，都把革命暴力放在最重要地位。《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無產階級將在暴力鬥爭中得到整個世界的一切。毛主席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文革中，我雖然因為重點培養我的校係領導受衝擊而沒有參加激進的紅衛兵組織，但有三點我印象很深，第一，強調重在表現而反對血統論，我出身不是“紅五類”，所以很有感受；第二宣傳兩杆子，就是強調奪取政權和保衛政權要靠槍杆子和筆杆子；第三是強調，雖然我們黨在中國奪取了政權，但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最後解決，隻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消滅帝修反，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才能說是取得了最後勝利。其實早在文革之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通過對蘇修論戰，我就下決心永不變質，為世界革命獻身。那時候，由小平同誌主持起草的九篇批判蘇共的公開信，對我們的教育非常深刻，使我永生難忘。後來傳出毛主席的批示，說“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我聽說後，興奮了好多天而夜不能眠。自那以後，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參加這場決定誰勝誰負的最後鬥爭。
雖然我們堅持毛主席的鬥爭哲學，但還是有些同誌不能正確理解我們。在他們看來，我們在右手同美國握手的同時，就應該舉左手高喊“打倒霸權主義！”他們認為我們的“和平發展”與“和諧社會”口號是修正主義。他們的頭腦實在簡單。
“和平發展”的方針和口號其實不完全是我們這些人的發明，這個提法恰恰是毛澤東同誌最先提出的，我們不過是繼承毛主席而已。1945年國民參政會舉行茶會紀念“九.一八”，毛澤東同誌致詞說，今後將進入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新時代。
當時是什麽曆史背景？就是抗日勝利後國共決戰的準備時期，而斯大林卻壓我們，硬是要我們與蔣介石國民黨共治中國，不讓我們繼續革命。那時我們黨清楚地知道，中國的前途關係到你死我活的兩條道路鬥爭，知道蔣介石在磨刀，知道我們也必須磨刀，否則創立共產黨有什麽用？為了麻痹蔣介石反動派，也為了應付斯大林，毛主席就做出了“和平發展”這個姿態。軍事專業上，這叫著戰略欺騙。
而“和諧社會”這個口號，雖然看起來有點像修正主義，像六十年代我們批判的“合二而一”，其實不然。這要看是在什麽思想原則的指導下。如果我們真的被西方國家分化而走了西化的道路，這個“和諧社會”當然是帝國主義附庸的社會，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勢力在中國複辟。但是如果在毛主席的鬥爭哲學指導下，這個口號的作用就是穩定我們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增加我們黨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也對敵對勢力起麻痹作用，他們會暗地裏竊喜：看，胡錦濤他們終於走上毛澤東的對立麵，拾起了毛澤東當年批判的貨色。這就為我們實現中華世紀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然今天，我們“和平發展”的幾十年比抗戰後“和平發展”“和平建國”那一瞬間要長多了。這幾十年我們圍繞“和平發展”所做的工作比抗戰後那一瞬間要豐富多了，發展多了，尤其是配上“和諧社會”的思想，使我們黨穩紮穩打地接近最後的勝利。如果說當年毛主席的“和平發展”號召保證了我們黨奪取全中國的勝利，那麽今天我們繼承毛主席“和平發展”的口號，也預示我們必將奪取在全世界的勝利，完成民族複興的曆史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的和平發展時期，就是我們與西方國家和平合作而不是軍事對峙的時期，相當於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時期。今天也可以把我們同西方的合作關係看成是一種統一戰線，發展經濟的統一戰線——為了同一個目標麽。毛主席在總結我們的統一戰線曆史經驗時說，在我們同對手合作的統一戰線時期，要堅持獨立自主，注意防止右傾，反對那種“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不求鬥爭、放棄領導權的右傾投降主義，而在同對手關係破裂時期，要注意防止左傾盲動冒險主義。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同對手互相合作的關係已經發展到我們曆史上的最高峰，黨內右傾投降主義傾向也前所未有。當然我們這裏講的投降不是說真的叛逃到敵人營壘，而是說對我們的對手幻想太多，退讓太多。按照主席思想，我們處理對西方關係的總原則是又合作又鬥爭，以鬥爭求合作，當然這個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在政治上我們強調獨立自主，不僅不做他們的附庸，而且要獨樹一幟爭取亞非拉群眾。在軍事上，對他們的挑釁是針鋒相對，但又不致於破壞基本的合作關係。回顧起來，從我們支援南斯拉夫對抗北約聯軍，從北約的炸館事件，到南海撞機事件，到我們潛艇跟蹤美國航母，到南海對抗美國軍艦，我們都按照針鋒相對的原則，進行了妥當的處理，克服了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
我們要清楚認識到，和平發展時期敵我不清的環境，也是一種腐蝕劑，它會極大地消融我們廣大幹部群眾的對敵鬥誌。所以我們要抓緊革命傳統教育，學習革命老前輩的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精神，使我們的人民始終保持旺盛的鬥誌，做好對敵鬥爭的思想準備。否則，在哪一天早上局勢突然逆轉，我們就要吃大虧。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在“和平發展”旗幟下奪取開創中華世紀的偉大勝利？這就是我們這幾十年來所做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澤東思想關於革命勝利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毛主席總結的“三大法寶”，是我們開創中華世紀的指路明燈。毛主席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可以說，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我們所有的工作，都是圍繞這三大法寶。當然我們對這三大法寶有重要發展。
第一是加強黨的建設，牢牢抓緊黨的領導權。
