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快遞 : 譚案起訴書有失國格——張思之大律師質疑譚作人案（兩篇文章）
1.譚案起訴書有失國格——張思之大律師質疑譚作人案
2.張樸：我們四川人的女人——記譚作人的夫人王慶華
※ ※ ※ ※ ※
譚案起訴書有失國格——張思之大律師質疑譚作人案
作者：張思之/艾曉明
《參與》編者按：2010年1月9日，著名環保活動家、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案在四川省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法院認定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判決書中稱：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譚作人炮製《廣場日記》並在境外媒體發表、 以獻血方式宣揚所謂"六四精神"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予以確認；其餘指控不予認定。辯護人提交的證據與認定的事實不具有關聯性，不予采信。”所說的其餘指控就包括“2008年‘5.12汶川 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體采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毀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不難看出，法院刻意回避了汶川地震這一敏感話題，對於法院王顧左右而言“六四”的做法，譚作人的代理律師浦誌強認為是“用六四事件遮蔽地方腐敗，用譚作人案綁架中央政府”。
以下為2009年11月12日，即譚作人案一審開庭三個月後，張思之大律師接受《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等紀錄片導演艾曉明采訪的部分文字實錄，張思之對起訴譚作人的幾項罪名作了鞭辟入裏的分析。譚作人案二審在即，試看四川省高院的法官們如何麵對張思之大律師提出的質疑，會不會依舊是“加一頂帽子就完了。要什麽法？要什麽根據？都可以不要的。”
艾曉明：你怎麽看待它這個起訴書上的幾項罪名呢？總的性質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張思之：當時看到這個起訴書，我就笑了，跟我過去看的起訴書是一個水平。我可能把問題看得嚴重一些：這種起訴書是有失國格的。根本拿不出手，絕對拿不出手。裏麵什麽內容？除了講了一句六四之外，別的還有什麽？因為那個起訴書本身不能夠說明譚作人有罪，而且你們現在要定人家大罪，所以很好笑。很多時候我是有這個感慨：很多重要的起訴書，他們根本沒有推敲。所以在正常情況之下，律師辦這種案子應當是比較輕鬆的。因為這種起訴書可以這樣講，是不堪一擊的；根本就站不住，起訴書本身就站不住，太好笑了。
艾曉明：第一條是說被告人譚作人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滿，多年來，以各種方式從事紀念六·四的活動，這裏，一個主要的證據是說他2007年5月寫了一個《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
張思之：這條？那麽好了，關於六·四的定性問題，最高層，你們變過沒有？暴亂是你們說的，是不是？後來變成風波也是你們提的，你們可以來回地變，你們可以這樣認識，你們也可以那樣認識。那麽，我作為譚作人，我對這樣一個事件，我作為一個公民，我提出我的認識，有什麽不可以呢？至於我的認識對與不對，那大家討論嘛。
艾曉明：說他通過互聯網，把這篇文章發給《自由聖火》等網站，該文的主要內容是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進行歪曲描述和誹謗。
張思之：那麽好了，什麽地方歪曲了？我誹謗什麽了？對不對？你不可以把問題抽象化。對這些問題，你作為指控來講，你必須得有具體事實，要具體化。
艾曉明：也就是說，發表了一篇他的日記。
張思之：對。你說發表了日記，日記的什麽內容涉及誹謗了？什麽內容把事實歪曲了？你有沒有這些東西嘛？你沒有嘛。正如，我們舉個例子說，哎呀，你這人真壞，你太壞了、你壞透了。這看起來是咋咋呼呼的，能解決問題嗎？是不是？那麽，我壞在什麽地方了？這個絕對站不住。在網上發東西，那是權力！那是基本人權！表達的權力，怎麽就不可以呢？你們怎麽講都行，你們愛怎麽說怎麽說，那麽我作為一個老百姓，我沒地方講，我在網上講講，怎麽就不可以？這跟顛覆有什麽關係啊？
艾曉明：它第二條是說譚作人跟境外敵對分子王丹聯係，並建議發起義務獻血活動。
張思之：好了，關鍵問題是獻血活動。那麽獻血的本身，是功是過？是對還是罪？然後說，跟王丹聯係，獻血。那我跟王丹聯係，沒有讓王丹去阻止獻血——說你們不要獻血，如果是那樣你還可以說點什麽。我跟王丹說是獻血，為什麽就不可以呢？至於王丹是個什麽人，那不是你隨便一說的事情。怎麽可以亂定性呢？王丹怎麽叫敵對分子？誰給定的性啊這是？誰下的判決？我怎麽就不可以跟王丹聯係呢？不要說王丹是中國人，他就是美國人，我也可以跟他聯係，怎麽就不可以聯係呢？
艾曉明：控方起訴書上說的是：王丹多次向譚作人投放紀念六·四進行所謂二十周年活動的相關資料，然後譚作人建議在今年六·四期間實施所謂六·四全球華人義務獻血活動，以紀念六·四二十周年。
張思之：那你找王丹呀，王丹給我投放資料，你找王丹啊，你找我幹嘛？另外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王丹投放的是什麽資料？是要顛覆你的資料嗎？那麽人們願意紀念六·四，怎麽就不可以？它是個事件，不管你對這個事件你怎麽定性，我作為公民，我要紀念這個活動，我要紀念這個事件，這個本身有什麽罪呢？談不到罪。你可以講是非，你不能講你有罪。六·四這個事情，你百年之後恐怕還會有人紀念吧。
