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大規模讓利於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2010年春節辛子陵在上海與朋友座談時的講話
2010-2-22
有機會跟上海各界朋友們見麵非常榮幸。正值春節，先給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學家範仲淹說過兩句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作為執政黨的一員，我關心百姓的疾苦;作為退休老幹部，我關心黨的興亡。這是我今天談話的立場。後麵我揭露的黨的陰暗麵可能是駭人聽聞的，但我是為了救黨。幫助黨走出改革共識破裂，社會危機加深，執政合法性喪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沒有崛起
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國GDP已超日本成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20國首腦會議上中國領導人揚眉吐氣。法國總統薩克齊說：“中國是推動世界經濟複蘇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由1978年3600多億增加到2009年的33.5萬億，翻了幾十倍，這個成績怎麽來的?有人說這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這是官話，是假話。實情是社會主義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不得已改弦更張，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私有製，發展資本主義，實行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救了社會主義。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社會主義旗幟不丟，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為我們原來是計劃經濟，在冷戰時期屬於社會主義市場，沒有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攪到一起，或者說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經濟危機一來，中國受到的牽連較小，哪裏是什麽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我們樂觀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國的GDP是英國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國開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驕傲，不標誌崛起。不管中國經濟總量處在第幾位，我們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後，按聯合國‘一天收入低於1美元’的貧困標準，中國還有約1.5億貧困人口。1 我們的人民是世界最窮的，連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國民工資收入加在一起，占國家的GDP的比重，歐美最高，大約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國是8%。2 中國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資甚至低於32個非洲國家。3 中國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並沒有崛起。
中國的經濟危機才剛剛開始，才進入情況。經濟危機並不像台風一樣在沿海登一下陸，就轉頭走了。世界經濟危機後勁大得很。目前對中國最大的打擊是外貿出口萎縮了，急劇減少。中國的經濟增長，74% 依賴出口。4 去年出口對GDP的貢獻是-3.9%。我們的商品賣不出去了。許多民營企業，一些製衣廠、製鞋廠、玩具廠就倒閉了。所以我們的經濟要轉型，由外向型轉為內向型，要在國內找到市場。
從朱鎔基當總理時就說經濟要轉型，要由外向型經濟轉為內向型經濟，但一直轉不過來。為什麽?百姓窮，沒有購買力。像我們深圳那些玩具廠、服裝廠，廣交會上沒訂貨了，就隻能倒閉。2008年我國共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其中僅紡織企業就有2000萬工人失業。向內向型經濟轉變成為空談，在政策上又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用大搞基本建設的辦法，去保8%的經濟增長率。如果農民家庭有能力給孩子買幾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過年時人人都買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場和服裝市場。6.7萬家民營企業一家也不用倒閉。在中國，擺脫經濟危機的根本出路是讓農民富起來。
現在中國經濟的瓶頸是找不到市場。一個歐洲市場，一個美國市場，原來是我們的大戶。人家不買我們的東西了，我們急得團團轉，在世界麵前充闊佬，派出采購團到歐盟買東西，出手就是130億美元。實際上是希望人家投桃報李，是去找市場。我們去買過東西的國家，像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並沒有回報，並沒有派采購團到中國來。我們九億農民如果富起來，等於歐盟(4億多人口)那樣兩個世界市場，等於美國(不到3億)那樣三個世界市場。我們自己有這樣大的市場，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國外拉關係說好話，滿世界找市場。
看看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是怎樣為自己開辟和創造市場的，會對我們有啟發。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裝配線，極大地提高了汽車產量。1914年他主動地把工人的工資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資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資，累積起來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車的售價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買四輛汽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實際工資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經營理念是：“汽車不應該隻屬於少數富人，而應該讓每個人都買得起”。福特沒有依賴出口，沒有向歐洲的王室貴族，亞洲的軍閥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長，推銷他的汽車。他的一雙眼睛，盯著自己的工人，盯著美國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這一套政策被稱為財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場，先要人民富起來。
