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蛋糕，有尊嚴
溫家寶總理說：分好社會財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他還說：“要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
我們為這樣真誠、淺白而直接的表述鼓掌。
雖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古訓，但對普羅大眾而言，“蛋糕屑”裏找不到尊嚴。更合理地分配收入，更有力地調控房價，更紮實地推進醫改……這些都是一個好政府的當務之急。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更大的“蛋糕”隻是更多尊嚴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有蛋糕，有尊嚴——這就是幸福。
風險倒逼共富
許多年以來，這是第一次，財富的分配超過財富本身，成為中國人最關心的話題。
記者/汪 偉
2010年中國“兩會”召開之前，總理溫家寶照例和網友進行了在線的交流，其間用他獨有的語言風格表達了對現實的看法，當說到“要讓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嚴”的時候，在線的網友頗多讚許之聲，當他說到“一個社會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那麽注定它是不公平的，這個社會也是不穩定的”，讚許的熱情達到了高潮。
幾天後，3月5日上午，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做2009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時，再次提到了收入分配的問題。“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他說，“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
溫家寶兩談“收入分配”，用語高度概括，沒有展開，人們根據自己的願望，可以有不同的觀察角度，理解出來的東西可能完全不一樣。如果說這件事在中國特別值得注意，那是因為，許多年以來，這是第一次，財富的分配超過財富本身，成為中國人最關心的話題。
中國的樂觀年代
在過去15年中，一些改變了世界經濟版圖的改革，把中國從一個沉默的大國變成了世界舞台上的明星。2005年，中國的經驗得到了描述和命名。曾為《時代》周刊工作的記者喬舒亞·庫珀·雷默將這種模式稱作“北京共識”，並闡述“北京共識”的三個主要內容：混合所有製，保護私有財產，以及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始終保持著對經濟的調控和對社會的控製。
“北京共識”描述的情景中，經濟強勁增長為中國提供了發展的動力。2億多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了工業部門就業，城市在擴張，中國人亟待抓住任何一個改善物質生活的機會。這種對財富和成功(這兩個詞開始成為同義詞)的渴望，將使中國社會保持穩定。
從政府對“保八”的重視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官員和普通民眾都接受了一種觀點：經濟增長是社會穩定的前提。隻要經濟保持增長，即使不能消除人們的不滿情緒，也可以推遲危機到來。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自顧不暇，中國因為經濟保持了增長勢頭，在國際間更加引人注目。危機帶來的出口下降沒有使中國政府放鬆對經濟增長率的追求，而是越發鞏固了“保八”的首要地位。
樂觀的觀察家並不在少數——甚至變得更加樂觀。由於西方的衰退，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將變得更加強大。一種流行的預測認為，到2030年左右，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普通中國人進一步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
中國政府在基礎設施上進行的大量投資，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的確有意義。90年代末期，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為後來的增長奠定了基礎。2008年的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政府重溫了10年前的經驗，展開了新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
這次建設的重點是高速鐵路幹線和三線城市的機場，重要城市之間的高速公路和快速鐵路係統也得到了完善和增建。改善交通的同時，政府通過產業規劃的形式，提倡產業轉移。高能耗、汙染程度嚴重和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逐漸從東部向中部的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轉移。西部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的能源基地地位。
東部地區將繼續城市化，容納更多的人口，並逐漸進入一個環境治理的時期。政府會進一步通過稅收、土地等政策，推動這些地區的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型，並逐步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
隻是國企的盈利狀況仍然不容樂觀。根據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提供的數據，中國的國企在過去一年中的總利潤下降了4.5%。盡管大多實現了程度不一的股份製，並改善了管理狀況，但它們仍然是國家調控的工具，其中尤其以金融和能源行業為甚。但這沒有妨礙少數超大型國企擴大市場份額，實現了更多的利潤，並通過在國內和全世界範圍內進行投資，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無一例外，這些國企在中國享有壟斷的特權。它們集中在能源、金融、大型設備製造等領域。政府投資和采購從兩個方向鞏固了它們的地位。
中國隻得到了部分的承認，同時還引起了全球範圍的爭論，但無論如何，“北京共識”帶來的樂觀情緒遠遠要高於懷疑——尤其是在國內，樂觀的情緒被這個詞帶上了頂峰。甚至，一個更加本土化、更富有傾向性的詞——“盛世”——開始取代“北京共識”，標誌著一個樂觀時代已經到來。
這些情形鼓舞了看好中國的人們。兩年前，北京大學教授姚洋在寧波天一閣演講時盛讚了“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他認定，四個因素導致了這個奇跡的發生：
第一，中國政府是中性政府，也即政府以社會長遠利益為追求目標。第二，用財政分權的方式解決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第三，中國探索了一條新的緩步進展的新的民主化道路，避免了在民粹主義和右翼獨裁之間搖擺。以上三個內容多少都取決於第四點，也即中共在意識形態和對待現實變化上的務實態度。
很多人認為，隻要繼續保持經濟增長，黨將繼續保持對中國的有力控製，主導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並且維持現在的政治結構。大的趨勢不會改變。
“北京共識”的前景
經濟增長有它好的一麵，但不是所有人將經濟增長看作萬能的靈藥。在現實麵前，樂觀主義者也不一定會永遠樂觀下去。
