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兩會又召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在嚴肅的廟堂之上，操持著嚴肅的議案、提案，縱論國是。而處江湖之遠的民間，此時亦該“位卑未敢忘憂國”，這裏編發的“民間綠案”專題，十篇千字建言，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案”，而是基於“匹夫有責”的共識，集納民間智慧甚或遐想而成。"
"它看起來不那麽有板有眼，不那麽正襟危坐，不那麽字字有據，甚至有點天馬行空，有點“胡思亂想”，但每一件背後都寄予著這些民間代表們，對現實的辛辣針砭， 對解決之道的用心思索，對改善的由衷期待。而這萬言專題，倘若在令讀者會心一笑之餘，再留下哪怕吉光片羽的啟發，編者亦可告並無明珠投暗之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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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沙漠光穀計劃”寫入“十二五”規劃
領銜人：黃鳴（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皇明太陽能董事長）
【案由】
如果地球陸地麵積1/4的沙漠統統戴上太陽鏡，富國和窮國還會不會在透風漏水的氣候破船上，為誰多舀一瓢水吵上好幾年？如果在中國西部廣袤的沙漠戈壁上，劃出幾萬平方公裏集中建設太陽能並網發電站，還會不會出現多晶矽產能過剩，全國四百多個城市哄搶 “低碳”名片的“發燒”情形？
聽上去天方夜譚般的沙漠太陽能電站，法國人70年前就提出來了，美國加州的莫哈韋沙漠電站已運行超過20年。歐洲人更是大手筆，圈出撒哈拉沙漠千分之一的麵積。
相比於那些更認真的消遣，比如讓西部沙漠變成中國人的集體公墓和垃圾填埋場，利用不毛之地建設太陽能光穀不僅更靠譜，而且已經相當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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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中國還沒有任何一座功率超過10兆瓦的光伏電站，中國也還沒有一座太陽能光熱發電場。可是中國有多達130萬平方公裏的沙漠及戈壁荒灘，這些荒蠻之地恰巧也是太陽能光、熱資源的富集之地。如果沙漠太陽能電站按每年運行2800小時來計算，1.5%荒漠麵積可以滿足2020年全國的電力需求。
隻有敢想，才能敢為，沙漠光穀的構想，一樣需要勇氣和謀略。所幸中國的光伏發電技術，已經開始起跑，中國的光伏發電的產量，已占了世界份額的40%，完全有可能支持中國的市場需求。
已經有征兆顯示這有實踐之可能。擁有優越太陽能和荒漠資源的甘肅敦煌，是我國首個招標建設大規模光伏電站的項目所在地，有望成為第一座中國“光穀”。國家能源局在啟動繼敦煌之後的新一輪光伏電價招標時，也特別提到電站要盡量選址在沙漠、荒漠等空閑土地類型上。現在，全國各地都在爭當“太陽城”，除了技術和錢的問題，場地受限、太陽能的資源有限也是許多地方的心頭之苦。而那些擁有大沙漠和大太陽的地方，反倒有了出賣荒涼的條件。
當然，這沙漠電站還能當子孫後代的“能源儲備庫”：既然沙漠鋪上了太陽能板，地下的石油就無法大規模開挖，這算是強製性留給子孫的硬通貨，即便有一天太陽能電站不幸廢棄，地下的石油也夠子孫過活，豈不一舉兩得。
【建議】
1、建議將“沙漠光穀計劃”寫入“十二五”規劃，從國家層麵確定其在新能源產業中的重要地位。
2、鑒於沙漠太陽能電站投入巨大，非企業一力所能擔當，建議政府出台相應的稅收優惠和政策補貼，關鍵是迅速出台上網電價補貼。
3、為了保證沙漠光穀中市場元素的多元發展，建議對國企、民企平等看待，一視同仁，避免出現傳統能源領域的壟斷之弊。
4、建議電力部門盡快做好電網接納新能源電力的籌備工作，克服遠距離輸電難題。
附議人：
何祚庥 中國科學院院士
何政軍 《亮劍》趙剛的扮演者，演員
提請頒布明星為綠色環保公益廣告代言的強製性規範
領銜人：劉忻（甘肅省廣電局原副局長）
【案由】
這邊，中國關於“明星代言虛假廣告應當如何承擔責任”的提案已經在人大提案中屢次提出，但明星陷入虛假廣告的醜聞如今仍然不絕於耳；另一邊，好萊塢110位大牌明星在洛杉磯出席了“祝福海地”的慈善捐款，看著克魯尼、吉布森、李奧納多等人輕輕拿起電話，一夜的功夫就籌得5800萬美元。明星與公益活動的良性互動在好萊塢達到了登峰造極。