在這方麵，首先是正確處理了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與全國人民一起粉碎了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亡我企圖，捍衛了我們黨在中華大地的執政地位。自那以後，從黨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我們黨都始終把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放在首位、做為出發點，接連展開一係列舉措。
結合反腐敗，我們在黨內開展了三講活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後兩講大家都談得很多，這裏重點談談“講學習”的曆史作用。我們黨是打仗起家的，對於經濟建設，大多數人都是外行，對國際金融，更是外行，對世界新潮流、新發展、新趨勢缺少了解。但是通過“講學習”活動，我們走出去請進來，虛心向國際經濟學權威和金融學權威學習，向別人的優點學習，我們很多人都成了內行，具有駕馭世界的眼光，為駕馭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打下了基礎。
我們進行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我們進行了黨的先進性教育。我們進行了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批判，堅定了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自覺性。黨的高級幹部清楚認識到，雖然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一套有助於發明創新，但我們的集中製領導，更加適合應對突發事件，適合對敵戰爭，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可能會決定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建國以來，我們第一次明確地把捍衛黨的執政地位同人民軍隊的使命，同抓緊軍事鬥爭準備緊密聯係起來。我們在軍隊教育中明確提出：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
這些大規模教育活動，使得我們黨在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在我們同西方合作的韜光養晦時期，既避免了自我腐敗垮台，避免了被西方同化過去，避免了與人民矛盾的激化，引導了黨政軍認識到我們黨的曆史使命，又提高了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增強了我們黨對西方勢力的應對能力。我們要繼續深刻認識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執掌政權的客觀規律，為民族複興大業踏踏實實工作。
為了加強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我們一直在不斷改善互聯網工作，既積極利用新技術，也發揮網上警察和網上評論員的積極作用。一方麵要遏製不良信息，另方麵要加強輿論引導。在這幾十年中西合作的韜光養晦時期，輿論引導的最重要方向，就是用愛國主義引導人民不要忘記我們的革命傳統，不要被分化和西化而脫離黨的領導，不要忘記民族複興大業任重而道遠，不要忘記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使人民始終保持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警惕。前些時間，我們就刊發了些稿件，提醒廣大人民，美國可能對我國發動戰爭以轉嫁經濟危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不僅著眼於保持黨的已有執政地位，而且更著眼於培養後備幹部隊伍，擴大我們黨在全中國、全世界的影響力。我們在延安、井岡山和上海設立了三大幹部培訓基地，黨校、行政學院和很多高校都為培訓幹部服務。特別是，以廣建孔子學院為中心，我們在全世界廣泛布設各類中文學校，就是為了增強我們黨的影響力，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中發現和培養我們黨的同情分子和黨外積極分子，他們都是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由於我們忽然喜歡起孔子來，不是由於我們要回到五四運動以前的孔孟時代。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對於後備幹部的培養，已經走出路子，這就是黨校、行政學院——高校——中文學校一條龍。幹部隊伍，是最重要的軟實力。過去，當百萬雄師占領長江以南之時，隨軍幹部隊伍就是接管當地政權的最重要軟實力。今後，當中華世紀來到之時，我們黨的影響力遍布全世界，世界各地當然少不了與之相應的管理人才。
第二是發展經濟，其作用歸根結底是兩個方麵
第一是在全中國和全世界增強我們黨的影響力，也就是加強我們黨的領導力量。你使中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和平崛起，使中國人民吃飽吃好穿好娛樂好，又能享受高速上網和高速交通，中國人民就擁護你相信你；你使西方窮人能夠享受你的廉價便宜貨，西方人民就稱讚你；你把一些西方大企業比垮，走向全世界收購、投資他們的大企業，西方人就不得不佩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
第二，當然發展經濟的主要作用還是增強國力，說得直接一些，就是發展我們黨領導下的軍事力量和不流血的戰爭手段。這些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暴力。
毛澤東同誌說，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談到我們軍隊的發展，這些年來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裏，激動在心裏。我們通過各種方式已經公開或半公開的，有094核導彈潛艇，東風係列核導彈，中導攔截，打衛星，第四、第五代戰機，航母，及岸艦導彈等。當然我們還有更多更厲害的後核武器時代殺手鐧沒有公開，尤其是秘而不露的終極武器，沒有公開，也不會公開，這是基本原則麽。
