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落幕，官員們的表現褒貶不一，有的部長被錄音筆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員反問女記者：“你是哪個單位的？”
在我們這裏，官員對記者打官腔早已司空見慣。再看看西方官員，你就會發現，中國官員麵對媒體時，對話的技巧還很欠火候，至少跟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官員真正“學會對話”，不僅事關自身形象，也關係著國家形象，以及是否可以讓本地區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嚴。
中國官員對話技巧待提高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各級官員被記者們圍住“逼訪”，已成為每年兩會一道風景。剛剛落幕的今年兩會，與往年相比，中國官員們的整體表現更加謙恭、自信。
人民大會堂北門是部長們的必經之地，麵對“長槍短炮”的圍堵，多數部長總是麵帶笑容，耐心作答。話筒、錄音筆甚至堵到了衛生部長陳竺的下巴，他幾度停步，40分鍾隻走了10米。有人趁安保人員不注意越過紅線圍堵工信部長李毅中，他不慌不忙，從容應對。
部長們麵對記者提問時的這份豁達，令人欣慰。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某省官員卻反問一位女記者：“你是哪個單位的？”
此語一出，滿座皆驚。
這話聽上去怎麽那麽耳熟？沒錯。在第十一屆全運會跳水比賽上，當有記者詢問“冠軍內定”問題時，周繼紅曾發出過同樣的反問。
人生下來就要學對話，但怎樣對話，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卻成為了中外官員都要麵對的一個問題。
官話套話“享譽”中外
四平八穩，麵麵俱到，滴水不漏，內容似乎很多，卻是套話多，宣傳多，這是中國官員留給外界的普遍印象，官場內亦不乏反感者。
兩會分組討論，代表委員往往強調 “形勢一片大好”，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委員很不“合群”，偏偏炮轟地方領導套話連篇，8分鍾贏來9次掌聲。“千篇一律的會議和生搬硬套的官樣文章，被群眾戲稱"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形式越搞越繁瑣，就是落實不了。”
如此高高在上的心態，麵對記者提問，怎會不官腔十足？
去年兩會，財經網記者問某全國政協委員、省部級高官“你怎麽看待官員財產公示製度”，該官員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為什麽不公布老百姓財產。”
鄭州市一塊經濟適用房用地被開發商建了別墅和樓中樓，中國之聲記者采訪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他反而質問記者：“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有的官員直接跟中央媒體叫板——“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華網曝光，我就叫他關閉”，“人民網算什麽東西？那是電子垃圾，人民網記者都是混蛋”。此類回答均被網民收入“中國最牛官腔”。
到了國外，中國官員雖不至這麽牛氣衝天，但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依然一套官方語言，非字斟句酌不開口。
本報前駐日內瓦記者梁業倩回憶說，在日內瓦的一些國際會議上，中國官員認為一切媒體報道都會被等同於官方表態。但其實，西方官員常常聲明這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官方，然後即可輕鬆地接受記者采訪。如果個人觀點與官方看法有分歧，或引起媒體另類解讀，他會聲明是記者報道有誤，把責任都推給媒體。
甕安教訓
平常對國內媒體的態度尚且這般，一旦遇到突發事件，一些地方官員們更是手足無措。
以甕安事件為例。從甕安三中女生李樹芬死亡停屍河邊的2008年6月22日到28日，是甕安事件的醞釀期。在7天時間裏，流言四起。縣委、縣政府負責人對此卻懵然無知，出現“全縣人民都知道，縣委書記卻不知道”的尷尬局麵。6月28日，3萬名群眾聚集在政府大樓前，而此時，地方黨政一把手竟然沒有到現場，最終釀成群眾打砸燒政府大樓的慘劇。