接替林毅夫和周其仁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後，姚洋近年來的觀點發生了巨大變化。他最近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警告說，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本——人權、環境和維穩方麵的——變得越來越高。政府變得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並和國有控股企業正在形成強有力的排他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通過操控政府的政策，阻礙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
經濟增長顯然正失去神奇的色彩，甚至不再能夠平息一些民眾的不滿情緒，因為“越是經濟增長，他們越感到窮”。姚洋解釋說，政府將占到GDP50%的錢用於投資，使得居民收入減少了。
這篇新文章的標題是《“北京共識”的終結》。隨著國內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國內外部平衡的出現，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在姚洋看來，已經走不下去了。
收入分配狀況格外令人憂慮。發展中國家在人均GDP達到3000~8000美元時，經常出現“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停止增長，收入差距拉大，社會衝突爆發。這正是今天中國所麵臨的現實。姚洋說，“強有力的特權利益集團和商業化的地方政府正在阻礙整個社會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如果不加以糾正，將導致民眾的對抗。
15年來中國財富版圖的變化，能夠證明這種憂慮並非空穴來風。
19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以“抓大放小”的方式退出了大多數競爭性的領域。在這個過程中，數以千萬計的工人改變了身份。他們本來享有各種福利，包括政府承諾的養老和醫療保障，為此忍受非常低的工資。這一切都在改製中化為泡影。在買斷工齡或提前退休的前提下，工人得到了很小一筆的補償，其中很多人後來長期失業，家庭陷入貧困。相比於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員、個體戶和幸存下來的國企(許多後來成了壟斷企業)員工，製造業工人的地位迅速跌落。這深刻地改變了城市家庭的財富對比。
世紀之交的房改促成了中國城市的“再城市化”。大學擴招後，越來越多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城市紮根，加上其他各層次的人力流動和資本流動的效應，房地產成了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地方財政的支柱，創造了中國有史以來最有傳奇色彩的財富故事。房價在此後的十年裏大麵積改變了城市家庭的財產狀況。擁有住房的家庭——尤其是在房改中以較低價格得到房屋產權的家庭，普遍享受到了房產升值帶來的財富效應，而那些購房較晚的家庭，存款迅速被急劇飛升的房價所稀釋，相當於經曆了一次貨幣貶值。
2001年底，中國加入了WTO，由此帶來的外需使得出口製造業有了長足發展。私營企業主和農民工分享了這一輪出口經濟的紅利。盡管增長速度和幅度都低於城市居民，但大量農民通過在東南沿海的製造業中工作，改善了家庭生活。數據顯示，2001年之後，中國農民家庭收入有一個緩慢但是持續的增長，顯然得益於中國加入WTO後的貿易擴張。WTO紅利和人口紅利互相作用，中國的出口貿易達到曆史性的規模。在這個背景下，2005年，中國取消了農業稅。中國結束了從農業中汲取剩餘價值來發展工業的時代。
但農民增收很快遇到了瓶頸。顯然，農民初次進入工業部門的時候，經濟收入會有非常明顯的變化，但此後卻幾乎不增長。耶魯大學教授黃亞生和《南方都市報》共同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從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脹因素，深圳農民工的工資隻增長了9.5%。還有一些調查顯示，扣除通脹因素，在廣東一些地方的農民工工資15年中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而同期中國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
由於農村土地屬集體所有，不得用作建設和工業用途，農民被排除在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升值的收益之外。地方政府將集體土地征收為國有土地，不過舉手之勞，卻立刻可以與開發商分享巨大的利益。
工資增長緩慢與土地收益外流，導致農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拉越大。現在後者是前者的3.5倍，城鄉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黃亞生的調查顯示，由於不能在城市裏落戶，廣東農民工的儲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他們在消費上更加謹慎。這是導致中國家庭消費占GDP比重很小——並且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
中國的基尼係數——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數(0代表絕對平等，1代表絕對不平等)——已經達到0.47。這是2008年的數據，與美國相當，超過大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
為這個指數做出貢獻的因素，可以羅列出一大堆來：比如稅負過重，比如壟斷企業享受的特權，比如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聯手獲取高額的房地產利潤……
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曆史高點，但個人所得稅的起點仍然非常低，並且不能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結算，這打擊了中產階層對政府的信任，後果的嚴重程度遠遠不能用實際從他們手裏收走的稅金來衡量。壟斷企業利用行政和金融上的特權，與民企進行不平等的競爭，嚴重壓縮了後者的生存空間。金融危機發生後，不平等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讓國企變得更加強大，以至於有人說，中國正經曆15年來最嚴重的“國進民退”。複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韋森和北京師範大學經濟係教授趙曉都認為，這是中國改革的倒退，將降低中國經濟的效率，國企的體製將不可避免地造成資源浪費。
相對於其他社會成員，一部分壟斷企業員工、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的薪酬要高得多，並且很不透明。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4日透露，從2005年到現在，中國的行政經費每年要增加1000億元。和個稅以及房價的問題一樣，這不僅實際上拉大了人們的收入差距，還讓一般民眾喪失對權力的信任。
對危機的試探性反應
即使是蝸居的滋味，在不同的年代，也是不同的。
總的來說，從90年代到21世紀之初那個常常聽得到傳奇故事的樂觀年代，已經過去了。那時候的中國，人們勇於追逐財富夢想，相信通過個人奮鬥可以改變命運。到了今天，在經濟壓力之下，許多中國人正在經曆無法改變現狀的沮喪情緒。
收入差距拉大加深了人們的挫敗感。低收入群體覺得自己受到了高收入人群的剝奪，人們如果不能從經濟增長中持續獲得好處，就會失去對現行增長模式的信任。最近三年以來，中國每年發生9萬多起群體事件，證實和加深了人們的危機感。
接下來要做的是應對危機。政府的第一反應是在維穩上投入更多的錢。有報道說，遼寧去年的維穩費用達到200億，是其財政收入的15%。