談到不流血的戰爭手段，這是我們對毛澤東同誌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思想的重要發展。這些年來世界上都在談論金融戰和經濟戰，大家自然會問，我們在這方麵是否在挨打？我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在這方麵毫不軟弱，而且有相當的成績。我們在西方金融界和經濟界，在政府上層，都有我們黨的同情分子，我們和他們擰成一股勁，就推動加速了霸權主義的衰敗。我們一上，他們一下，中美兩國的力量對比，就發生可喜變化，這是史無前例的變化和成績！這個成績毫不亞於朝鮮戰爭同美國打平手的成績。以前我們在這方麵幾乎是空白，隻有一個冀朝鼎，哈佛畢業，周恩來同誌派他打進國民黨政府，擔任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最高顧問，在經濟戰線搞亂了國民黨政權，為我們奪取軍事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我們那時候也隻是用的最簡單原始方法：偷偷地在廣大新解放的城市和農村收集被我們作廢的巨額舊幣，再神不知鬼不覺，大批大批地拿到到江南國統區搶購民生用品，把國統區的物價猛地搞了上去，從而使國統區民怨沸騰，火山爆發，一下子把蔣介石國民黨推到火山口上。他們腐敗之極，等發現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早就把生米煮成熟飯了。
我們另一種沒有硝煙的戰爭手段是網絡信息戰能力。這方麵我們的力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互聯網是美國人搞起來的，我們雖然起步晚，但現在已經能夠同他們平起平坐，在有些方麵甚至超過他們。
軍事上的具體成績這裏就不多講了。但有條原則很清楚，就是說，我們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抓緊軍事鬥爭的準備，這不是花架子，不是官場套話，不是放空炮，而是實實在在的硬任務。為什麽會有這個硬任務？就是由於，還在小平同誌健在時，我們政治局就有一個最基本的估計：中美戰爭也就是中西戰爭，最後是不可避免的。小平同誌講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是講永遠打不起來，相反，是必定要打起來。出於韜光養晦的需要，我們不再公開使用“帝國主義”這頂帽子，有時我們改稱他們為“霸權主義”、“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但這不等於他們帝國主義本性就消失了。相反，小平同誌的分析預言是，在前幾十年，西方國家懷著對我們和平演變的妄想，一直認為我們這些人是中國的納吉，所以對我們用軟而不硬碰。這就是我們大發展的大好機遇期。但幾十年後我們發展壯大起來了，還不和平演變，西方國家就要害怕了。他們對我們國家搞顏色革命搞不成，狗急跳牆，就必定要以軍事手段妄圖推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因為這關係到他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生死存亡。這就到了第二個曆史時期，這就是我們進行反擊的曆史機遇，就是我們在全世界推進中華世紀的曆史機遇。這是另一個重要的曆史機遇。當年如果不是希特勒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還沒有理由出兵在東歐打出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上一世紀，毛澤東同誌就強調，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是壞事也是好事，他很注意研究，怎樣利用帝國主義發動的世界大戰，利用這個曆史機遇，把帝修反打平，統一全世界。當然，將來我們要按照我們的戰略部署，看準了時機就要先發製人，製敵機先，而不是一定要等他們先打到北京城，我們退守到井岡山和西安以西再進行反擊。所以我們一再強調為期幾十年的這個曆史機遇期，我們一定要珍惜這個曆史機遇期，全力以赴利用好這個曆史機遇期發展自己，同時要準備好，在第二個時期來到時，利用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機會，勝利推進中華民族複興大業。
這個曆史機遇期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還有多長？我們希望它繼續下去，但也要準備它突然結束。我們在各方麵都有準備。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基本估計和長期部署，有我們的主動性，但也有最壞的準備。毛澤東同誌在抗戰勝利後國共決戰的前夕曾經在幹部會議上說，“明天就打起來，我們也有準備”。那時候我們的軍事準備包括緊急調兵遣將，用美軍觀察組的軍用飛機，把我們一些高級軍政領導幹部從延安火速送到各個前線。美國人那時還蒙在鼓裏，稀裏糊塗地幫我們調兵遣將。
我們現在的準備包括各個方麵，這裏著重談談社會穩定問題。隨著我們社會轉型的逐步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威脅著我們黨的執政地位，也當然會威脅未來我們同西方國家的軍事攤牌。這裏一個重要問題是所謂“顏色革命”。西方國家為了推動我們走西化的和平演變道路，用各種方法支持我國的各種異議反動分子，而這些異議反動分子就是他們的別動隊。其中部分人一直在宣傳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宣傳擺脫黨的領導，甚至鼓動聯邦自治。六四過後，我們對他們的頭麵人物大都采取了流放海外的辦法，以期適應我們同西方國家既合作又鬥爭的新關係。對於仍舊在國內的人，我們采取“時收時放，收放結合”的辦法，以便既嚴密控製他們，又不至於矛盾激化。這個“收”和“放”，包含兩方麵意思，一是對他們人身的收和放。“收”就是在一定情況下把他們抓起來，收在拘留所和監獄裏一段時間，或是讓他們在家裏或旅館裏或我們辦公室裏“喝茶”不準出門一段時間。“放”就是放他們出來，讓他們在監視下享受人身行動自由。二是對他們謬論的收和放。“放”就是在一定時間內允許他們某些謬論在社會流傳，我們的目的一是使廣大人民群眾增強免疫力，增強抵抗力，二是引蛇出洞，把這些謬論的同情者都引出洞來，以便我們分類掌握，心裏有數，三是給我們增加一點和平演變的色彩，有利於減少西方國家對我們的敵視和警惕。“收”就是在一定情況下不允許某些謬論流傳，對這些網上有害信息進行過濾和刪除，同時取締一些異議分子的集會活動。總之，我們各級的610辦公室、掃黃打非辦公室、維穩辦公室和接訪工作密切結合，與互聯網管理部門及公安部門密切結合，我們就有了一個嚴密的社會控製網，能夠牢牢掌握整個中國社會，能夠應付形勢的突然變化和突發事件。需要提及的是，我們“收”“放”的尺度也是隨形勢發展而變化，以前我們是看西方人的眼色抓人和放人，現在就有些過時了。另外，有些頭麵人物跳的時間已經不短了，他們起的作用已經差不多了，就該把他們收起來。
談到軍事攤牌的準備工作，不能不提到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這些年來我們強調科學發展觀，強調重視生態環境以支撐可持續發展，有些同誌就提出，要把治理生態環境放到第一位，而把經濟發展放到第二位。這是一種不正確的偏向。不錯，做為經濟發展的代價，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我國各地的環境汙染日益嚴重，從空氣汙染到地下水汙染，從江河湖海汙染到農田汙染，從汙染農田生產的汙染農產品到汙染飼料生產的畜產品和水產品，對人民的生命及健康威脅越來越大。但是出路在哪裏？如果我們把我們的經濟發展步伐慢下來，把重心轉移到環境治理上，勢必減緩我們國力的發展，影響到我們的軍事鬥爭準備。軍事鬥爭打不贏，丟掉了政權，我們就喪失了一切，人民就喪失了一切。反過來說，我們軍事鬥爭打贏了，我們就有了一切，全世界都由我們安排麽。