明星的潛力可謂無限，怎麽用，用對了，這事還得好好琢磨。
繼廣電總局聯合有關部門叫停明星為醫藥代言廣告之後，在期待廣告法進一步完善的同時，不妨對明星的代言活動進行有益的引導，所謂矯枉必須過正，出台強製性過渡措施，也並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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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賑災籌款，國內明星也算積極，當然，“捐款門”事件另說了。地震海嘯不是常事，時下最需要明星參與的，莫過於為圍繞“環保”、“綠色”的事業搖旗呐喊了。
此前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雖然未能達成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協議，但至少，它起到了一個重要的積極的作用，那就是在全球喚起了更進一步的公民低碳意識的覺醒，中國也不例外。在政府和社會的雙重作用下，未來5年，伴隨中國綠色發展的轉型，可以想見：一場前所未有的公眾低碳啟蒙運動步入高潮。
在這樣的一個關鍵節點，利用好明星的公眾影響力，引導他們參與諸如綠色出行、生活節能、植樹固碳等公益事業，在公眾視野中樹立環保形象的同時，也影響到公眾。這可謂一舉兩得。
希望此次，廣電局能夠就演藝界明星代言綠色環保活動及產品作出強製性的規定，對明星每年代言綠色公益廣告的內容、數量等予以規定，並通過一定的方式激勵明星們代言環保公益事業的積極性。
當然，在許多明星投身公益事業的時候，也總會有不和諧的質疑聲傳來，“炒作”、“做秀”之說也層出不窮。針對明星投身公益環保事業，相關部門在強製性規定的同時，應做好社會輿論的積極引導工作，給明星代言綠色公益廣告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這總比代言些不靠譜的醫藥、食品等關乎民生安全的廣告來得有意義得多。
【建議】
1、建議廣電總局聯合相關部門頒布規定：作為公眾人物的演藝界明星必須每年代言一定數量的環保綠色公益廣告，以履行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
2、仿照山東電視台“演藝界十大孝子”頒獎，對明星代言環保綠色公益廣告設立榮譽獎項，對年度突出貢獻明星予以獎勵。
3、對於明星代言綠色公益廣告之間產生的誤工費、交通費等相關費用，提請廣告製作部門予以足額支付。
建議以公眾“汙染痛苦指數”，作為城市政績考核“綠票”
領銜人：楊東平（21世紀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
【案由】
以“某某指數”的形式，來衡量某種綜合性的現實狀況，已成現代社會的常例。失業率、就業率、失學率、自殺率、離婚率、物價上漲率，這些都是作為決策參考的社會學和經濟學參數。
近年來，“幸福指數”這個詞常被提及。與之相應，“民生痛苦指數”是國際通行的一個衡量民生質量的重要指標，計算方法是失業率與消費物價上漲率相 加。痛苦是一種綜合的感受，有人討論“稅負痛苦指數”，有人提出“住房痛苦指數”，而“汙染痛苦指數”，完全有理由成為其中的關鍵因子。
【理據】
汙染痛苦指數高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在公共參與的基礎上引入“汙染痛苦指數”，並以此衡量各地行政行為的綜合環境效益，有利於政府轉變政績觀，盡快走出以GDP為中心的價值觀，有效扭轉增長方式，落實科學發展觀。
在台灣，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每年委托民意調查機構，進行“環保施政總體檢民意調查”，在全島居民的基礎上抽樣進行電話訪談，內容涉及常見的二十種環境問題，最後得出“環境痛苦指數”。
根據他們的統計，2000年台灣民眾環境痛苦指數的提高，主要基於家庭排放汙水、塑膠容器泛濫、水土流失、噪音汙染、惡臭汙染等因素，此外最令公眾感到痛苦的因素還有：水源汙染、車輛排放廢氣、流浪狗汙染街頭。
可以想見，假如你我端坐家中，有人電話上門，耐心相向，供你一吐街頭惡臭之苦或者抒發終日灰霾之傷，這些信息，最終匯總成為評價地方官的依據，相信對疏解你我的不滿心理，會大有裨益。