艾曉明：它的第三個指控就是：譚作人在2008年5·12地震發生以後，多次接受境外媒體采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毀我黨和政府形像的言論。但是他的證據是從譚作人的私人電腦裏麵搜集來的22篇文章。
張思之：那麽關鍵問題，我什麽地方詆毀了？哪些事是我詆毀了？如果說我對境外的這些人我講的都是實際情況，那怎麽能夠構成詆毀呢？造謠沒有？歪曲沒有？如果都沒有，我講的是事實；那對不起了，談不到，這個跟顛覆毫無關係。
艾曉明：我不懂啊，我想請教您：這個顛覆罪，究竟是怎麽形成的？
張思之：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一些根本性的界限問題，作為執政黨、或者作為政府，作為他們領導人，故意地不給你劃分清楚。你比如說，我對政府的某個措施有意見，咱們假定說，對這個勞動教養措施有意見；對政府的措施，某項措施有意見，不等於對政府有意見。這是一個界限。第二個界限，對政府有意見，不等於就是要顛覆這個政權。對政府，允不允許有意見？允許有意見嘛。我過去，我在法庭上跟他們舉了個例子，他們是無話可講的。你們鄧小平，你們帶頭批華國鋒、批華國鋒政府的時候，那也是對政府有意見哦。說華國鋒搞兩個凡是，對不對啊？那能說你是顛覆政權嗎？再一個問題，政權是可以更換的。那麽，我提出，比如說要更換政權，不等於是我顛覆啊，不等於是我顛覆國家政權啊！如果那樣的話，還要民主幹什麽啊？那你這是一黨專政萬歲、可以永存嘛。而這個政權，的的確確，我們從人類文明史來看，這個政權真的是需要來回更換的呀！隻有這樣，才能夠不斷進步嘛。作為譚作人，人家對你六·四的做法有意見，非常正常。就是六·四當時，黨內、軍內不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嗎？對開槍不是也有人有意見嗎？為什麽四個老將軍說無論如何不能開槍？那不也是一種意見，對不對啊？你能說他是顛覆嗎？他是為了顛覆嗎？他那意見就更尖銳了，他那個都構成不了顛覆，譚作人講幾句話怎麽就顛覆了呢？
艾曉明：咱們是怎樣形成了這樣一個思路，就是把批評意見算成是反黨反政府反革命？
張思之：這個完全是從意識形態角度考慮問題的。我們實際上就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了，根子是在這裏。它隻要你對它不滿，它就說你反它，你反它就是反革命。
艾曉明：那麽，現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很多這一類的例子，包括在網上發一個帖子，就變成造謠或者是擾亂社會治安，諸如此類；像譚作人就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那麽，有什麽可能可以改善這種狀況？
張思之：這個就說來話長了，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我們整個政治體製問題了。這個，現在的關鍵問題，我們的司法權，第一，它沒有製約；第二，它不獨立。所以一係列的問題都由此而來。我們講三權也好，或者像孫中山講五權也好，隻要是公權，那都需要互相製約，都需要有監督的。我們現在不承認這個，隻要一講三權，那就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是不是？三權是客觀存在，為了這三權本身的充分運用，就需要互相製約。隻有互相製約，這三權才能夠體現出它們本身的質量，才能夠起到它應該起的作用。道理很簡單，但是我們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現在就是，反正統統都是在我黨領導下，黨是決定一切的，黨是領導一切的。我們現在講的這個穩定現在是越來越清楚，是講我們統治秩序問題，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生活問題。那麽有的時候，老百姓對這穩定不買賬，認為穩定成了一把刀子了，可以放在老百姓頭上，以穩定為名，行鎮壓之實。那怎麽可以呢？我們把話說回來，如果我們的司法權不能受到製約，它本身就不能夠獨立行使；那這些問題，很難解決。它就給你加一頂帽子就完了。要什麽法？要什麽根據？都可以不要的。譚作人這個案子隻不過是個例子而已。
艾曉明：您怎麽看待浦律師、夏律師他們去出席一審的時候，證人都受到了阻擾？特別是艾未未他們出庭作證，當天淩晨，警察破門而入，出拳毆打艾未未？
張思之：證人出庭受到阻撓，在我的意料之中。因為證人一出庭，那檢察院就完了，起訴書就完了。事實真相一大白，還有什麽話講呢？它不會讓證人出庭的。這個我跟夏霖、跟誌強，我給他們說過我的意見。第一，作為律師，有權要求法庭傳喚證人出庭。第二，作為本案來講，應當實施這個權利，一定要提出要證人出庭。因為，隻有證人出庭，才能夠證明譚作人的問題究竟是怎麽回事，才能夠把事情講清楚，還事實一個本來麵目。第三，根據我對情況的判斷，我們的法院不會允許證人出庭。但第四，我沒有想到，成都的公安會如此下作，會動手打人，這一點確實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艾曉明：現在艾未未工作室，向四川省各級政府部門，提出了幾百個問題：要求信息公開。有關於地震的問題、預報的問題、校舍質量的問題、校舍安全的問題，還有救災款去向的問題。
張思之：提得好。因為譚作人的這個案子，畢竟涉及到地震，涉及到地震後對地震後果的一些處置，涉及這些問題。我們再回憶一下，地震發生之後的當時，我們對有些問題，我們是怎麽講的？豆腐渣工程我們當時是怎麽講的？“一定要查”，“要查個水落石出”。對於援助地震的那些物資，當時已經發現有人走了後門，有人在這裏邊搞了鬼。咱們暫時不說他貪汙，一定有人搞了鬼，是不是？已經有實據了，我們是怎麽講的？一定要查到底。而且講的，不管是誰，我們一定要查到底。結果怎樣？明明白白的。咱們再講小事情，明明把帳篷拿去自己享用去了，這個是人贓俱獲的事情，查了嗎？這是不是問題？老百姓講幾句話，就是違反這個條例、違反那個條例，你們這算什麽？說句老實話，地震後果所產生的一係列的問題，查起來，我想，問題會非常深刻。因為我絕不懷疑這裏邊有某種權勢在發生作用，他們不肯、也舍不得自我暴露。