第三是我們黨進行的浩大統一戰線工作
曆史以來，如果不算我們同對手之間的既合作又鬥爭關係，即廣義的統一戰線關係，我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包括兩大領域。第一個領域是公開的戰線，第二個戰線是秘密的隱蔽戰線。公開的戰線從我們解放區延伸到敵占區，甚至海外，包括黨領導下的敵占區民主運動（民運）、工人運動（工運）、農民運動（農運）、學生運動（學運）等，包括我們黨在國統區辦的公開黨報，及外圍組織經營的各種報紙刊物。而隱蔽戰線就是我們黨在敵人黨政軍特內部秘密建立的黨組織，黨的堅強堡壘，插在敵人心髒中的鋼刀。毛澤東同誌為隱蔽戰線工作製定了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個隱蔽戰線一直延伸到蔣介石身邊。隱蔽戰線的英雄們，尤其是潛伏在敵人軍政特要害部門的地下黨英雄們，對我們國共決戰的最後勝利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如果我們沒有潛伏在中統的前三傑、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後三傑，我們的黨中央機關早就被敵人破壞；如果我們沒有把傅作義的家人發展為中共黨員，就沒有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沒有潛伏在蔣介石身邊和國防部的沈安娜、郭汝瑰和劉斐，就沒有三大戰役的勝利；如果我們沒有那麽多同誌打進敵軍司令部去瓦解敵軍，就不會有那麽多敵軍的起義倒戈。他們的貢獻永遠不可磨滅。
我所以要這樣回顧我們黨過去的統一戰線功績，就是要說明，我們現在的統一戰線不比那時遜色，也包括內部和外部兩大部分，公開和隱蔽兩大部分。這幾十年來我們繼承和大大發展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傳統，我們這三十多年來的成績，不亞於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他們那三十年的成績。我們這三十年的工作範圍，遠遠超過了他們那三十年，我們超出了中國國土的範圍，超出了中國人的範圍，超出了朋友和敵人的想象力範圍。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的工作遍天下。海外那些華人社團和媒體都少不了我們的人，被我們流放海外那些反華分子雖然蹦蹦跳跳，但都跳不出我們的如來佛手掌，生殺大權就在我們手裏。我們發展了美國人的信息技術，坐在北京，就可以了解大洋彼岸美國的信息，影響和引導那裏的輿論，甚至可以跟蹤和監督一些重點對象的活動，可以在微軟網站過濾和屏蔽不良信息。當然目前我們還隻是爭取了微軟，那個比爾蓋茨就同情和支持我們對互聯網搞檢查和過濾，我們還要爭取其他更多人。另外，大家看了《潛伏》等革命傳統教育電視片，都對戰爭時期那些有名和無名的英雄崇敬備至。我們引以為傲的是，在今天的和平時期，我們也有不少這樣的英雄。還有，連美國白宮都有我們毛主席的像，這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
這裏我要特別提一下我們的大外宣工作。這些年來，隨著我們國力的突飛猛進，我們開始把全球大外宣的曆史任務，提到議事議程。這項工作的曆史意義是什麽？大家都看到是加強我們的軟力量，爭取我們黨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占領宣傳輿論的製高點,要用我們的話，來引領世界。但在這些意義的後麵還有什麽意義？我看是為我們黨在中華世紀的領導地位打輿論基礎，打民意基礎。如果沒有這種民意基礎，即使我們打垮了西方軍隊，贏得了全世界，我們在世界上也會遇到層層阻力，很多人不習慣我們麽。當年我們解放國統區後，好多地方的老百姓不是躲著我們嗎？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大宣傳工作，就是要使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了解我們黨，使他們認識到，我們黨是全世界人民的忠實代表，是人類文明的可靠代表，就是有一天霸權主義不惜打核戰爭把人類文明毀掉了，我們也能夠把人類文明傳承下去。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們請進來、走出去，張開雙臂學習人類文明的方方麵麵，取得了巨大成績，今天即使你不出國，也可以在中國看到西方文明明珠的方方麵麵。在有的方麵，我們的水平甚至比洋人還要洋。那個美國大片《2012》，就暗示說，中國是人類文明的傳承者。有人說我們把中國搞成了西方殖民地，西方的大雜燴。他們怎麽會理解我們的良苦用心？
要搞好大外宣，需要從兩方麵努力。一是不惜工本在全球廣建我們的宣傳基地和隊伍，另方麵需要用各種方法不惜工本，在西方國家打進那些權威的圈子，包括個人和機構，他們在國際上具有一定話語權，是世界輿論喜怒哀樂的帶頭羊。我們在底下做好了他們的工作，使他們成為我們黨的同情分子，他們一旦出麵為我們講話，效果就好得多。近來大家可能感覺到，越來越多的西方權威在說我們的好話，在痛罵他們政府，而一些反華老手卻開始受到輿論圍剿。這就是一個趨勢，伴隨中國崛起的一個趨勢。
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三大法寶，踏踏實實地為民族複興做準備工作，還需要注意培養一股精神。什麽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
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當毛主席提出“埋葬帝修反”的目標時，他同時向全國人民提出，要培養和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那時候他說：“我讚成這個口號，叫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重溫毛主席的這一教導，對我們的民族複興大業有著格外重要的現實意義。
毛主席這一思想是一貫的，早在戰爭時期，毛主席就說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毛主席的最英明之處，就是高瞻遠矚透視曆史，看到了曆史發展的鐵的定律：社會要大變動，曆史要大發展，就很可能要死人很多。這是不依我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為了解放中國人民，犧牲了不少中國人！單單一個長春之戰，就餓死了一，二十萬平民百姓。所以毛主席估計，帝國主義要發動核戰爭，我們要把帝國主義打平而實現社會主義全球化，可能要死掉世界人口的1/3 到 1/2，但我們不怕。毛主席說，“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