不難看出：這樣的社會調查統計，能夠為政府提供有效的環境信息和社會心理參照。
【建議】
1、參照全球其他地區的做法，每年一次，廣泛建立公眾汙染痛苦指數的社會調查，調查結果經過公開公示，作為該市主官綜合政績評估的“綠票”之一，區域間可實行排名方式，以獎優懲劣。
2、讓環境表現差的官員，任職汙染痛苦指數最高的地方。該地被冠以“紅牌”，作為指數較高的城市官員們的“調研”、“學習”營地，要求這些官員一年內在該地至少累計生活一個月時間，以增強切身體會，引以為戒。
3、環境表現佳，就該到更佳之處去再鼓一把勁。對汙染痛苦指數良性變化趨勢明顯的城市官員和市民代表，每年輪流到該指數最低的城市去交流、體驗、取經。
4、在此基礎上建立環境風險評估機製，對於汙染痛苦指數呈現惡性趨勢的城市，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環境惡化。
提議在青藏高原建設“21世紀氣候變暖應急自救站”
領銜人：李栓科（《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社長）
【案由】
全球一百多位首腦聚集在哥本哈根，最終沒能協商出一個應對氣候變暖的全球方案。有人歎息，哥本哈根之後，氣候談判的“黃金時代”已然過去。
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早就說過：當氣候變化問題與日益嚴重的能源稀缺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時候……本應該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減排，有可能蛻變成一場相互角力的資源爭鬥。斐濟、馬爾代夫，這些太平洋上的小島相繼被宣判了死刑，下一個是誰？
進入2010年以來，全球就經曆了“北嚴寒、南暴雨”的極端氣候變化：從西歐至美國，人們經曆了創紀錄的酷寒天氣；而在赤道以南，卻暴雨連綿，洪水和泥石流頻發。春節前後，在中國，一輪全國範圍的破紀錄的暴雪寒潮也是此起彼伏。
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繁，在未來隻會日漸加劇，並且近在咫尺。而顯然，當氣候變化的致命威脅真正來臨時，人人自危，不是人人都能上得了《2012》裏的那艘“諾亞方舟”。
下個世紀，我們的“諾亞方舟”在哪裏？這個問題，更是隻能靠自己！
【理據】
科學家證明由於格陵蘭島和南極西部地區的冰蓋在緩慢地融化，基本上位於北緯23°26'22"以北，與南緯23°26'22"以南的地區，都將形成極端氣候，基本可以排除在未來人類宜居區的選擇之外。
富裕國家正在由政府主導大力投資於氣候變化的防禦係統。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正在被忽視和邊緣化。因此，由氣候變化帶來的長期的生態挑戰將主要不是 集中在曼哈頓和倫敦，而是集中在洪水頻發的孟加拉國和幹旱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東非高原太危險不能去；防禦係統強大的富裕國家也基本將我們擋在了美國 西部高原的門外；玻利維亞高原估計到時候也已經擠滿了南美的富人。我們去哪呢？
還好，在全球中緯度和低緯度地區的著名高原中搜羅了一圈，我們可以鬆一口氣了：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和黃土高原，中國占了仨。
不過仔細看來：從地理和氣候條件上來說，青藏高原可說是不二的選擇：青藏高原的橫斷山脈，西起雅魯藏布江的中下遊，東連怒江、瀾滄江、金沙江及其支 流雅礱江和大渡河的中上遊，已被全球公認為物種最為豐富的地區，並且受到東南季風和印度洋季風的影響，此處雨水充沛。再者說，即使海水淹沒過來，人們還可 以向青藏高原西北部更高的海拔逃難呀！
在未來這場因氣候變化而引發的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涉及近2億人口的遷移活動中，青藏高原，尤其是其東南部的橫斷山脈恐怕是我們國人惟一的選擇。
【建議】
1、撥款建立專項氣候災難應急基金，專項用於青藏高原自救站選址、籌備及可行性研究工作。
2、以水電開發為名，為氣候應急自救站的建設做好基建工作。
3、製定準入標準：裸入（不帶任何外在財物和工業產品），隻帶頭腦、知識和勞力。
關於提請中國消協發布綠色消費警示名單的建議
