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房價這麽高，中國人能富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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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東方周刊2010007期封麵

國民財富重整

引子

進一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成為近期中央高層頻頻表態的“中心思想”之一。

經過2009年，“調結構”的理解發生了巨大轉變——以往更局限於產業結構，現在的共識是，調結構，首先是調整收入分配問題，其次是消費不足儲蓄過高問題，然後是內需不足、外需過高的問題，最後才是產業和區域問題。

這樣的邏輯重整，讓人期待著在虎年春節之後，是否會有國民財富的新一輪重整。

事實上，國民財富重整一直在進行著，但其間的張力卻不斷緊繃——地王與蝸居，民資與國資，煤老板與國有礦……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投資的狂飆突進，更是讓這種張力動人心魄。夢想與泡沫同在，歡呼與歎息齊鳴。

年關當前，歡聚之餘，人們必定會籌算一年來的所得所失。這一組稿件，我們希望通過一些熱點人群的財富故事或是個人賬單，粗粗勾勒財富分配的圖景——地產商、失地者、蝸居者、煤老板、電影大亨、創投玩家，乃至醫生、教師以及從大都市逃離的異鄉人。這樣的圖景，或許會在春節之後繼續，有些部分甚至還會加碼。

我們期待，新的國民財富重整，能更關注社會平等與革新，建設社會安全網，防止財富結構巨變帶來的衝擊，讓更多普通人有安放夢想之地。

國民財富急盼重整

未來20年，社會改革在中國經濟主題中的重要性將不斷提升，以此建設社會安全網，防止財富結構巨變後帶來的衝擊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黃誌傑 | 北京報道

臨近春節，中央領導對調整經濟結構密集表態。其中，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首當其衝。

2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說：“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 他就此提出了8點意見，在第一點中就提到“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

2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要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改革分配製度，逐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中央並就此提出三項舉措。

2月5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發表講話：“我國已進入隻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促進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強調說，就業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社會保障是經濟發展的安全網，要更加注重就業和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此前，胡錦濤在以深化財稅體製改革等內容為主題的中央高層學習會議上，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部署2010年財政工作時，都強調進一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經過2009年，大家對‘調結構’的理解發生巨大轉變，以往調結構更局限於產業結構，現在則認識到，調結構，首先是調整收入分配的問題，其次是消費不足儲蓄過高問題，然後是內需不足、外需過高的問題，最後才是產業和區域問題。對經濟結構的邏輯關係認識得更為真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負責人劉元春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2009年，宏觀經濟與社會問題關聯愈發緊密。“國進民退”、“蟻族”、“蝸居”，這些滾燙的“熱詞”，背後是財富結構在財政刺激計劃和信貸洪峰下快速調整，給社會一些階層帶來的衝擊。

“決策層已高度認識到社會結構脆弱性對宏觀經濟發展的製約。未來20年，社會改革將是中國經濟重要主題，以此建設社會安全網，防止財富結構巨變後帶來的衝擊。”劉元春說，“以往零敲碎打的改革已經不足以應對今日局麵，應有整體性方案。”

超高房價的兩端

2009年究竟發生了什麽？

2009年，全球經濟經曆了“二戰”以來首次負增長。中國則調轉宏觀調控方向，實施了以“四萬億”為代表的財政刺激計劃及“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由此，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主導型特點更為突出。根據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數據，2009年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增長67.2%，增幅比2008年提高61.8個百分點，全年增速達1997年以來最高水平。

房地產領域應聲而起。大批國企手握大筆銀行貸款，迅速突破了國資委關於“有進有退，做好主業”的原則，也大舉進軍房地產業。

中國指數研究院監測數據顯示，成交總價前十名的地塊中，國企獨占八席，成交樓麵地價前十名中，國企也獨占八席。2009年成交總價前十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成交金額為75.76億元，單價前十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樓麵地價為26365元/平方米，而200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51.93億元和16234元/平方米。

國企大舉進入，抬高了土地價格，加之通貨膨脹預期，大批民營企業紛紛將資金投入樓市避險。2009年3月份後，房價連漲10個月，12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7.8%，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比上一輪暴漲時期的2007年高20.8%。一線城市數據則更高。

“房子是要賣給有房子的人。”房產的居住屬性弱化，投資屬性強化，成為財富再分配器。由於漲速過快，擁有資本和房產的富人更富，“非富”人群也可以參與獲利，但月供等門檻已高不可攀。

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等，於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進行了四次全國範圍內的大型居民收入調查：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的研究，1998 年的住房製度改革是中國消費支出模式的“拐點”，1994~1998年消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隨著經濟增長而出現不斷提升的態勢，由52.4%持續上升到1998年的58.2%，但1998 年住房製度改革後，該比值從1998 年的58.2%直降到2006 年的52.0%。其核心原因就是居民對於住房投資的支出大幅度擠壓了消費支出的空間。

中國居民住房投資支出占總收入的比重，從1998 年的2.96%上升到2006 年的11.2%，中國居民投資支出與消費支出的比例從1998 年的0.051：1 上升到2006 年的0.215：1。

雖然還沒有2009年的最新統計數據，但房價史上最猛的暴漲，顯然加劇了上述趨勢。

正因如此，2009年，“地王”超越了房地產界，也超越了經濟界，成為全社會最熱詞匯。

那麽，從居民消費中擠占出來的房地產資金又流向了哪裏？據《財經國家周刊》對深圳的調研，2009年深圳市1944億元房價總市值分配去向中，包括268億元銀行利息、124.7億元房地產業稅收和130億元土地出讓收益，餘下部分，理論上歸開發商分配，也包括中介機構和炒房者。

不對稱的增長

房價暴漲背後是國民財富結構的迅速調整。

劉元春分析說：近年來，中國財富不僅在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的比重方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而且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各自的內在結構也發生著巨變。

經濟高速增長後，國民財富已積累到一定規模，要求更多的金融工具來分散資產風險，資產結構多元化需求日漸強烈。居民大規模重新組合資產，包括在消費貸款創新的帶動下，將銀行儲蓄資產提前轉移到不動產上；將銀行儲蓄轉化為股票、基金、保險以及債券等金融資產，出現居民儲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現象。

2009年，這一局麵有強化之勢。

“原本用來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大量資金，卻在金融係統打轉。”劉元春說，2009年新增信貸9.59萬億元，金融機構新增存款13.1萬億元。第四季度開始，存款活期化明顯，貨幣大量流向資本和投機領域，從而導致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以及黃金等投資品價格大幅上揚。

比如，作為各種投資產品價格風向標的黃金價格，於2009年10 月初突破1000 美元/盎司，超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2009年末上證指數收於3277.14點，與2008年底的1820.81點相比，上漲1456.33點，漲幅達80%。

被中央領導再三強調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則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緊張的局麵。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關係。根據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管理研究室主任常興華的研究，在1992~2007年間，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收入分別增長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其他主體收入增長速度；企業收入增長主要是本世紀以來比較快，超過了平均增長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長速度始終是最慢的，且低於平均增長速度。這是一種並不對稱的增長。

結果，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滑。

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預計達到68477億元人民幣，增長11.7%。根據國土資源部2月份數據，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達15910.2億元，同比增加63.4%。2009年我國土地出讓金占財政收入的23.22%。在2009年這輪房價暴漲中，政府收益最為明顯。

過高的企業留利和財政收入直接導致企業投資規模和政府基礎建設規模高速增長，也導致中國投資-消費局麵惡化。而這，也正是政府千方百計用投資擴大內需，內需卻難以真正啟動的原因。

“擴大內需”與“擴大內供”

看起來，要減少企業留利和政府稅收在GDP 中的比重。然而，財政刺激計劃將形成大量政府赤字，讓人聯想到其結果之一可能會是加稅。

與此同時，經濟要素也借財政刺激計劃進一步向政府集中。據《上海證券報》報道，由於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數量和融資規模在過去一年中暴增，2009年末，全國有3800多家地方融資機構，在當年全國9.59萬億元的新增貸款中，投向地方融資平台的貸款占比高達40%，總量近3.8萬億元。一些地方性融資平台的負債率達到94%，有的地方甚至高達400%。以至於在1月19日召開的國務院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溫家寶提出：“盡快製定規範地方融資平台的措施，防範潛在財政風險。”

一貫對中國經濟體製富於信心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在新近出版的《多難登臨錄》記錄了金融危機後對中國經濟政策的思考：“政府大手加速項目肯定會扼殺無數半生不死的私營工廠的生存機會。”

張五常提出，應將“擴大內需”改為“擴大內供”，廢除所有妨礙私營工業發展的製度，使之增加產出效率。比如撤銷原料進口稅，撤銷“來料加工”這一製度安排，讓企業自由內銷，對內資外資一視同仁，簡化稅製等。

“鼓勵內供是鼓勵每個人主動地積極參與產出，這是中國經改有成的要點，但從鼓勵內需的角度出發，是由政府花錢鼓勵，是低產出的，性質是被動的。(財政刺激政策)無可奈何地用作過渡可以，長此下去，中國改革前功盡廢矣。”他這樣說。

多重衝突

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在本質上是一個資本不斷深化的過程。根據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數據，2009年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全年增速達199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2009年12月，重工業生產增速比輕工業生產增速快9.3個百分點，創1998年以來曆史次高水平。

目前整體投資以基礎建設為主體、以資本密集型產業刺激為主體，使得經濟反彈力度大，但就業的增長卻與之不相匹配。劉元春所帶領的課題組就此提出要防止“無就業複蘇”的概念。

