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逢時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似乎遠離我們而去。 但一聲“不要妖魔化文革”的吆喝，又把人們帶回那個沸騰，“充滿激情燃燒的年代。” 因為經曆過文革的苦難，我支持改革開放；因為經曆過文革的苦難， 我知道“極左”將是場災難。
毋庸諱言，中國今天麵臨著巨大問題：環境惡化，貧富極大懸殊，和政府官員的普遍腐敗。 如有人說開放的成果被所帶來的問題全部抵消，我可能選擇沉默。 有時心想，現今的腐敗已超出六七十年前的中國， 人們有理由憤憤不平或言辭偏激。 但是，現在的巨大問題並不能改變四十多年前文革非理性殘暴的性質。 一個人在多年前所犯下的嚴重錯誤或暴行，不會因為他的仇人或政敵在今天也犯了過錯，而會改變性質。
德國七十年前犯下的罪行， 不會因為美國，俄國，英國，法國在今天變得糟糕醜陋，而成為壯舉。 記得有中國留學生在紐約受到了猶太人的壓迫，他們說： “希特勒幹得還不徹底“。 具有文明理性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句有嚴重問題的氣話。 當然文革的災難，至少一半得歸咎於國民的素質， 就像1960年的大饑荒，主要原因大概是基層幹部缺乏人性的盲幹。
毛發動文革去防止官員的腐化，可能是原因之一。 由於“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一部份高級官員開始對毛不敬，使毛感到自己在曆史上的地位危危可急，而必須打倒對手， 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我們說文革是一場災難，一是因為有無數的中國人受到迫害，不少人而失去生命；二是因為毛的整個政治思路—以階級鬥爭為綱—已被曆史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推動之下，“八大”確定了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如何盡快發展生產力，以解決先進的社會製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當中國的政府首腦高級官員在上世紀80年代初出訪日本，歐美等國， 當每一個留美華人或台灣老兵被國人當作闊佬，當人們憶起周總理為革命老區的極端窮困而落下眼淚，中國人終於明白：生活水平與人的自由才是最基本和重要的； 小農意識指導下的所謂社會主義帶來的隻是貧困，專製與愚昧。
文革是一場災難，已是鐵證如山：
1． 國家主席劉少奇，元帥彭德懷，賀龍， 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陶鑄受迫害死亡；地市省部級幹部受迫害致死在百人以上；著名作家，學者，科學家，藝術家受迫害致死在百人以上， 這其中有老舍（劇作家），翦伯讚（北大曆史係主任），吳晗（明史學家北京副市長），田漢（劇作家），傅雷（翻譯家），趙樹理 （作家），鄧拓（高幹加曆史文化評論家），儲安平（資深報人）等等。 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名牌大學都有幾起幹部或教授被折磨淩辱後死亡或自殺事件。
2． 70-80% 著名作家藝術家和 縣地市省部級幹部被楸鬥關押，包括肉體折磨；中央部級或以上幹部被關押折磨者包括彭真，席仲勳，薄一波，楊尚昆，陸定一，周揚，餘秋裏等數十人；部隊高級將領受批鬥關押迫害者有羅瑞卿，黃克誠，張愛萍，陳再道，楊勇，楊成武（其家人有被迫害至死）等等。
3． 全國城市農村，因戴有“地富反壞右”帽子而受迫害致死者不會少於五萬；因武鬥至死者不會少於十萬；因社會混亂，救濟機製消失而餓死病死者至少在五十萬到百萬人數之間。 本人曾親眼看見那時在紅色大地上流動的逃荒要飯長陣。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化大革命’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它 “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打倒“四人幫”，全國人民喜洋洋；“撥亂反正”成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一致共識。 “十年浩劫”凸現了中華民族對文革的悲慘紀憶。
中國需要的是民主社會主義； 人民應擁有一種對國家和黨的權力運行的監督機製。 開放隻是腐敗的誘因之一。 更大的誘因，一是缺乏獨立的監督機製，二是中國傳統的封建意識：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隻對上級和家族負責，而很少顧忌社會的公平正義。 三十年來，大部分的政治體製改革嚐試都被打上死結。 腐敗如長期泛濫，中國不但會丟失經濟上的大部分成果，中國還將麵臨社會政治上的崩盤或動亂。
由於黨內軍內傳統派的勢力強大，中國可以暫時避開政治改革這一難題，而專注於發展一種獨立於黨和政府，能經常檢查政府和國有企業經濟金融活動的監督機製。 因為這種監督機製看似純經濟的，傳統派沒有大的理由堅決反對。 全國人大應該搭台組建這樣一種機製：由部隊軍官，退休幹部，退休專業人員，記者組成的監督團，對各級政府，國營企業，實施跨地區跨省長居實時檢查。 檢查團不介入政府和國營企業的任何行政經濟決策；檢查團隻監督工程招標的合法性和錢的用途，以杜絕行賄和集體性貪汙（濫發獎金，購置大量的政府公車和無止境的大吃大喝）。
沒有文革的經曆一代，不那麽容易接受幾十年前中國曾有“十年浩劫”這一事實。 當前普遍的腐敗現象，許多人深惡痛絕；其中有些人開始懷念文革的“平等”口號與對官僚的整肅，這在情理之中。 但人們不應忘記：中國在封建社會中轉悠了兩千多年，沒有找到通向現代化與民主的途徑。 走回頭路隻是能力低下，決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沒有文革經曆的一代可以讀一讀有關文革的紀實性作品，如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也可以讀一讀柯雲路的關於文革的文學性描述：《芙蓉國》 和《黑山堡綱鑒》。
我親眼目睹中國人在文革中幼稚無知的狂熱和人與人之間慘不忍睹的迫害。 《亮劍》的作者與我大致同齡； 他在文革的所見所聞構成了他小說的結尾：英勇無畏的李雲龍軍長和他妻子絕望自殺；他的戰友趙剛和妻子也絕望自殺；他的老丈人被迫害致死，丈母變為瘋顛。 難道“無產階級”隻能在國亂和他人家破之時才能獲得“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