在維穩上消耗太多的資源，必然要降低中國經濟的效率，並進一步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所以，當政府一再提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時候，人們的熱情立刻被召喚起來了。
根據已有的經驗，《政府工作報告》上的表達，有時候是對已實施方案的總結，有時候是為將要推行的政策吹風，也有可能隻是表達某種寄托較為高遠的政治理想。中央政府是否已經醞釀著收入分配製度上的重要調整，目前還不得而知。
但作為一種假設的事實，沒有任何人對這種提法表示有異議。今年“兩會”期間的北京，不管是全體會議期間，還是代表委員分組討論階段，甚至在見縫插針的采訪當中、觥籌交錯的私人場合，會裏會外，“收入分配”四個字都是各種談話的重點。
人們對含蓄許諾的改革理解各異。它可以被理解成給低收入人群發紅包，也可以理解成給工薪階層“漲工資”；可以被理解成國民要求分享國企的紅利，也可以被理解成監督政府的不合理開支；可以理解成工人要求工會和企業就薪酬進行談判，也可以理解成農民要求改變土地征收模式，獲得土地升值的收益；可以被理解成中產階層減稅，也可以理解成對特權人群“限薪”；可以理解成政策調整，也可以理解成製度變革；可以看作是推動消費的技術手段，也可以理解為進行政改的方法路徑。
人心所向和莫衷一是，似乎都以此為甚。但這種對危機的試探性反應能夠走多遠，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
醫改一年話得失
公立醫院的改革回歸公益性，是匯集了13億人的利益。但是這個利益是分散到每個人的，和特定集團抱團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誰來替13億人的利益說話？這就是公立醫院改革背後最難的問題。
記者/汪 偉
醫改方案是本次兩會的矚目焦點。記者專訪了醫療衛生體製改革研究專家、國務院醫改協調小組北京大學課題組負責人、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
改革是否可持續？
《新民周刊》：從去年4月到現在，醫改方案出台一年左右時間了，各種改革措施都在推進，公立醫院的改革方案最近也已提交討論。我們看到，這個過程中，世界上其他國家，包括正處在金融危機中的美國、澳大利亞等等，都在探討改革自己的醫療製度，可見這是個世界性的難題，也沒有一條現成的道路可以讓中國去模仿。你覺得問題主要在哪裏？
李玲：現代醫療技術和醫療製度是工業革命以來的產物，現代醫學雖然發展了兩百年，但對人體和疾病的了解還很有限，往往忽略了人作為一個整體，作為一個長期進化的產物，本身有抵禦疾病和康複的能力，醫學要做的是促進人體自身的恢複能力。現代醫學常有過度治療的問題，人變得越來越依賴這個體係，越來越多的錢投進去，如果醫療製度安排不好，醫院、藥品生產和流通企業、保險公司就會變成吸金機器，最後拖垮經濟。
美國是世界上醫學最發達的國家，醫療費用占GDP17%，遠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人均用在醫療上的錢也是最多的，達到8000美元，但國民健康水平落後於英國等其他發達國家。這麽昂貴的醫療成本，總要有人來承擔，要麽是家庭，要麽是國家，要麽是企業，但是誰承擔就要把誰拖垮，所以奧巴馬要力推醫改。
美國的失業率這麽高，跟醫療費用太高有關係，因為企業買不起保險。我去年在美國的時候，覺得很奇怪，一方麵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很高，差不多要到10.7%，政府的壓力很大，但是你在機場看不到幾個工作人員。企業不願意雇人，能搬走的把廠搬到國外去了，搬不走的他就使用外包，或者廣泛使用機器，這造成美國經濟沒有競爭力。
我們看到奧巴馬醫改折騰了這麽大半年，最後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是個非常折中的方案。美國醫改有兩大障礙，一個是利益集團，一個是意識形態，加上它現在的政治體製，就注定它基本上沒辦法改了。對於奧巴馬來說，醫改失敗是致命一擊。他挺有曆史感的，醫改是考慮到美國長遠利益，醫療就像一個黑洞一樣，把老百姓的錢、企業的錢、國家的錢，都吸進去，但它給老百姓的福利是有限的。所以他把醫改放到美國國家戰略高度的，想要為美國未來發展奠定基礎，並不僅僅是為了解決美國人看病的問題。
但奧巴馬奮鬥了這麽一陣之後，基本上是以失敗告終，在參議院他遭到共和黨的反對，已經無能為力了。美國的政治製度對於總統、議會、選民來說，都是短視的，它不可能考慮很長遠的。醫療是個長遠問題，現在不解決，會越積越大，將來會是這個國家的致命傷。通用這樣的企業為什麽會破產？你回頭看看，通用的老總從克林頓時期就不斷在國會說，政府一定要改醫療，不改企業都要拖垮了。通用去年宣布破產，金融危機不過是最後一擊，它的問題已經由來已久，已經被掏空了。
相比較而言，中國有自己的優勢。醫改方案去年出台後，推行力度非常大。盡管還有很多的問題，但還是要看大勢。基層表現非常明顯，我最近去各地調研，大街小巷、到基層、到山溝溝裏都能看到統一標誌的鄉鎮衛生院、村衛生所、社區醫療服務中心，過去都沒有的。當然內涵，包括人員素質、服務質量，還有待改善，但就這些一下子出來，也很了不起。
現在很多偏遠地方，當地最好的建築就是衛生院，或者是衛生室，因為它很新。農民實實在在感到變化非常大，過去完全沒人管，什麽都沒有，現在盡管報銷的比例、手續都需要改善，但他們覺得這看病件事算是有盼頭了，加上政府每年都在增加投入，這件事有希望會越變越好。
《新民周刊》：改革有成本，政府要投錢進去，近兩年雖然有金融危機，但我們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是非常快的，已經達到一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未來這種投入是可持續的嗎？
李玲：投入是否可持續，要看我們現在所投的錢用得有沒有效率，是不是真正給老百姓帶來福利了，有沒有流到別的地方去，浪費掉了。這些年我們反複提控製總費用問題，但最後出台的醫改方案沒有這一條。這次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裏，終於把控製費用寫進去了。費用能不能控製好，關係到醫改能不能持續。
“低成本、廣覆蓋”的原則，中國必須持之以恒。要用最省的錢保證老百姓的健康。高成本、高技術的路，美國都走不下去，中國怎麽可能走下去？
《新民周刊》：中國人口較多，在一個低水平但是廣覆蓋的係統裏，我們可以增加人力服務，提高醫療的可及性，這是西方國家很少會考慮的一條道路。
李玲：但我們現在正在走向他們的係統。我們的教育越來越走向技術化的方向，醫學教育中，我們過早學習了西方的高技術的、分科特別細、教育時間特別長的這條教育道路。上一次教改以後，所有的醫學院和附屬醫院都歸教育部管，它是培養人的單位，但是與醫院和社區，即用人的單位完全脫節。醫學院願意把學生越往高裏培養，因為這樣經費多，但問題是衛生部門是不是需要這麽多高端的人才，或者說需不需要所有人都這麽高端？中國一年培養大約有50萬的醫學畢業生，但是50萬學生中，大概隻有10%的人能真正從事醫學。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浪費資源，因為培養一個醫學院的學生，成本是最高的，這是巨大的浪費。
一方麵，我們的醫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麵，基層醫院一個大學生都招不到。為什麽不能給基層和地方培養一些能夠才盡其用的人才？一次性教育的時段是不是一定要那麽長？專業劃分是不是一定要那麽專？收費是不是一定要那麽高？
我們的培養要分層。有些就是培養村級衛生所、縣級醫院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按大醫院模式培養。這樣培養出來再讓他下去，就下不去了，心理落差在那裏。培養的時候應該與整體的醫療服務模式相吻合。
我想，醫改之所以難，就難在它涉及到各個方麵的改革。
《新民周刊》：以前您算過，醫改需要投入的費用是6000億，現在費用投入的情況如何？