艾曉明：那麽，現在公民監督、公民對政府一些政策、決策的批評，怎樣才能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呢？
張思之：這就需要一定的製度了，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定的製度，這個很難得到有效保障。沒有真正合法合情合理的製度來保障人民的權力的話，那麽像你講的這些東西恐怕很難解決。
艾曉明：您現在感覺到哪些努力您比較肯定，有助於我們這個社會的製度建設？
張思之：多年以來，我堅持的一個看法就是，個案的推動效果會比較好一些，成效也會比較明顯或者顯著一些，有助於一點點往前推。比如說，孫誌剛那個案例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推出了一個新的製度。遺憾的是，孫誌剛那個事件的經驗，從政府到司法界、律師界都沒有充分重視，把它調動起來。如果說我們抓這些特別典型的事例，包括譚作人這個案子也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推，會有效果。比我們整天在那裏高喊口號，空喊高調，效果會好一點。
□ 《參與》
※ ※ ※ ※ ※
張樸：我們四川人的女人——記譚作人的夫人王慶華
（一）
環保人士譚作人被判刑五年的消息傳來，我立刻給他夫人王慶華打電話。我想安慰她，可，拿什麽來安慰？麵對著依然拒絕文明的野蠻政權，任何語言都顯得蒼白，連我自己也已厭倦，鬱積在胸的，惟有憤怒，惟有無奈。
譚作人何罪之有？
從表麵上看，中共當局指控的罪名，是譚作人把紀念六四的文章，拿到境外發表。年年在海外發表類似文章的大陸人，不在少數，有誰因一篇文章被判刑的？任何一個關注此案的人，都不難發現，懲罰譚作人的真實原因，在於他的行動得罪了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讓政府臉麵無光。
一個稱作彭州石化的工程，正建在成都平原上，巨量的汙染物，包括含苯的強致癌物，將要排入大氣、河流。為了使成都能多些幹淨的河水，能少點肮髒的空氣，譚作人奮筆疾書，要求彭州石化遷址。那些從工程中分到好處的利益集團，能不著急害怕？
四川大地震奪走了上萬學生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死於倒塌的豆腐渣校舍之下。譚作人先後23次進入震區調查，發現這些校舍垮塌的原因，在於官商層層侵奪工程款，造成建築偷工減料。譚作人要替死去的孩子們討還公道，呼籲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從承包商到官員到政府，一損俱損，能不驚慌恐懼？
譚作人的命運就這樣被注定了：在監獄裏度過漫長歲月，忍受與妻子與女兒分離的煎熬！
從話筒那端傳來王慶華的聲音，多麽熟悉，好像就在跟前說話。猛然，我有了想哭的衝動，仿佛我的憤怒和無奈，隻能靠淚水來表達。
（二）
我第一次見到王慶華，是在譚作人的庭審之後。我們約在一間茶樓裏。我以為會遇到一個傷心絕望的女人，當她出現時，令我意外：慶華顯得很平靜，儀表大氣，舉止從容。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她眼神裏的那絲笑意，後來我發現，無論是在沉默，在悲痛，在激憤，那絲笑意永不消失。
庭審前，律師曾問她：你現在是什麽心情？慶華說：我有一種臨戰的興奮。又說：這種感覺很多年沒有了。她告訴我，她很好奇，想知道當局憑什麽治譚作人的罪。結果呢，她既沒看到公訴人出示什麽證據，也沒聽到控辯雙方進行任何辯論，不但不準證人出庭，起訴書還漏洞百出。律師剛作出辯護，審判長就打斷說：請講下一個問題。律師說：我還沒說完。審判長說：我們已經明白了。這樣重複幾次，律師急得大叫：為什麽不讓我說話！辯護人的權利在哪裏？
能把你氣死！王慶華邊說邊搖頭。庭審後朋友們勸她別難過，她譏嘲說：他們要陷害一個人，竟然連點像樣的理由都不準備好，真丟人嗬！我問她：你就沒跟譚作人說句話？頓時，王慶華的神情黯淡下來。她說：我跟女兒坐在第一排，作人進來時，看到我們，笑著打招呼。當審判長宣布把作人帶出去時，我拉著女兒，邊喊邊撲了過去。一群警察衝過來把我們擋住，作人被拉走了，我都沒來得及看清楚他的表情。
我歎了口氣問：後來呢？
大哭了一場。 慶華把頭轉向窗外，輕聲說：我這輩子還沒這樣哭過。我已經有一百三十八天沒見到作人了，我就想抱抱他。
（三）
我去了他們的家，位於川大校園一棟老宿舍樓裏。客廳兼作譚作人的工作室，沙發是20年前的舊貨，書桌由幾塊木板拚成。十多年來，譚作人就在這個簡陋的環境裏，寫下眾多的策劃書、建議書、意見書、調查報告。從“西部大開發四川環保十大建議”，到“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獨立調查”，到“成都市天府旅遊廣場方案”；從“反對柏條河水電工程”，到“彭州石化工程公民建議書”，到“5?12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為了四川生態環境的良好，為了成都發展的健康，為了家鄉人民的幸福未來，為了替遇難的孩子伸張正義，譚作人殫精竭慮，嘔盡心血。他曾對慶華說：真的怕很快老了，才智掏空了，不能為社會進步做的更多，要抓緊幹。
那些前來抄家的警察們，可曾對比過自己的舒適住宅，可曾反省過自己的所作所為？臉上會沒一絲的愧色，心頭會沒一絲的感動？
就是在這個家，我第一次得知：近些年來譚作人沒有固定收入，全靠慶華支撐著他的事業，挑起家裏的大梁。