直到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的出現，局勢才出現明顯扭轉。6月30日，石宗源到訪甕安，深入現場，聽取農民、人大代表、中小學老師等社會各界意見，並給他們鞠躬道歉：“今年（2008年）兩會期間，有記者要我給在貴州的工作打一個分，我打了60分。我要是知道會發生6·28事件，我就隻會打50分，不及格！”去年兩會上，石宗源在總結甕安事件時，提出三條意見，“堅持信息透明，啟動輿論監督係統，啟動問責製。”
甕安事件後，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群體性事件專家單光鼐去甕安調研多次，許多甕安的年輕人告訴他：“石書記歲數都那麽大了，還給我們年輕人道歉，哪有長輩跟晚輩鞠躬的，如果全國的幹部都像石書記這樣，整個中國就有救了。”
但後來發生的若幹起事件卻顯示，並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員都吸取了甕安事件的教訓。其中就包括湖北石首的“鄧玉嬌事件”，同樣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麵對諸多疑問，湖北地方官員對媒體的態度依然冷漠，甚至派人毆打外地記者。
看得見的進步
對於群體性事件，單光鼐曾提出八字方針：“速報事實，慎報原因”。要在第一時間把事實傳出去，但是不要貿然下結論。
有一次，單去天津市座談，聽完這八個字，天津市長點頭讚同，並加了四個字“再報繼續”——把已經、正在、準備做得事情都要講出來，舒緩民怨要做到早講話，會講話，講真話。
不過在一些地方，官員對媒體監督還是本能地抵製。前幾年，單光鼐去一些地方調查群體性事件，都得悄悄地去，不然會被趕出來。他記得，曾經去一個地級市拜訪當地父母官，去之前通過權威部門給他們打了招呼，但對方很敷衍，不願多說：“我們沒有意見，省裏的意見就是我們的意見”，生怕單光鼐給他們搞出一些負麵的東西。
“他們往往有兩張麵孔，對上言聽計從，對媒體愛理不理。”單光鼐總結道。
但變化已經在悄然發生。時下，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意識到與媒體打交道是一門學問，而“如何開口說話”也是對公眾負責的態度。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無疑也為官員學會麵對公眾和媒體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國際上，了解國際會議和傳媒規則，並能夠熟練應對媒體的中國官員已經越來越多。比如先後在日內瓦工作過的中國外交官吳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國前貿易談判代表龍永圖，都是最受駐日內瓦媒體歡迎的中國官員。
這個隊伍中還有一個人不可或缺——前外交部長李肇星。今年兩會上，作為人代會新聞發言人的他備受青睞，麵對外國記者，他幽默風趣，妙語撥千斤——“西方個別領導人盡管工作很忙，自己國家的人民有那麽多事要幹，但是他們還是抽出時間去見達賴喇嘛”，“個別國家向台灣出口先進武器，這就相當於弟兄兩個人正在擁抱的時候，有人給其中一方遞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
輕鬆幽默間，立場主張通過對話已清晰地傳達給了世界。
中國官員的一言一行不僅關乎仕途民望，更關乎中國的國際形象。本報記者郭晨/攝
“敢說真話的不多，阻撓采訪的不少”
——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官員
對方掏出價值1000元的購物券，試圖封口，這加重了日本記者鹽澤英一的懷疑，他暗訪了有問題的化工廠。半年後，當地負責的官員被處分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媛發自北京2003年6月，金邊，中國外交部部長李肇星正在這裏參加東盟係列會議。
“請問，我們可以采訪李外長嗎？我們是專門為他飛到柬埔寨的。”說話的是4家日本媒體的記者。他們將申請遞交到中方工作人員手中，露出懇切的麵色。
沒過多久，李肇星走出會場後並沒有回飯店房間，“他在飯店大廳的沙發處特意為我們安排了專訪。”7年後，談起當時的場景，日本共同社駐華記者鹽澤英一依舊對此充滿感激。
李肇星是鹽澤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國官員之一，“他很坦率，有問必答。”接著，鹽澤話鋒一轉，“但現在，似乎敢說話的中國官員越來越少了。”
中國官員難開口
最直觀的感觸來自於采訪門檻之高。
