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今天刊登媒體人吳木鑾的文章說，經濟並不發達的中國河北邯鄲市最近一次性任命了近90名領導幹部，這些人分別為當地工業和信息化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等十多個機構的正局長、副局長等。有些局的正副職人數多得有些不可思議，比如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就有十多個正副局長。
據中國報章報道，當地的組織部官員介紹采訪時的回答竟然是“這是黨政機關，不是隨便開店的（可以有問必答）！”。之後，當地政府通過新華社來澄清官多的原因，說是2008年開始啟動的大部製改革中的結果。也就是說，許多行政改革的機構在“大部製改革”的名義下被撤銷、合並、或改名後，這些官員就由原機構的局長重新任命為新機構的局長。當地還特別提醒這近90名官員並不是新近提拔的。有意思的是，當地政府也承認一些機構有過多的副職人數，今後將逐步解決一些機構官多的事實。
副職過多的問題其實早已有之。比如河南省新鄉市政府被指有11個副市長，16個副秘書長、6個調研員。之後當地的澄清是，副市長實為8名，副秘書長為 11名。不過，這個數字也很驚人。而湖南的石門縣有16名縣委常委和11名副縣長，而該縣經濟發展僅是貧困縣的水平。之後政府提到有些副職是因“政策性安排”（退役軍官轉任地方公務員）所致，而有些則是掛職幹部。這個現象應該不僅限於這些被曝光的地區。
有鑒於此，中組部在2009年發出《關於規範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書長配備問題的通知》，地方政府的執行情況尚未明了。不過，吉林省政府倒是一減負就減了六個省副秘書長職務，數量也是相當可觀。
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政府的組成部門常常隻有正職，而沒有副職。而一些助理局長主要是處理對外協調關係。香港政府在這一兩年才開始為局長配備一些副局長職位，不過之後的批評聲音也不小。
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
文章說，其實，官多一直是中國行政的特征之一。鄧小平曾很有決心地說：“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精簡這個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目前這樣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的狀況，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讚同的，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下麵的幹部。”但是，從1978年以來六次機構改革中，沒有一次是收到預期效果的。以聲音最大的1998年機構改革為例，2002年6月，官方宣稱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共精簡行政編製115萬名。在人員編製方麵，黨中央及省級黨委各部門精簡20%，國務院各部門精簡47.5%，省級政府精簡48.2%，市縣鄉各級黨政群機關精簡19.4%。不過，筆者查到的數據是，當年的成績雖然沒有誇大，但此後政府的人員大規模擴張遠遠抵消了1998年改革的成績。
有些人也提到，比如在鄉鎮一級，早年的“民政辦”、“綜治辦”等換成“社會事務辦公室”，不過，人員還是原來那些，沒減！而領導的職務雖然從科長改為主任科員，其他待遇都還一樣。因此，2008大部製改革並沒有突出減人數，更重要的是政府職能轉變。也就是政府要放開一些不該管的事務，提供更符合市場經濟的政府服務。不過，效果似乎也並不理想。從上麵提到的邯鄲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瓦格納定律不適用於中國
在國際上，關於政府規模，瓦格納定律很受重視，即政府規模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在西方國家，經濟越發展，社會保障等支出往往越高，因此政府規模就相對大一些。不過，在中國，這個定律在很多情況下是不適用的。中國的現象是，比較富、比較發展的省份，政府規模小，而人員反而精簡。而在上述被曝光的一些較落後地區，政府規模反而大，副職反而多。
背後的製約因素較多。比如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當地的就業機會比較少，去當官是最好的選擇。相對來說，公務員收入在低收入地區可能顯得更高一些，因此，會有更多的人擠著去。更值得注意的是，經濟落後地區有可能善治程度更低一些。有些學術研究發現，在農業稅取消之前，不發達地區亂收費程度很高，而現在對企業的各種收費也相對多。相反，如上海和江蘇等地，稅收和其他費用的負擔反而低一些。發展地區更讓市場說話，並不需要那麽多政府官員來協調和處理各種事務。而經濟落後地區，政府介入程度更深，當官也相對有利可圖，因此，副職等更多。此外，在這種落後地方，各種製度外的收入也比較多，政府也更有能力養這些人。
因此，真正要做到減員以及減負，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政府要學會處理自己與市場的關係，要懂得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用養閑人來攫取社會的財富。隻有政府提供善治，才能為自身減壓及減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