她有一份退休金，加上打工，收入不多，沒錢就少用。慶華說她這人原本一輩子不想工作，但現在必須幹，作人才能安心做事。她的生活可以很簡單：饅頭、鍋魁，就能對付一頓。雖然是銀行家的後代，從小生活優裕，慶華稱自己能上能下，不怕過窮日子，不圖虛榮。她求的是真愛，在乎的是人，不是男方掙錢多少。
作為男人，譚作人經常因不能養家而痛苦，有次他衝動地說：我要你的錢，不如去死！慶華著急了，說我的錢，也是你的呀！人這一輩子，能幹自己想幹的事，已經不容易了。不要東想西想，我就是你的後盾。為了不刺傷譚作人的自尊心，每次給錢，慶華盡量選擇合適的方式，比如她會說：今天發工資了，我倆把錢分了，你看你需要多少？
作人到地震災區作調查，慶華經常打電話去，問有沒有麻煩，叮囑他注意安全。忙到春節都不能回家，慶華也從不抱怨。有朋友這樣形容：慶華給了作人太多的支持，使他毫無牽掛地走他選擇的路。
像所有做妻子的那樣，王慶華希望能和譚作人過一個安靜的生活，她也不是不清楚譚作人麵臨著危險。我問她為何還要支持作人？慶華的回答是：我跟作人是一模一樣的人，對不公平的社會憤憤不平！
（四）
國保第一次找譚作人“喝茶”，是在他開始反對彭州石化工程時。後來，“喝茶”的次數增多了，一般做妻子的，通常會陷入一種緊張和擔驚受怕中，但慶華的鬥誌依然昂揚。有天譚作人回家後說，他正在策劃“和平保城”的公民行動，到天府廣場去散步（示威）。他問慶華：你看這事還搞不搞？慶華反問他：隻要你覺得做得對，為什麽不搞？
我問慶華：難道你不害怕？她微笑作答：在我頭上就沒有一個怕字。她告訴我，從小她就有秋瑾情結，不怕豁出去。在文革武鬥中，作為紅衛兵的她，敢端著槍衝鋒！當年的幼稚早已不複存在，如今的慶華，頑強的個性依舊，什麽都嚇不倒她。
譚作人一開始認為他是安全的，自信地說：我屬於各方麵都能接受的人。他把自己比作一個平台，連接政府和老百姓。他所做的事情，是在幫政府化解一些積怨很深的矛盾。“如果因為地震調查，因為反對彭州石化選址，把我抓進去，這個玩笑可就開大了。”慶華不同意他的看法，提醒他：當局從來不按規矩出牌，你已經得罪了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2009年3月9日，當局終於對譚作人下手了。
（五）
那天慶華在深圳出差，接到女兒的電話：家中被盜。回來後一看現場，就知道是國保的傑作：隻偷走兩個電腦。當局在譚作人的電子信箱裏發現了給王丹的信，居然拿這份私人郵件，作為定罪的證據。連慶華養的狗也跟著倒黴，挨了一刀。看來，狗的叫聲把偷偷闖入的不速之客們，嚇壞了。
正在地震災區調查的譚作人回家後，立即去見監管他的國保，氣憤地說：我幹脆跟我老婆離婚，把全家人解脫出來。又尖銳地問：是不是今天捅狗，明天就捅人？狼狽不堪的國保威脅說：你是要端起幹（對著幹）了？譚作人說：我不是端起幹，我是脫了褲子幹！
隨後，譚作人在網上發出《龍門山，請為北川孩子們作證》一文。慶華問：要抓人了，你還寫？譚說：即使提筆就死，也要寫出來。3月25日，國保把譚作人叫去，透露說：我們幫不了忙了，上麵來人了。
3月26日，譚作人被捕的兩天前，全家圍坐在飯桌前。慶華對譚說：應該考慮你“進去”的問題了。女兒擔憂地問：爸爸會進公安局嗎？譚含笑說：不會，不會。女兒睡覺去了，夫妻倆又繼續談。作人說：看來他們打算把我滅了。慶華說：隻要想整你，你這一百多斤，就是砧板上的肉。作人說：我有坐牢的準備。慶華說：那我就放心了。作人忽然埋下頭去，當他再抬起頭時，眼中含淚。他望著慶華說：我對得起天下的人，但我對不起你，對不起孩子，我給你們帶來了麻煩。
慶華後來對我說，當時她直想衝著作人喊：你沒有罪，沒有罪！等話衝出口時，變成了：哪怕判你50年，隻要我不死，我也要等著你！
做夫妻相濡以沫17年，如今慶華眼看著自己疼著、愛著的丈夫，就要身陷囹圄，她還能說出什麽話，比這番話，更加動地撼天！
（六）
慶華要給我看些東西，我去了她打工的電器商店。她拿出她跟作人的一些來往信件。看守所的高牆，隔不斷彼此的牽掛。一句“愛你的”，足見綿綿情意；一聲“你好嗎”，令人倍感心酸。
望著窗外的雨，慶華在信裏寫道：我怕雨。雨水多了，說明夏天快到了。夏天到來時，你在哪裏？作人在回信中寬慰她，拿坐監調侃，說他發現：牢底是坐不穿的，但屁股會坐起繭。又說：坐牢的好處是，幾十年的瞌睡帳也還清了，還略有盈餘和儲備，豈不快活！作人有時會擔心慶華處理不好家中的繁雜事務。慶華就回信開玩笑：你老說我是小聰明大笨蛋，大笨蛋對家裏的事還能應付，放一萬個心吧。
看守所似乎成了慶華的又一個“家”。雖然不準見麵，她仍常去，送點錢，或帶些衣服，她要讓作人隨時感受著關心。女兒也堅持要來，說看不到爸爸，看看地方，拍張照片也好。作人生日那天，慶華帶女兒一早趕去，女兒在看守所門前填表，簽上自己的名字，從父母過去給的壓歲錢裏，拿出100元，讓看守帶給爸爸，當作生日禮物。連續幾夜，譚作人因此激動得沒能睡覺。
作人被捕後，慶華曾問女兒：假如要你爸爸寫悔過書，不寫就不釋放他，你說該怎麽辦？女兒的回答是：不當叛徒！在學校裏，同學們紛紛對她表示：你爸爸是英雄！庭審那天，迎接她的歡呼聲和掌聲，震耳欲聾。人群裏很多人在哭，有些人過來跟她擁抱。也有人在呼喊：你爸爸很偉大，你應該為他感到驕傲！
（七）
譚作人決定上訴那天，他用戴著手銬的手，為律師寫下了這樣兩段話：人民盼望法治政府，盼望法治國家。
當我們在電話裏談論這件事時，慶華忽然冒出一句話：我也有個盼望。
我問：盼望什麽？
她說：盼望新中國的到來。
我握著話筒的手在顫動：中共建國以來，我們看夠了它的無法無天，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稱之為“巨大”，也不足以形容其程度。人們盼望依法治國，盼望公平正義，已經盼了六十年！統治者隔三岔五，也會高奏一曲法治的讚歌，然而至今仍是：貪贓枉法，迫害無辜，為所欲為，權力至上。就連中共自己頒布的法律，也隻是當權者口袋裏的玩物，隨時可以根據政治需要，變成一紙廢話。
法治與專製，勢如水火不相容。慶華，你的盼望，不也是中國老百姓的盼望！
1.譚案起訴書有失國格——張思之大律師質疑譚作人案