政府好像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為了“保8”，國家投資4萬億救市，10萬億信貸，不是扶持那些倒閉的或將要倒閉的民企，都給了國企，給了鐵路、公路、機場，還有給了房地產業。於是，上項目，鋪攤子，搞基本建設，當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鋼筋水泥創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 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90%。現在，生產能力已經過剩了。據1月份統計，有10個行業產能過剩。中國粗鋼過剩率達到43%，過剩量約為2.5億噸;水泥過剩率達到24%，過剩量為4.8億噸;在粗鋼過剩中，大型國企貢獻率為76%;在水泥過剩中，大型國企貢獻率為63%。到2013年初，新投資的項目如果有40%形成生產能力，中國的產能過剩率將達到200%。因為形成生產能力不等於產品有了銷路，產品沒銷路就是生產經濟危機。像安徽阜陽市，修了個飛機場，但沒有飛機起落，沒有客流，成了賠錢貨，因為運營要養一大批職工，還有各種行政開支，隻好關閉。湖南省長沙為了利用中央政府給“鐵、公、機”的撥款，拆除2英裏的現代飛行跑道重建。內蒙古新建的鄂爾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國商品房空置率達60%，麵積達2億平方米。國務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萬套平民房子賣給老百姓。還是鋼筋水泥開路創造GDP。不解決讓人民買得起的問題，蓋的房越多經濟危機越重。經濟危機的根本問題是生產過剩。上項目鋪攤子是增加過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經濟危機的。國家投給房地產業9000億救市。一旦國家托不住底，房地產業資金鏈斷裂，企業停工，大量爛尾樓出現，將出現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國失業工人4000萬，失業率是5%。如果樓市崩盤，全國約有5000萬建築工人，將出現大量失業者。如果有一半人失業就是2500萬人。估計2013年將有6500～7500萬的工人失業。按每個失業者是四口之家計算，有三億人口要靠政府救濟生活。政府減收增支入不敷出時，就要多印鈔票，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接著就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人們到銀行排隊提款擠兌，銀根吃緊。更多的工廠、商店倒閉。更多的人失業，更低的購買力。一切靠高壓掩蓋的社會問題就會凸顯出來。那時中國才進入了真正的經濟危機。那才是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驗。要出現羅斯福那樣的國家領導人，才能領導國家走出危機。
中國政府，從毛時代留下的傳統，就是舍不得讓老百姓富起來。老百姓手裏有點錢了，政府就想辦法叫你交出來。過去我們是短缺經濟，沒有經曆過以生產過剩為表現形式的經濟危機，以為就這樣輕鬆地過去了，這是個天大的錯覺。我勸政府未雨綢繆，留點後備，留點錢，應對兩三年後的可能出現的大蕭條。
經濟問題說多了太枯燥。這個問題打個結掛起來。至於怎麽開辟內需市場，怎麽才能讓農民富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放在後麵談。
中國政治危機比經濟危機嚴重
經濟出現危機，政治也出現危機，是不是改革開放搞壞了，搞錯了?不是。改革開放縱有一萬條缺點也比毛澤東時代強得多，起碼沒有餓死一個人，在比毛時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況下，取消了票證配給製，保證人人吃飽穿暖，生活達到了小康。這是了不起的成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功不可沒。社會主義在解決公平問題上有探索，資本主義在解決效率問題上有成就。兩者必須結合，變成一個新東西，才能建成一個現實的、缺陷最少的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實踐，一種探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掉了計劃經濟和公有製，隻要能保證公平和正義，還是社會主義;如果丟了公平和正義，就從根本上變質了。我們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謀發展，不丟社會主義旗幟，是要擺脫貧窮社會主義，在更高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上，實現公平和正義，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我們現在的主要問題是，隻改經濟，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問題，導致了權貴集團的孕育、誕生、成長和坐大，他們占有了經濟發展的太大的份額，導致改革共識的破裂。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麵。
未來幾年的政治決戰是：或者是黨內改革派製服權貴集團，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公平正義，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權貴集團製服改革派，在中國建立比現在還要厲害的專製統治。進一步剝奪壓榨人民，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引發一場暴力革命。
中國權貴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官倒時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利用“雙軌製”的漏洞，權貴們通過“官倒”即倒買倒賣，把計劃內物資轉化為計劃外物資，賺取差價;或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斂起第一桶金。
二、包攬大型工程時期。90年代中期以後，通過包攬大型工程虛報成本、出賣國家和工人權益提高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在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國家的和省一級工程中，就有高達40～60%的工程款流進了他們的口袋。1998年以來，中國開始興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裏國家支付1億200多萬元，而實際僅需7000萬元，權貴們每公裏攫取了3200萬元。這樣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裏，僅此一項，承包工程的權貴就掠奪5120億元以上。
