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群體性事件不可怕，群眾不可怕。可怕的是借以掩蓋執政能力低下，強力壓製一時騷動，卻不努力落實國家民族的百年基業、萬事太平。
3月5日上午9時，當北京的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示“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時，湖北十堰市警方也在緊急開會，決定暫停執行對網民陳永剛的拘留。青年陳永剛因為上網發帖質疑縣領導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誹謗”遭跨地拘捕。
不少地方官員對互聯網依然抱有漠視或敵視的心態，嚴重挫傷網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的積極性。但十堰市警方顯然感受到了來自北京全國兩會的熱浪，知錯能改，值得肯定。
遺憾的是，就在北京全國“兩會”現場，3月7日上午湖北省代表團開放團組討論，卻未能體會中央吸納社情民意、鼓勵輿論監督、改進政府工作的良苦用心。
當《人民日報》旗下《京華時報》女記者劉傑向本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長李鴻忠提問“您對鄧玉嬌案怎麽看”時，發生了令人痛心的一幕：李省長責備記者怎麽糾纏這個事情，反問記者是哪兒的，揚言“要給你們社長講”，而且動手一把奪走劉傑的錄音筆，令在場其他記者目瞪口呆。
這位李省長讓兩天前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宣示，遭遇了現實的尷尬。如果這樣，那“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豈不是一句空話嗎？
為什麽對於提問發生在本省治下的鄧玉嬌案如此不高興呢？鄧玉嬌案一波三折，在全國範圍內不是已經有共識了嗎？全國網民對於“烈女”鄧玉嬌的聲援，是2009年網絡輿情的第一大熱點。連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薑建初3月8日也公開讚許鄧玉嬌案“後來還是做得不錯”。
我不知道李省長聽到記者提問時的心理反應是什麽，也許他原本對此案結果並不認同，或者對巴東警方處置鄧玉嬌案前期的胡來並無真正反省，才會如此諱疾忌醫？
既然“兩會”期間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起因於鄧玉嬌案，那麽我們不妨盤點下去年湖北的三大輿論熱點事件。
先說鄧玉嬌案，在老百姓看來，是非如此分明。明明是3個基層無良官員到色情場所尋求“異性洗浴服務”，被鄧玉嬌拒絕後用強動粗，涉嫌強奸，警方卻為什麽把鄧玉嬌關進精神病院，還要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起訴？
當地黨組織為什麽不立即開除涉案官員的黨籍，竟然容忍他們繼續留在黨內一個多月之久？這對執政黨的形象是多大的傷害和侮辱！更不要說本該立刻啟動對涉案官員的違法犯罪調查，給予最起碼的羈押？鄧貴大隻是鎮招商辦一個股級幹部，黃德智連股級幹部都不是，是企業編製借調在政府機關工作，為什麽政府不能與少數無良官員果斷切割，卻總擔心哪怕是處置一個基層小吏也會動搖“維穩”大局？這樣的官場政治生態發人深省。
再看石首事件，一個青年廚師塗遠高的非正常死亡，演變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街頭騷亂。數萬民眾走上街頭，質疑廚師死因。石首市領導人不敢在第一時間到達第一現場，與民眾對話。當地新聞媒體在長達80個小時的時間裏失語，竟然讓新華社發了一個匪夷所思的通稿，說石首街頭進行多部門聯合消防演習。最後需要省委書記、省長親自出馬，坐鎮石首，以強大的警力強行運走屍體，還以一個欺騙死者親屬的善後協議，才勉強收場。
此前，中央剛剛組織了全國範圍的縣委書記、縣公安局長進京集中培訓，還有貴州省處置甕安事件的成功經驗，給地方政府應對突發事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湖北卻在石首事件中依然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這反映了地方領導幹部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沒什麽長進，有負中央教誨，有負人民期待。
我讚同中國社會科學院單光鼐研究員的說法：“突發事件不可怕，群體性事件不可怕，群眾不可怕。如果領導幹部不能守土有責，不能勇於擔當，能躲則躲，習慣於把群眾的不滿說成敵對勢力的煽動，把警察推在前麵，借以掩蓋自己執政能力的低下，強力壓製住一時的騷動，卻不去努力夯實執政黨、政府和國家民族的百年基業、萬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去年湖北還發生了長江大學3位大學生英勇救人、壯烈犧牲的事件。在經曆了鄧玉嬌案和石首事件後，本以為可以給湖北形象增加一抹亮色，卻沒想到，通過網絡曝光，抖出皮包公司性質的打撈公司壟斷江麵、“挾屍要價”，荊州市政府對於危險水域不作為。此事再一次重創湖北基層政府形象，更嚴重打擊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公共道德。