共產黨員要樹立正確的生死觀。既然反動的壟斷資產階級總是要用反革命暴力維持其舊世界而阻擋曆史前進，既然我們推翻舊世界、開創新世紀隻能借助於革命的暴力，那麽死人的事，甚至是大量死人，就是難以避免的。我們在為中華世紀而奮鬥的時候，必須有這種思想準備。以前清華有這麽一首歌：“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這就是一種戰鬥精神！我們不能一方麵讚成革命的暴力，一方麵卻害怕大量死人，因而不敢付出代價，不敢鬥爭，不敢勝利。我們共產黨員不能做葉公好龍式的人物，一麵天天盼望中華世紀的到來，而當中華世紀真的來找他，要他準備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時，卻逃之夭夭。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說死人是好事。他說，“死人是好事，沒有死，那還得了。如果今天還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裝不下去了，我讚成莊子的辦法。莊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應當開慶祝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慶祝舊事物的滅亡。”你看，連古人都有這種思想境界！我們共產黨員要帶動廣大人民群眾，進入這種高尚的思想境界。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我們黨員、我們的人民為中華世紀的到來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我有時在鶯歌燕舞、燈紅酒綠的場合，在人山人海萬眾歡騰的場合，有時在一瞬間，腦海裏不由得會閃過一些令人驚心動魄的軍事演習場麵，那一幕幕毀滅性場麵，我不由得想到人的生命相比是多麽渺小。我也常常會憧憬那未來中華世紀的人們，腦海裏不由得會想起中學時期讀過的青年馬克思寫的一段話：“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麵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這些年來看著祖國日新月異大變樣，我總會有一種自豪感。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中華民族民族複興的曙光已經不遠了。四十多年前毛主席曾經高瞻遠矚地預言：“今後的幾十年，對於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麽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是四、五十歲的人。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身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誌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曆史使命而奮鬥終身。”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曆史使命在身，所以仍舊是“任重”，但是道，已經不遠了，曙光就在前麵。
回顧曆史展望未來，我會想起溫家寶同誌常常喜歡引用的一首詩：“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當未來中華世紀的人們回頭瞻仰我們的成就時，我們的一切在他們眼裏不過是小小的眾山，萬裏長征的幾步而已。
最後一個問題是，要始終堅定地擺正黨和人民的關係，對那些因為工作失誤或腐敗而受處理的下台同誌，要具體分析，正確對待。從江澤民同誌提出“三個代表”思想以來，不時有人對我們說，既然共產黨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就是主體，就是第一位，應該把我們傳統的提法“黨和人民”，改成“人民和黨”，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這種說法似是而非。按照馬克思主義，到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那一天，世界大同那一天，國家和政黨都消亡了，當然也沒有共產黨了，也就不存在黨和人民哪個擺在前麵的問題。但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就首先要實現中華世紀，就離不開對敵鬥爭，而這就離不開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黨比人民還重要，當然要始終把黨擺在人民的前麵。
按照這個“講政治”的原則，那些留黨察看的下台幹部，隻要他們對黨忠心耿耿，就是黨性強，就仍舊屬於無產階級先鋒隊，不管他們占有多少財富，他們就仍舊是黨的財富，就要重新使用他們。對於在反腐敗鬥爭中下台的同誌，要注意分清延安和西安，隻要他們忠於黨，就是發生在延安的腐敗，革命隊伍中的腐敗，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就要留出路，為他們創造條件，爭取盡早重新使用。
華夏快遞 : 哈佛教授：和美國相比，中國在讀幼兒園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最有可能成為匹敵美國霸權的新興超級大國。不過最近幾個月來，這種自冷戰以來西方前所未有的恐懼，顯得特別強烈。不久前由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進行的調查顯示，７１％的學者認為中國是下一個全球超級大國，同時認為中美首腦並肩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領導人。
英國人馬丁•雅克的新作《當中國主宰世界時》一書認為，中國將在本世紀末之前成為全球霸主，或者是在今後４０年之內。這本來沒什麽大不了的，但現在到處是“可怕的”場景，比如，各地的孩子都在學中文。而且，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２００５年的一份報告稱，中國的崛起迫在眉睫，其對全球造成的影響可能不亞於１９世紀的德國和２０世紀的美國。
美國對中國的擔憂，適逢我們經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絕非巧合。現在人們討論最多的是：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它持有大量美國債務；它是世界主要製造業國和出口國；它似乎不受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這些說得都沒錯，但我們很少意識到，中國仍是一個窮國，其工人的平均工資隻有美國人的１／８。
簡而言之，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軍力上，中國仍遠遠落後於美國。未來情況可能會有所變化，但在整個新世紀，美國仍將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和美國相比，中國還處在幼兒園階段。”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部主任查爾斯•弗裏曼說，“美國的產出占全球２５％～２８％，而中國不到７％。有人說中國是我們的銀行家，持有我們所有的債務。但實際上，中國隻持有不到１０％的美國債務。而我們有能力通過陸地或海洋投送軍事力量——中國之弱不值一提。”