三、國企改製時期。中共十五大以後國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業引進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股份製;小企業實行私有化。問題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製度以後的國企改製中。地方政府認為“經營者持大股”是國有企業推行股份製中“最有效的股權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報》2002 年8月7日發表新華社記者關於國有中小企業改製的調查報告：《“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我們看一位董事長的自述，可知“新百萬富翁”是怎樣“一夜之間”產生的：
具體確定為國家保留22.5%的國有股;董事長占22.5%的股份，即1125萬元;職工持股會占20%;外來法人股占35%。這樣，我就成為了名義上的“千萬富翁”。我的1125萬元股份，除自己積累50萬、向親朋好友借200萬以外，第一塊是經營者才能獎金100萬元，第二塊是技術獎勵150萬元，第三塊是職務配股250萬元，第四塊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讓375萬元，而這375萬元期股實際上是以現金分期付款的方式買斷國有資產存量，靠分紅的錢還。這幾年我經常受邀請到上海、山東、四川等地作報告，反複講經營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萬年才有一次機會。5
這位董事長交了好運，市政府給了他875萬。主事的官員能夠統一認識把這筆錢給他而不是給別人，這是幕後交易的結果。他當然要通過巧妙的方式給官員們送錢，把這個人情還回去。國企改製因為沒有民主監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級政府官員黑箱作業，導致腐敗叢生。通常是政府參與設計公司管理機構，尋找經營者，為國企資產作價，甚至承擔部分債務。由於較大的國企資本存量大難以賣掉，就幹脆由主事的官員將其從“全民所有”“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指定改製後的“經營者持大股”。這種類型的改革被稱為“界定”式的改革。所謂“界定”，說穿了就是行政劃撥，這就給官商勾結發“改製財”留下了廣闊的運作空間。如果主持者是個貪官，為了國企脫困提高經濟效益而改製的這本“經”就被徹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官員們很難潔身自好。隻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身份把利益擺平，政府、人大和黨委一路綠燈通過，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績;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於是形成了受現行製度和政策法律保護的所謂“利益集團” 。在這種體製下個別人潔身自好是很難的。假定班子裏成員每人200萬股份，十個人九個人拿了，就一個人堅持原則不拿，這個人就很難在這裏繼續混下去。他就成了異類。 “怎麽，你準備揭發嗎?你準備將來上級查處時當堅持原則的代表嗎?”先找個理由把他淘汰出局。這就是所謂逆淘汰製，在整個風氣壞了的時候，當清官很難，許多不是很壞甚至比較好的幹部是這樣下水的。在處理權貴集團的時候要把這部分人分化出來。
現在權貴集團坐大，成了黨的心腹之患。他和共產黨搞在一起了，穿一樣的衣服，在公開場合說一樣的話，都念鄧、三、科這一本經，你很難分清誰是共產黨的改革派，誰是權貴集團成員。
四、買官賣官時期。這是權貴集團的惡性發展。2001年6月15日，中紀委、監察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揭露了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案件。這個案子的特點是開了買官賣官的先河，有人寫成紀實文學《新官場現形記》。在遼寧沈陽查處的慕馬案中，涉及16個人是“第一把手”，市長、法院院長、檢察長、財政局長、國稅局長、土地局長、物價局長、煙草專賣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長等要害部門的第一把手紛紛落馬，新華社記者描述說，“一把手”的腐敗行為直接影響了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風氣。市長收局長們的錢，局長就收處長們的，處長再收科長的，從而形成了“對上送，對下收”的潛規則。買官賣官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已經司空見慣，“官市”極其火曝。6 黑龍江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幹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級幹部，上百名地市級幹部。在馬德任書記的綏化市，有50多個部門領導和70%的縣級領導卷入買官賣官生意。7 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鬆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萬元不等。8 安徽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極致，從鄉鎮到縣直機關，大到鎮長小到婦聯幹事全部明碼標價出賣。9 依靠這些黨棍官僚治國安民，建設和諧社會，無異於緣木求魚。
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這些官員身上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共產黨人或國家幹部的正氣，而且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底線。贓官徐其耀，有“教子書”一封，深刻揭示了權貴集團的世界觀：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10
現在揭露出來斂財最多的貪官是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雙規後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額總計人民幣20億元。11 據揭發，最近被雙規的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親口講過：“現在沒有關係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據說為了當這個市長他花了3000萬)，我已經投了不少資了，現在已經豁出去了。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這些人出錢幫我當官，我得還債呀。”為了還債，他賣官開出的價格是：“一名區的正職不低於1000萬;大集團(企業)正職不低於800萬;一般局長在500～600 萬之間。”