從鄧玉嬌案、石首事件到長江大學救人案，給湖北改進公共治理一再敲響了警鍾。大約30年前，中國改革起步時，陳丕顯同誌主持下的湖北省委，敏感地響應鄧小平同誌的改革部署，特地從北京請來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汪子崧等人宣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推進全省真理標準討論和思想解放。
今天，地方和基層黨政領導幹部需要深刻領會中央有關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和戰略部署，與時俱進，修習現代多種利益群體和多種傳播渠道背景下的執政藝術，切實改進執政能力，學會在輿論監督中執政，在“雜音”中執政。
我注意到從昨天以來，網上對這起事件的議論不少，對於公權力的驕橫深為不滿，省長如此，更何談基層領導幹部！所以，有網民要求李省長對自己失態損害湖北人民形象，向記者公開道歉。3月9日《南方都市報》報道，李鴻忠省長在回答怎麽看待像石首事件、鄧玉嬌案這樣的負麵報道時說：“我看隻要客觀公正就好，事情不怕報道，不怕公開，能夠公正、如實，就是最高標準”，並表示歡迎媒體監督。希望這樣的表態是對3月7日失言的真誠彌補。
提問鄧玉嬌案，隻是正常的媒體采訪，本來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和一省之長，在全國兩會期間不回避問題是上策，即使采用“外交詞匯”、以“太極推手”回避，也不會激起這麽多不滿。
媒體報道過，在“大躍進”後的3年饑荒中，1960年3月的一天，紅軍烈屬、四川達縣農民何明淵曾以在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前白日點燈的激進方式，到首都鳴冤，提請政府重視老百姓挨餓死人的問題。在那個“階級鬥爭”風聲鶴唳的年代，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非但沒有將他投入監獄，而且為了防止他回鄉受到迫害，讓他到湖北武漢異地安居。國家主席劉少奇聽取匯報後，難過得久久說不出話來。黨中央根據各地真實災情，最後果敢地采取措施，糾正“大躍進”的錯誤。
劉少奇、彭真等老一輩共產黨人在治國理政時盡管也曾由於曆史局限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們麵對人民疾苦時流露出來的赤子情懷，格外讓人感動。
這是我們黨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寶貴精神財富，希望新一代領導幹部銘刻在心，擺正自己和人民的關係，擺正公權力和輿論監督關係，晝乾夕惕，真正做到“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財經網 作者為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
3月5日上午9時，當北京的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示“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時，湖北十堰市警方也在緊急開會，決定暫停執行對網民陳永剛的拘留。青年陳永剛因為上網發帖質疑縣領導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誹謗”遭跨地拘捕。
不少地方官員對互聯網依然抱有漠視或敵視的心態，嚴重挫傷網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的積極性。但十堰市警方顯然感受到了來自北京全國兩會的熱浪，知錯能改，值得肯定。
遺憾的是，就在北京全國“兩會”現場，3月7日上午湖北省代表團開放團組討論，卻未能體會中央吸納社情民意、鼓勵輿論監督、改進政府工作的良苦用心。
當《人民日報》旗下《京華時報》女記者劉傑向本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長李鴻忠提問“您對鄧玉嬌案怎麽看”時，發生了令人痛心的一幕：李省長責備記者怎麽糾纏這個事情，反問記者是哪兒的，揚言“要給你們社長講”，而且動手一把奪走劉傑的錄音筆，令在場其他記者目瞪口呆。
這位李省長讓兩天前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宣示，遭遇了現實的尷尬。如果這樣，那“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豈不是一句空話嗎？
為什麽對於提問發生在本省治下的鄧玉嬌案如此不高興呢？鄧玉嬌案一波三折，在全國範圍內不是已經有共識了嗎？全國網民對於“烈女”鄧玉嬌的聲援，是2009年網絡輿情的第一大熱點。連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薑建初3月8日也公開讚許鄧玉嬌案“後來還是做得不錯”。
我不知道李省長聽到記者提問時的心理反應是什麽，也許他原本對此案結果並不認同，或者對巴東警方處置鄧玉嬌案前期的胡來並無真正反省，才會如此諱疾忌醫？
既然“兩會”期間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起因於鄧玉嬌案，那麽我們不妨盤點下去年湖北的三大輿論熱點事件。
先說鄧玉嬌案，在老百姓看來，是非如此分明。明明是3個基層無良官員到色情場所尋求“異性洗浴服務”，被鄧玉嬌拒絕後用強動粗，涉嫌強奸，警方卻為什麽把鄧玉嬌關進精神病院，還要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起訴？