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處於“進退兩難”困境，麵臨多重衝突：其一，重工業主導的經濟複蘇與結構調整力度加強之間的衝突；其二，無就業複蘇與增加就業的刺激方案之間的困境；其三，進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與不平衡調整之間的衝突；其四，房地產作為民生產業與作為經濟支柱產業之間的衝突；其五，作為地方政府核心財源的房地產土地與作為中央政府農業基礎的土地之間的衝突；其六，結構調整進程中“存量調整”與“增量調整”之間的衝突；其七，匯率政策調整中“貶”與“升”兩難選擇；其八，被中長期投資項目和地方政府“雙重綁架”的貨幣政策在“數量主導型退出”與“價格主導型退出”上的兩難選擇；其九，戰略調整問題在短期戰術層麵進行獨立實施帶來的“長”與“短”之間的衝突。

劉元春認為，在“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促民生”、“管預期”等多重目標的約束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麵臨政策組合無法完全實現“有效組合”的困境，宏觀調控目標需要進行重新調整，其中部分目標需要弱化，部分目標需要舍棄。從最近中央領導的表態來看，高層已經做出了選擇。■

拿地操盤手的狂奔與轉型

2009年定格為曆史上最絢麗的盛大華年，仿佛要給1998年底開始的房改做一個十周年匯報演出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黃誌傑 | 北京報道

地王年年有，去年特別多。

從數據上看，2009年定格為曆史上最絢麗的盛大華年，仿佛要給1998年底開始的房地產改革做一個十周年匯報演出---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達15910.2億元，同比增加63.4%。其中，70個大中城市土地出讓金共計10836億元，同比2008年增加140%。

在2009年最後一個地王---富力、雅居樂、碧桂園聯合體以255億元拍下廣州亞運城地塊，刷新中國地王紀錄之後，1月21日，中海地產力挫群雄，以66.9億元的總價接連拿下了北京豐台花鄉兩塊土地，刷新了僅保持兩個月的50.5億元北京總價地王紀錄。

開發商狂飆猛進拿地，背後是什麽邏輯？富力集團投資決策委員會會員、富力(北京)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謝強春節前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采訪。這位在業界有北京“頂級拿地操盤手”之稱的地產CEO，早在1999年組建北京珠江地產的兩年內，就圈下了5500畝地，總開發麵積370萬平方米，刷新京城房地產企業擴張速度。

十年來，他經曆了怎樣的拿地故事？“地王”們，2010年會走向何方？

民企集團與國企集團的搶地拉鋸戰

“2009年地王兩個特征，一是更凶猛；二是參加者出現了變化，大量國企進入，而且是大軍團作戰。”謝強說，“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中大量資金通過國企流入房地產市場，帶來不平等競爭，這使大批小房地產公司從此拿不到地。”

2009年的大多數地王歸屬國企。中國指數研究院監測數據顯示，成交總價前十名地塊中，國企獨占八席；成交樓麵地價前十名中，國企同樣獨占八席。

土地儲備是開發商的生命線。民營房地產企業顯然不願意在這輪搶地洪流中旁觀。於是，2009年12月22日，廣州亞運城地塊拍賣現場上演了一場“民營企業血性之戰”。

三大地產巨頭富力、雅居樂、碧桂園聯合組成“民企軍團”，對決保利、萬科、中海聯合組成的“國企軍團”。

“富力聯合體”這邊，“出場選手”包括富力華南區總經理朱榮斌、雅居樂副總裁梁正堅等高層；而“保利聯合體”陣容也足夠豪華，保利地產董事總經理宋廣菊親自督戰，出席的還有萬科集團執行副總裁張紀文、中海廣州公司總經理劉顯勇。

該地塊起始價165億元，22分鍾內，47輪競價，雙方拉鋸激烈。一位到場人士描述說：當富力將報價抬到253億元時，“國企聯合體”現場耳語了幾句，隨後，萬科一位人士比劃了一個抬手姿勢，舉牌者勉強加價到254億元。“民企聯合體”也埋頭商議一番，出價255億元。保利聯合體舉牌者無奈擺手，示意退出。

碧桂園一位到場者打電話回總部，激動得語無倫次：“我們，我們居然把保利給打下去了！”在此之前，少有人看好富力聯合體。因為市場各方信息都或明或暗地顯示廣州政府已經“內定”了保利和萬科。

上演了整整一年的土地拍賣市場“國進民退”，在最後一次地王爭奪戰中給了民企一個安慰獎。

除了廣州亞運城，富力地產還奪得一個北京地王---廣渠門外10號地。2009年5月21日，富力經過89輪競價，以10.22億元擊退17家同行競得這一地塊，而該地塊出讓底價僅為2.99億元。

“今年大多數地王競拍我們都去了，但是大多沒搶到。”謝強說，國企強大的資本實力給富力帶來不少壓力。廣渠門外10號地最終得手，在於富力占據先機：該地塊周邊都是富力城項目，而且本身就是富力整理的土地。

對於開發商而言，競爭首先就是搶地盤。“無地何以稱大？”這是謝強在2001年提出的口號。但是，他也認為一些公司失去了理性。“比如天津外環有一塊五十幾萬平米的地，我們出到樓麵價每平米3000元，最終是被人以3700元拍走的。富力不願意拿地王。因為富力是走低成本、規模化路線的，地王提升了土地成本，而我們這些民營企業每一步都是精打細算。”

1月21日，中海地產力挫群雄，以66.9億元總價拿下了豐台區花鄉兩塊土地，刷新北京地王紀錄。“這塊地我們也去了，在北京西南四環以外樓麵單價超過1.5萬元，小公司必死無疑。中海是個品牌企業，但也風險極大，隻能走高端產品路線，不可能是一般住宅項目。”

醉翁之意

在謝強看來，收益不能局限於成本視角。“拿地也是向資本市場發出積極信號，自2009年初富力地產創下年內股價新低2.299港元以來，短短三個月富力股價已經回升到17港元以上，總價較低的土地資產替代有貶值傾向的現金進入財務報表，應對改善公司的資產淨值有好處，這也正是世貿地產、華潤置地等幾家同行在做的事情。現實說明了這些舉措的有效性，這幾家高負債率的地產公司股價反而跑贏了其他同行。”

“地王”堪稱一個公司開拓新市場的王霸之器。當年富力就是用地王敲開江湖水深的北京市場大門的。

2002年2月28日，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場的第一筆交易---廣渠門東五廠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招投標。這塊48.78公頃的土地比天門廣場還大四分之一。富力地產總裁張力在招投標之前就宣布對這塊地“誌在必得”，最終以31.58億元奪得地王。

謝強透露說，當日下午2點是封標時間，上午9點，張力給工作人員定的標底是29億元，後來聽說幾家公司要參加，就加了1億元。上午11點多，潘石屹到現場轉了一圈，並未投標，走了。張力獲悉，立即給現場的副總打電話，讓他把標的改回29億元，但副總說來不及了，因為其他數字也得跟著改。張力一拍腦袋，決定將標書中100%負責拆遷改為20%。不想，12點多，潘石屹又過來了，在截止之前投下標書。但下午開標，富力卻是最好的。

此後，張力常提及此事：“我們標底是30億，但其他幾家都是100%負責拆遷，我們隻負責20%，潘石屹一來一走，給我省了1億多。”

即使這樣，當時的北京地產大佬都認為富力不可能賺到錢。比如任誌強經過詳細算賬後認為這塊地銷售時得賣8000元/平米，顯然太高。但是，曆史就是這樣前進的，富力地產不僅以此打開北京市場，而且大賺了一筆，如今，那裏的房價已翻了幾個跟頭。

草莽時代

房改之後，北京最早一次近乎瘋狂的圈地運動發生於2001年前後，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謝強。

當年的《財經時報》一篇報道說：“以資金和土地為砝碼的實力較勁成為樓市新時代的特征，那些一擲千金動輒圈下數千畝土地的大亨們已經取代以潘石屹為代表的項目精英而成為新時代下的地產英雄。來自廣州珠江地產的謝強以圈地230公頃的成績顯示出了這種英雄氣概。”

當時，謝強任北京珠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屬於朱孟依的珠江係旗下。

在第一年，“拿地操盤手”謝強為珠江係拿下了北京五塊大型開發用地，除了豐台區永外果園的煤炭二廠項目珠江駿景外，先後又取得了朝陽區青年路煤炭一廠項目---占地21公頃、開發麵積55萬平方米的珠江羅馬嘉園；朝陽區建國路梆子井項目---占地24公頃、開發麵積36萬平方米的珠江綠洲；位於通州區永順鎮占地2000多畝的土地，可開發麵積超過100萬平方米的珠江國際城；還有朝陽區西大望路化工實驗廠項目---占地34公頃，開發麵積90萬平方米的珠江帝景。

兩年內簽下了5500畝地，總開發麵積370萬平方米，擴張速度之快，京城難有第二。相比之下，當時的萬科在北京經營10年，開發了三個項目，麵積不超過100多萬平方米，且都在遠郊。

“那時常常一天就看八九塊地。”謝強說。

那是一個英雄起於草莽的時代。1998年底的房改，開啟房地產市場化之門，而當時為了備戰奧運等因素，大量城區汙染擾民工廠被限期搬遷，謝強就是抓住了這個機會，“工廠土地允許協議出讓，政府著急，工廠也著急，因為他們急需資金到城外建廠。”於是，謝強憑借對土地價值的敏銳觸覺以及談判能力，成為一名頂級拿地操盤手。

也正在此時，一批有海南經曆的企業家崛起，成為地產圈大佬。“海南經曆給我們最大的收獲是膽略、前瞻思想和新觀念。當時北京觀念相對落後，尤其在房地產市場，熟稔房地產市場鏈條所有程序的人很少。”謝強說。