領銜人：馬軍（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的創建者和負責人）
【案由】
在現代商品體係的鏈條中，消費者在終端市場上看到的產品，經過一係列製造、加工、包裝程序，其中可能隱藏大量危害環境、有違社會責任的環節或因素。除了行政監管，消費者的選擇是促進企業綠色行為的強大力量。
作為消費者，我們希望用腳投票，來懲罰那些危害環境的生產商，但我們需要更透明的信息和更多的製度配合。我們相信，消費者選擇的力量，如果被充分調動起來，會大大超出行政處罰的作用和力度。一次違規，環保局罰款數萬、數十萬，也抵不上市場門可羅雀的殺傷力更大。
現代企業強大的廣告攻勢，很容易成為在消費者麵前粉飾綠色的“障眼法”，是為“漂綠”現象。為了加強識別、避免“漂綠”行為的社會欺騙，更有必要促 進生產供應鏈條的環境信息公開，讓全社會協助環保部門，共同監督企業環境行為。中國消協作為中國消費者的代言人，在呼籲消費者綠色消費選擇上，理當勇挑重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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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西方社會的消費者選擇運動，已經成為敦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保障勞工人權、確保環境友好的重要社會力量。上世紀90年代殼牌石油公司，也因為準備將 報廢石油平台沉入深海，而遭到德國、荷蘭和北歐許多消費者的抵製，當時殼牌公司在德國的銷售下降了20%。其它知名品牌，像是雀巢、星巴克、GAP、耐 吉、麥當勞等，都曾因為不同理由遭到消費者抵製或仍被抵製中。
在中國，2007年以來，數十家環境NGO，已經在逐漸編製並擴充著一個環境違規企業的數據庫，並於2010年初向公眾發布了品牌消費警示名單。三 年間，超過200家企業前來溝通和說明，促進了公眾對其環境表現的認知。但是，其中也不乏在幾個小時間就拿著當地部門開具的守法證明。NGO組織一己之 力，推動消費警示，確也是勢單力孤，影響有限。
【建議】
1、為消費者代言為天職的中國消費者協會定期公布環境違規的廠家或企業，聯合專業數據庫，發布綠色消費警示名單，並呼籲消費者做出理性的綠色消費選擇。
2、中國消協出麵，籲請發改委、工信部和環保部等相關部門，強製性要求規模企業義務定期向社會公布自己的環境記錄、環保部門的監測文件及監測數據。環保部門根據違規行為的危害程度，發布對環境最不友好的企業及廠商名錄。
3、中國消協呼籲通過立法，建立中國的汙染物排放與轉移登記製度，還可商請工商總局將環境記錄納入對企業的工商資質認定中。嚴重或長期危害環境者，吊銷營業執照，禁入市場。
關於將足球彩票變更成環保彩票的建議
領銜人：李承鵬（著名足球記者）
【案由】
2010年初，又有新聞報道說，湖北省爭取發行“環保彩票”，以解決長期以來環保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這麽多年來，中國真是環境汙染愈惡劣，環保投入愈不足，環保彩票呼聲愈高漲。
環保是基本國策，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業，全國上下的賭彩熱情(甚至是狂熱)，有什麽理由不引向長江、黃河、淮河、鬆花江以及五湖四海?
早在1999年，上海市環保局就曾提出發行環保彩票的設想，為此還曾專門成立了調研組，並一度就發行模式和民政部門達成了共識：收益的 30%專項用於上海環保綜合整治。
看起來，發行環保彩票無疑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不僅能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籌集社會資金，更能通過這一形式極大提升公眾的環保意識。然而，這麽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一直未成行，據說問題的關鍵在於，彩票發行部門並不希望環保彩票作為一個單獨種類發行，以分割市場份額。
那好，依照中國人最擅長的內部挖潛的做法，不妨建議將既有的足球彩票變更為環保彩票。
【理據】
首先，足彩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最近頻頻被揭開的足球黑幕表明，當年足球彩票設立的願景之一——促進中國足球健康發展，看起來真是個不可實現的願 景，倒驗證了足彩當年剛啟動時一家體育報紙的預言——足彩救不了中國足球。現在的球迷們傷透了心，估計買足彩支持足球事業的積極性也大打折扣，足彩的市場 前所未有地堪憂。