清末賣官，最大是候補道，地司一級官員，是個社會身份，無俸祿，很少有人能補到實缺。現在賣官是實職，有人花3000萬買市長、省長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撫這一級官員花多少銀子也買不到的。共產黨的天下，腐敗是沒有底線的。
髒官們道貌岸然的背後，除了斂財，就是搞女人。
新華社報導，貪官95%都有情婦，60%以上的腐敗案與二奶有關。有好事者根據真人真事製作“全國二奶排行榜”在網上傳播，有九個“獎項”，揭露了這些贓官的驚人的腐敗：
“數量獎”授予包養146奶的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就是寫“教子書”，把貪汙作為當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質獎”授予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
“學術獎”授予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記載性愛日記 95本，製作標本236份;
“青春獎”授予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 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
“管理獎”為安徽宣城市委副書記楊楓奪得，妙用MBA知識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揮金獎”得主深圳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給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揮霍1840萬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團結獎”得主福建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被稱為“三光書記”：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團結”事跡是與22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
“和諧獎”得主是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 6個情人，生了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幹勁獎”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麵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於3次。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以上這些極壞的典型已不是個別現象。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的貪腐官員已經占了多數。原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中紀委會議上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 12
請大家注意這個數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兩級黨委已經變質，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不合格，這是吳官正講的呀!省市兩級黨委班子，人數可能就是幾千人，但這就是操縱我們國家運轉的那隻看得見的大手呀!十個指頭壞了八九個，這雙手還能依靠嗎?還能信賴嗎?
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溫將領導幹部公示財產的陽光法案提交全會，竟然被否決了。這件事給了我極大地震動。陽光法案反映了黨心民心，如果全黨公決，或全民公決，都會通過的。被否決的事說明，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準確地說是他的多數，不能反映黨心民心，跟全黨已經不是一條心了，跟全國人民已經不是一條心了。這些反對陽光法案的中央委員還是我們的人嗎?還是我們選出來的代表嗎?作為一個老黨員，我動議：十八大選舉，凡拒絕向全國人民公布財產者，不能當十八大代表，不能當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和紀委委員的候選人。省、市、縣換屆選舉也應該如此。
走筆至此，我這個老黨員不由得仰天長歎，為國家腐敗至此一哭!為黨墮落至此一哭!現在的縣委書記們不是焦裕祿了!試問吳邦國委員長，在林龍飛這樣的縣委書記領導下，這個縣怎樣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沒有三權分立，沒有製衡監督，就統一成了周寧縣那樣一種“三光”的局麵，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黨都這樣子了，還奢談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優越性，還奢談政治體製改革是黨的自我完善，就隻能等著被人民推翻了。
權貴資產階級的人數，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導：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 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幹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如果放大一些他們的社會基礎，家有千萬(人民幣)以上的權貴集團人數約有500萬人。13 但在13億中國人民麵前，他們是微末的小數。在7000萬黨員麵前，約占7%。
問題積累到今天，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權貴集團的矛盾。權貴集團造成四大惡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貧富兩級分化使社會矛盾尖銳化，從根本上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基礎;第二是借助政治權力強勢壟斷，以發展壯大“公有製的主體地位”為掩護，實行“國進民退”，蠶食和鯨吞民間財富;第三是反對“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壟斷在自己手裏，成為壓迫、剝削農民的“紅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個拚命反對民主憲政的特權利益集團，以批判普世價值和兩個“絕對”關閉了政治體製改革的大門，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權貴集團是中國共產黨的掘墓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掘墓人。
實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動內需的戰略轉變
迎接三年內必將深化的經濟危機