潘石屹的SOHO現代城也是從搬遷工廠手中取得土地。而在廣州起步的富力地產，也堅定了公司發展方向：“搬遷老城工廠，建設宜居社區。”富力逐步走進中國房地產業第一陣營。2009年，富力地產增長30%~35%，銷售額達230億元。“2008年銷售收入是167億元。2009年的銷售麵積和2008年差不多，但價格提高了不少，主要是利潤率提高了。”謝強說。目前富力已公布的利潤率水平是25%。

大轉折

2002年7月，謝強加入了富力地產。正是這個月，國土資源部規定全國經營性土地都要招拍掛。但是，部分地方政府並未執行。2004年，國土部和監察部聯合下文，以協議出讓經營性土地的做法被正式叫停。該文件還規定，2004年8月31日以後，發展商必須及時繳納土地出讓金，如果在兩年內不開發，政府可把該土地收回。

“8.31大限”是地產界的土地革命。從此後，已經初步成長起來的地產資本力量迅速通過招拍掛放大，更重要的是，由於單一競價模式，地王從此成為主題詞。

2005年，中國迎來第一輪地王大戰。謝強代表富力參與了備受矚目的北京清河毛紡廠地塊拍賣。共有7家公司購買了現場競價。18.08億元的起價經過一輪追趕後，謝強舉牌22.35億，但是，華潤和當時風光無限的順馳迅速跟進，捉對廝殺，謝強無奈放棄。經過80回合激戰，華潤以25.65億元勝出。

半個小時高出起始價8億多，即便是主持了北京“8.31大限”之後幾乎所有現場競價的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市場部部長葉向忠也認為“實在是有點高”。

謝強透露說，事實上，為了避免“鬥得太狠”，他在競拍前曾和除華潤以外其他幾家競買者溝通過，“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雖然沒能避免更高的報價出現，但是有幾家比較理性，在看著價碼狂飆選擇了放棄。”但是，許久沒有土地入賬的華潤地產，以及被認為資金鏈條已近崩潰的順馳卻殺紅了眼。

拍賣之後，華潤方麵還表示，價格“遠沒有達到心理底線”，此語將國企的財大氣粗展現得淋漓盡致。

那時的瘋狂價格如今看來一點也不瘋狂，而且有其必然邏輯。“北京昔日地王的密集之地---大興、昌平，基準地價早已翻番。老地王們帶動著周邊房價滾起了雪球，催生出一個個新地王。而另一方麵，這些老地王麵積巨大，因此開發周期甚久，又可以通過坐享‘後輩’們推高的地價而獲得更大利潤。由此，地王大戰成為地產圈裏的常態。”

2009年的事實證明，4年前這次地王大戰，僅是此後地王狂歡的預演。其中包含的國企資本實力、民營企業合眾連橫、企業資金鏈緊張等因素，都在2009年進一步放大。

“操盤手”轉型

麵對土地市場的激烈競爭和製度轉變，“操盤手”謝強也在轉型，2001年，他圈地數千畝，取代潘石屹等項目精英成為地產焦點；如今，他轉而關注項目運營和經營重點城市各方關係。

“富力目前的策略是以廣州、北京、天津為中心城市，向周邊輻射。”謝強說。對中心城市的深度耕耘因此尤為重要。比如富力目前投入數億元，在天津小白樓CBD建設一座220米的高樓、在濱海新區響螺灣建設400米的高樓。這是富力首次建設這樣的高樓，此前僅在廣州建過200多米高的樓。

“請美國、香港最好的設計院，單單設計就用了十個月。早期決策時公司內部有分歧，這些項目與住宅項目相比，回款慢，利潤低、費心力。但是，它有助於我們長遠發展，樹立在重點城市的形象。”謝強說，“政府也希望我們建這樣的高樓。企業要在地方有良好形象，要和地方政府有良好互動。比如天津富力城有五星級酒店，也是政府樂於看到的。”

2009年，富力在天津銷售收入42億元，占集團六分之一。富力希望將其打造成為主要盈利區域。

對於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謝強的看法是，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必須單獨提出來。這些城市土地局部稀缺，人口流動大，GDP增長快，是各種經濟要素的蓄水池。“一線城市的土地無論多貴都要爭。比如現在北京四環內基本沒有土地供應了，而北京原來有四五千家房地產企業，規範之後也還有二三千家，都嗷嗷待哺。而二三線城市，則由於這輪宏觀調控，出現一些不確定性。”

可以想見，2010年一線城市地王爭奪戰可能還會愈演愈烈。

謝強認為，房地產商們將分成四類：一種是走產品主義路線，比如星河灣、龍湖；一種走低成本、規模化路線，比如富力、碧桂園；一種走品牌路線，比如萬科、中海；一種發展城市經濟體，做商業地產，比如萬達。在這個過程中，小公司逐步被淘汰。

“每種類別剩下幾家專業化發展的公司， 各有特點，比如萬科隻是房地產管理公司，施工、設計、采購都交出去，而富力則設計、施工、采購、銷售全鏈條掌握。富力是利潤最大化，萬科是規模最大化。”

“就像是跑馬拉鬆，越跑人越少。”富力集團總裁張力回憶說，1993年時，廣州大概有1900多家房地產公司，而到了今天，還活躍著的就剩下二三十家，真正搞得好的隻有8~10家，這些地產企業，幾乎控製了廣州房地產市場70%~80%的銷售量。

“但是不可能出現寡頭。因為國家隊和政府的力量太強大了。”謝強說。■

北塢村民“暴富”故事

宅基地對於張北青來說不隻是住處，更是資本和依靠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開 | 北京報道

北塢村已經成為一片瓦礫，薄薄的細雪鋪上去，顯得格外空曠。遠處，隻有兩座寺廟和一座留有文革痕跡的戲樓，作為海澱區的文物保護單位保存了下來。

廢墟甚至引來了一對安徽夫婦。他們放棄了回家過年，從廢磚爛瓦裏挑出完好的磚塊，然後以每塊0.17元的價格賣掉。兩個人每天都可以挖出幾百塊磚，得到幾十元錢，一個月下來就是一兩千元。不過他們告訴本刊記者，這隻是北塢村拆遷中最為渺小的收益。

“一拆遷，這個村的人都是百萬富翁了，不過他們還都不願意拆呢。”他們笑著說。

北京市海澱區四季青鎮玉泉行政村下屬的北塢村，在2009年成為北京市綠化隔離地區城鄉一體化試點村。根據政府規劃，村民們將騰退宅基地，“上樓”。最終，這個建於遼代，擁有800多年曆史的村子，將以北塢嘉園這樣一個城市化的名字重新開始。

失去農家院落的村民將以宅基地麵積1：1的方式置換回遷安置樓房麵積，除此之外，他們還將獲得每平方米3000元的補償以及每平方米200元的裝修補助。幾乎一夜之間擁有了兩三套樓房，以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元的現金，看起來的確是“暴富”了。

“暴富？這也叫暴富？連日子都過不了了。”北塢村村民張北青(化名)不無誇張地說。她家有一塊240平米的宅基地，真是讓人舍不得。

從房子養人到人養房子

北塢村其實是個漂亮的地方。它與頤和園、昆明湖緊鄰，在村裏就可以望見玉泉山上的寶塔。就在這座村莊北邊不遠的地方，新開發的禦園別墅現在每平方米已經賣到22萬元。

2009年2月20日試點啟動，3月18日“北塢嘉園”開工，3月24日村民通過騰退方案，6月7日開始騰退拆遷第一家民房??

但張北青不太願意再提拆遷。“都已經拆完了，還提它幹嗎。”她很不情願與記者對話。他們家是村裏比較早“配合政府工作”的，二層樓房在2009年6月就被夷為平地。

張北青家的二層小樓還是兩年前舉債建成的，總共有20多間房子，每個月能收到七八千元租金。“如果再晚拆一年，我的債就可以完全還掉了。”

地處市區邊緣的北塢村常住人口2600多人，外來人口卻達到了16000多人。租房是村民最主要的收入。

雖然張北青的工資隻有1000多元，但這些租金讓他們一家生活得非常舒適。“你瞧瞧現在的他，這麽大冷的天，自己就停了暖氣了。”張北青指了指身旁的同事。

兩年前，這個50多歲的男子全家“上樓”。目前他的月工資也是1000多元，一年1萬多元收入。新房子的物業費和暖氣費一年要4000元。

“以前是房子養著我們。現在是我們要養房子，我們的收入那麽低，怎麽養得起。”張北青細細地算著賬，“老是說每平方米2萬了，但這跟我有什麽關係，賣掉房子，我住哪裏？”

張北青一家五口人：他們夫婦二人，兒子兒媳，以及剛出生不久的孫子。兒子在一家肯德基店上班，收入不高。在這次“騰退”中，張北青家的240平米宅基地換了三套房子和80多萬元補償金，包括兩套兩居室、一套一居室。

這看起來是令人羨慕的。不過對於張北青來說，她寧要以前的“地”，不願要現在的“房”---收入微薄，“這就要坐吃山空了”。

80多萬確實是張北青這輩子擁有的最大一筆錢。但“上樓”的同事說，他當初也得了數萬元補償，早已在日常生活中消耗殆盡。

從宅基地到小產權房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張北青就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房出租。雖然按照規定，村民的宅基地不能用於出租，更不能出售，但這並不能阻擋村民“分享”大北京發展的利益。

城鄉結合部一直是“北漂”生活的主要區域。“房租便宜，每個月就幾百塊錢，外來人都能夠接受。”張北青說，這是北塢村外地人多過本地人的原因。

雖然說“上樓”之後張北青擁有了三套房子，但現在看來能用於出租的隻有那套一居室。“怎麽著也得租個千把塊錢吧，外來打工的怎麽能租得起呢？”張北青說，即便能租出去，與她過去的收入還是相差甚遠。