在華報道近10年，鹽澤和他的同事們除了與中國外交部的官員稍微“熱絡”外，很少能得到采訪中央官員的機會。他曾向環保部發出過好幾封采訪函，但後來隻等到了一封“非正麵”回複。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鹽澤一共申請采訪20位政協委員，最後隻有3位委員給了他答複。不過，接受采訪的委員名單中，包括解放軍少將羅援，這足以讓他對自己的兩會報道“比較滿意”。“要知道，隻有在兩會這樣的場合我才能采訪到他。”鹽澤有些興奮地說。
他把采訪官員的成功幾率歸結為采訪平台的大小。另一個“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時，中國代表團特別為媒體成立了新聞中心，以統籌國內外各種采訪和新聞發布工作。這與當時隻對本國媒體舉辦吹風會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開放”。
但這種舉動並非常態。更多的國際會議上，外國記者們發現，國內“安靜”的中國官員在國外也經常選擇“鴉雀無聲”。一位西方記者抱怨道，在報道中美貿易糾紛等涉華事件時，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采訪到美國大使或代表，至少他們的新聞發言人會針對某一事件發表評論。但要拿到中方意見卻不容易。另一名法國記者則說：“我也願意報道中國的觀點和看法，但電話打到中國的使領館時，往往沒有下文。一般中國官員都不接受采訪。”
1000元購物券“封口費”
所以，鹽澤在進行中國報道時一般采取兩種方案：如果官員不肯表態，就從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這麽做時就和不少地方官員“擦肩而過”。
2007年，鹽澤注意到江蘇省某市一家化工廠出現環境汙染問題。當他給市政府打電話詢問時，有官員自信地表示：“我們沒有汙染問題，你不值得來這采訪。”此外，還建議他去其他地方進行調查報道。
鹽澤半信半疑地放下了電話，但沒過幾天，該市負責宣傳工作的幹部親自到訪共同社駐京辦公室。為了達到說服日本記者不去采訪的目的，這名官員甚至掏出價值1000元的購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國秘書手上，試圖拉攏秘書一起做工作。
這反而加重了鹽澤的懷疑，他暗訪了有問題的化工廠並完成了寫作。之後，這篇日文報道因被中國媒體轉載而引發國內關注。後來，鹽澤了解到，當地負責的官員在半年後已被處分。
“我算是幸運的。”鹽澤說：“我很少在采訪時與舉止蠻橫的官員麵對麵，而且日本記者算是比較"聽話"的類型。”鹽澤口中“不聽話”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於和地方官爭吵的美國、英國記者。
美聯環球電視記者胡大衛算是其中一位。2008年10月 17日，中國國務院頒布第537號國務院令，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采訪條例》，諸多奧運期間為外媒提供的“臨時便利”都得以常規化。從此，第537號令也成了胡大衛的“擋箭牌”。在采訪受阻時，他常常扛著攝像機就喊：“憑什麽不讓我們進行采訪！溫家寶總理都說過的，我們有權利！”
希望多幾個李肇星、趙啟正
在鹽澤看來，中國官員和日本官員對待媒體的最大不同在於：對中國官員來說，接待媒體是宣傳，但對日本官員來說，接待媒體是服務，希望得到公眾的理解，並為此提供服務。
林夕和鹽澤有同感。作為英國一家電視台的駐京記者，她曾參加過中國政府某部門組織的外國記者團采訪長江三峽活動，她把那次經曆形容為“消磨時間的儀式”，因為當地官員在被問及三峽工程可能帶來的負麵環境影響時，言辭含糊。而外國記者登上大壩之前，還被安排參觀一些並不感興趣的場所。最後，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訪團，獨自去采訪那些環保誌願者和三峽移民。
除了李肇星，另一個令鹽澤很欣賞的外交官就是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一次發布會上，他清楚地聽到趙啟正一字一句地告訴西方媒體，中國並不存在完全的網絡自由和言論自由，自由都是相對的。這句話，讓很多外國記者從此釋懷。
“我希望多幾位敢說話的中國官員。”鹽澤表示，因為這種改變也許才能跟得上目前中國媒體的開放程度。
奧巴馬善於用技巧應對監督他的媒體。路透社
奧巴馬怎樣和媒體“躲貓貓”
作為通曉公關手段的政客，奧巴馬總是既能躲開媒體的明槍暗箭，又能借助媒體宣傳自己的主張
在美國，最能體現官員與媒體關係的是總統與新聞界的互動。沒有一個總統是打心眼裏喜歡媒體的，因為媒體總是在挑刺，還不時給總統一點難堪。而且，通常的規律是新總統上任之初，往往有一段蜜月期。但時間一長，雙方就開始發生摩擦，看不順眼。