以胡溫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必須亮明旗幟，表明與權貴集團決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才能知所趨處，知所依歸。要發動黨內93%的健康力量，發動13億人民的力量，形成絕對的政治優勢，治服權貴集團的反抗，用經濟和法製手段解決權貴集團的問題。蔣介石敗退台灣，政治上第一個大動作是甩掉官僚資產階級，啟用黨內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蔣經國開啟報禁和黨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為國民黨中興奠定了基礎。不擺脫權貴集團的挾製，共產黨隻能在33萬億GDP的陶醉中滅亡。
一年12萬起所謂“群體性事件”，這就是列寧說的那種人民大起義臨近的標誌。上層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下層廣大被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麵對烽煙遍地的政治局勢，集訓縣委書記和縣公安局長，準備鎮壓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難以承受的革命。這是最後的機會了。
現在常提康乾盛世，我們看看這兩位封建時代的政治家是怎樣治國安民，使一個滿族政權贏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產黨的政權怎樣才能夠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認可。康熙在位的62年間，不同程度地減免全國的租賦有 500多次，折合白銀達1.5億兩，相當於清朝四年多的財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後五次免除過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執政期間免除的賦銀超過3 億兩。康乾時代的個人稅賦隻有當時英國個人稅賦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兩朝向人民讓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財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們一年的財政收入是6萬億，12年就是72萬億的概念。不讓百姓富起來，老百姓不會承認你是盛世的。胡溫新政有過免除農業稅的創舉。為了重建政權的合法性，胡溫新政的手麵要寬些再寬些，小恩小惠，救濟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夠的，要有大手筆，要敢於讓全國人民富起來。幹了這件事，你們就超過了毛澤東，也超過了鄧小平。
對此，子陵貢獻三條建議，也可以叫救黨三策：
第一、兌現“耕者有其田”，穩住農村，穩住農民由於實行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與農民的關係空前緊張。所謂土地的集體所有製已經完全變質。它為地方諸侯掠奪農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賣地的錢，各級政府得90%以上，農民隻得5～10%。在土地問題上政府與民爭利，已經鬧得烽煙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蘇省邳州市(縣級)河灣村，鎮政府派出黨支部書記帶領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強行征用該村耕地，與前來護地的百餘村民發生衝突，護地村民一個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傷。鎮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導致河灣村3000多畝耕地中2500多畝被占用。鎮政府要將這塊地賣給邳州海天石化公司，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協、財政局、國土局等單位領導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財政和地方國企的發展，是建立在掠奪農民耕地、損害農民利益的基礎上的。
反對耕者有其田，堅持土地集體所有製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是為地方官員霸占農民土地製造理由。在這種名義下已剝奪了四千多萬農民的耕地。據民主建國會調查預測，2020年將有一億農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領導人一上台，首先要打農民集體所有製耕地的主意，這裏頭出地方財政﹑出建設資金﹑出個人政績,出官員別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征地會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張獻忠來為止。
我們聽聽農民的聲音。2007年歲末，黑龍江富錦市72個村4萬多農民向全國發表的《公告》說：“中共各級組織和各級政府，應本著當年實現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諾，像當年帶領農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一樣，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支持和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各項權利。中央多年來關心農村、關心農民的優惠政策為什麽總落不實?為什麽總不能讓農民的處境有大的改觀?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徹底給農民，才是最見效、最真實的惠民政策。” “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和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占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15
陝西農民由七十多歲的馬連寶領銜，於2007年12月12日發出的《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的公告說：“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一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裏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16 農民是通情達理的，不逼急了他們不願意鋌而走險。為了幾十萬地方諸侯的私利和九億農民對著幹，待到他們像火山爆發一般地起來“給你個說法”的時候，黨就真的沒有退路了。