宅基地對於張北青來說不隻是住處，還是資本和依靠。

張北青還是“上樓”了。在政府的規劃中，這是在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擺脫以前環境髒亂差、人口密集的狀況。政府希望在北塢村的土地上有所作為。

據介紹，在此次北塢村城鄉一體化試點中，北京市給予的產業用地相對較多，可以安置村民就業，並且有意讓村民參股村集體產業。此外，北塢嘉園參照經濟適用房辦法管理，可以上市交易。

可在張北青看來，他們獲得的仍然是“小產權房”。村民的理解是，經濟適用房是用來安置低收入城市戶口的家庭的房子，他們仍然是農民。雖然在一些文件中有了農民轉居民的說法，但目前北塢村的老人還領著每月500多元的農民養老金，比市民標準低了一半還要多。

而且對於農民來說，宅基地就是家產，“老宅子”可以代代相傳。“小產權房”卻不知道是什麽政策。即使參照經濟適用房辦法管理，這些房子在轉讓、出賣過程中都會有麻煩。

對於“上樓”後的變化，張北青還沒有感覺到。他們家現在正以每個月2400元的價格租住在門頭溝村。雖然有些不習慣，但拆遷期間的租房補貼標準是每人每月560元。張北青算了算，每個月還能有40元的結餘。“這還算不錯。”她說。

“讓我們變成市民吧”

拿到80多萬元補償金，張北青花了八分之一給兒子買了一輛北京現代。“兒子上班離得遠。我們隻要能承受，就會滿足兒子。”張北青說，補償金還剩下五六十萬。

同村人都覺得，有錢之後生活上的開銷身不由己地大了起來，這些錢花不了幾年。他們也沒有別的投資渠道。“再買房子？現在房價那麽高，萬一跌了我不就賠了？夠住就行了。”張北青說，即使現在房地產投資火熱，他們也不敢嚐試。

張北青實在沒想到，北塢村這麽快就變成一片瓦礫。2006年底的時候，北塢村剛剛改造過，修路、下水管和自來水管全是新的，路燈、廁所也都是新建的，磚也鋪到了門口。現在，連下水井蓋都被掀了去。

“別再提拆遷了，實實在在的給我們漲點工資，讓我們變成市民吧。”張北青說。處在北京城邊緣的他們雖然戶口本上標記著村民，但村裏的自留地早就不知不覺地消失了。現在宅基地也沒了

“蝸居”內外

“海萍”的困惑是，戲中小貝拉著她的手說：“姐，我現在明白了，親情比錢更重要！”每次說到這裏，觀眾都會哄堂大笑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耿、實習生林歆 | 上海報道

立春。老天爺沒在這天換上春天的布景。

上海市安福路288號有一塊海報也很久未換了。“話劇《蝸居》”的字樣下行人匆匆而過，大門口掛著“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牌子。

電視劇《蝸居》2009年的熱度穿越了文化圈，演變成一個社會事件。同年8月首演的同名話劇一直以來也一票難求。

搬上舞台的《蝸居》將冗長的劇情“蝸”在兩小時內演繹。電視劇裏反映了房子、“小三”及官員腐敗等問題，話劇則把側重點放在了房子上。

話劇《蝸居》更接近“蝸居”主題，隻有“借錢籌款買房”一個核心事件。

在為春節檔全國巡演排練間歇，“宋思明”、“海萍”和“小貝”與本刊記者侃侃而談：表演與生活的距離絕不是台上台下的幾十米。

房“緣”

僅就住房條件而言，馮暉(話劇中飾演宋思明)還不如自己在戲中包養的“二奶”。

一家三口，租住在一套60來平米的老公房，月租金2500元。“太太都快像海萍一樣了，天天在耳邊念叨著‘買房’”。

《蝸居》裏有場戲是海萍和蘇淳差一點買了一套房子，但因為其他購房者哄抬價格沒買成。這個橋段在馮暉的生活中真實再現。

“2006年，房價還沒有像現在這麽嚇人，我和太太有空就去看房，有一天我們倆難得同時看上一套房子，那房子真是不錯，125平米，85萬，在莘莊，很方便。”

他們沒帶定金，約好翌日一早送來，然後就歡天喜地回家了。

天蒙蒙亮就動身，兩頭打車，中間地鐵二號線倒一號線，從浦東橫貫整座上海到達正西的莘莊時，房子已被買走。“那個買家直接加了5萬就買了房，發生在我們堵在路上的時候。我當時還覺得，房子哪裏都有，就不信還買不著了。”

可他不得不信，房價像是拆了刹車片的隆隆列車，將一大批一大批的持幣待購者拋出車外、拋在站後。

“錯過這一次後，房價漲得就更厲害了，一直拖到現在。正像劇中台詞‘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馮暉苦笑。

“我拖家帶口的，太小的房子不夠住，大的又很貴，我都離家20多年了，再向爸媽伸手要錢，哪好意思啊！”

除了“買房差一點兒”，馮暉家“拆遷也差一點兒”。妻子是支邊子女，奶奶名下有一套30多平米的老房子，鄰近浦東世博園區，那片居民眼巴巴地等拆遷。

然而在劃定拆遷範圍的時候，範圍線隻劃到這個房子隔壁的一條街便戛然而止。馮暉苦笑著說：“這兩個巧合是不是在暗示，我和房子的緣分還沒到啊！”

“買房子，要有膽量！”孫寧芳(話劇中飾演海萍)說。她不像劇中的海萍一樣為房發愁，一家三口住在一套很經濟適用的82平米小窩裏，每月還貸2500元。

2004年，孫寧芳看中了一套房，手頭隻有兩萬：一萬交定金、一萬交了稅。然後又向雙方父母籌了首付。“當時是6600元每平米，現在就貴了，得15000到16000之間了。”

房“辯”

購房者身份和租房者身份使孫寧芳和馮暉自然地產生了分野。台下，他們展開一場現場激辯，像演出狀態中一樣字正腔圓。

馮暉：“現在社會上的主流觀點還是要買房，《蝸居》這個作品其實是在解構這種主流觀點，看了《蝸居》，很多人看到了房子給人們帶來的壓力、痛苦和扭曲，反而不準備買房了。我自己也快放棄了，如果買房，我的生活水平就會從‘小康’一下降到‘貧民’，挺不值當。”

孫寧芳：“我不這麽認為，房子還是要住自己的踏實，既然早晚要買，當然早買比晚買好。每個月交房租，那是交給別人的，買房還貸是還給自己的。”

馮暉：“這你就錯了，你還貸是還給銀行的，還貸總是先還利息，等利息還得差不多了，才開始還本金。等於是你在為銀行打工，這些錢幹什麽不好啊？借用劇中一句台詞：‘如果30年還完貸款，利息都滾出一套房子來了。’租房子的好處是你還可以‘夜夜住新房’啊！”

孫寧芳：“怎麽‘夜夜住新房’？難不成拖家帶口地搬來搬去折騰嗎？而且房東說漲價就漲價，多沒有安全感。就算有利息，但是你可以提前享受到屬於自己的產權房。”

馮暉：“產權房？中國的產權是什麽概念？隻有70年！你隻是買了個沒有地權的空中樓閣！更有意思的是，商品房的使用說明書上寫著‘使用期限為50年’，更別提頂多住個二三十年就可能被拆。”

孫寧芳：“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房子買下來，以後可以作為財產繼承給子孫啊，而且房子是會升值的，至少是保值的。”

馮暉：“有房者總是希望房價可以一直漲，沒房者盼著房價跌，我不相信房地產市場沒有泡沫，這隻是時間問題。給子孫？現在都是獨生子女，以後的孩子要那麽多房子幹什麽呢？隻會讓他們不努力不靠自己奮鬥罷了。”

“最重要的還是量力而行，有能力的人去買房，暫時沒有能力買房的人心態要好，關鍵是看你能否在有房者的‘鄙視’下依然保持一份快樂的心情。”

馮暉說到最後一句話時，孫寧芳主動伸出了手，握手，雙方“辯友”在這點上達成共識。

房“惑”

小貝的扮演者鐵政在孫寧芳和馮暉的辯論中一言不發，似乎他想從這場過來人的辯論中找出些能指導自己的線索。

戲裏戲外，他都過著蝸居生活。2007年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全班二十幾個同學裏，簽了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隻有四個，他就是其中之一，其餘的人還在滬上“漂”著。

鐵政是佼佼者，但嚴酷的生活在蠶食著他的驕傲。他在離單位不遠的江蘇路租上了間30平米不到的小房子，可以走路上下班，省下交通費，月租2000多。

畢業兩年多了，這個西安來的帥小夥對於目前的狀況還算滿意，除了房子。“有次熱水器壞了，我打電話告訴房東，當時房東就不高興了，勉強答應去買一個，他隻挑那種最便宜的、連牌子也沒聽說過的熱水器。最後我提出我分擔一部分錢，這才買了個過得去的。”

鐵政搖了搖頭繼續說道：“因為我怕房東漲價，就把房間保持得還不錯，平時還會送戲票給房東，所以住到現在隻漲過一次價。可總還是有點提心吊膽，說漲價就漲價，太不公平了。”

高成本生活使人產生逃離大都市的衝動，鐵政給自己的期限是五至六年，再沒起色，“我接受回家鄉或其他二線城市生活。”但他也很困惑，從事文化產業，站在一線城市，格局要比在二線城市大得多，這是他想堅守的原因。