李玲：現在投入的費用遠遠超過這個，又補供方，又補需方，兩個水龍頭都開著，漏水的地方太多。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政府在建很多基礎設施，比如鄉鎮衛生院、縣級醫院。同時投了這麽多錢建各種保險，保險費用增加的非常快，溫總理說，今年又要增加百分之五十，兩級政府投給農村和城鎮居民每人的保險費用要達到120元。同時城市增加也很快，因為大家收入增長了，中國醫療保險的籌資比例是很高的，最高的上海是14%。100塊錢工資，要交14塊錢做醫療保險。
國家和個人、企業投了大量的錢在保險裏，但是醫院的經營機製還是要掙錢，沒有費用控製，你辛辛苦苦在保險投的錢，三下兩下就被它掙走了。這就是我說的兩個水龍頭都在放，沒有控製力。
《新民周刊》：這些投入達到目的了嗎？
李玲：投錢是要老百姓切切實實感覺到他的負擔輕了。所以一邊向保險裏投錢，一邊要迫使醫院改變它的經營機製，但是現在公立醫院的改革是滯後的，還在試點，沒有控製醫院收費的手段。
去年這麽多錢投到醫療上去了，進一步刺激了醫院想去盈利的動機。過去的老百姓支付能力還有限，現在有這麽一大塊醫保，它更賺得來勁了。所以在醫療上的投入效率不高，沒有達到醫改預想的目的，錢真正落到老百姓頭上不夠。
《新民周刊》：一直有人在擔心兩個問題，一是醫改會因為投入跟不上喪失動力，二是醫改的過程中會不斷扭曲，最後解決不了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隻是讓有些人再次從中得利。
李玲：有這兩個端倪，但我對醫改還是充滿信心。牽扯到這麽多利益的一個大調整，醫改不會一蹴而就的。信息化給了中國的老百姓能夠表達要求改革的意願。醫改從頭就是老百姓推動的，不斷在訴求於民意，政府所做的不過是順應了民意。形勢比人強，改革的動力不會消失。
至於扭曲，宿遷賣成那樣，現在政府在收回，也就是幾年的工夫。犯點錯誤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改革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問題，不斷解決問題。
政府要把投資和服務整合起來。不能兩頭分，讓醫院拚命從兩頭掏錢，既掏政府的錢，又掏老百姓的錢。財政部早先反對把錢投到醫院，要投需方，說是花錢買服務，不是買人。但是你看這次公立醫院改革，它不得不迫於壓力，提出來社保的錢要直接補醫院。為什麽轉變？因為公立醫院去掉15%的藥品加成，這筆錢財政部得補，它一算，拿不出這筆錢來，所以要把社保拉進來。趨勢就是這樣，最後，政府的投入、社保的錢要統起來用。在不斷的操作過程中，他會發現什麽是最省錢的、最有效的方法。社會發展的規律就是抗拒不了的。
公立醫院向何處去？
《新民周刊》：公立醫院的改革，您認為應該是什麽方向？
李玲：公立醫院的改革是重大的利益結構調整。你沒有雷霆萬鈞之力是動不了的。它有縱橫交錯的利益，比如說藥的問題。取消加成的方向是對的，但是這個加成隻有15%，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從生產到流通到醫院再到消費者手上，這一條產業鏈你還沒有能打斷。現在醫院這個15%沒有了，醫生呢？他可能繼續開大藥方給你，因為他的灰色收入仍然存在。
這條利益鏈為什麽存在？就是我們藥廠出廠價與藥到醫院後的價格，差距太大，虛高成分太多，腐敗的空間太大。國家基本藥物製度的方案在最初不是這樣設計的。原來設計的是定點生產，集中配送，強製使用。把中間流程徹底拿掉，現在改成了以省為單位的招投標。發改委定的價與出廠價相差甚遠。
我一貫的觀點是給藥定價很難，因為藥的價和它的量聯係在一起，產量越高，成本越低，有規模效應，所以要集中生產，降低成本保證供應和質量。
這一行的利益鏈是很長的，我們醫改方案為什麽會在中間征求意見的時候完全變了形？國家基本藥物製度原來不是這樣的。從前年的十月征求意見到去年四月份出來，為什麽有這麽大的變動，沒有誰來交代一下？
我們現在沒有防範利益集團的機製。公立醫院的改革回歸公益性，是匯集了13億人的利益。但是這個利益是分散到每個人的，和特定集團抱團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誰來替13億人的利益說話？這就是公立醫院改革背後最難的問題。這是一個共性的問題，存在於各個領域，醫療領域更尖銳。
《新民周刊》：據我所知，很多大城市裏的三甲醫院欠銀行的錢都是數以億計，為什麽會這樣？
李玲：很早我就提出，醫療市場的競爭，就是醫療設備的競爭(medical arms race)，就像軍備競賽，你可以把它換成醫備競賽。我們這種沒有轉診機製、保險沒有約束性的情況下，患者肯定是往好醫院走。什麽是好醫院？好的設備、好的醫生、高樓大廈。
沒有哪個國家的醫院能在這麽短短十年不到的時間內如此突飛猛進。我們現在三甲醫院設備的裝置以及硬件的條件，絕對趕英超美，走在世界一流。所以它們負債是 我們醫院的發展超過了社會的承擔能力。
接下來的問題是要遏製大醫院擴張的衝動。大醫院走的就是高成本、高技術的路。你現在到醫院看病，醫生其實不問你什麽，一切先檢查再說，我不覺得這是中國可以走的一條路。一些常見病，望聞問切就完了，感冒了，問一下什麽情況，可能不需要吃藥就可以回去了。現在不由分說，通通一通檢查。中國老百姓在抱怨看病貴，這個抱怨很大成分不是它真實的費用到底多貴，關鍵是貴的不合理。一個感冒沒有幾百塊錢下不來，老百姓不是傻子，過去不需要這麽多錢，現在憑什麽要給我吃這麽多藥，做這麽多檢查？
人們的直覺很對，你給我的這套治療體係不正常，貴的不是地方。中國病人支撐了大醫院的高速發展。
《新民周刊》：回到農村基層，你剛才說到，“新農合”給中國農村帶來非常實在的影響，但它的影響某種程度上又被醫院的盈利衝動抵銷了，這個問題怎麽解決呢？
李玲：效用不能說完全抵銷，但的確削弱了。醫療服務機構一定要改革。政府一手拿著新農合籌上來的錢，一手必須抓住醫院，控製醫療費用，承擔維護百姓健康的責任。醫院改革回歸公益性，就是不能把醫院變成在市場上掙錢的主體。一旦變成市場主體，醫院就是脫韁的馬，控製不了它。它必須是維護百姓健康的一個機構。
寧夏模式值得推廣：一塊錢看30種病。寧夏將政府投在公共衛生方麵的錢、新農合的錢還有其它跟衛生相關的錢，綜合起來用，主要用來支付鄉鎮和村級醫生的工資。每次看病，病人隻付一塊錢，用74種藥。寧夏做藥品改革是最早的，藥很便宜。老百姓感覺看病負擔很小，醫生也得利。以前醫生為了掙錢拚命打吊針，現在寧夏在村一級不允許打吊針，而且醫生也不會去打，不用靠此掙錢了。這個是非常好的。中國就是醫生過度濫打吊針，這個吊針裏激素、抗生素，什麽都有，沒病都給治出病來。
《新民周刊》：這種模式技術上、醫學上評估怎麽樣？會不會造成治療不足？
李玲：這種模式還沒有來得及全麵評估。它實行了一年左右的時間，現在可能麵臨夭折的危險。過去新農合的錢是在衛生部門管，現在要把這個錢並到社保中來，錢分了家，用法不一樣。衛生部門可以將錢打包，走社保就是報銷了。報銷會刺激過度醫療，浪費醫療資源。
大量的病是常見病多發病，寧夏模式針對常見多發的疾病應該是能保障病有所醫。
《新民周刊》：但即便是三甲醫院裏，醫生也在抱怨收入低。
李玲：你以前寫過《醫改，醫生為什麽沉默》，這篇文章提得很好，醫改應該聽取醫生的意見，但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醫生是有不同的層級的。醫改應該聽取哪些醫生的意見？
醫生這個職業非常特殊，不能把它混同於一般服務業。現在對醫生的激勵和對飯店的服務員的激勵，機製是一樣的。這是不對的。所以，醫改的另一個關鍵是醫生的激勵機製要對。
醫學發展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人體很複雜，他們能解決的問題是很有限的，你去求醫問診，在某種程度上，你是尋找一種慰藉。醫生對病人應該是醫者父母心，仁心仁術，是一種對人的關懷，你關懷病人，而不是冷冰冰的開條，檢查完了，對著結果判定病人的生死。
病人對醫院很大的不滿是，他作為一個弱者去求醫問診，他沒有得到他所要的東西。當病人生命有危險的時候，他是不惜代價的。但他沒有從醫生那裏得到對抗疾病的信心和慰藉。
考核醫生這個特殊群體的創收能力，就是把他推到患者的對立麵，這個就麻煩了。各個國家在醫改過程中，都認識到醫院和醫生是最重要的，給他們正確的激勵機製是最重要的。3月3日，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頒布近30年澳大利亞最重要的醫改方案，最大的手筆就是中央政府將支付所有公立醫院的費用。醫院最大的費用，就是醫務人員的工資和薪酬。一個好的醫療體製，是從培養到從業給他好的待遇和嚴格的監管，一條完整的鏈條。這條鏈條從選人就開始了。醫生不能為了掙錢到這個行業來。你必須有公益心和慈悲胸懷。國外醫學院麵試，一定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麽你要選擇來這裏。培養的時候，國家盡可能降低他的求學成本，畢業以後準入的資格也應該很嚴，中國醫療費用最大的投入應該投到人——尤其是醫生身上。老百姓都會支持給真正好的醫生一個體麵的待遇。當然，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他們要嚴格監管，使得違約成本非常得高，也避免回到過去幹多幹少一個樣的狀態。