把地分給農民，給農民完整的產權，不是要農民在一畝地上致富，主要是製止地方諸侯搶地賣地的狂潮。實行耕者有其田，簡便易行的辦法是以農民承包地為基礎，把產權給農民。農戶分得土地後，可以像承包時那樣繼續單幹，可以按市場價格出賣自己的份地，可以自願聯合起來組織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的家庭農場，都是合法的，都是光榮的。黨和政府在宣傳上不要帶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視同仁。
當然，解決地塊細碎和機械化矛盾的最好辦法是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為基本製度的家庭農場。要走好這條道路，關鍵是政府放開政策，讓農民自發地搞，自己去搞，像私營企業那樣，自己推舉領頭人，自己選舉董事會，政府隻給政策，不派幹部。這種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為基本製度的家庭農場，與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處是把私有製原則堅持到底，任何時候，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許“動員教育”農民放棄土地私有權。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受《憲法》和《物權法》的保護。憑這個私有權，農民每年可以獲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須防止的更壞的結果是，在實現土地私有化的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的官商勾結，兼並鯨吞大片土地，一方麵造成巧取豪奪田連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麵造成數量龐大的赤貧階層，這將導致農村社會極大的不穩定，甚至引發土地革命。要允許組織農民協會掌握分配土地的實權。幹部的任務是掌握政策，保證分配的公平，隻當裁判，不下場踢球。在土改轄區有家族親友的幹部，實行回避製度。這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一定要萬無一失。
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土地問題上，我們絕不能犯不可改正的曆史性錯誤，遺禍子孫後代。一定要守住全國耕地不少於18億畝這條紅線。”1996年以來，中央曾兩次提出必守的耕地總量紅線，又兩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結果總是地方勝利，紅線被突破。守住18億畝紅線最根本的辦法，是實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門峽庫區失地農民說得好：“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麽法律什麽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壞勢力就不敢再輕舉妄動，因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麽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17
國家建設需用農民的土地，地價形成要靠市場機製。農民要成為有法人資格的賣方，行使參與權﹑要價權和談判權。除法定的稅收外，賣地的錢全部歸農民。政府要考慮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安置失地農民為前置原則。
土地私有化會使農民富起來。如果一畝地能賣100萬元，一家有七畝地的農戶就有了700萬元財產。實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讓農民富起來，建立起中國的內需市場。對此，城裏人要多想想農民的犧牲和貢獻，不應該有意見。經過土地私有製改革，農民會找回土改後合作化前那種翻身解放的喜悅。
第二、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資、住房、醫療、教育及各項社會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要占到財政總開支的60%。
2007年中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而在美國，2006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政府財政總開支的61%。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國高一倍。
既然標榜社會主義，那麽，我們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比例低於資本主義美國。它占財政支出的61%，我們也應當占到。前年我們是60%就是36000億，而不是6000億元。有了上規模的全民福利，失業農民工、失業工人、低收入者和貧困農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見影地緩解。
據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體報導，湖北的一對農民夫妻因負擔不起萬餘元的醫療費投長江自盡。不久，福建的一對農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醫療費，在閩江上演了同樣的一幕悲劇。這兩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數農民工在內的底層人民悲慘的生存境況。外電評論：觸目驚心的現實，宣告當局所鼓吹的農村合作醫療階段性的失敗。其條件之苛刻和保額之低，不具備社會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為顯示政績一樣，這是中國當局為應付輿論和國際社會所搞得世界級形象工程。18
一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說過，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真實反映了該國的意識形態。領導人到底信奉什麽?到底是人民的政府，還是特權階層的政府，看看財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萬億財政收入怎麽切割?是先切下60%留給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還是倒過來?拿官員用車來說，10年前開支3000億元，說要試點改革，試點了10年，車更多了，現在的開支是5000億元了。我們對官員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個狠勁。意大利法律規定，禁止公務員公車私用。西西裏島墨西拿市市長朱塞佩 · 布讚卡，曾經讓公務車司機開車將他和妻子送到巴裏市港口，回來時又讓司機接他們回家。2002年2月，當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處布讚卡13個月徒刑。布讚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費為由，提出上訴。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布讚卡因私與夫人乘坐公務車，被判六個月監禁，即日起在獄中服刑。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費了，減刑七個月，但公車私用就犯法，還得判半年。共產黨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 ，就是管不住公務車。事關黨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須動真的了。如果立下規矩，形成傳統，用在百姓工資福利方麵的財政開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諧社會。人民會對共產黨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製企業要落實實名股份製。