美國２００８年軍費開支是５５２０億美元，而中國為４６０億～１０００億美元。我們有１１艘航空母艦，他們還在建第一艘。我們有７０００～８０００枚核彈頭，而中國隻有幾百枚。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事務教授史蒂夫•韋斯特說：“人們預測未來時，總是把現在的當成以後的。他們隻看到過去２０年裏中國的顯著增長——但是，中國跟所有發展中國家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增長速度將會放慢。”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美國最有影響的外交政策思想家之一約瑟夫•奈博士稱對中國的炒作“不正常”。他認為，美國正經曆一種“衰落主義”，類似於美國在蘇聯率先發射衛星後擔心自身落後，或上世紀８０年代擔心日本經濟超過我們時的狀態。與上兩次一樣，現在的擔心也是誇大的。“我們經曆了糟糕的１０年：兩場戰爭、一場經濟危機。”他說，“現在美國人又開始悲觀了。”□ 中青網
華夏快遞 : 俄羅斯經濟為什麽迅速超越中國？
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給俄羅斯的經濟帶來重創，然而，普京接掌政權後，俄羅斯的經濟很快走出困境，朝著國富民富的目標大步前進，其發展變化令全世界驚歎更令中國汗顏。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二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一份是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它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二份是涉及中國的報告，它指出，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的人口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9500至10000盧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間。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這隻是俄羅斯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一個方麵。
另一個方麵，就是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紮紮實實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隨著經濟增長，俄羅斯各地每一個季度都要調整一次“最低生活標準”，也就是“貧困線”。最低生活標準每一季度由俄羅斯各聯邦主體製定，用於評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為製定補助金、補償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項。莫斯科去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標準為月5124盧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費確定為每人每月448元，僅為莫斯科最低生活費標準的26%），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標準為5795盧布，退休人員3533盧布，兒童是4381盧布。與中國東北接壤的濱海邊疆區去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費標準定為月4362盧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與之接壤的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現行居民最低生活費保障標準是1997年製訂的，市區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木蘭縣和延壽縣為117元），有勞動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費指數為4687盧布，退休人員3383盧布，兒童4202盧布。
由於“貧困線”的補助標準特別高，是俄羅斯財政支出的最大一塊，用於醫療、教育、補貼、救濟等社會保障體係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預算兒童補貼項目為例，全市今年財政預算，用於有子女家庭社會支持款項總額360億盧布（108億人民幣），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獲一次性補助金額將增加4倍，從2000至1萬盧布不等；每個兒童的月津貼數額將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補貼從1000盧布增至5000盧布；因在家照顧3歲以下殘障兒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將獲得每月4500盧布（1300人民帀）；撫養三歲以下兒童的大學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補貼將增加兩倍，從550盧布增至1650盧布；為預防社會孤兒出現及發展家庭教育方式，發放給監護人用於撫養被監護人的資金數額將從4500盧布提高到6000盧布。可以這樣說，今日的俄羅斯，“貧窮”是相對的，從絕對意義上，已經沒有窮人了。俄羅斯的貧富差別的含義與中國的貧富差別的含義完全不同：俄羅斯的富人再富，窮人也都有生活保障，而中國的窮人則完全沒有生活保障。