2.張樸：我們四川人的女人——記譚作人的夫人王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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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案起訴書有失國格——張思之大律師質疑譚作人案
作者：張思之/艾曉明
《參與》編者按：2010年1月9日，著名環保活動家、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案在四川省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法院認定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判決書中稱：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譚作人炮製《廣場日記》並在境外媒體發表、 以獻血方式宣揚所謂"六四精神"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予以確認；其餘指控不予認定。辯護人提交的證據與認定的事實不具有關聯性，不予采信。”所說的其餘指控就包括“2008年‘5.12汶川 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體采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毀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不難看出，法院刻意回避了汶川地震這一敏感話題，對於法院王顧左右而言“六四”的做法，譚作人的代理律師浦誌強認為是“用六四事件遮蔽地方腐敗，用譚作人案綁架中央政府”。
以下為2009年11月12日，即譚作人案一審開庭三個月後，張思之大律師接受《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等紀錄片導演艾曉明采訪的部分文字實錄，張思之對起訴譚作人的幾項罪名作了鞭辟入裏的分析。譚作人案二審在即，試看四川省高院的法官們如何麵對張思之大律師提出的質疑，會不會依舊是“加一頂帽子就完了。要什麽法？要什麽根據？都可以不要的。”
艾曉明：你怎麽看待它這個起訴書上的幾項罪名呢？總的性質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張思之：當時看到這個起訴書，我就笑了，跟我過去看的起訴書是一個水平。我可能把問題看得嚴重一些：這種起訴書是有失國格的。根本拿不出手，絕對拿不出手。裏麵什麽內容？除了講了一句六四之外，別的還有什麽？因為那個起訴書本身不能夠說明譚作人有罪，而且你們現在要定人家大罪，所以很好笑。很多時候我是有這個感慨：很多重要的起訴書，他們根本沒有推敲。所以在正常情況之下，律師辦這種案子應當是比較輕鬆的。因為這種起訴書可以這樣講，是不堪一擊的；根本就站不住，起訴書本身就站不住，太好笑了。
艾曉明：第一條是說被告人譚作人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滿，多年來，以各種方式從事紀念六·四的活動，這裏，一個主要的證據是說他2007年5月寫了一個《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
張思之：這條？那麽好了，關於六·四的定性問題，最高層，你們變過沒有？暴亂是你們說的，是不是？後來變成風波也是你們提的，你們可以來回地變，你們可以這樣認識，你們也可以那樣認識。那麽，我作為譚作人，我對這樣一個事件，我作為一個公民，我提出我的認識，有什麽不可以呢？至於我的認識對與不對，那大家討論嘛。
艾曉明：說他通過互聯網，把這篇文章發給《自由聖火》等網站，該文的主要內容是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進行歪曲描述和誹謗。
張思之：那麽好了，什麽地方歪曲了？我誹謗什麽了？對不對？你不可以把問題抽象化。對這些問題，你作為指控來講，你必須得有具體事實，要具體化。
艾曉明：也就是說，發表了一篇他的日記。
張思之：對。你說發表了日記，日記的什麽內容涉及誹謗了？什麽內容把事實歪曲了？你有沒有這些東西嘛？你沒有嘛。正如，我們舉個例子說，哎呀，你這人真壞，你太壞了、你壞透了。這看起來是咋咋呼呼的，能解決問題嗎？是不是？那麽，我壞在什麽地方了？這個絕對站不住。在網上發東西，那是權力！那是基本人權！表達的權力，怎麽就不可以呢？你們怎麽講都行，你們愛怎麽說怎麽說，那麽我作為一個老百姓，我沒地方講，我在網上講講，怎麽就不可以？這跟顛覆有什麽關係啊？
艾曉明：它第二條是說譚作人跟境外敵對分子王丹聯係，並建議發起義務獻血活動。
張思之：好了，關鍵問題是獻血活動。那麽獻血的本身，是功是過？是對還是罪？然後說，跟王丹聯係，獻血。那我跟王丹聯係，沒有讓王丹去阻止獻血——說你們不要獻血，如果是那樣你還可以說點什麽。我跟王丹說是獻血，為什麽就不可以呢？至於王丹是個什麽人，那不是你隨便一說的事情。怎麽可以亂定性呢？王丹怎麽叫敵對分子？誰給定的性啊這是？誰下的判決？我怎麽就不可以跟王丹聯係呢？不要說王丹是中國人，他就是美國人，我也可以跟他聯係，怎麽就不可以聯係呢？
艾曉明：控方起訴書上說的是：王丹多次向譚作人投放紀念六·四進行所謂二十周年活動的相關資料，然後譚作人建議在今年六·四期間實施所謂六·四全球華人義務獻血活動，以紀念六·四二十周年。
張思之：那你找王丹呀，王丹給我投放資料，你找王丹啊，你找我幹嘛？另外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王丹投放的是什麽資料？是要顛覆你的資料嗎？那麽人們願意紀念六·四，怎麽就不可以？它是個事件，不管你對這個事件你怎麽定性，我作為公民，我要紀念這個活動，我要紀念這個事件，這個本身有什麽罪呢？談不到罪。你可以講是非，你不能講你有罪。六·四這個事情，你百年之後恐怕還會有人紀念吧。