民營資本進入醫療：太難還是太容易？
《新民周刊》：剛才講到人的準入門檻，現在請講講這個行業的準入門檻問題。民營資本進醫療行業是不是自由？準入製度有沒有影響中國醫療資源的供給？
李玲：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的民營資本要進入醫療行業，都要容易得多，所以我們才有遍地的廣告，多少民營醫院雨後春筍般地出來了。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到溫州這個中國民營經濟的大本營去考察的時候，非常驚訝地發現，當地的民營醫院發展不起來。這是為什麽呢？
醫療是一個太特殊的行業，信任是這個行業的核心。溫州的老百姓之所以選擇公立醫院，就是因為很難信任現在的民營醫院。我希望有更多的民營資本投到醫療行業來，但要明白，對想掙大錢的人來說，這不是個合適的地方。老百姓上了一次當，第二次他肯定不去了，所以它沒有一個可以持續的盈利機製。
談到準入，對醫院來說，最重要的準入門檻應該是醫療質量。現在是有錢就能辦醫院，不談質量。
我認為民營資本進入醫療行業有兩種方式：一個是有各種政策鼓勵先富起來的人做慈善，直接捐錢給公立醫院，這也是國外公立醫院籌資的重要方式。可以以個人的名義捐樓、捐基金，贏得社會對他的尊敬、贏得名聲，同時國家給他減免稅收。第二個應該鼓勵民營醫院辦非營利性醫院。美國85%的醫院是非營利性的，裏麵有中央政府和州政府興辦的，但主要是社會辦的，慈善機構、教會辦的醫院承擔了美國主要的醫療責任。
《新民周刊》：在你的心目中，公立醫院改革成功的標準是什麽？
李玲：對公立醫院的改革來說，成功的標準之一是醫院重新獲得人們的信任。現在病人不相信醫生，醫生防範病人，這種對抗造成了巨大的浪費，違反了醫療本意。
兩會，一場房地產大會？
當人人都在為房子奮鬥終生，這就不隻是一代人的杯具。
記者/張 靜
黎叔在《天下無賊》中有一句名言：“21世紀什麽最貴？人才！”如果放在當下，幾乎所有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房子！
2009年，突如其來的房價飆升，裹挾著一部火上澆油的《蝸居》，刺痛了全國人民的心。這讓今年兩會，幾乎毫無懸念地開成了潘石屹夫人所料的“房地產大會”。
任誌強魔咒
“現在住房不是一般的民生問題，已經變成了第一民生問題。無論是上海代表團，還是我在兩會中接觸到的人大代表，對住房問題都很重視。”來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谘詢部主任張兆安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說。
雖然代表們不負眾望，但兩會究竟能帶來多少希望？
有句時評道出了在高房價的多年調教下，人們的某些慣性思維：“房地產的最大莊家是政府呢。想著房價降？刁民們做夢吧。”梁季陽委員在前兩天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麽在房價下跌的時候，地方政府總會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是房地產交易中最大的獲利者。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近50%。”
可以說本屆中央政府執政這7年，也是房地產宏觀調控的7年，與地方政府動態博弈的7年。
眾所周知，房改自1998年始。如果非要為這輪房地產狂熱尋找一個理由，最遠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那場金融危機，隨後房地產被賦予了“拉動內需、重啟經濟增長”的曆史使命。正如高房價也不是一年兩年了，今年像捅了馬蜂窩一般，也是因為一場突入其來的次貸危機，導致房地產變成了政府冀望重振經濟的“救命稻草”。曆史的某些相似性與輪回，總令人唏噓不已。
著名學者、獨立評論人袁劍講過一個故事：“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產崩潰之後被迫北上的朋友，憑著他對政策一貫敏感的嗅覺告訴我，房地產可能要轉勢了。隨後，他毅然重新南下，開始了一次極其成功的地產生涯。現在看來，這不僅是我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轉折，也是中國最近一次房地產狂飆的一個標誌性的起點。 ”
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盛華仁說，1998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不過為67億元，而從2001年到2003年，這個數字魔術般地漲了近135倍，變成了9100億元。在住房交易中，土地費用占房地產價格20%—40%，政府稅費收入占30%—40%左右。總計起來，地方政府在房地產上的收入占整個房地產價格的50%—80%。
袁劍有見地之處，是指出了在地方與中央的宏調博弈中，土地扮演了“過橋”的角色。在“朱鎔基時代”，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權力幾乎被悉數上收。但由於批出的土地轉手就可以從銀行抵押貸款，實際上地方政府又重新從中央政府手上奪回了某種貨幣發行權力。
可以說，新一屆中央政府從2003年上任伊始，便接手了一座“活火山”。早在2002年，朱鎔基已經不無擔憂地指出：“深圳的明天是香港的今天。”這已是他在一年中第二次發出警告：“內地部分城市的房地產過熱。”而央行在2002年年底的一項調查發現，房地產貸款中的違規金額比例高達24.9%。
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121號文件為分水嶺，中央政府對房地產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121號文件將全國的投資高增長歸罪於房地產，並認為泡沫是全國性的，是普遍性的。這一定調對房地產商來說不啻為“致命一擊”。華遠集團董事長任誌強的反應最為激烈，一連起草了兩篇聲討“檄文”：萬言書《“冬天”來了》和《仇富政策》，潘石屹則是徹夜難眠。
然而一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121號文件，事後證明不過是一場“茶杯裏的風波”。隨後國務院一紙“撥亂反正”的18號文件，再度令中國這一“新富階層”笑逐顏開。
據袁劍回憶，2003年年初，上海人見麵寒暄變成了：“買樓了嗎？”而到了2005年初，一位投資界的朋友給他打電話的時候，劈頭就是：“不得了，上海人手上已經沒有現金了，全用來炒樓了。”
2005年3月16日，央行宣布取消住房貸款優惠利率，並提高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18天之後，新華社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加強宏觀調控穩定住房價格》，據稱用辭之嚴厲，隻有《人民日報》那篇《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可與之相比。一個月後，傳說中的“國八條”正式出台。不僅將房地產帶來的“金融風險”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而且繼新華社基調，指出地方政府必須對高房價負責。
然而現實的尷尬卻是，房價就像應了任誌強魔咒一般，“政府越調房價越漲”。2005、2006、2007年，反而成為中國房地產最熱的三年。