當地黨組織為什麽不立即開除涉案官員的黨籍，竟然容忍他們繼續留在黨內一個多月之久？這對執政黨的形象是多大的傷害和侮辱！更不要說本該立刻啟動對涉案官員的違法犯罪調查，給予最起碼的羈押？鄧貴大隻是鎮招商辦一個股級幹部，黃德智連股級幹部都不是，是企業編製借調在政府機關工作，為什麽政府不能與少數無良官員果斷切割，卻總擔心哪怕是處置一個基層小吏也會動搖“維穩”大局？這樣的官場政治生態發人深省。
再看石首事件，一個青年廚師塗遠高的非正常死亡，演變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街頭騷亂。數萬民眾走上街頭，質疑廚師死因。石首市領導人不敢在第一時間到達第一現場，與民眾對話。當地新聞媒體在長達80個小時的時間裏失語，竟然讓新華社發了一個匪夷所思的通稿，說石首街頭進行多部門聯合消防演習。最後需要省委書記、省長親自出馬，坐鎮石首，以強大的警力強行運走屍體，還以一個欺騙死者親屬的善後協議，才勉強收場。
此前，中央剛剛組織了全國範圍的縣委書記、縣公安局長進京集中培訓，還有貴州省處置甕安事件的成功經驗，給地方政府應對突發事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湖北卻在石首事件中依然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這反映了地方領導幹部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沒什麽長進，有負中央教誨，有負人民期待。
我讚同中國社會科學院單光鼐研究員的說法：“突發事件不可怕，群體性事件不可怕，群眾不可怕。如果領導幹部不能守土有責，不能勇於擔當，能躲則躲，習慣於把群眾的不滿說成敵對勢力的煽動，把警察推在前麵，借以掩蓋自己執政能力的低下，強力壓製住一時的騷動，卻不去努力夯實執政黨、政府和國家民族的百年基業、萬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去年湖北還發生了長江大學3位大學生英勇救人、壯烈犧牲的事件。在經曆了鄧玉嬌案和石首事件後，本以為可以給湖北形象增加一抹亮色，卻沒想到，通過網絡曝光，抖出皮包公司性質的打撈公司壟斷江麵、“挾屍要價”，荊州市政府對於危險水域不作為。此事再一次重創湖北基層政府形象，更嚴重打擊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公共道德。
從鄧玉嬌案、石首事件到長江大學救人案，給湖北改進公共治理一再敲響了警鍾。大約30年前，中國改革起步時，陳丕顯同誌主持下的湖北省委，敏感地響應鄧小平同誌的改革部署，特地從北京請來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汪子崧等人宣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推進全省真理標準討論和思想解放。
今天，地方和基層黨政領導幹部需要深刻領會中央有關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和戰略部署，與時俱進，修習現代多種利益群體和多種傳播渠道背景下的執政藝術，切實改進執政能力，學會在輿論監督中執政，在“雜音”中執政。
我注意到從昨天以來，網上對這起事件的議論不少，對於公權力的驕橫深為不滿，省長如此，更何談基層領導幹部！所以，有網民要求李省長對自己失態損害湖北人民形象，向記者公開道歉。3月9日《南方都市報》報道，李鴻忠省長在回答怎麽看待像石首事件、鄧玉嬌案這樣的負麵報道時說：“我看隻要客觀公正就好，事情不怕報道，不怕公開，能夠公正、如實，就是最高標準”，並表示歡迎媒體監督。希望這樣的表態是對3月7日失言的真誠彌補。
提問鄧玉嬌案，隻是正常的媒體采訪，本來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和一省之長，在全國兩會期間不回避問題是上策，即使采用“外交詞匯”、以“太極推手”回避，也不會激起這麽多不滿。
媒體報道過，在“大躍進”後的3年饑荒中，1960年3月的一天，紅軍烈屬、四川達縣農民何明淵曾以在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前白日點燈的激進方式，到首都鳴冤，提請政府重視老百姓挨餓死人的問題。在那個“階級鬥爭”風聲鶴唳的年代，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非但沒有將他投入監獄，而且為了防止他回鄉受到迫害，讓他到湖北武漢異地安居。國家主席劉少奇聽取匯報後，難過得久久說不出話來。黨中央根據各地真實災情，最後果敢地采取措施，糾正“大躍進”的錯誤。
劉少奇、彭真等老一輩共產黨人在治國理政時盡管也曾由於曆史局限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們麵對人民疾苦時流露出來的赤子情懷，格外讓人感動。
這是我們黨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寶貴精神財富，希望新一代領導幹部銘刻在心，擺正自己和人民的關係，擺正公權力和輿論監督關係，晝乾夕惕，真正做到“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財經網 作者為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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