艾曉明：它的第三個指控就是：譚作人在2008年5·12地震發生以後，多次接受境外媒體采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毀我黨和政府形像的言論。但是他的證據是從譚作人的私人電腦裏麵搜集來的22篇文章。
張思之：那麽關鍵問題，我什麽地方詆毀了？哪些事是我詆毀了？如果說我對境外的這些人我講的都是實際情況，那怎麽能夠構成詆毀呢？造謠沒有？歪曲沒有？如果都沒有，我講的是事實；那對不起了，談不到，這個跟顛覆毫無關係。
艾曉明：我不懂啊，我想請教您：這個顛覆罪，究竟是怎麽形成的？
張思之：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一些根本性的界限問題，作為執政黨、或者作為政府，作為他們領導人，故意地不給你劃分清楚。你比如說，我對政府的某個措施有意見，咱們假定說，對這個勞動教養措施有意見；對政府的措施，某項措施有意見，不等於對政府有意見。這是一個界限。第二個界限，對政府有意見，不等於就是要顛覆這個政權。對政府，允不允許有意見？允許有意見嘛。我過去，我在法庭上跟他們舉了個例子，他們是無話可講的。你們鄧小平，你們帶頭批華國鋒、批華國鋒政府的時候，那也是對政府有意見哦。說華國鋒搞兩個凡是，對不對啊？那能說你是顛覆政權嗎？再一個問題，政權是可以更換的。那麽，我提出，比如說要更換政權，不等於是我顛覆啊，不等於是我顛覆國家政權啊！如果那樣的話，還要民主幹什麽啊？那你這是一黨專政萬歲、可以永存嘛。而這個政權，的的確確，我們從人類文明史來看，這個政權真的是需要來回更換的呀！隻有這樣，才能夠不斷進步嘛。作為譚作人，人家對你六·四的做法有意見，非常正常。就是六·四當時，黨內、軍內不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嗎？對開槍不是也有人有意見嗎？為什麽四個老將軍說無論如何不能開槍？那不也是一種意見，對不對啊？你能說他是顛覆嗎？他是為了顛覆嗎？他那意見就更尖銳了，他那個都構成不了顛覆，譚作人講幾句話怎麽就顛覆了呢？
艾曉明：咱們是怎樣形成了這樣一個思路，就是把批評意見算成是反黨反政府反革命？
張思之：這個完全是從意識形態角度考慮問題的。我們實際上就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了，根子是在這裏。它隻要你對它不滿，它就說你反它，你反它就是反革命。
艾曉明：那麽，現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很多這一類的例子，包括在網上發一個帖子，就變成造謠或者是擾亂社會治安，諸如此類；像譚作人就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那麽，有什麽可能可以改善這種狀況？
張思之：這個就說來話長了，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我們整個政治體製問題了。這個，現在的關鍵問題，我們的司法權，第一，它沒有製約；第二，它不獨立。所以一係列的問題都由此而來。我們講三權也好，或者像孫中山講五權也好，隻要是公權，那都需要互相製約，都需要有監督的。我們現在不承認這個，隻要一講三權，那就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是不是？三權是客觀存在，為了這三權本身的充分運用，就需要互相製約。隻有互相製約，這三權才能夠體現出它們本身的質量，才能夠起到它應該起的作用。道理很簡單，但是我們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現在就是，反正統統都是在我黨領導下，黨是決定一切的，黨是領導一切的。我們現在講的這個穩定現在是越來越清楚，是講我們統治秩序問題，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生活問題。那麽有的時候，老百姓對這穩定不買賬，認為穩定成了一把刀子了，可以放在老百姓頭上，以穩定為名，行鎮壓之實。那怎麽可以呢？我們把話說回來，如果我們的司法權不能受到製約，它本身就不能夠獨立行使；那這些問題，很難解決。它就給你加一頂帽子就完了。要什麽法？要什麽根據？都可以不要的。譚作人這個案子隻不過是個例子而已。
艾曉明：您怎麽看待浦律師、夏律師他們去出席一審的時候，證人都受到了阻擾？特別是艾未未他們出庭作證，當天淩晨，警察破門而入，出拳毆打艾未未？
張思之：證人出庭受到阻撓，在我的意料之中。因為證人一出庭，那檢察院就完了，起訴書就完了。事實真相一大白，還有什麽話講呢？它不會讓證人出庭的。這個我跟夏霖、跟誌強，我給他們說過我的意見。第一，作為律師，有權要求法庭傳喚證人出庭。第二，作為本案來講，應當實施這個權利，一定要提出要證人出庭。因為，隻有證人出庭，才能夠證明譚作人的問題究竟是怎麽回事，才能夠把事情講清楚，還事實一個本來麵目。第三，根據我對情況的判斷，我們的法院不會允許證人出庭。但第四，我沒有想到，成都的公安會如此下作，會動手打人，這一點確實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艾曉明：現在艾未未工作室，向四川省各級政府部門，提出了幾百個問題：要求信息公開。有關於地震的問題、預報的問題、校舍質量的問題、校舍安全的問題，還有救災款去向的問題。
張思之：提得好。因為譚作人的這個案子，畢竟涉及到地震，涉及到地震後對地震後果的一些處置，涉及這些問題。我們再回憶一下，地震發生之後的當時，我們對有些問題，我們是怎麽講的？豆腐渣工程我們當時是怎麽講的？“一定要查”，“要查個水落石出”。對於援助地震的那些物資，當時已經發現有人走了後門，有人在這裏邊搞了鬼。咱們暫時不說他貪汙，一定有人搞了鬼，是不是？已經有實據了，我們是怎麽講的？一定要查到底。而且講的，不管是誰，我們一定要查到底。結果怎樣？明明白白的。咱們再講小事情，明明把帳篷拿去自己享用去了，這個是人贓俱獲的事情，查了嗎？這是不是問題？老百姓講幾句話，就是違反這個條例、違反那個條例，你們這算什麽？說句老實話，地震後果所產生的一係列的問題，查起來，我想，問題會非常深刻。因為我絕不懷疑這裏邊有某種權勢在發生作用，他們不肯、也舍不得自我暴露。