必須從理論上統一認識，公民沒有股權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是公有製經濟，是打著公有製旗號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大騙局。名為公有製、國有製、全民所有製或集體所有製，一較真，一落實，實際上蛻化成一種“官有製”。在這種體製下就產生了前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那樣的官員。作為中國第一大企業的掌門人，他自命為“共和國長子”，貪汙2個億，生活極盡奢華，每日揮霍4萬元，他每月的交際費是200萬元。公然說：“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從貪汙劣跡、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來觀察，他都是個權貴集團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讚賞陳誌武先生的主張，把國有企業股權分到公民個人身上，實現民有化。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全民所有製企業，國有企業不是政府所有的企業，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這些企業和國有資產。差別在於，以前沒有把“全民所有製”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體落實，所有者是虛的、缺位的，通過設立公民權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個人手裏，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體落實。20
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實。把國有資產通過公民權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實十七大的政策主張，也就是馬克思說的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建議從2008年國企總資產的42.55萬億元 21 中劃出20萬億為公民權益基金，分期分批地進行股權改革，將股票分發給約 4億城鎮居民。
第一批發給國有企事業單位在職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正處級(含)以下的黨政幹部，每人5萬元股票。未分地的農民工享受城鎮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發給黨政機關在職和離退休正處級(含)以下幹部，教育文化機關在職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員以下人員，每人5萬元股票。
第三批發給在役和複轉的軍隊正團級(含)以下官兵，每人5萬元股票。
第四批發給未參加過工作的城鎮居民，每人3萬元股票。
地方副市級(原地委專區一級副職，含)、軍隊副師級以上幹部暫不參加全民所有製股權改革，以縮小中高級幹部與廣大群眾的收入差距。
經過國企股權製度改革，城鎮居民每個家庭有了二三十萬元的固定資產，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紅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會真正找到當家做主的感覺。
將國有企業通過股票形式量化給個人，資本主義美國又走在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麵。美國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發現了儲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這帶來了一筆巨大的公共財富。在公眾的推動下，1977年議會設立阿拉斯加州的資源權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經營石油和天然氣的企業，企業的收入給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發放等額的現金分紅。1982年，全州40多萬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張價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會分紅。從那時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經連續24年給全州公民分紅了。22美國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做著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事情。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中國，理應比美國做得更好。
實行這三項新政，將從根本上改善廣大工農群眾與黨和政府的關係，重建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重建執政合法性的社會基礎。如果胡錦濤、溫家寶有膽略、有魄力實行之，他們就占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道義的製高點，在中共執政史上做出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貢獻。他們就一定能夠走出困局，改變形象，得到13億人民的衷心擁護。中國的內需馬上會出現汪洋大海般的市場，漂亮地、穩當地渡過世界經濟危機。“胡溫新政”將要與“羅斯福新政”一樣青史留名，胡錦濤、溫家寶會成為中國的羅斯福。
這種改變利益格局的大興大革，必然會遇到城鄉權貴集團的強烈抵抗。胡溫如果下決心挽救黨、挽救國家，要製定一個團結多數幹部的政策，向社會公布，這是消解權貴集團的關鍵性一著。除買官賣官者堅決打擊外，由於經濟政策界限不清瀆職者，說清問題一律寬大處理。子女打著父母的名義在社會得到的好處，要和他們父母本人劃開。一位CEO,他掌控的資產與他貪汙的資產不是一回事，這是兩個容易混淆但必須分清的概念。隻要他們不化公為私，不向國外和境外轉移財產，守護好、經營好所掌控的資產，一律寬大處理，承認他們的經營能力，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各級領導幹部，隻要把自己和家庭問題說清楚，帶頭執行陽光法案，擁護和執行三項新政，一律團結使用。