孫寧芳的困惑則是，戲中小貝拉著她的手說：“姐，我現在明白了，親情比錢更重要！”每次說到這裏，觀眾都會哄堂大笑。

馮暉想起了六年前剛來上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就是地鐵一號線轉二號線之間那條長長的換乘通道，我想放慢腳步，慢慢欣賞兩邊的畫，可我發現根本不可能放慢腳步，周圍的人步履匆匆、目不斜視地往前走，我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腳步。這讓我一下子意識到，自己來到了一個生活節奏如此快的城市，壓力是無形的。”

海萍在劇中有一段台詞，說出了諸多都市人的無奈。“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6000，吃穿用度2500，冉冉上幼兒園1500，人情往來600，交通費580，物業費400，手機電話費250，還有煤氣水電費200。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400，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

上海話劇中心演員去年的平均月工資為6000元。老資格的馮暉每月基本工資為800元，孫寧芳700多，鐵政隻有500左右。演出費占收入的大部，就像計件工資，根據角色重要程度，一般演員演出一場300到400元，相當於一張票的價錢。一個演員一年平均工作七八個月，要是沒有演出，就隻能拿基本工資，“要想在上海生存，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因此有很多演員在外麵接影視劇、做主持，有時還兼配音。春節檔的演出，大家爭先恐後。”

浙江煤老板的寂寞呼喊

山西方麵最終未派人參加，“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山西省發改委代表”、“山西省煤炭工業廳代表”三塊牌子後空無一人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黃柯傑 | 浙江杭州報道

2月1日晚5點半，蔡驊穿著灰色西裝，打上真絲領帶，站在西湖邊的一個酒店大廳內，等著與清華大學EMBA學員共進晚餐。

年輕的學員們蜂擁而入，把蔡驊圍起來，其中一個學員衝上來握著他的手：“我跟朋友說了，那個為浙江煤老板說話的人，就是我老師。”

蔡驊感到不好意思。

2009年11月8日，浙商投資促進會(下稱“投促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蔡驊代表浙江在山西煤礦業投資群體向國務院上書，要求對山西最新一輪煤礦兼並重組改革中兩份政府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審查。

在多次試圖與山西官方接觸無果後，今年1月9日，投促會在杭州舉行“2010中國經濟走勢解讀”論壇暨迎新酒會。蔡驊當眾宣讀“致全球浙商公開信”，在宣讀完浙商投資最佳城市榜單後，蔡驊又臨時加了“一道菜”---浙商投資預警區域---山西和迪拜。

他忍不住揶揄：“拉上迪拜，是為了給山西一個麵子。”

代表失敗者的憤怒

今年44歲的蔡驊，早年曾做過一家機關報的記者，後到浙江省經濟建設開發促進會當會長秘書。當時擔任會長的是袁芳烈，袁是溫州改革開放後第一任市委書記，曾以親自給“投機倒把”的八大王披紅戴花進行平反，被認為是“浙江改革英雄人物”和“溫州模式的締造者”。

“他是個敢作敢為的人，膽魄和能力讓人欽佩，對溫州的改革開放事業和溫州模式的貢獻功不可沒。”蔡驊對他的老領導評價很高。

但是，蔡驊做夢都沒想到，現在自己聲譽鵲起會與溫州的煤老板有關。

2009年9月以來，山西省政府對小煤礦進行“兼並重組”，這被外界稱為“煤老板的終結”。另一方麵，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遭遇集體性虧損，其中溫州炒煤團500多億元資金被困山西。許多煤老板向投促會求救。

2009年11月8日，蔡驊高調向媒體宣告，投促會已上書全國人大、政協、國務院以及山西省人大、政協和省政府六部門，質疑山西省政府主導的“兼並重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11月18日，一場由投促會舉辦的“地方產業政策延續性與企業投資信心”研討會在杭州舉行，一貫低調的煤老板們集體亮相，與全國各地趕來的一些專家學者進行了一天的研討，對山西“兼並重組”的煤改政策進行詳細剖析。

此前十天，各種消息充斥各大媒體，投促會盛情邀請山西省官方到杭州來參加研討會，曾有媒體報道山西省將派出一位副省長率團出席。

“我們當時非常高興，認為這是山西方麵放出的一個積極信號，可能會給事情帶來轉機。”蔡驊回憶說。

浙江省政府對此也十分重視，在聽取完蔡驊的匯報後，一位浙江省主要領導告訴蔡驊，如果山西方麵順利成行，浙江方麵將派出同級別領導接待。蔡驊對這場民間搭台、官方參與的交流會充滿期待。

11月18日，研討會如期舉行。山西方麵未派人參加，“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山西省發改委代表”、“山西省煤炭工業廳代表”三塊牌子後空無一人。

在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對此次山西煤改形成了兩派針鋒相對的觀點，但是，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與會專家們一致認為，程序首先要合法，應該通過協商解決。

會場氣氛火爆，煤老板們搶話筒講述自己的投資史，訴說山西煤改“對他們財富的剝奪”。

這場活動是不是煤老板出資舉辦的？蔡驊否認，他介紹說，這場耗資20多萬元的研討會，全部花費由投促會出，“我沒拿煤老板一分錢，相反，我還請他們吃了一餐中午飯。”

很多人認為，山西方麵並沒有來人，意味著這次研討會的失敗。可蔡驊卻認為，研討會最重要的是把山西煤改的過程了解清楚，至少通過媒體讓公眾知道，這次改革的過程是怎樣的，哪些人的利益受到損害，這些煤老板的哪些產權應該得到維護。

但是，對於結果他還是有一些遺憾，“如果借助這個平台，山西方麵和煤老板之間可能會形成一個好的交流氣氛，甚至是通過一種高明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排行榜與論戰

1月初，溫州籍煤老板唐建國(化名)在杭州接受本刊記者采訪，與2007年4月他在山西大同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光鮮奪目的外表判若兩人。當年他名牌傍身，手拿LV皮包和數萬元一台的手機。如今的他顯得疲憊不堪，言語中有些許憤怒。

“想全身而退很難。”他如此評價他的同行。作為煤礦投資的先行者，本世紀初他就介入煤礦開采，以數百萬的高利貸起家，如今賺得數億“黑金”。對於山西方麵的煤礦整合政策，他形容是“收走了下蛋的母雞”---他的價值一個多億的礦現在被當地一家大型國有煤炭兼並收購，數千萬元餘款沒有到位。

“礦都收走了，多少錢也就無所謂了。”他顯出一番無奈。作為業內人士，他對兼並後的小煤礦生產也並不看好。“年產幾十萬噸到一百萬噸的小礦，上綜采設備不夠檔次，停產炸井又會造成資源浪費，最後等風聲過後，肯定還是讓承包給個人去經營。”

對於2009年11月投促會舉行的研討會他並未參加，甚至連名都沒報。“這些都沒戲，現在隻有讓大家知道，我們並非十惡不赦。”

山西成就了他發財的夢想，也成為他的傷心地，“從此對山西的事情不再過問，錢能賠到多少算多少。”

“花500億元買到的教訓應該引起浙江投資者的反思，作為商人，應該賺受人尊重的錢。”蔡驊認為。

在他的理解中，受人尊重意味著這個錢除了合法之外，還沒有道德成本。他覺得，煤老板的賺錢方式是在挑戰中國商業文化的底線。

2010年1月9日，投促會再度高調亮相，宣讀一封致會員及全球浙商的公開信，同時發布“2010浙商投資(中國)最佳城市”候選名單及“2010浙商投資預警區域”候選名單。

對於最佳投資城市，媒體並未太多關注，而山西和迪拜並列年度投資預警城市則引發各界關注。按投資環境給地方城市排名，並預警浙商小心投資，這份榜單也被稱為“紅黑榜”。

蔡驊此舉除了叫好聲外，很多浙江商界人士認為欠缺理性。曾為浙江煤老板鼓與呼的律師吳族春對媒體表示，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是一個協會，投促會的2000多個會員都會收到我們的這份報告。”蔡驊對外界的各種爭議並不在意。他表示，排行榜一年一發，但“黑榜”是首次出現，預警區並不意味著不能投資，隻是告訴浙江商人存在比較高的風險，“政策性的投資風險應該避免”。

培養浙江的資本家

在第一次發榜後，外界有人懷疑這次放黑榜是投促會的噱頭。事實上，之前的蔡驊已經研究了十多年民間投資，他還兼任清華大學職業經理人訓練中心華東教學中心主任。他說，自己要在浙江“培養資本家”。

對於山西煤改，蔡驊也試圖用資本運作的方式來解決。在與煤老板接觸後，他曾提議，把各人持有的煤礦分別評估，按照價值折成股份，再找一家浙江國企做兼並主體，實行內部整合，這樣煤老板就變成了股東，既保住了煤礦，也能利益共享。據他回憶，這一方案也得到山西方麵的認可，並要求這家新成立的企業必須掛靠在一家山西大型的國有煤炭企業名下。

但是這一方案遭到了煤老板們的否定。

蔡驊說，自己2010年的主要工作還是做工業投資項目對接的平台搭建。他的同事於微微告訴本刊記者，蔡驊現在每天的工作就是關注各地的招商引資項目，把好項目發給投促會會員，有時甚至實地暗訪，考察投資環境。

蔡驊認為，這隻是投促會的基本工作。“招商引資其實是兩個概念，招商是引進項目，引資是引進資金。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混淆了。”

他說，每個城市都各有特點，浙江各地的企業家各有性格。“溫州的企業家喜歡做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生意，杭嘉湖一帶的企業家喜歡做紡織實業，寧波一帶的企業家偏愛大融資項目。招商一定要找準他們的胃口。”