其次，現在的中國足球哪裏是缺錢，是錢太多，錢壞事了，看看足球反腐、反賭，黑金盛行，賄賂遍地。
再次，盡管中國足球被一再證明是不成功的，但是中國足彩多年的運轉倒相對來說是穩定有序的，操作模式成熟，渠道通暢。從“足球彩票”到“環保彩票”，其實隻需要名字的“變更”，既沒有所謂市場份額的分割，又可以在最短時間內立即操作起來，符合環保投入時不我待的迫切。
最後，考慮到中國足球髒、亂、渾的現狀一再傷害國民的感情，中國足球倘若高風亮節激流勇退，退出彩票市場，助力中國的環境事業，倒也是這麽多年來難得的功德一件。
【建議】
1、將足彩的整個發行模式、渠道和架構，原封不動轉換為環保公益彩票，既保證了足彩隊伍的穩定，又避免了新開彩票所麵臨的資源浪費以及分割市場的弊病。
2、吸取足彩之教訓，定期對轉換後的環保公益彩票對環保事業的助力效果進行評估，並向社會公布，以確保錢能真正用在刀刃上。
3、借此契機，樹立彩票體係的優勝劣汰機製，假使多年後，中國天藍水淨後，足球又待雄起，何妨再起而換之。
關於新建垃圾處理廠選址與政府為鄰的建議
領銜人：趙章元（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案由】
2009年，“垃圾焚燒”風波不止。政府部門及許多專家相信，垃圾焚燒技術過關，二惡英汙染可控，呼籲市民無須過慮。但是，這遭到選址周邊眾多業主的反對，他們上街散步、戴口罩、貼汽車抗議告示，一是質疑立項過程缺乏透明，二是認為難以杜絕二惡英汙染。
政府官員、人大代表、專家輪番上陣說服，無濟於事，雙方意見對峙。技術性問題演變成為政府誠信危機，許多地方的垃圾焚燒廠項目由此擱置。
大家都很受傷，沒有贏家。政府作為城市領導者，“垃圾圍城”已是燃眉之急。本想快刀斬亂麻，卻一再觸動公眾的敏感神經，被迫停止建廠。專家們被推上 火山口，在聚光燈下輪番曝光，已分不清哪是學術之見，哪是代言利益集團了。企業很焦慮，到嘴的肥肉硬生生被迫放回原位。市民也不是贏家，垃圾不斷增加，家 園已不堪重負。
目前，國內已建有約50座垃圾焚燒廠，北京等地也在積極籌備之中。拋開爭論，“垃圾圍城”亟待破題是不爭事實，也是漩渦中所有人的共識。越來越多的 垃圾堆積在市郊填埋場，數年之後，我國許多大城市將麵臨無地可埋的窘境，尋找可替代的技術解決這一難題，已擺上城市發展的日程表。
【理據】
政府與市民難以達成共識，究其原因，這與政府部門在公眾心目中的誠信度有關，與社會利益集團跟普通民眾的心理溝壑有關，也與監管普遍缺位有關。那麽，能否對原有計劃做技術性調整，仍然建垃圾焚燒廠，隻不過重新選址，建在政府辦公大樓附近呢？
據報道，日本一些垃圾處理廠正是利用了政府附近用地修建，在選址過程中，政府引導市民參與，配備專家團，消除了政府和市民之間的意見隔閡，順利達成 一致。因此，此種選址並無技術性難點，已有國際先例，可充分借鑒，引為己用。這也符合不少管理者和專家們所介紹的“發達國家都是把焚燒爐建在大都市中心” 經驗。
這可以從根本上消弭公眾對政府誠信的質疑，是“相信黨相信政府”這一承諾的有力保障手段。由政府作出表率，公告天下，垃圾焚燒技術真的過關，二惡英真的可控。如此一來，彰顯了政府的魄力和決策力，將垃圾處理問題辦成真正的“民心工程”。
將垃圾焚燒廠建在政府身邊，無形中也給予企業震懾力。同時，政府部門能快速進入工廠執法，提高日常監督力度。另外，我國政府大樓一般建在市區，這樣也能降低垃圾運送成本，是政府為企業減負的一大辦法。
【建議】
1、選址必須符合安全防護距離標準，確保政府大樓環境無虞。可充分利用空曠地，如日本一些縣城便是選擇在政府附近的排球場，目前國內許多新建政府大樓門前都有大廣場，應可妥善利用。
2、目前許多城市在建設新區，搬遷政府大樓，可把垃圾焚燒廠的選址提前列入相關規劃。
3、加大宣傳力度，強調政府以身作則的勇氣，取信於民。
附議人：
毛達 環境史博士在讀，“垃圾之歌”博主
姚姨、阿加西廣州番禺居民代表、網友
倡議全國 “兩會”打造低碳“兩會”實行碳補償機製
領銜人：徐友漁（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案由】
“兩會”是每年春天的大事。“大”的不僅是重要性，更是規模。
數以萬計的代表委員從全國各地趕來——其中不少是乘坐飛機，即便按照經濟艙測算，1000公裏飛行曆程就意味著91.21kg二氧化碳的排放；
到了北京，入住酒店，一般來說，級別不低——包括一些在京的代表委員，也就近住在酒店，這完全可以理解，方便議事嘛；