民選的官員，拚命討好選民，除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之外，俄羅斯製定的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這樣情勢下，在經濟恢複了的俄羅斯，想當窮人，都不容易了。俄羅斯財政部宣布，根據俄羅斯2007～2009年三年預算計劃，未來三年間，實際工資還將提高50%俄羅斯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俄羅斯經濟長期趨勢》的報告預測，2012年前俄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趕上韓國、西班牙、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達29400美元。十五年轉型，俄羅斯人民，真正地實現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百年之夢。去年10月11日，普金訪問德國，接受德國ARD電視台和《南德日報》的采訪時表示：“我們正在建設一個與我們建設了幾十年的社會完全不同的新的社會。我們將盡力做到遵循現代文明世界原則和民主原則，保障我國公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目前，俄羅斯有四千個電視台，四萬多份報紙和雜誌，其中半數以上與外國媒體合辦。與許多國家不同的是，俄羅斯不打算對國際互聯網進行監控。俄羅斯不打算重返蘇聯時期的政治體製，我們隻是在探索一種適當的體製,既能保證我國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們享有管理國家及解決各種問題的權利，同時還能使國家成為造福人民的工具。”
第二份報告是世界銀行於2007年12月1日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2001年至2005年，中國10%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2.4%，由於世行專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後的數據，研究仍在進行。有跡象顯示中國最貧困的人群正在進一步滑向貧困的深淵。
這個結果，徹底地顛覆了發展經濟學家們所謂的“水漲船高”的理論。與腐敗共生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極端的貧富差距，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一個實際收入減少的龐大群體。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通過分析發現，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世界銀行說，中國的貧窮人口已經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新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現在的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
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裏不管是什麽樣的人，基本上都有個人頭費，生活都有所保障，當時貧困大多出現在農村地區。可是現在城市也出現了大批的貧困群體，並且城市的貧困群體比農村的貧困群體甚至還要難過。因為在城市的環境條件下，水、電、氣、菜、米、油這些所有的東西統統都需要錢。一旦沒有錢的話，比農村還要艱難。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比俄羅斯更早，時間更長，速度更快。但是，這個高的經濟增長率，反映在兩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質上卻完全不同。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與此同時，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公職群體和工商業者的財富迅速積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幾乎絕跡，買官成為時尚，公務員成為最搶手的職業。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與非公職人員工資滯漲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七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增長遠遠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國家財政收入從1999年1.5萬億增加到去年的5萬億元，而社會保障體係卻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萬中國人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壓得喘不氣過來。更有一個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還在下降。
世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衝擊的影響，因此隻能依靠儲蓄來維持消費”。令人憂心的是，他們微少的儲蓄，能補貼維持多久？六年前1.5萬億的財政收入，中國沒有建立社會保障體係，六年後，每年5萬億的財政收入，中國仍然沒有形成社會保障體係。□ 《時代周刊》
印度人看中國：比我們印度人苦的多了
表麵上看，中國比印度先進富裕，中國的GDP和人均GDP兩項指標都是印度的兩倍，人口比印度隻多出約12％，按說中國要比印度富裕。
但真實情況確相反，從我在中國生活的兩年半的所見所聞，真實的中國人比印度人生活艱難的多、苦的多。
印度農民沒有苛捐雜稅。印度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和中國差不多，但印度農民自給自足，國家根本不從農業上提取稅收，也不象中國地方有那麽多官員要養活，盡管印度的農業技術比中國落後，這主要是印度農民懶造成的。
要是印度農民有中國農民這麽能吃苦，印度農村肯定要比中國富裕，中國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農民，有最高的農業單產，但中國農民被壓迫的太深，稅賦太重，以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說，印農民比中國農民輕鬆的多。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動自由。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暫住證，印度不需要，也沒有因為暫住證被關押被打死的情況。印度人可以在總統府的對麵要飯，也可以在象中國長安街一樣繁華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沒有人以影響市容而象趕鴨子一樣到處趕。
印度也沒有象中國一樣到處打砸攤主的城管，也不會因為三輪車影響政府形象而被取締。在印度，隻要你能在某個地方找到謀生的門路，沒有人管你，而在中國就嚴格的多，官員們關心對外形象重於關心百姓生活。
印度人的工資水平高於中國。中國有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勞動成本比印度低的多。以電視機為例，此次美國對中國實行反傾銷，就是以印度的電視機價格為參考的。印度的原材料及其它成本會比中國高，唯一高的是勞動力成本，而中國電視機價格低就是因為勞動力工資低。