總的說來，在競選總統期間和上任之初，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一直是媒體的寵兒。在對待媒體時，奧巴馬頗有肯尼迪遺風，待人接物是他的長項。但他也終究逃不脫總統與媒體關係發展的既定軌跡。執政一年，主流媒體紛紛開始挑起他的毛病來。
不過，奧巴馬畢竟是個通曉公關手段的政客，他想到了一個新的辦法，既能躲開媒體的明槍暗箭，又能借助媒體宣傳自己的政策主張。
跟白宮記者“躲貓貓”
媒體在美國被稱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但真正掌握這個權力的是一個特殊的記者群體——常駐白宮記者。
這些記者天天跟著總統跑，出訪時還能坐總統專機，被戲稱為“白宮新聞兵團”。他們大多是各主流媒體大牌記者，資格老，臉皮厚，膽子也大，而且有種種“特權”。如有一位叫海倫的老太太，數十年如一日地參加白宮新聞發布會，每次都坐在前排的一個固定位置，一有機會就提一些令人難堪的問題。倘若發言人或總統本人對她有所微詞，她隻憑一句：“我剛到這兒的時候，你還不知在哪裏呢！”就一準能將對方噎回去。
既然得罪不起，奧巴馬就選擇了避其鋒芒。比如，從去年7月開始，他就一直沒有在白宮開過新聞發布會。而這種發布會，一直是白宮常駐記者們向總統“發難”的最佳平台。奧巴馬偏偏不給他們這個機會。他讓白宮記者們等了整整七個多月，直到今年2月才又開了一次發布會。根據記載，這是近十年來美國總統兩次新聞發布會之間最長的間隔。
回答提問時偷換話題
更令白宮老記們氣憤的是，奧巴馬在這次久違的新聞發布會上還使用了一個“陰招”，限製他們的表現機會。按常理，總統會在發布會上先來一段開場白，但時間不會很長，也就幾分鍾。但奧巴馬的開場白卻通常要占十分多鍾，這擺明就是在擠壓媒體的提問時間。
在美國，總統新聞發布會的時間通常是一個小時。這樣一來，媒體記者的提問時間隻有五十分鍾。不僅如此，奧巴馬每次回答問題的時間也很長，而且常常偷換話題講自己想說的東西。這樣媒體提問的機會就更少了。以往，每次總統新聞發布會都會有十二三個記者提問。但奧巴馬的這次發布會，隻有六七個記者有機會提問。
看批評來信警醒自己
盡管奧巴馬這樣做有些“損”，主流媒體卻不能指責他“有意脫離輿論監督”。與召開新聞發布會相比，他更喜歡接受獨家專訪。因為這樣更能係統地闡明他的理念和主張。據《紐約時報》統計，他在上任第一年共接受了161次獨家專訪，遠高於兩位前任克林頓（53次）和小布什（60次）的同期水平。
同時，奧巴馬還喜歡采用網絡等新手段了解民情，比如在視頻網站 YouTube接受網民提問。此外，他還喜歡“深入基層”，到大學和社區召開座談會，現場互動。
在白宮每天收到的4萬多封郵件中，有一半說奧巴馬是“傻瓜”。但奧巴馬在今年3月10日卻半開玩笑地說，他的手下並沒有為他擋住來信者的不滿，工作人員會挑選10封有代表性的信件供他在晚上回到官邸後閱讀。奧巴馬時常提及白宮每天收到的大量信件，並稱，那些挑來供他閱讀的信件幫助他刺破了總統的“泡沫”，並與美國百姓建立了聯係。
一位白宮發言人說，總統和民眾直接建立聯係，是因為奧巴馬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讓人民知道他在想什麽，以及讓他知道人民在想什麽”。如果隻和華盛頓的主流媒體打交道，就像生活在一個“玻璃罩”裏一樣。
轟記者：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衝冠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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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記者：意大利國防部長“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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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飛鞋：美國總統小布什直麵尷尬。
國外官員為何很少當眾動怒
在國外，官員當眾動怒甚至動粗，正是媒體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對手所利用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晴川發自北京在西方，當官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叫做“從事公共事務”。既然做的是公共事務，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公眾人物。這意味著，官員和演藝明星一樣，既然選擇做這一行，就要和代表公眾意見的媒體打交道，時刻接受大眾和傳媒的審視和監督。