蔡驊介紹，投促會已經嚐試著把全國主要城市的各類經濟指數納入到一個測評體係內，通過數據量化的方式來體現各大城市的投資價值點，此為“城市投資測評體係”。這一課題主要由浙江大學經濟學管理學博士團隊任研究員，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類經濟數據，同時參考網絡投票和專家意見。“數據、投票和意見各占1/3，我們在2009年已經開始做了，到2010年基本完善。我們每年都會做排行榜出來。”

對於這一項目的前景，蔡驊充滿期待。他認為，浙江作為民間資本最為充足的省份，需要適合企業家的各類項目，他把這一排行榜視為浙商的一本有價值的參考書。

國企煤改經濟賬

談判的核心，仍是資源補償價與礦主期望值存在差距，這個差額常常以千萬元為單位。而在評估時，一些矛盾往往發生在細枝末節處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葛江濤 | 山西大同報道

大同煤礦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吳永平，雖然這些年有些發福，仍可以看出一個昔日煤礦工人的強壯體態。

臘月二十三，他還在忙著煤礦兼並重組的事情。

2009年，大同煤礦集團(以下簡稱同煤集團)在山西的7市、13縣兼並重組了114座煤礦。這隻是山西省煤礦重組大潮中的一隅。

2010年1月5日，山西省副省長陳川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山西省政府聯合舉行新聞通氣會上表示，該省煤礦整合重組協議簽訂率達到98%，已形成4個年生產能力億噸級的特大型煤炭集團和3個年生產能力5000萬噸級以上的大型煤炭集團。

按照之前山西省政府提出的規劃目標，到2010年將全省礦井數由2598處減少至1000處。同時，煤炭企業由2200多家減少至100家左右。這乃是中國規模最大的煤企重組，小煤礦將被徹底終結。

同煤集團是山西最初確定作為兼並主體的5大煤企之一。

小煤礦被兼並後產能提高了近一半

同煤集團的前身是大同礦務局。它成立於1949年8月30日，現已成為地跨晉蒙兩地8市、13個縣的國有大型企業，是中國最重要的電煤供應企業之一。

早在2007年11月底，國家發改委發布的《煤炭產業政策》中就曾強調，要推進煤炭行業的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形成以大型煤炭企業集團為主體、中小型煤礦協調發展的產業組織結構。

這一文件還稱將建設13個大型煤炭基地，位於晉北的同煤集團正是其中之一。

“我們效益的好壞，是大同市經濟的晴雨表。”吳永平說，從大同市場和商店的商品銷量就可以出同煤集團的效益，“效益好了，賣得火爆；效益不好，一下就冷清了。”

吳永平是山西懷仁縣人。他在1975年從大同礦務局煤峪口礦綜采隊工人幹起，2008年1月開始擔任大同煤礦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按照相應規劃，同煤集團負責整合重組大同、朔州等地的煤礦。

兼並重組使原有48座礦井的同煤集團獲得了一個巨大的發展機會。即使在關閉部分不達條件的礦井之後，同煤集團的礦井數量仍增加了一倍。

“采用新技術後，這些兼並煤礦的產能由原來的2651萬噸增加到3480萬噸，”吳永平說，這一年他們共兼並重組了114座煤礦，並將其整合為48座煤礦，而產能仍得到了提高。

以大同市為例，2009年共整合煤礦30座。其中保留5座，17座在進行相應補償後直接關閉，剩下8座整合為3座。

“通過資源兼並重組，實現了產能的擴大和產業的集中，這也符合國家的大政方針。”吳永平認為，兼並重組除實現資源和能源的擴張外，還解決了枯竭資源的接替問題。這一年，“大同地區的商店和市場也持續火爆。”

其實早在2000年底，同煤集團就啟動了低成本擴張。第二年他們組織生產和地質部門人員到省內各煤礦企業進行調研。

當時同煤集團就掌握了這一地區100多個煤礦井上、井下信息，並摸排出可以重點開發的煤炭區域。這份資料在2009年的兼並重組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2002年下半年，同煤集團收購了年生產能力為15萬噸的鐵峰南陽坡煤礦，並投入4000萬元進行全麵技術改造，很快就實現了120萬噸的年生產能力。

對鐵峰南陽坡煤礦成功改造後，同煤集團找到了改造中小煤礦的信心和途徑。之後，同煤集團相繼兼並重組了數座大型煤礦，並將“觸角”伸到內蒙古鄂爾多斯，兼並重組了三座煤礦。

2005年初，同煤集團組建了“煤炭生產管理分公司”，即後來的同生煤礦生產管理有限公司，專門負責煤炭資源整合以及接手後的安全、生產和管理工作。

吳永平說，這一係列兼並重組的準備工作不僅是掌握周邊煤礦的情況，還包括資金籌備和人才儲備。

艱難的兼並談判

“他們希望能高一點，我們希望能低一點，中間存在矛盾是正常的。”吳永平這樣描述兼並重組談判。

2009年每個月的8日，都由吳永平親自主持資源整合工作例會。至於礦井現場辦公會則開了幾十次。

魏建功是同生煤礦生產管理有限公司的安全監察部部長。2009年，他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參與同煤集團所有對外兼並重組的談判，並接管這些煤礦。

“難！”無論對於過去一年的回顧，還是新年的前景，魏建功隻用了一個字。

他覺得，造成談判困難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兼並主體不同，所執行的政策也不盡相同。

“山西省國企在整合時必須嚴格執行山西省的政策，省外企業和民營企業則不受這個限製。”魏建功說，相對山西的國有煤企，其他企業在政策和交易價款方麵靈活得多。

以一個1億噸的煤礦為例，一般煤礦所有者都要上交1.5億元資源價款。山西的國有煤企要想對其進行兼並重組，就要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省國土資源廳關於煤礦企業兼並重組所涉及資源采礦權價款處置辦法的通知》規定，在交還原礦主1.5億的資源價款外，隻能按照50%的比例進行補償，即補償0.75億元。

“別人可以給3億。如果再計算其他因素，數額差別就更大了。”同煤集團在競爭一個煤礦時，評估價為2.8億。但一個外地企業出價5億。如果同煤集團按照他們的政策走，“就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更棘手的是和被兼並對象的談判。比如很多礦的產權難以清晰，“這些礦曆史遺留問題多，不少地方煤礦擔負著鄉、村的相關費用，重組整合地方鄉村利益將受到一定的影響。”

再比如2007年或者2008年買到礦的礦主曾大規模擴建礦井，但到2009年部分基建尚未完成。“樓房等並未驗收，所以無法進入固定資產，評估人員隻能按照原材料進行評估，” 魏建功說，當時一噸鋼材6000多元，而現在隻有3000多元，“這樣就沒辦法平衡，但按照相關規定，同煤也不能進行更多補償。”

如果碰到井下自燃著火的礦井或者井下未排水被水淹的事情，評估工作就更不好掌握。“有可能幾個月甚至幾年下不去人，評估單位隻能按照圖紙進行評估。如果以後發現與實際情況不符，找誰去？”

被發票難住的評估

談判的核心，仍是資源補償價與礦主期望值之間存在差距，這個差額常常以千萬元為單位。而在評估時，一些矛盾往往發生在細枝末節處。

比如，過去小煤礦在購買生產、辦公物品時很少保留發票。但對於同煤集團這樣的大型國有企業，必須明了每一分錢的去向，沒有發票的物品很難進行評估。這些沒有發票的物品多是桌子、椅子這樣的辦公設備，看起來與煤礦本身關係不大，卻經常把評估拖進死胡同。

不過截至今年1月，同煤集團兼並重組的煤礦中已有11座複工複產。

對於外界質疑的國有煤礦是否有資金完成兼並重組，吳永平解釋說，一部分是企業自有資金，另一部分通過貸款融資來解決。由於這些年同煤集團經營情況很好，銀行很願意提供貸款，“資金問題雖然是個難題，但對同煤集團來說並不是大問題。”

因為在兼並重組前所有煤礦都先停產，談判時隻剩下煤礦和所屬者，同煤集團迅速向各煤礦派出230餘名管理人員進行接收和管理，重新組織生產。

“全部抽調同煤集團其他礦井基層骨幹力量，然後層層往上遞補。”吳永平告訴本刊記者，同煤集團的管理人員有嚴格準入製度，根據條件選拔人才，“這涉及責任和安全，絕對不能應付，如果出現問題再去補救，一切都追悔莫及。”

雖然外界對山西煤改的現狀和前景一直充滿疑問，但在2010年1月上旬的同煤集團職工代表大會中，吳永平提出了2010年的生產任務：煤炭產量計劃8000萬噸，力爭1億噸；煤炭產銷量計劃1.3億噸，力爭1.5億噸；營業收入計劃500億元，利潤目標為13.5億元。這些數字都大大超過2009年。

吳永平還特別提到員工的收入：全集團年人均工資突破4萬元，增長10%以上。

“隻要煤炭市場沒有大的變化，我對目標有充分自信。”他說。■

韓三平的“55%”高地

中影集團改製上市的另一麵，是中國在電影領域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機構來對抗好萊塢這樣的外來者。過去十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這些任務必須由同樣具有市場化優勢的企業來完成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柴愛新、特約撰稿李嘉 | 北京報道

辦公室裏的韓三平一身深藍色中山裝，腳上一雙布鞋。他身後的書櫥裏，有一個畫著毛澤東頭像的工藝品。

1991年導演的《毛澤東的故事》是韓三平首部獲得業界認可的影片。此片獲得了第二年中共中央宣傳部頒發的“五個一工程”獎。

2009年，已經轉到幕後18年的韓三平再次走到前台，執導建國60周年獻禮片《建國大業》。在這部星光閃耀的電影中，毛澤東也許是唯一的主角。

看起來，在新一年裏韓三平也許會有更多機會塑造自己的偶像。在距離虎年春節正好三周的時候，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