艾曉明：那麽，現在公民監督、公民對政府一些政策、決策的批評，怎樣才能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呢？
張思之：這就需要一定的製度了，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定的製度，這個很難得到有效保障。沒有真正合法合情合理的製度來保障人民的權力的話，那麽像你講的這些東西恐怕很難解決。
艾曉明：您現在感覺到哪些努力您比較肯定，有助於我們這個社會的製度建設？
張思之：多年以來，我堅持的一個看法就是，個案的推動效果會比較好一些，成效也會比較明顯或者顯著一些，有助於一點點往前推。比如說，孫誌剛那個案例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推出了一個新的製度。遺憾的是，孫誌剛那個事件的經驗，從政府到司法界、律師界都沒有充分重視，把它調動起來。如果說我們抓這些特別典型的事例，包括譚作人這個案子也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推，會有效果。比我們整天在那裏高喊口號，空喊高調，效果會好一點。
□ 《參與》
※ ※ ※ ※ ※
張樸：我們四川人的女人——記譚作人的夫人王慶華
（一）
環保人士譚作人被判刑五年的消息傳來，我立刻給他夫人王慶華打電話。我想安慰她，可，拿什麽來安慰？麵對著依然拒絕文明的野蠻政權，任何語言都顯得蒼白，連我自己也已厭倦，鬱積在胸的，惟有憤怒，惟有無奈。
譚作人何罪之有？
從表麵上看，中共當局指控的罪名，是譚作人把紀念六四的文章，拿到境外發表。年年在海外發表類似文章的大陸人，不在少數，有誰因一篇文章被判刑的？任何一個關注此案的人，都不難發現，懲罰譚作人的真實原因，在於他的行動得罪了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讓政府臉麵無光。
一個稱作彭州石化的工程，正建在成都平原上，巨量的汙染物，包括含苯的強致癌物，將要排入大氣、河流。為了使成都能多些幹淨的河水，能少點肮髒的空氣，譚作人奮筆疾書，要求彭州石化遷址。那些從工程中分到好處的利益集團，能不著急害怕？
四川大地震奪走了上萬學生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死於倒塌的豆腐渣校舍之下。譚作人先後23次進入震區調查，發現這些校舍垮塌的原因，在於官商層層侵奪工程款，造成建築偷工減料。譚作人要替死去的孩子們討還公道，呼籲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從承包商到官員到政府，一損俱損，能不驚慌恐懼？
譚作人的命運就這樣被注定了：在監獄裏度過漫長歲月，忍受與妻子與女兒分離的煎熬！
從話筒那端傳來王慶華的聲音，多麽熟悉，好像就在跟前說話。猛然，我有了想哭的衝動，仿佛我的憤怒和無奈，隻能靠淚水來表達。
（二）
我第一次見到王慶華，是在譚作人的庭審之後。我們約在一間茶樓裏。我以為會遇到一個傷心絕望的女人，當她出現時，令我意外：慶華顯得很平靜，儀表大氣，舉止從容。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她眼神裏的那絲笑意，後來我發現，無論是在沉默，在悲痛，在激憤，那絲笑意永不消失。
庭審前，律師曾問她：你現在是什麽心情？慶華說：我有一種臨戰的興奮。又說：這種感覺很多年沒有了。她告訴我，她很好奇，想知道當局憑什麽治譚作人的罪。結果呢，她既沒看到公訴人出示什麽證據，也沒聽到控辯雙方進行任何辯論，不但不準證人出庭，起訴書還漏洞百出。律師剛作出辯護，審判長就打斷說：請講下一個問題。律師說：我還沒說完。審判長說：我們已經明白了。這樣重複幾次，律師急得大叫：為什麽不讓我說話！辯護人的權利在哪裏？
能把你氣死！王慶華邊說邊搖頭。庭審後朋友們勸她別難過，她譏嘲說：他們要陷害一個人，竟然連點像樣的理由都不準備好，真丟人嗬！我問她：你就沒跟譚作人說句話？頓時，王慶華的神情黯淡下來。她說：我跟女兒坐在第一排，作人進來時，看到我們，笑著打招呼。當審判長宣布把作人帶出去時，我拉著女兒，邊喊邊撲了過去。一群警察衝過來把我們擋住，作人被拉走了，我都沒來得及看清楚他的表情。
我歎了口氣問：後來呢？
大哭了一場。 慶華把頭轉向窗外，輕聲說：我這輩子還沒這樣哭過。我已經有一百三十八天沒見到作人了，我就想抱抱他。
（三）
我去了他們的家，位於川大校園一棟老宿舍樓裏。客廳兼作譚作人的工作室，沙發是20年前的舊貨，書桌由幾塊木板拚成。十多年來，譚作人就在這個簡陋的環境裏，寫下眾多的策劃書、建議書、意見書、調查報告。從“西部大開發四川環保十大建議”，到“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獨立調查”，到“成都市天府旅遊廣場方案”；從“反對柏條河水電工程”，到“彭州石化工程公民建議書”，到“5?12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為了四川生態環境的良好，為了成都發展的健康，為了家鄉人民的幸福未來，為了替遇難的孩子伸張正義，譚作人殫精竭慮，嘔盡心血。他曾對慶華說：真的怕很快老了，才智掏空了，不能為社會進步做的更多，要抓緊幹。
那些前來抄家的警察們，可曾對比過自己的舒適住宅，可曾反省過自己的所作所為？臉上會沒一絲的愧色，心頭會沒一絲的感動？
就是在這個家，我第一次得知：近些年來譚作人沒有固定收入，全靠慶華支撐著他的事業，挑起家裏的大梁。