在中國的很多工廠裏工作的中國工人的收入比印度產業工人工資低的多。一些合資企業到中國開工廠並不是因為別的什麽，而是因為中國人最能吃苦、工資最低。這些外國工廠在印度根本開不起來，因為印度人要的工資這些老板給不起，印度人也沒有中國人牛馬般能吃苦耐勞的精神。
中國相對高的GDP沒有讓人民得到實惠。中國的GDP是印度的兩倍，但中國人民難以從中得到實惠。以汽車為例，中國連鄉鎮村的官員都可以坐上進口高檔轎車，僅此一項每年就消耗了中國 GDP總值很大的一部分。
而印度這種情況是絕對沒有的。除國家用於外事活動外，印度政府官員都坐印度自產的"總理"牌轎車，印度象國防部這樣的強力機關連空調都沒有，而中國所有的政府衙門都是富麗堂煌，每年被政府官員公款吃掉的錢也是一個天文數字，這些印度很少。
這些都是民眾的錢，所以中國雖然GDP是印度的兩倍，但人民肯定享受不到實惠。況且，中國的GDP在剔除水分後的真實數字是多少，大概沒人能說清楚。
印度沒有那麽多大蓋帽。在中國大蓋帽滿天飛，"九項大蓋帽管一頂破草帽"是中國特色。這些大蓋帽都是衝著人民來的，每頂大蓋帽都是人民的負擔。印度沒有這麽多大蓋帽，即使你戴著大蓋帽也不能向人民亂收費。
中國人光養這些大蓋帽就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誰也不清楚中國人要花多少錢來養他們。一些大蓋帽領導貪了太多的錢以後卷輔蓋走人跑到國外去。據中國自己報道，近年來卷款外逃的官員有好幾百人，這些人帶走的財富估計可以供養幾千萬兒童上學。
印度沒有官員終身製。印度上至總統下至部門，在任是官員，享受國家的各種待遇，但下來後和平民一樣。但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隻要進了官場，除非因腐敗被抓起來，否則國家要養一輩子，直到死為止。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的官員總數和法國總人口差不多，這還不包括鄉村及編外的官員。
而中國的國民總值比法國還低，從這一點上看，中國人的負擔比印度大的多。
印度沒有中國普遍存在的爛尾樓。在中國城市隨處可見爛尾樓，這些爛尾樓少則幾百萬，多則幾十億，要統計中國的爛尾樓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資金存入爛尾樓裏多登天還難。
可以說每幢爛尾樓都是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每幢爛尾樓都是人民的血汗錢，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民的血汗投入了這個黑窟隆，這種現象在印度很少見，這也是中國特色。
印度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公費醫療”也稱免費醫療，指國家對公民提供一種福利，代為支付醫療費用。發達歐洲國家如英國，瑞典、瑞士、丹麥，都是全民免費醫療，一切費用國家全包。
美國、日本等國實行醫療保險製度，但是對於退休老人、窮人，則是免費醫療。牛 B如俄羅斯，隻要是在俄國土地上的人，無論本國人外國人，一概免費醫療。
再看看第三世界窮國家，印度人口大國，竟然也敢施行全民免費醫療製度，古巴、巴西和智利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保健製度，全民普及基本衛生服務，人均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等國民健康指標都位居世界前列。連朝鮮都是免費醫療，可是號稱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到現在免費醫療還是個夢想。
印度的國際生存環境比中國好的多。由於政權的性質，中國目前基本上受到世界的圍堵，而且這種圍堵都十分有效。現在的中國雖然經濟上有發展，但國際生存空間仍然惡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麵打壓，周邊國家也十分敵對，自身的統一問題也沒有解決。
中國很有可能因為一場戰爭，被國際勢力打壓下去，就象滿清、民國時期一樣。而印度做為民主國家，與主要強國關係友好，也不存在武器禁運，所以，印度的發展空間比中國好的多。
總體上看，中國的GDP雖然是印度的兩倍，但中國被要養活比印度多數倍的官員隊伍、要養活無數的公車和公車司機和修理費、要喂飽中國官員龐大的將軍肚、要裝滿外逃官員的行李箱、要養活無數的大蓋帽，中國的那點GDP餘錢肯定不多，用於人民福利的錢不會比印度多。
在網上看到了中國網民的自高自大，作為印度人也有這個毛病。總的來說，印度人比中國生活的幸福、自在，這一點中國人無法比擬。如果說印度人窮，主要是因為懶隋造成的，如果印度人有中國人這麽勤勞，印度百姓肯定比中國生活好得多。
華夏快遞 : 王力雄：印度與中國哪個好？
一位朋友在訪問印度後寫下的觀感，通篇皆是此類感慨：“新德裏鬧市中心為環形廣場——相當北京王府井，實在不及中國南方任何一個中等縣市中心。唯一的火車站，髒亂差陋得不堪目睹，令人想到中國50年代之前中等城市火車站——不過如此”，“粗笨吊式、立式電扇，嗡嗡亂響，像極中國文革之前樣式”，“所到印度各處，幾乎所見一切公共設施、公共管理不堪目睹，可以說大多不及中國50年代之前！”
我和那位朋友先後到印度。他說的情況我的確都看見，垃圾、乞丐、貧困到處可見，現代化程度不及中國。但是不能隻限於表麵或物質的對比。深入看，印度給我這個中國人留下的印象，決非讓我認為中國更值得自豪。
我見過印度火車在一個並非車站的路口停下，乘客在那裏下車便於回家。當地人說，如果一群人站在半路等，火車就會停下讓他們上車。印度火車常有幾節車廂不用買票，雖然沒座位，條件差，但是卻使沒錢的窮人也能旅行。這些無疑都不是現代化，但其中的人性卻讓人感動。
印度是全民免費醫療，而中國人生一場病往往傾家蕩產。當中國專家論證中國人口太多無法提供全民醫療時，人口與中國差不多、且比中國貧窮的印度就更凸顯出優越。
印度可以自由辦報，自由出版。中國媒體都被政府控製。印度的互聯網不如中國普及，卻沒有限製網絡自由的防火牆。
印度有很多社會團體。談到做事，人們馬上想到的就是注冊團體，那裏的民間社會相當發達。而在中國，民間團體注冊所麵對政府卡壓，幾乎是無法克服的障礙。
印度的城市髒亂差，但至少沒有強製拆遷，沒有肆虐百姓的城管。印度的鄉村孩子上學都有校車接送，中國連城市孩子都享受不到校車。
我在印度兩個多月，乘車旅行幾千公裏，沒看見過吵架和打架，沒見過警察抓人，也沒見過流氓。看到最多的是朝聖者義務地修路。他們看上去不富裕，但是安貧樂道。
最讓人感到對比強烈的，是印度收留了十幾萬流亡藏人，不但提供居住、教育和福利，還允許藏人形成自己社區，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文化。反過來看中國，把冒著生命危險逃出來的朝鮮人抓捕羈押，送交給殘暴的北韓政權，根本不管那些人的下場是死是活……
你說應該喜歡印度，還是喜歡中國呢？□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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