這份與2009年《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相呼應的指導意見強調，認真落實年放映國產電影時間不低於年放映時間總和三分之二的有關規定，切實加強國產影片發行放映考核獎勵。

其他內容包括，繼續執行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製度，用於加強電影行業宏觀調控和促進國產電影發行放映。

它被認為是對韓三平以及中影集團的最大利好。

“我呼籲，中國電影人團結起來，2010年為中國電影保90億、爭100億努力！”采訪快結束時，韓三平加重語氣這樣強調。

“主旋律影片的商業改造”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辦公室的一角，擺放著出版社不久前送來的一疊新書：《啟示---建國大業解密與剖析》。

按照政府有關部門規定，國有企業中影集團每年要拍三至五部反映核心價值觀的主旋律影片，《建國大業》隻是其中之一。這部影片之所以受到業內矚目，更多因為它特殊的操作模式。中影集團內部總結為“主旋律影片的商業改造”。

主抓創作的中影集團副總經理史東明告訴本刊記者，在《建國大業》之前，主旋律影片的商業探索已經積累了大量經驗。

“最早的主旋律影片多是好人好事，拍出來以後老百姓都不喜歡看，主要靠紅頭文件來運作一些團體觀影。”史東明說，這是2002年之前主旋律影片的普遍現象。全國每年有大約二三十部這樣的影片，幾乎沒有能取得較好票房收入的，“拍出來，專家叫好，給拿個獎，就過去了。”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積極發展文化產業”。

“十六大報告後，‘文化產業’這個詞在一夜之間被廣泛傳播，之前國家一直都沒有這個政策。從那時候開始，我們不再把主旋律影片當作純粹的宣傳工具，而是作為一個產品來對待。”史東明說。

中影集團第一部進行商業改造的主旋律影片是2004年的《張思德》。該片找了擅長拍商業片的導演尹力，又在包裝宣傳方麵花了一大筆錢。

第一輪放映，票房1800萬，這是此前主旋律影片從來沒有過的成績。

《張思德》最後公布票房有8000多萬。因為是中影集團的第一次探索，還是有所保留。在營銷方麵還是走了定團體票、放映權低價賣斷等一些老路。中影最後隻拿到了1800萬。

但中影集團領導很受鼓舞。第二年又推出了尹力的《雲水謠》。這一次聘請了專門的營銷宣傳團隊，最後票房3600萬。

經過多次經驗積累，2009年的《建國大業》以4.27億票房創下了主旋律影片的神話。

至此，韓三平領導的中影集團成功樹起了國產電影和國有電影企業兩麵大旗。這與近幾年韓三平的兩個情懷相接近：中國電影情懷和國企情懷。二者經過他在不同場合的演講和媒體傳播，成為對電影管理部門和電影圈很有感染力的口號。

今年8月，韓三平將再次出任總導演，開機拍攝迎接建黨90周年的《建黨大業》。與此同時，另外三部迎接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影片也在籌劃中，它們被初步定名為《辛亥革命》、《秋瑾》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一枝獨大

就在本刊記者采訪韓三平前幾天，一則“韓三平被雙規”的說法在網上盛傳。

“槍打出頭鳥，董事長近幾年在業界和政府都評價很高，這種旗幟性的人物肯定會遭到攻擊。”史東明認為關於韓三平的這種謠傳不足為奇。他還接到多家媒體打來的電話，谘詢傳言是否屬實。

被業內尊稱為“韓三爺”的韓三平，曾經對媒體說中影集團不是“一枝獨秀”，而是“一枝獨大”。

2009年的中國電影票房總數63億。按中影集團提供的數據，國產電影占整體票房57%計算，就有約36億。其中由中影投資出品的電影占40%。

剩下的約27億進口片票房，大部分收益也歸中影集團。因為中影集團下轄的電影進出口公司負責影片引進。

“中影集團壟斷國外電影發行是事實，是有很大的利潤，票房分賬中影集團甚至能拿到80%以上。但是，大家要辯證看這個問題，中影集團是國企，不是韓三平的個人公司，我們是拿著這些利潤反過來支持國產電影。”韓三平這樣回答外界的“壟斷”質疑。

“中央提出發展文化產業政策之後，一年內連著發了十幾個文件降低門檻，所有人都可以進來拍片子。我們哪還有壟斷的手段？電影進出口公司掛靠在中影集團下麵，是代替政府去審理全國的進口片。”史東明說，“主旋律影片是作為國有企業必須承擔的責任，如果這個會引起誤會，我希望別人來壟斷。王中軍，張偉平，你們來做吧，我們巴不得。”

兩個月前，《三槍拍案驚奇》製片人張偉平曾炮轟韓三平搞壟斷。

1999年，在國內電影產業一片蕭條之際，中國電影公司、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八家正局級單位組成了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在行政級別上，中影集團董事長與廣電總局電影局局長平級，但在業務上歸電影局領導。

成立之初，童剛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韓三平任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2001年，童剛調到國家廣電總局任電影局局長，韓三平繼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現在，中影集團下轄14家全資子公司，一個事業單位，即央視六套電影頻道。另外還有30多家控股、參股公司和兩個駐外機構。

本刊記者看到，韓三平的2009年中影集團年會總結報告長達20多頁，內容從具體創作、製片到營銷、發行以及院線擴建，涉及電影產業的整個鏈條。

國產電影不低於整個中國電影市場份額的55%

對於《關於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韓三平說：“每一條都是我們很熟悉的，我們正在做的。國產電影必須保護，現在還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放映時間，美國好萊塢的衝擊太厲害。”

他進一步說：“我們要堅決、毫不猶豫地做到國產電影不低於整個中國電影市場份額的55%。”

“很多國家地區的電影業已經開始下滑，包括韓國和日本。台灣、香港地區下滑得更厲害，台灣隻占23%，香港比台灣還差。如果這樣，民族電影工業就沒了，我們整個電影業都要警惕。”韓三平的語氣很有些高瞻遠矚的氣勢。

此次國務院的政策，無疑又為韓三平和中影集團提供了一個改革機遇。

1953年出生的韓三平，1977年進入四川峨嵋電影製片廠，從照明工幹起。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第一次醞釀改革的時候，就有領導說過：“如果中國電影要改革的話，拿過來就可以用的隻有一個人，就是韓三平。”

上世紀90年代《毛澤東的故事》獲獎後，韓三平調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那時北影廠發完工資後賬麵上隻剩下幾百塊錢。韓三平試著做一些改革，把車間改造成一些擁有自主權的二級單位來管理，結果效果良好。在1999年，北影廠合並進中影集團後，韓三平被重用，擔任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

“他在北影廠就開始‘鬧騰’了，到了集團以後鬧得更凶，全國大量優秀人才都網羅過來。”史東明說，“中影集團成立後的十年間，經曆了三四輪體製方麵的改革，所有的機會我們都抓到了。”

“因為中影集團是全產業鏈的，全資國有企業。它具有強大優勢，但是也有巨大的弊端。”談到中影，韓三平強調全資國有性質的弊端，為進一步的改革埋下伏筆。

據了解，中影集團正積極籌備上市。2009年6月，他們已經完成了整體重組改製成立股份製集團的方案，該方案現在已經上報。

中影集團改製上市的另一麵，是中國在電影領域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機構來對抗好萊塢這樣的外來者。過去十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這些任務必須由同樣具有市場化優勢的企業來完成。

“中影要引進合夥人，在確保中影絕對控股的情況下，引進外資、港台和民營資本。”韓三平向本刊記者透露，這些合作有些正在洽談中，而有些已經簽署了協議。

“股份製改造不是一個簡單的融資行為，引進各種資本的同時，也要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韓三平說。

不過作為一家大型國企，正如韓三平所說，中影集團有著自己必須負擔的責任：無論改製上市結果如何，他們都必須讓《建國大業》和《建黨大業》變得越來越好看

海南島又見“炸藥包”？

20年前的情形，如今開始重演。就在不久前，當海南的土地再次升值後，一個剛剛向肖增建借了100元錢的鄰居，隻用了三天就開著豪華車把錢還了回來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開 | 北京報道

肖增建說，10天前自己從上海飛回海口，同一航班上有六撥溫州炒房團。他聽了聽，多是剛從迪拜撤回來的。這些人就像沙漠裏的旅行者，剛剛望見了一片綠洲。

“海南又沸騰了。”機艙裏這些熱情地討論和設想，讓肖增建恍惚回到了20年前。

1988年，海南建省，十萬人湧向天涯海角。35歲的肖增建偶然在寸土寸金的海島擁有了一塊近400畝的土地。不過終究，他還是“很倉皇地離開了海南”。

如今，當海南的土地又熱得燙手的時候，肖增建已在海南擁有自己的事業。熱潮之下，這些“受過傷”的“老海南”們何去何從？

那張3000萬的支票

2009年初，海口這座從來不堵車的城市開始堵車了。

幾乎一年之後，當2010年1月國務院公布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意見時，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來先知者早已前來布局。

雖然海南省負責人否認熱錢大量湧入海南炒房，但肖增建卻發現，在飛往海南的班機上有大約一半的乘客都在談論如何投資房地產。

最近，三亞新房的均價已超過每平方米2萬元，而且是無房可售。

麵對洶湧的房地產熱浪，海南凱迪網絡資訊有限公司董事長肖增建表現得很平靜。

肖增建曾經有過一塊地。那是1992年，在海南儋州市。

他在1988年來到海南時，原本看重海南寬鬆的審查體製，希望搞一家影視公司。肖增建說，國家給予海南的特殊政策，使得海南看上去更像是一個“獨立王國”。中國人民銀行甚至都已經製作了“瓊幣版”，“除了國籍，其他都是開放的。”