“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宏觀調控從一開始就走錯了路。房地產的問題需要通過一個結構化的產業模式來解決，一部分完全市場化、一部分半市場化，還有一部分非市場化，政府在其中做好資源調配。讓有錢人住好房子、投資房產，帶動區域土地價值的提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產商都賺錢了，帶來一個負效應，房價會越來越脫離部分老百姓的購房能力。這時候，政府應該通過行政法規的規定，將土地出讓的溢價部分，拿出一半去做保障性住房。在推出的土地中，一定要有一部分不賺錢，或者微利，來做半市場化的普通商品房。”高策地產顧問機構的董事長李國平告訴記者。
“但反觀中央的宏觀調控，最初兩年的主要手段是抑製需求。每次短暫的觀望之後，都是開閘泄洪式的需求釋放。而另一方麵，標誌著房地產正式市場化的‘招、拍、掛製度’，客觀上造成了土地供應的瓶頸，使得供求關係的進一步緊張。”
結構化的萌芽，在2006和2007年的房地產政策調控，曾經一度出現。“住房民生與保障終於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已經意識到調控不僅僅是調需求，還要調供應；不僅要增加供應，還要改善供應的結構。中央政府開始意識到在房地產產業中必須引入非市場化以及不完全市場化的補充模式，開始推出大力建設保障性質的廉租房和限價房的政策。其中對行業影響最大的則是2006年5月引發熱議的90/70政策，這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政策。”
當中央政府把所有的調控手段用盡，到2008年年底，在資金鏈緊繃的壓力下，降價、通過銷售回款自救，終於成為房地產全行業的共識。
“2008年底，深圳的房價下降了50%，北京一些地方下降了30%-40%。政府有了一次實現結構化運作房地產的機會。不幸的是，它沒有被抓住。”
李國平當時提出的觀點是：“政府應該救經濟，但不要救房地產。”中央政府應該正確引導那些優先獲取流動性貨幣資源的央企、國企，將4萬億主要用於保障性住房以及半市場化的普通商品房建設。一樣拉動上下遊產業，為GDP做出貢獻。
然而真實的故事卻是，這一輪勢頭大好的調控，卻在接下來如過山車一般驚心動魄的市場震蕩和全球金融危機中戛然而止。“政府現在要來重新調整房地產的結構，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高的代價。”
“今年政府麵臨著更為困難的局麵。政府當初慌不擇路，一味放貸款。巨大的流動性轉變為央企的高價拿地，地方政府的投資運作平台有了充裕的資金而失去推出土地的壓力。而高地價又帶來房價上漲的預期，使得開發商的降價迅速觸底反彈，短期內全麵清貨解套。更何況去年地王頻出，很多開發商有錢了之後還拿不到地。手上有錢，存貨還不多。如果說2008年他們可以撐半年，這一次開發商起碼能撐一年，看誰熬得過誰。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房價不僅降不下來，還會出現一個政府更不願意看到的情況：觀望氣氛濃厚，交投兩淡，開發商還不著急，拿地意願不強，GDP上不去，看你政府怎麽辦。現在連王石都說了：我們可以慢下來。政府不敢讓房地產垮。這是任誌強唯一看到的正確的東西。等到了下半年，政府一看形勢不對，一定會重新來刺激房地產。今天政府所議的所有難題，都是它自己一手造成的。”
正如一位網友調侃：“在一個意外的牛年之後，管理層已不得不騎在虎背上。”
自古降價一條路？
房價飛漲在部分社會成員中間激起不滿。為了應對憤怒的滔滔民意，宏觀調控的主旋律基本上都圍繞著“打壓房價”進行。
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北京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表示：“我有決心，本屆政府任期內能把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價位。”
民間也有類似的心聲：“房價不降，天理難容！”“哪個地方政府支持高房價，就要嚴查哪個。”
然而解決中國房地產難題，是否隻有“降價”這條硬道理？
“整個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簡單的市場化行為，也不是一個簡單的非市場化行為。現在等於前麵全部市場化，發現出問題了，又開始提出全部非市場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李國平說。
時至今日，中國早已出現了利益分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幾乎所有的已購房者，這些年都分享到了房價暴漲的盛宴。“我身邊很多朋友對於房價其實看法都各不相同。買了房或者手裏有兩三套房的人其實希望房價漲，從中投資的收益能夠得到更大化的提高，還沒有買房的希望房子不要漲。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結構性的看法。”新浪財經的主持人權靜說。
“我不希望房價跌，因為我剛買了房子，打壓房價不是讓我的房子資產縮水嗎。”一家房地產機構即將履新的區域經理也坦言相告。
“讓市場的歸市場，讓政府的歸政府。”房地產兩條腿走路，愈來愈成為一種共識。
“大家所感受到的矛盾焦點是高房價，但實際上真正核心的問題是不是房價太高了，而是有很多人買不起房，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假設如果說中國的房價再翻一倍，但是所有的老百姓自己都有房子住，我想今天房價的問題就不會成為社會的一個矛盾的焦點。” 北京聯達四方房地產經紀公司董事總經理楊少鋒說。
調控房地產的政策，從去年12月初就開始陸續出台。作為對“國四條”的細化與完善條例，“國十一條” 似乎是2005-2007年間已經開始萌芽的多元化思路的重新出發：實現房地產在國家戰略上的雙重目標，既拉動增長，又保證“居者有其屋”。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貟小蘇也在私下透露，2006年出台但未能堅持的“90/70政策”將在不久後回歸。
“今年中央準備財政補貼600多個億建保障性住房，我認為去年做得那麽差，今年隻增加百分之十幾，能根本性改變問題嗎？另外，去年地方土地收益的溢價部分就已經有3000多個億，拿一半出來做保障型住房都是應該的，為什麽隻拿10%？明顯的雷聲大雨點小。”李國平認為。“去年年底開了兩次會，主要定調者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三強調進一步鼓勵住房改善性需求，目前最大的任務是調結構。但此後到了國務院層麵，會議精神變成抑製投資性需求，到現在已經演化為要抑製改善性需求。由此可見，長期以來，我們並沒有找到一個係統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無法形成合理的政策和結構體係，房價上漲和解決大多數居民住房問題的矛盾，無疑會越來越激烈。這讓我們對於這一輪調控政策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很難有一個樂觀的預期。”
“被房子垮掉的一代”
住房保障體係，到目前為止僅覆蓋到了低收入階層。而這屆“房地產大會”一個亮點，便是集中關注到了“夾心層”，不知這是否拜《蝸居》所賜。
張兆安認為：“中國的住房結構，實際是一個橄欖形。最上端，更多通過市場化手段解決。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兩限房，主要是解決橄欖的最下端，政府一定要把對這部分人群的“托底”先做好。現在麻煩的是中間這一段該怎麽辦？”
中央智囊團在這個問題上顯然啟動得更早。2009年8月13日，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以個人身份表示，“十二五”期間(2011年-2015年)，在基本解決了低收入群體住房的問題後，住房保障體係重心應適度上移，我國救助型住房保障要逐步提高到有一定能力和工作收入，但是其收入和買房子差距非常大的群體。
《蝸居》之後，《蟻居》大熱，80後有了一個新稱號“被房子垮掉的一代”。一年飆升80%的房價(據統計局數字)，更讓一部分原本可以夠得上商品房的“邊緣人”，重新退回到無房者的大部隊。
當人人都在為房子奮鬥終生，這就不隻是一代人的“杯具”。“如果我們國家的年輕人都沒有安全感，都不能有歸屬感，這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是有問題的，我們正丟失最核心的競爭力。”李國平說。
