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言舉人，不因人廢言

我在文學城、華夏文摘讀文章有幾年了，大家爭論的中心問題無非是自由民主法治。然而，就我看來，大多人不知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何物。每當我看到大家為了觀點不同，而爭鬥的一地雞毛時，我就看到了文革中紅衛兵的影子——我們太好鬥了，太易於感情用事，往往是群體地處入一種昂奮狀態，卻不知為何而鬥。

我們中的大多是都是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大的環境下，在黨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以階級、立場和黨派為主導的思維方式，而拋棄了樸素的、與生俱來的、最最根本的價值觀。我們真正缺少的是分辨好壞的本領，一種對事實冷靜地、客觀的判斷，一種能看穿“皇帝新衣”的獨立思維。

文化大革命中常使用一個名詞“站錯隊”。中國幾百年來，有兩派，保皇和維新。這兩派一直在爭鬥。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選擇一種立場。於是，我們的對立麵就成為了我們的敵人，不共戴天的仇敵。哪怕是親人也決不相讓。

前幾天，網上在紀念遇羅克，有人就站出來說，遇羅克也是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是一位紅衛兵小將，有什麽好紀念的？在這種人的眼裏，一個人貼上紅衛兵小將的標簽，就成了魔鬼。殊不知，在那個時代，大多數的人都是紅衛兵。殊不知，這種思維方式，就是紅衛兵小將的思維方式。正因為這種思維方式的存在，現在的中國還是紅衛兵小將的中國。可悲的是我們還在大量地製造這樣的紅衛兵小將。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也做了紅衛兵小將。我們茫然而不覺。“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徹頭徹尾的毛澤東主義。我們太習慣於樹立一個假想敵，而對這個假想敵窮追猛打，而不管不顧這個人做了什麽事，做了哪些有利於人民的事，哪些不利於人民的事。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就是這樣利用了中國文化的缺陷挑起了人和人之間的爭鬥。在這個口號下，我們的敵人就隻做壞事，他們做得好事也成了壞事；我們的朋友就隻做好事，他們做了壞事也是好事。我們不會去宣傳敵人做的好事，也不會去批判朋友做的壞事。這樣社會公德就建立不起來。社會中的暴力和歧視就會掩蓋在冠冕堂皇之下，摧殘著社會。於是乎，打死人的事，就成了革命行動，就變得無上的光榮。做了達官貴人的二奶，也可以在人前炫耀，就有人羨慕不已。壞事就自然地變成了好事，就“黨疼國愛寧做鬼也幸福”了。這真真是一種可怕的社會幼稚病。社會似乎是喪失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斷標準。

如果我們不根除這種非敵即友的思維方式，我們就擺脫不了階級鬥爭的怪圈。民主思想就得不到光大。這是民族的悲劇，民族文化的悲劇，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自十六世紀以來，西方的文藝複興，吹響了反獨裁，反對專製的號角。法國大革命締造了世界第一個共和國家。西方世界從百年革命的實踐中，找到了現代政權和國家的模式。百年革命後的中國，仍在體製改革中摸索。西方從文藝複興到現代民主用了三百年，我們從辛亥革命到現在隻有一百多年時間，還有二百年的路。現代中國的民主改革，無論從文化上，思想上和形式上都是辛亥革命的繼續，是文藝複興的繼續。毛澤東文化革命的十年是思想文化的倒退，使中國革命更加艱深。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自由民主之風一定會吹遍全球。

近百年來，中國並不缺少民主。盧溝橋事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在很長的時間內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土地改革時期，有一段時間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民曾經有過生殺予奪的權利。這些民主時期出現的不是民主自治，而是空前的黑暗。我們每一次民主改革，每一次當家作主的機會，似乎都以極端的暴力和恐怖宣告失敗，而事與願違。我們太習慣於被統治、被誘導、被人牽著鼻子走。一旦失去了統治者，我們自己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中國社會缺少判斷是非、對抗邪惡的社會群體意識，這與所謂的“文藝為政治服務”是分不開的。在政治之外的社會群體意識和價值觀的相對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一種獨立於政治、黨派和信仰之外的是非標準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如果沒有一種清新的人文、人本的文化占領文藝舞台，沒有最基本的價值判斷，中國社會還會被人牽著鼻子走，中國還會內亂不止。

中國社會的中央集權管理方式太成功了。幾千年來“大一統”的局麵，是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的、不斷革命的血酬文化。中國自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可是從人民心理上把皇權去掉，還是一個很遙遠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當從獨立人格的培養做起，當從分辨好壞做起。做一些踏踏實實的事，對國家、對個人、對自己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我們不能走出非敵即友的怪圈，即使是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我們也不會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子曰：“不以言舉人，不因人廢言”，則天下為公，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