每天早晚，往返會場，專車接送，合情合理——代表委員中不乏年事已高、公務纏身的老者，最大限度地方便他們參會，也是會議主辦方的分內之事，但一次 會議，跑個幾百公裏不在話下，每公升汽油意味著超過2.25kg的二氧化碳排放，柴油則超過2.7kg，這還沒有講北京交通擁堵帶來的額外消耗量計算在 內；
另外，人民大會堂溫暖如春，人們行走其中，幾可免穿棉毛秋褲，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空調係統的運行，僅按照燃煤供暖來測算，1000平方米麵積就意味著47648.11kg的二氧化碳排放；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情況，近年來逐漸為人們所聞——比如有些代表委員在動身赴京前，先讓司機把車開到北京，下了飛機坐上自己的座駕，方便在京活動，如此車隨人走，不算司機同誌一路食宿，往返也少說上千公裏曆程，碳排放可以掰著指頭算出個大概。
在哥本哈根剛剛不歡而散的春天，在這樣一個倡導低碳的春天，連杭州西溪旅遊都開辟了新路線，大巴換船，減碳一半，作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最高參政議政機構的兩會本身及其代表委員，如果親身實踐碳補償，將對全國人民起到難以估量的表率作用。
【理據】
北京奧運會期間，北京市近百家企事業單位的81670人注冊參與了綠色出行活動，共減排二氧化碳8895噸，這批碳指標同時在北京產權交易所正式掛 牌。一年以後，天平汽車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出資27萬餘元買下了奧運期間“綠色出行碳路行動”中所產生的8026噸碳減排指標，用於抵消2004-2008 年天平車險運營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由此成就了國內首例自願碳減排交易。
由此可見，舉國關注的大型活動，和公務人員的率先垂範，對提升企業和公眾的低碳意識、通過碳交易市場帶動全民低碳運動，有著巨大的現實作用。
·【建議】
1、建議在京郊建立專門的“兩會減碳林”，代表委員在離京前親手栽下樹木，對會議期間的個人平均碳排放做出實際補償，並對沙漠化對北京的侵襲做出實際貢獻。如實在公務繁忙或體力不支，可考慮以現金方式替代。
2、更加鼓勵兩會代表委員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減少專車出行、減少酒店及一次性用品消費，如此一來，或可延伸出一個新的兩會“碳經濟”。
3、請專業人士對“兩會碳價”給出獨立評估，專“碳”專價，相信企業會踴躍購買。
關於積極推動轉基因大米試吃即安全風險評估製度的建議
領銜人：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案由】
2009年11月27日，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批準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從而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批準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種植的國家。但是，轉基因作物安全證書“低調”發放後，普通消費者延續經年的擔心仍未消除：是否能放心吃？
對於新生事物，我國一直有先試先行的優良傳統，比如抗艾滋病藥的臨床試驗，比如SARS疫苗的試用，所以，麵對轉基因大米的多方爭議，大可借鑒這一經驗。
【理據】
有轉基因水稻研發者稱，一個體重60公斤的人吃掉120噸轉基因稻米也不會發生中毒、過敏、體重異常、髒器病變。如果按每天吃500克稻米計算，一 個人活上120歲，也才僅僅吃掉20噸稻米。最近這些研發者又調查了食品、飲用水等相關國家標準，發現對人體無毒的Bt蛋白在轉基因大米中的含量，比國家 標準規定的食品中的亞硝酸鹽含量還低。由此他們斷定，轉基因大米比達標的飲用水還安全，是真正無毒無害的。
盡管，這樣的保證並不能消除人們對於轉基因安全性的疑慮。以前，三聚氰胺也是作為重大科技成果推廣的，對其安全性的介紹也是可以放心應用的，“三鹿牌”奶粉還是國家免檢產品。遺憾的是，所有信誓旦旦的保證並沒有阻止三聚氰胺對兒童生命的大規模傷害。