楊少鋒認為：“中國房地產行業借助銀行，扮演了一個向中產階層掠奪財富的角色。房價如果繼續漲下去，最終的結果是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目前房地產的繁榮是以未來20年的發展為代價。”
從2007年開始，北京開始建立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限價房、公共租賃房在內的多層次的保障性住房體係，已完成配售的5萬套經適房、限價房和累計通過審核申請的11萬戶相比，比例基本是1：2。
地方政府顯然是缺少積極性。全國政協委員、武漢百步亭集團董事局主席茅永紅提供的數據顯示稱，目前在全國城鎮的低保家庭中，各級政府已通過各種方式緩解住房困難的僅占7%左右；在全國已開展廉租住房的城市，其覆蓋麵僅在1%左右(個別大城市除外)。
而在執行的細節上，也存在“一刀切”的現象。
李國平透露：“現在保障性住房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做的時候亂做。90/70這麽好的一個政策，卻在執行細節上出現了致命的錯誤，許多土地根本不適合做90/70。廣渠路15號地，裏麵還要求配一萬五的廉租房，這是一個典型的幾方傷害。土地價值可以更高的，現在做不上去；在CBD建廉租房，人為增加了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成本。本來是政府行為，轉嫁給了開發商，又是一個政府的不作為。”
保障性住房的高門檻，也把夾心層拒之門外。以北京市為例，申請廉租房的一人戶家庭月收入為580元及以下，申請經濟適用房家庭月收入約為1890元。既買不起商品房又不符合經濟適用房申請條件的“夾心層”，正處於“舅舅不疼，姥姥不愛”的尷尬。
“由於整體立法的滯後，住房保障誰來保？保多少？怎麽保？保障房怎麽造？造多少？給誰造？怎麽分？政府、民眾、企業，各自有哪些義務和權利？有哪些責任和收益？現在都沒有一個權威的依據和標準。” 帶著《國家住房保障法》議案進京的張兆安呼籲，要盡快將國民住房保障納入國家法製化的軌道。
在他的提案中，公共住房製度，也就是李國平所言的半市場化的普通商品房，體現了兩處亮點：“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的供應對象不受戶籍限製”、“國家將房價收入比作為城鎮中等收入家庭住房狀況考核的重要依據。以戶型建築麵積90平方米為參照，一線城市須控製在8倍以下，二線城市須控製在7倍以下，三線城市須控製在6倍以下，小城市和建製鎮須控製在5倍以下。”
如何防止“經濟適用房經濟了誰，適用了誰”的悲劇不再重演？全國兩會期間，由政府和住戶“共有產權”這一製度設計引發了強烈關注。張兆安也在他設計的《國家住房保障法》提案中提出：“經濟適用住房不得作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若出售須由地方人民政府回購或在指定的經濟適用住房交易平台進行交易，售價不得高於當地政府確定的該樓盤公共住房最高限價，購買對象僅限於符合購買經濟適用住房條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經濟適用住房出售後5年內不得再申請。”
“有心無力”廉租房
實際上，了解一下中國住房問題和政府財力就能知道，目前的廉租房政策並不是解決大多數人住房問題的良方。
撰稿/沈曉傑
在目前各級政府破解住房問題的種種思路和舉措中，在今年兩會的會場內外，廉租房都是 “熱詞”。許多人以為，政府隻要多推出一些廉租房，城鎮居民住房中的主要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真是這樣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了解：在中國的城鎮中，究竟有多少人屬於需要解決住房問題的困難戶；特別是，他們中又有多少人，屬於“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無房戶；此外，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究竟要按什麽標準，是“蝸居”、“蟻居”，還是“住房小康”水平；最主要的是，現在的各級政府，有沒有足夠的財力，或者願意拿出多少的財政和土地出讓金收入，大規模建設廉租房。
前幾年，在國家沒有安排相應的財政支出情況下，廉租房的建設和發展基本上隻是停留在紙麵上(當時全國一年所建設的廉租房隻能解決3萬多戶居民住房問題。用這樣的速度需花上300多年時間，才能解決占全國城鎮人口5%的最低收入者問題)，就是在去年為刺激經濟所做的4萬億投資、保障性住房(基本上是廉租房)被列為第一項、計劃投入高達4000億元(為2006年的100倍)的情況下，廉租房的發展也並非一馬平川。
據數月前公布的全國人大《關於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實施情況的調研報告》，截止到去年8月底，全國保障性住房需要地方配套的1183億元資金，僅僅隻完成投資394.9億元，完成率僅為23.6%。按照全國人大的說法，造成的上述問題的原因，主要就是“規劃不夠紮實、攤子鋪得過大、資金配套困難題”等問題。這幾年筆者一直擔憂政府財力不可能支撐大規模的廉租房建設、也解決不了大多數人住房的問題，在“4萬億刺激”的第一年，不幸得到了驗證。
實際上，了解一下中國住房問題和政府財力就能知道，目前的廉租房政策並不是解決大多數人住房問題的良方。
目前，中國城鎮需要解決住房問題的“困難戶”，已占到了全國城鎮總人口的四分之三。根據筆者測算，截止到2008年底，中國城鎮的“住房困難戶”的總人口已高達4.565億人。其中，這中間的無房人口就高達2.465億人(其餘為住房水平僅有小康標準一半、但又因高房價而無力再購買或置換新房的城鎮居民)。他們都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告中所稱的“85%買不起房”的城市人群。如果說，現在自有住房條件達到“一半小康水平”的住房困難戶還可以拖一拖，逐步加以解決的話，那麽，近2.5億的無房人群的住房問題，則是拖不起的。我們假設就把這些既沒有房、又買不起高房價的弱勢群體作為廉租房的供應對象，看看如果都采用廉租房的方法，究竟要為此支出多大的的財政“總盤子”。
我們以政府承諾的“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今年必須完成的城鎮居民人均30平方米“初步小康住房標準”)來計算，以每平方米2000元的標準作為廉租房的所需成本(包括所有的建安費、拆遷安置補償費和開發建設企業的利潤等等)，來算算這筆廉租房的財政賬。為2.5億人每人提供30平方米廉租房，一共就需要75億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2000元的造價，就需要總共投資15萬億元。把這筆總費用平攤到今後5年中，每年全國需財政撥款3萬億元。
而據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全國財政工作年會上的報告，2009年全國的財政收入預計才達到68477億元。如果真的用近一半的全國財政收入來推廣廉租房，那麽，國家的醫療衛生教育和社會保障等民生工程、國防外交等國家安全和公共服務等等，都將喝“西北風”。根據財政部公布的“2008年全國財政支出情況”一表，2008年全國財政用在教育(支出決算數9010億元)、國防(4178億元)、社會保障和就業(6804億)、醫療衛生(2757億)和科學技術(2129億)這些重大項目的財政支出全部加起來，還不到3萬億元(2.4878萬億元)。
那麽，如果按照住房建設部現在的推廣做法(這裏暫且不論是否必須完成的住房“小康目標”)，把政府供應廉租房的標準降低三分之一，使廉租房的人均住房供應水平由應該的人均30平方米降到20平方米，是不是就可以大大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用廉租房的方法解決住房問題呢？答案依舊是否定的。就是降低三分之一的供應標準，需要建造的廉租房總量也要達到50億平方米。總共需要的政府投入也在10萬億元，分解到5年的財政支出中，每年也需要政府投入2萬億元。這同樣也不可能實現。