當然，外國官員與媒體打交道的過程也並不總是很愉快。
美歐官員動怒方式迥異‘’
最近一個極端的例子，當屬貝盧斯科尼與記者的“交手”。
3月10日，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在羅馬舉行新聞發布會時，記者卡洛馬尼奧打斷他的講話，問及事先沒有安排的涉及政府官員腐敗案的問題。貝盧斯科尼大為惱火，大罵卡洛馬尼奧不知羞恥，是流氓，並下令將他趕出會場。意大利國防部長伊尼亞齊奧·拉魯薩隨即抓住這名記者的上衣，將其拎出會場。
兩天後，類似的一幕在倫敦上演。在唐寧街與布朗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法國總統薩科齊兩度被問及有關其與妻子布魯尼婚姻的問題。他顯然被激怒了。先是嗬斥一名法國記者：“如果你認為一位法國總統有時間對這種荒謬可笑的謠言作出反應，我不知道你認為他每天都會幹什麽。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問題。”然後拒絕問答英國記者的提問。
麵對媒體，美國有些總統“發怒” 則是另一種表現。
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在入主白宮前，一度是新聞自由的積極倡導者。他曾充滿激情地寫道：“如果沒有新聞自由，就無法守衛我們的自由；如果麵臨失去它的危險，我們的自由將會受到限製。”然而說歸說，在他真的當上總統、與媒體長期過招後，傑弗遜也嚐到了他原先推崇的“新聞自由”的滋味。離任之際，他酸酸地扔下一句：“輿論所說的真理，原來僅是以報紙上寫的為依據。”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內也飽受媒體批評，但他倒是想得通。他有一次在會見媒體代表時說：“有時候你們不喜歡我做出的決定，有時候我也不喜歡你們對我的決定的描述方式。但無論如何，我們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國家進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女議員罵人下場悲慘
不是每個人都像布什那麽幸運，比如來自美國亞特蘭大的前眾議員麥金尼，就曾“因言獲罪”。
2007年，麥金尼尚在議員任內時，曾與國會看門的一個警衛發生肢體衝突。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當她為這件事到眾議院作解釋時，她的私人保鏢又和一名記者發生了衝突。
原來，正當麥金尼走上國會的台階時，來自亞特蘭大的記者斯科特緊跟其後，連連追問有關這次事件的進展。本來在這種敏感時期，麥金尼對媒體應格外謹慎，但不想她的保鏢卻對斯科特粗口相向，甚至推推搡搡，威脅要把斯科特“送進監獄”。斯科特隻是一個小電視台的記者，本來他的報道在美國並沒有什麽影響力。然而，麥金尼的保鏢這一推，卻引起美國大媒體的關注。本來就看麥金尼不順眼的右翼媒體福克斯新聞台更是大作文章，說成是“女議員保鏢打記者”，把事情越炒越大。
在2008年的中期選舉中，麥金尼這個連任了6屆的資深眾議員最終因為一連串的是非丟掉了議席。
微笑麵對媒體才是上策
當然，類似麥金尼事件在美國隻是少數。美國官員大多不怕麵對媒體，對付媒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本報記者在美國工作時，曾采訪許多不同級別的官員，上至部長，下至小鎮裏的官員。不過，盡管級別懸殊，這些官員麵對媒體均胸有成竹。一個學區裏管理殘疾兒童事務的“芝麻官”，也能把美國的殘疾教育體係講得頭頭是道。再深究下去，可能與美國教育方式有關係。美國從小開始就鼓勵學生的表達能力，美國的孩子麵對鏡頭很少害羞和怯場。
總的說來，在長期的曆史演進中，美國官員形成了一套與媒體打交道的“潛規則”。比如總是麵帶微笑，對於可能引起難堪的問題設法回避，不會輕易動怒。因為，在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官員當眾動怒甚至動粗，正是媒體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對手利用。正所謂，媒體罵官員不是新聞，而官員罵媒體，很快就能成為引人矚目的熱門話題。
從另一方麵而言，在官員與媒體的互動中，媒體也要有些自律精神。媒體應是官員與民眾之間的一道橋梁，而不能動則以民意代表或仲裁者自居，或者倚仗手中的“話語權”把自己的看法灌輸給公眾。根據美國最近的一項調查，四成民眾不相信媒體。《華盛頓郵報》也承認，奧巴馬有意避開華盛頓新聞圈也是因為“公眾越來越鄙視所謂主流媒體”。
中國官員“學會對話”，需要時間