三項新政必須在公開、透明，接受群眾和媒體監督的情況下實施。要防止權貴集團在推行新政中謀私，防止各級領導人成為權貴集團的工具，辦法隻有一條：民主。落實憲法第35條，把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給公民社會，開放報禁，給群眾結社自由，執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領導人和人民的結合才有互動的途徑和紐帶，才具有可操作性，這是推行新政的關鍵。中央權力和權威的強化取決於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會力量的強大。推行新政的領導人對這一點要看明白，想清楚。作為一名老軍人，以我對人民解放軍的傳統和素質的了解，這支軍隊人民子弟兵的本質沒有變，他們在抗洪、抗震救災中為黎民百姓的獻身精神證明了這一點。在關鍵時刻，他們會站在代表和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一邊的，絕不會去為權貴集團看家護院。
趙紫陽生前提出對權貴資本主義必須有一種政策來進行遏製，三大新政就是遏製權貴資本主義，和平地化解權貴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的最好的辦法。趙紫陽用“遏製”這個詞，而不用“打倒”、“消滅”一類的詞，表現了他主張用解決黨內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決權貴集團的問題。
權貴集團應該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動你們先富的這一塊，不動由於政策界限不清，你們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財富，將來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弄清是非解決問題，條件是你們不能反對、抗拒新政，一反對就由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了，誰跳出來反對，先解決誰的問題。我建議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希望達到趙紫陽設想的結局：“官僚資本家暴發了，但廣大人民生活也還改善了，生活過得去，於是人民容忍了，以後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買官賣官這一塊要從嚴，這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要以毒蛇噬手壯士斷腕的精神，把買官賣官分子從黨和政府的機體中剝離出去。一個鎮長10萬，一個縣醫院院長30萬，這個風不刹住，這一條潛規則不破，這樣的人不清除，黨就死定了。
重新建黨建政，向民主化轉型
胡溫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救黎民於水火，解百姓於倒懸，會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在黨的威信極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用不著顧慮普選，多少個黨出來競選，多數選民還是會投共產黨的票。隨著報禁、黨禁的開放，貪汙腐敗會得到根治，這是一種自然的良性互動。在全民皆大歡喜的政治氣氛中，妥善解決重新評毛、為“**”平反、為“**功”平反等問題，實現全民大和解。在民主憲政中，黨以新的麵貌和新的政績，像瑞典社會民主黨那樣，連選連任，出現在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當然，也要有由於政策失誤出現政黨輪替的思想準備，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贏得大選的信心。無論在朝在野，這個在轉型中新生的政黨都是民主憲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中國共產黨還清曆史舊債，卸掉了曆史包袱，必須改變黨的名稱，對黨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造。入了黨做了官的，許多人成了貪官。追求入黨的人們，很多是為了做官發財。共產黨這個名稱，已經完全失去了道義的含量。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國追求解放的民眾和要求進步的青年。建國以後，黨逐漸變質了，前30年是專製獨裁，餓死3755萬人，後30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麵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汙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汙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自利性的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要堅決清理開除腐敗分子。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理論，恩格斯晚年已明確否定。共產黨的名稱在理論上也失去了根據。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我支持鄧公的意見。改變名稱是黨自救，自贖。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與空想社會主義告別，與暴力社會主義告別，與封建社會主義告別，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在黨的改造過程中，可以允許毛派分裂出去單獨組黨。保留一個左翼政黨，對照顧弱勢群體利益，保持社會利益的相對平衡和穩定有好處。中國的兩黨製隻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隻有像毛派這樣的在野黨才能對執政黨起監督和製衡作用。要相信毛派會進步成熟起來，使自己在民主憲政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執政的機會，也不會胡來;如果真的胡來，很快會被選民拋棄。趙紫陽曾提出建立反對黨的問題。這是民主憲政的基本建設。有了反對黨，執政黨發生重大錯誤時，才有替補隊員，不會出現不管犯多大錯誤還得讓它執政下去的無可奈何狀態。
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並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實際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製度，這個新製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裏。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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