以上，還隻是“驗證”廉租房能不能解決無房戶的住房問題。如果把現在城市中的其他住房困難群體一起加上去，廉租房的杯水車薪就更明顯了。
實際上，不要說上萬億元的“宏偉計劃”，就是每年要讓地方政府掏出一兩千億元投入廉租房建設，都會因“財力不足”而成“口號工程”。這也是全國人大在《關於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實施情況的調研報告》中，認為2009年保障房建設計劃難以完成的原因所在。在沒有起碼的住宅保障法律支持和長效的製度性財政投入支撐下，期望靠自身也缺乏法律和財政保障的廉租房來解決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絕大多數公眾最後可以得到的，隻能是“海市蜃樓”。
其實，不管是原來的建設部也好，還是現在的住建部也罷，其出台或執行的國家政策都非常清楚地規定，廉租房隻是向城市中的最低收入者(相當於城市人口的5%)提供的。在曆來的“紅頭文件”上，國家對廉租住房供應的對象有著極其嚴格的規定。在2003年由建設部起草的“房改新政”的18號文中，又一次給廉租房的明確定性。它規定低收入者都沒有資格享受政府的廉租房，隻能買經濟適用房。最近，雖然有些地方對廉租房的供應對象降低了門檻，但這些都是“實驗性”的產物，不僅難以長效，而且財政也保證不了。
現在政府供應廉租房的對象，是早就被開發商操控的市場所拋棄和不屑的“最低收入者”。解決這些本來就買不起房的人的住房問題，不會影響開發商高價暴利房的銷售，還會幫他們減少一些社會公眾的壓力。而解決我國城鎮絕大多數居民的住房問題，最關鍵的，還是要向公眾提供普通人買得起的國民住宅，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住房政策的核心所在。實際上，對普通百姓來說，更希望靠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來解決住房小康，這比他們自己要掏出畢生收入的一半以上才能達標住房小康要實惠得多。問題是，這個目標，是目前的廉租房政策難以承受之重。
改善民生隻是尊嚴的必要條件
民生也是尊嚴的基礎，當然，民生不等於尊嚴。
記者/汪 偉
談話當中，於建嶸出示了手機上保存的一條短信：
於教授：我是您的一個學生，在基層鄉鎮上班。目前兩會正在召開，我們的信訪穩定壓力非常大。……我現在年紀還不大，但從奧運安保以來血壓就高了，非常上火……您是專家，這種形勢還有可能好轉嗎？基層幹部快被壓‘死’了！唉！
沒有什麽比這條苦惱的短信更符合談話的主題和氣氛了。
《新民周刊》：去年兩會的時候，我們談過中國社會的穩定問題，你提出應該放棄追求“剛性穩定”。這一年來，你對中國穩定形勢的判斷有沒有變化？
於建嶸：穩定是不是一個問題呢？我重申我的觀點。我認為中國存在散發的、個案的群體事件，但中國目前整體上是穩定的。但不同的社會階層，包括政府和精英階層，都有一種害怕不穩定的感覺。
不久前，有關部門專門組織討論維穩問題，我說，如果放任一個隨時可能發生火災的環境，不加整改，隻是讓一群消防隊員去滅火，這不是正確的解決辦法。
我希望大家要從這種緊張的情緒中放鬆一點。中國是個大國，不可能沒有矛盾和衝突，很多矛盾和衝突是可以在基層、在法律範圍內解決的，不要把什麽大事小事都政治化，不要把所有的矛盾衝突都上升到國家穩定的層麵上來。
在中國的行政體係裏，一件事一旦變成了穩定問題，就政治化了，官員層層請示，分外緊張，因為關係到大家的烏紗帽，事情處理失去了彈性空間，什麽手段都敢上。這種維穩思維搞得大家都沒有退路，不僅不能維持穩定，還會製造新的矛盾，放大既有的矛盾。目前維穩最大的問題是它試圖在法律框架之外解決問題，用政治手段解決法律問題。我也理解各級政府的確有壓力，麵對壓力，我們有兩種選擇，要麽更強硬，要麽退一步。現在基層官員常常選擇強硬，但為什麽不可以讓政治的歸政治，法律的歸法律，讓我們能夠退回到法律，讓基層矛盾在法律框架之內得到解決呢？為什麽不能退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憲法的框架內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呢？
《新民周刊》： 你的意思是向《憲法》求穩定？
於建嶸：一個和諧的社會它應該要有明確的產權，有權威的司法結構，真正的代議製度，要有開放的媒體。在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這幾點是可以做到的。
社會矛盾多發，是因為公民的憲法權利不能滿足現實需要？的確，我國憲法對公民權利的規定有許多上升的空間，但現在看來，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憲法賦予的一些公民權利沒有得到真正落實。如果能將憲法權利真正在立法和執法層麵落實——雖然這並不容易，我相信是可以逐步解決“血拆”等類似問題的。
社會矛盾難以解決，是因為沒有製度性的裁決機構和權利救濟渠道？也並不完全如此。我國憲法規定由法院來承擔這一職能，它向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即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不受行政機關的幹涉。但現在問題在於，地方法院在人、財、權等方麵不能獨立於政府，造成了審判權力的地方化，導致了地方保護主義和官民衝突中的“政府保護主義”。因此，落實憲法，讓法院隻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而不受地方影響，就能很大程度上保證權利救濟渠道的暢通，保障社會正義的實現。
《新民周刊》：現在倒是向經濟求穩定的思路更流行一點。一般認為，隻要解決了民生問題，讓人們獲得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社會就會和諧。
於建嶸：中國向來是民生多艱，講經濟，講民生，是應該的。民生也是尊嚴的基礎，當然，民生不等於尊嚴。人和人在權利上要平等，所有人遵循同樣的規則，普通人才有尊嚴。不是說吃飽了穿暖了就有尊嚴。我穿了一件舊棉襖，你覺得不順眼，強製我脫下來，再給我一件新的，但隻要我不願意，我穿上了新棉襖，也沒有尊嚴。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他更將“民生”詳細闡述為：使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無後顧之憂；讓廣大勞動者各盡所能、各得其所；把社會財富“蛋糕”分好；堅決遏製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勢頭；解決好醫藥衛生、教育等問題；推進戶籍改革等。盡管目前這尚隻是目標，還沒有完全成為現實，但可以想象，政府有意願、有信心逐步解決這些問題。而生活富裕或有所保障的人民，必將獲得更多的尊嚴和幸福感。
但另一方麵，必須承認，改善民生隻是獲得尊嚴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人”畢盡是一種靈性的“高級動物”，對精神生活有著自發的強烈要求。這不等於物質生活提高帶來的精神滿足與刺激，也不僅僅是文人式的“風花雪月”，本質上我覺得這是一種使人之成為人的最根本的東西，即擁有自由和權利。公民與政府權利界限不清、社會缺少規則，個人依附於體製不能獨立，人民就會缺少安全感，從而喪失真正的尊嚴感。
對此，溫總理也有很深的理解。
2月27日，溫總理在與網友交流時，將對“人民生活更有尊嚴”解釋為三個方麵：第一，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第二，國家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第三，整個社會的全麵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展為前提。其中第一點我認為是重中之重，它是後兩點能夠實現的前提和保障。守住《憲法》、落實公民各項憲法權利，是人民獲得尊嚴的根本和當務之急，也是保證社會穩定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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