她有一份退休金，加上打工，收入不多，沒錢就少用。慶華說她這人原本一輩子不想工作，但現在必須幹，作人才能安心做事。她的生活可以很簡單：饅頭、鍋魁，就能對付一頓。雖然是銀行家的後代，從小生活優裕，慶華稱自己能上能下，不怕過窮日子，不圖虛榮。她求的是真愛，在乎的是人，不是男方掙錢多少。
作為男人，譚作人經常因不能養家而痛苦，有次他衝動地說：我要你的錢，不如去死！慶華著急了，說我的錢，也是你的呀！人這一輩子，能幹自己想幹的事，已經不容易了。不要東想西想，我就是你的後盾。為了不刺傷譚作人的自尊心，每次給錢，慶華盡量選擇合適的方式，比如她會說：今天發工資了，我倆把錢分了，你看你需要多少？
作人到地震災區作調查，慶華經常打電話去，問有沒有麻煩，叮囑他注意安全。忙到春節都不能回家，慶華也從不抱怨。有朋友這樣形容：慶華給了作人太多的支持，使他毫無牽掛地走他選擇的路。
像所有做妻子的那樣，王慶華希望能和譚作人過一個安靜的生活，她也不是不清楚譚作人麵臨著危險。我問她為何還要支持作人？慶華的回答是：我跟作人是一模一樣的人，對不公平的社會憤憤不平！
（四）
國保第一次找譚作人“喝茶”，是在他開始反對彭州石化工程時。後來，“喝茶”的次數增多了，一般做妻子的，通常會陷入一種緊張和擔驚受怕中，但慶華的鬥誌依然昂揚。有天譚作人回家後說，他正在策劃“和平保城”的公民行動，到天府廣場去散步（示威）。他問慶華：你看這事還搞不搞？慶華反問他：隻要你覺得做得對，為什麽不搞？
我問慶華：難道你不害怕？她微笑作答：在我頭上就沒有一個怕字。她告訴我，從小她就有秋瑾情結，不怕豁出去。在文革武鬥中，作為紅衛兵的她，敢端著槍衝鋒！當年的幼稚早已不複存在，如今的慶華，頑強的個性依舊，什麽都嚇不倒她。
譚作人一開始認為他是安全的，自信地說：我屬於各方麵都能接受的人。他把自己比作一個平台，連接政府和老百姓。他所做的事情，是在幫政府化解一些積怨很深的矛盾。“如果因為地震調查，因為反對彭州石化選址，把我抓進去，這個玩笑可就開大了。”慶華不同意他的看法，提醒他：當局從來不按規矩出牌，你已經得罪了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2009年3月9日，當局終於對譚作人下手了。
（五）
那天慶華在深圳出差，接到女兒的電話：家中被盜。回來後一看現場，就知道是國保的傑作：隻偷走兩個電腦。當局在譚作人的電子信箱裏發現了給王丹的信，居然拿這份私人郵件，作為定罪的證據。連慶華養的狗也跟著倒黴，挨了一刀。看來，狗的叫聲把偷偷闖入的不速之客們，嚇壞了。
正在地震災區調查的譚作人回家後，立即去見監管他的國保，氣憤地說：我幹脆跟我老婆離婚，把全家人解脫出來。又尖銳地問：是不是今天捅狗，明天就捅人？狼狽不堪的國保威脅說：你是要端起幹（對著幹）了？譚作人說：我不是端起幹，我是脫了褲子幹！
隨後，譚作人在網上發出《龍門山，請為北川孩子們作證》一文。慶華問：要抓人了，你還寫？譚說：即使提筆就死，也要寫出來。3月25日，國保把譚作人叫去，透露說：我們幫不了忙了，上麵來人了。
3月26日，譚作人被捕的兩天前，全家圍坐在飯桌前。慶華對譚說：應該考慮你“進去”的問題了。女兒擔憂地問：爸爸會進公安局嗎？譚含笑說：不會，不會。女兒睡覺去了，夫妻倆又繼續談。作人說：看來他們打算把我滅了。慶華說：隻要想整你，你這一百多斤，就是砧板上的肉。作人說：我有坐牢的準備。慶華說：那我就放心了。作人忽然埋下頭去，當他再抬起頭時，眼中含淚。他望著慶華說：我對得起天下的人，但我對不起你，對不起孩子，我給你們帶來了麻煩。
慶華後來對我說，當時她直想衝著作人喊：你沒有罪，沒有罪！等話衝出口時，變成了：哪怕判你50年，隻要我不死，我也要等著你！
做夫妻相濡以沫17年，如今慶華眼看著自己疼著、愛著的丈夫，就要身陷囹圄，她還能說出什麽話，比這番話，更加動地撼天！
（六）
慶華要給我看些東西，我去了她打工的電器商店。她拿出她跟作人的一些來往信件。看守所的高牆，隔不斷彼此的牽掛。一句“愛你的”，足見綿綿情意；一聲“你好嗎”，令人倍感心酸。
望著窗外的雨，慶華在信裏寫道：我怕雨。雨水多了，說明夏天快到了。夏天到來時，你在哪裏？作人在回信中寬慰她，拿坐監調侃，說他發現：牢底是坐不穿的，但屁股會坐起繭。又說：坐牢的好處是，幾十年的瞌睡帳也還清了，還略有盈餘和儲備，豈不快活！作人有時會擔心慶華處理不好家中的繁雜事務。慶華就回信開玩笑：你老說我是小聰明大笨蛋，大笨蛋對家裏的事還能應付，放一萬個心吧。
看守所似乎成了慶華的又一個“家”。雖然不準見麵，她仍常去，送點錢，或帶些衣服，她要讓作人隨時感受著關心。女兒也堅持要來，說看不到爸爸，看看地方，拍張照片也好。作人生日那天，慶華帶女兒一早趕去，女兒在看守所門前填表，簽上自己的名字，從父母過去給的壓歲錢裏，拿出100元，讓看守帶給爸爸，當作生日禮物。連續幾夜，譚作人因此激動得沒能睡覺。
作人被捕後，慶華曾問女兒：假如要你爸爸寫悔過書，不寫就不釋放他，你說該怎麽辦？女兒的回答是：不當叛徒！在學校裏，同學們紛紛對她表示：你爸爸是英雄！庭審那天，迎接她的歡呼聲和掌聲，震耳欲聾。人群裏很多人在哭，有些人過來跟她擁抱。也有人在呼喊：你爸爸很偉大，你應該為他感到驕傲！
（七）
譚作人決定上訴那天，他用戴著手銬的手，為律師寫下了這樣兩段話：人民盼望法治政府，盼望法治國家。
當我們在電話裏談論這件事時，慶華忽然冒出一句話：我也有個盼望。
我問：盼望什麽？
她說：盼望新中國的到來。
我握著話筒的手在顫動：中共建國以來，我們看夠了它的無法無天，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稱之為“巨大”，也不足以形容其程度。人們盼望依法治國，盼望公平正義，已經盼了六十年！統治者隔三岔五，也會高奏一曲法治的讚歌，然而至今仍是：貪贓枉法，迫害無辜，為所欲為，權力至上。就連中共自己頒布的法律，也隻是當權者口袋裏的玩物，隨時可以根據政治需要，變成一紙廢話。
法治與專製，勢如水火不相容。慶華，你的盼望，不也是中國老百姓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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