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打出科學和民主兩麵旗幟，誓要完成啟蒙的任務。到了五四，因為日本人在山東問題上的非份之想，知識分子又覺得救亡的重要。啟蒙和救亡固有統一的一麵，也有矛盾的一麵。蓋啟蒙的本質是思想解放，需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麵，它要求開放包容的心態，要求放棄狹隘的排外。而救亡的本質是對抗外民族和外來文化的入侵，它要求的是平息爭論，凝聚人心，一致對外。五四由啟蒙轉向救亡，這就注定啟蒙任務的失敗。
日本人被趕出中國已60多年了，這60多年，沒有救亡的要求，啟蒙的任務有沒有完成呢？我說沒有。這60多年，科學的旗幟雖沒有倒下，民主的旗幟卻終究沒能站起。所以，當今的中國人仍舊是愚昧的品質。這樣講的根據何在呢？
愚昧的品質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曰迷信；二曰無知。這其實也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麵，二者也是相輔相成的，因為迷信而無知，反過來又因為無知而迷信。
當然，今天所說的迷信與五四時所批判的迷信，又有了不同的內容。今天所說的無知，與那時所批判的無知，也有了新的變化。五四時所批判的迷信，是對神的迷信，對皇權的迷信，對封建禮教的迷信。現下，取而代之的是對領袖的迷信，對權力的迷信，對“主義”的迷信。文革時的個人崇拜達到了人類社會亙古未有的高度，就是國人迷信領袖最好的例證。當下，傾全國之力學習領袖講話的壯舉，也是迷信領袖的例證。至於對權力的迷信，則更勝前者。有兩個現象可茲證明：一是泛濫成災的上訪，二是不時發生的貧民對官員下跪的現象，兩者的本質都是對權力的迷信。對“主義”的迷信則更為“普及”，比如對於當下處於統治地位的馬列學說，除少數或者極個別文化精英尚有質疑的勇氣，一般民眾既不去探究其為何物，也不想知曉其為何物。在從眾意識支配下，每個人都確信，既然有人宣示他們為永恒的真理，那就絕不疑是非對錯，絕不越雷池半步。事實上呢？階級鬥爭學說、剝削論、計劃經濟學說等無一不在實踐中撞得頭破血流，其荒謬已不證自明，筆者淺陋也能一望而知。我們的民眾呢，非但同意寫進憲法，而且要世代相傳；非但自己要頂禮膜拜，後世也必須永遠供奉。這是典型的迷信“主義”的表現。
因為迷信，所以失去了尋求真理的動因，於是我們便進一步陷入了無知的泥潭。因為無知，世事萬象便無法得到正確的解釋，反過來又加重了迷信。這就是國人的現狀。
所幸的是我們雖然愚昧，卻不愚蠢。對於西方物質文明上的成就，我們還是勇於“拿來”的。現下，經過義務教育階段數理化知識的普及，科學的態度基本上確立了。但在社會科學方麵，民眾並未受到普及的教育。什麽是人權？什麽是法治？什麽是民主？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有沒有拋卻了文化差異、放之人類社會而皆準的價值觀？
我們一概不知！
因為迷信，所以缺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隻知迷信，卻不知被迷者為何物。因為對社會科學的無知，故又無法建立起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在這樣的社會，要想建立起秩序，唯一的手段隻剩下暴力。所以，幾千年的中國曆史，就是一個暴力推翻另一個暴力，就是帝王將相你方唱罷我方登場的輪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