迄今為止，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挪威、奧地利、瑞典、比利時、芬蘭、德國等國科學家，都說轉基因食品具有多種不利影響，大概隻有中 國的部分科學家認為轉基因食物無害。人畢竟不是實驗動物，那些對實驗動物有影響的不一定對人體有直接的影響；同樣道理，對於實驗動物不產生影響的，也不能 說明對人體就沒有影響。
對於這樣的爭議，試吃製度可以明辨是非。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接受轉基因作物采訪就提到了這個想法：“現在還不能肯定人吃了以後會不會出問題，但總要有人去試，又不能強迫別人來吃這個大米，所以目前就采取自願試吃的辦法。”他並表示如有這樣的實驗，將第一個報名試吃。
【建議】
1、召集誌願者，進行轉基因大米自願試吃實驗，周期最少不能夠少於10年。
2、試吃轉基因大米的，不應當是袁隆平，而應當是那些聲稱轉基因大米無害的科學家，還有其積極的擁護者。即使如此，為了防止健康風險，建議國家從轉基因重大專項中增加一部分資金，再募集一部分資金，用於大力獎勵那些自願試吃轉基因大米的“先驅者”。
3、當然，為了確保實驗的嚴謹性，必須有獨立的第三方對實驗進展進行跟蹤，確保一日三餐中所有涉及的大米及其製品必須是轉基因的，為了豐富口味，那些西紅柿、茄子、辣椒、魚、肉什麽的，最好也都是轉基因的，再用轉基因大豆油來烹製。
4、試吃過程接受社會監督，全程公開，一旦有了階段性結論，昭告天下。
關於促進民生，施行城市盛會收益全民分享機製的建議
領銜人：十年砍柴（知名評論人）
【案由】
今年又是盛會年，上海召開世博會，廣州迎來亞運會。明年還是盛會年，深圳迎來大運會，西安則是園博會。
盛會越是臨近，市民越是糾結。用一篇網評的話就是：“××會，要說愛你不容易”。中國特色下，幾乎每一場盛會都會演變成一次城市更新運動，除了新修場館之外，城市基建集中上馬，投入巨資，規模浩大。
依理說，盛會提升城市、國家形象，市民與有榮焉。再者，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也能提高市民生活質量。不過，市區總是儼然大工地，塵土飛揚，道路圍蔽，挖坑打洞難消停。擾民，總會成為盛會籌備的一大關鍵詞，頻頻見諸媒體。1月底，廣州街頭就曾活躍一位神秘男子，戴著帽子、墨鏡、口罩，背著宣傳板，抗議道路的花基、路沿石統一換成花崗岩。“口罩男”一時風靡，市民糾結心態可見一斑。
政府也很糾結。某盛會主辦城市市長還曾為此出麵道歉：“市政府以及我本人深感內疚，誠心誠意向市民群眾深表歉意。”口頭道歉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以實際行動表達，不妨將盛會最終經濟收益，與市民分享，真正讓利於民？
城市是全民的城市，世博會、亞運會等盛會是全民的盛會，它的成功有賴於全民的參與，它的籌辦資金也賴於納稅人的貢獻，有時還不免還要市民做些犧牲，回報理應反饋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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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給市民發紅包，已經不是新鮮事。2008年澳門特區為應對通脹，撥款逾20億元向永久居民發放“紅利”，與民分享社會發展成果。美國、新加坡、香港特區甚至廣東的東莞也均有類似“還富於民”之舉。
曆屆城市盛會看起來也不缺真金白銀的收益。截至2009年3月15日，北京奧組委計算的奧運會（含殘奧會）直接收支節餘超過10億元，其他的間接收益估計也不少。而據媒體樂觀估計，上海世博會收益也有10億元。而廣州亞運會，目前讚助領域的收入已遠超曆屆規模，為多哈亞運會的4.5倍。此外，一旦確立全民分享機製後，市民必將以飽滿的熱情關注城市盛會的經濟賬，每一份公共投入都將接受陽光下的監督，不僅避免了賠錢賺吆喝的後果，也符合中央一再強調的節儉辦會的號召，甚至還能有效降低腐敗滋生的可能。
【建議】
1、建立盛會收益全民分享機製。分享形式建議以派發紅包為主，可兼顧派發盛會門票，注入公益基金等多種形式。具體形式可實行全民討論，征集意見，一並實現盛會主人翁意識的培養。
2、在審計部門介入之外，組建市民顧問團，吸納民意，全程參與盛會籌辦的經費預算和實施過程。
3、借分享機製，盛會收益可酌情傾斜社會弱勢群體，真正體現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