【作者】喻國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
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麵，而是在觀念上，主要表現為對媒體始終是防範的、消極的、被動的，不懂得用現代的方式善待媒體和運用媒體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如果我給我們的官員整體應對媒體的能力打分，恐怕隻能打出60分——及格線附近。因為從總體上看，眾多中國官員麵對媒體時仍以排斥、防範的心理居多。
我曾經對一些官員進行過公關培訓，當時一提到媒體，他們都流露出較為厭惡的表情。當然，我可以理解的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如何與媒體相處的訓練，而另一方麵，中國的行政製度本身也不支持他們麵對媒體來表達。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看起來我們國家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要求增強信息透明度，但現狀仍然是“說，負責任；不說，不負責任”這樣一種不對稱的責任體製。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自身素質所及，還是製度要求所限，對中國官員而言，“不發言”、“少發言”可能會更合適。此外，他們正處於一個公民意識日漸增強、媒體輿論日漸活躍的社會環境中，在重壓之下，他們更不願意和媒體、公眾加深信息分享了。
目前，網絡上傳播著一些所謂“雷人”的官員語錄，其實它們正是某些官員不適應現階段信息共享程度的一種表現，而這些語錄，也不能代表官員的整體麵貌和狀態。
從我個人了解的情況看，中國官員們還是在試圖改變自己，增強自己應對媒體能力的。比如，各級政府現在很重視培訓工作，很重視網絡輿情，還很在意能在媒體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現得更鮮明一些，把自己的觀點表現得更委婉一些。
在山東省某些縣市，縣委書記和政府宣傳部對網絡媒體的開放程度正在做一些製度性的嚐試。例如用網絡讓老百姓做一些評選工作，挑選最受歡迎和最不受歡迎的官員講話。這些嚐試，多多少少開始讓中國官員麵對和接受社會的改變，逐漸熟悉在一個改變的環境中執政和管理。總體上看，中央官員適應環境的能力要略強於地方官員，因為無論從眼界、視野，還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方麵，都存在差異。
而與國外官員相比，我認為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麵，後者可以通過淺層次的培訓獲得。差距主要在觀念方麵，我們的官員對媒體始終是防範的、消極的、被動的，不懂得用現代的方式善待媒體和運用媒體。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隨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動地運用傳播規律、傳播技能來與媒體互動呢？隻怕這時就會有警戒的聲音響起：言多必失。
但現在，“少說話”“不說話”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態勢了。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做的輿情監測中，有一點比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識在覺醒，而覺醒速度要快於基層官員的執政能力提升和改變的狀態。所以，基層官民的對立就比以往任何時期都突出。
我主張要讓中國官員都“學會對話”，除了體製改革，還要有培訓的輔助。但與媒體期待相比，改變現狀的速度會有一個差異問題。不過，隨著今後年輕幹部走上崗位，速度問題可能會得到改善。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製度的改革和轉變至少需要5年、10年時間。所以，中國官員的能力要想符合媒體期待，沒有5年、10年也很難做到。因此，我認為社會需要有耐心，而我們的官員要有緊迫感，行政體製的改革需要有緊迫感。可能現在的差距大家還能接受，但若等到價值觀完全衝突時，社會危機便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衝撞出來，那就為時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