想搞文化產業的肖增建卻在無意中得到了一塊地：當地政府以促進文化開發的名義給了他395畝。按照規劃，肖增建將在這裏建設一座影視城。

這使肖增建和許多人一樣，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房地產行業中。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海南，395畝的土地可能帶來數億元利潤。“別不相信。”肖增建說，“當時的海南就是這樣。”

肖增建剛拿到項目，就有一位企業家帶著銀行行長找來。對方直接開出了300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項目與土地他們都要了。”肖增建回憶說。如果他願意，項目還可以由他去做。

這可能是一個令他終生難忘的時刻：曾經有一張3000萬元人民幣的支票擺在他麵前。他隻要把這個影視城的項目與土地一轉手，那張畫滿零的支票就可以放進口袋。

“遇到這樣的機會，九成人都會把項目與土地賣掉。錢到了我的賬上，就是我的。”肖增建說。

倉皇地離開

20年前的情形，如今開始重演。就在不久前，當海南的土地再次升值後，一個剛剛向肖增建借了100元錢的鄰居，隻用了三天就開著豪華車把錢還了回來。

錢來得很簡單：這個年輕的女孩把自己的公司和土地賣掉了。僅僅轉移了一個合同，錢就來了。

但20年前的肖增建卻猶豫了。他知道對方接下來就會用這塊土地抵押，從銀行獲得相當於幾十個3000萬的貸款。最終，銀行將會為海南的一切埋單。

“我膽子太小，怕這樣會對我自己形成債務。”說起如何喪失這樣一個發財的機會，肖增建哈哈大笑。作為一名經曆過“文革”的“50後”，即使麵對3000萬元支票，肖增建仍然沒有激情起來。

他後來發現，用這種方式掙錢的人中相當一部分是轉退軍人。“他們膽子大。”肖增建說。

時間到了1993年上半年，海南房價曾達到了最高的每平方米7500元，這遠遠高於今天許多省會城市的房價。也是在這一年，朱基整頓海南，四大銀行海南行的行長被抓，資金被強令撤回內地。據報道，一天之間就曾有200億資金撤離海南。

“別墅養豬、地基養魚”由是成為海南一景。銀行得到的抵押樓幾乎都是空中樓閣，其中許多還被抵押過多次。肖增建說，直到現在，海南還有房子搞不清誰是真正的業主，“更悲哀的是，銀行還會發現，那些都是大坑的地基還欠著施工隊巨額墊資款。”

對於肖增建這樣的夢想者來說，最為致命的是整個經濟環境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銀行洶湧的貸款被封上閘門，他們隻好自掏腰包投入了幾百萬元。

然而整個海島已再無當初的人氣。那座名為南洋風景的影視基地成為一個無底洞。肖增建與朋友堅持到1995年，資金鏈斷裂，美夢終於破滅了。

“很倉皇地離開了海南。”肖增建形容說，395畝土地隨後也被政府收回。

“海南沒準備好，銀行也沒準備好，那是一個雙失控的時代。”肖增建覺得，在那些年裏“膽子大的人都成功了，而想做些事情的人反而吃虧了”。

他說，直到現在許多人講到海南還是會哭。成功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都隻能倉皇而去。肖增建的一位朋友對他說，凡是在海南呆了五年的人，都是遍體鱗傷。後來，這位朋友也移民國外了。

“不可否認，海南的那五年造就了一些精英。”肖增建說，那一輪海南房地產泡沫的參與者們，後來大都成了中國房地產業的領軍人物。那五年，對他們似乎是一次特訓。海南沉寂了，他們也都散開了。

誰最後接到炸藥包

對於曾經擺在麵前的3000萬元支票，肖增建禪悟似的說：“說不定那筆財富會害了我呢。”

那時一個手機要八萬元，“如果跟哪個小姐玩得好，直接就把手機送給她了。”肖增建回憶起那些“暴發”的朋友們：即便是送房子的事情，也並不鮮見。錢來得太容易，出手免不了闊綽。

在肖增建的印象中，他們現在幾乎全都移民到了國外，“擁有了這些財富，他們不敢在國內呆著。”

他們偶然相聚回憶往事，就會談到那個蠻荒時代的海口：沒有紅綠燈，沒有公交車；好多人沒地方住，一到晚上街上到處都是唱歌的人；由於電力不足，店鋪門口都有一個雅馬哈發電機。

離開海南後，肖增建在廣州闖蕩了幾年。1998年，他重返海南創辦了“凱迪網絡”。那時，每月花幾百元就可以在一片蕭條的海南租到四星賓館的套間。低成本孕育了凱迪網絡、天涯社區等一批互聯網公司。

如今，這些中國最著名的網站很容易吸納資本然後投身新一輪“開發熱”，至少成為外部資本進入海南的平台。

海口早就變了樣子。肖增建說人們這次來海口目的很明確，“就是來炒作地皮賺錢的。”

特別是那些剛剛在中國各地受到整合、清退的資本，終於發現了一個新出口。

“海南的領導班子應該是非常擔心的。”肖增建說，國際資本也進入了海南，連一向排斥投資海南的李嘉誠也進來了，“或許這會使海南的經濟更加規範一些。”

“最後還是銀行墊底。”肖增建說，“看這些炸藥包最後會落到誰的手裏。”

肖增建很享受在海口的生活：“沒有擠壓感。”在海南，一雙拖鞋可以穿一年，沒有人穿襪子，白天城市在睡覺，一到夜裏就活躍了起來。

1988年，他來到海南的時候是35歲，如今已年近花甲。“這麽多年，我想通了一個道理，一個人這輩子隻能做一件事，這是許多人到死都沒能想明白的。”

肖增建說起新的“開發熱”有些淡然。在他看來，現在的房價上漲與1993年前後的海南地產泡沫一樣，都是在傳遞炸藥包，“看最後會落到誰的手裏。”

顯然，那些曾經沮喪的經曆仍然影響著“老海南”。無論對於進軍房地產還是吸納熱錢，肖增建在談及這些“發財機會”的時候都異常謹慎。

不過，所有海南人仍將再次身不由己地卷入這一輪熱潮。即使肖增建也聲音沙啞著說，“如果價錢合適，我會賣掉我的房子。”■

四萬億下的核電突擊

“等沿海的4個依托項目搞完之後，就要向內陸發展了。”在2010年底之前，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及江西這三個項目將具備正式開工條件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瑜、特約撰稿李嘉 | 北京報道

2010年1月26日，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董事長王炳華早早出現在會議室。

西服、襯衫、領帶、皮鞋，不管在哪個場合看見他，幾乎都是這樣的正式行頭。這天王炳華還要求出席的公司人員也著正裝。會議規模很小，但對他來說卻很重要，他要總結匯報公司在過去一年的成敗得失。他精心準備了材料，並且為此專程去了一趟三門核電站。

2009年對王炳華來說，著實不平凡。

當年3月31日，采用美國西屋公司的核電三代技術AP1000的中國三門核電站1號機組核島開始澆注第一罐混凝土，主體工程全麵開工，引起全世界關注。

中國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此前，世界上還沒有建設和運營AP1000的先例，輿論紛芸。

這是一次冒險。一旦成功，中國將成為陷入低潮的世界核電產業的領軍者。

而國家核電技術公司的使命是：代表國家引進並售讓三代AP1000技術，並通過消化吸收再創新，最終形成中國核電技術自主知識產權品牌。

國家發改委2009年11月26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中國新核準14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核準在建的核電機組24組，總裝機容量2540萬千瓦，是世界上核電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進入2009年，中國核電建設不斷加速，新項目、新訂單、新協議、新廠址接連出爐。

資料顯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吉林、甘肅、河南、河北、重慶、遼寧等地都有核電項目處於醞釀之中，其中絕大多數都選址在內陸地區，有的省份甚至有五六個之多。

在四萬億刺激計劃的拉動下，核電作為國家力推的大項目，具有徹底改變一個城市經濟形態的能力，也被地方政府作為吸金噱頭。不少地方政府將核電項目作為“書記一號工程”。

而國家有關部門明確表示，要將內陸地區納入AP1000選址範圍。這給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帶來了空前的市場。

為什麽吃螃蟹

國家核電技術公司成立已三年多，一直處於爭論漩渦。

2006年12月16日，原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與美國能源部長博德曼共同宣布，美國西屋公司以第三代核電技術AP1000最終擊敗法國阿海琺集團，贏得了中國第三代百萬千瓦級核電招標。

但國內核電業界仍然爭議重重。焦點不在於是要引進美國的AP1000還是法國的EPR1000，而是到底要引進技術還是采用中國自主設計的CNP1000。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就措辭尖銳地說：“國外核電巨頭鯨吞著中國核電建設數百億美元的龐大蛋糕，我們自己擁有的核電技術知識產權卻被日益邊緣化。中國自主創新的道路，為什麽在舉國上下齊呼的自主創新口號中越走越窄？”

曾任中核集團科技委常委的退休專家張祿慶則對本刊記者說：“AP1000是美國技術，為什麽沒有一家美國公司願意出頭吃第一隻螃蟹？”

2009年3月，浙江三門核電站一期工程AP1000核電項目將全麵進入工程建造階段。與此同時，許多省的核電項目計劃紛紛出現。

“國家核電自主化工作領導小組早已明確要求，內陸地區上核電，必須要上AP1000。這主要是考慮到內陸地區人口稠密，對核電站安全性有著更高的要求。”王炳華對本刊記者表示，“根據我國新的核安全標準法規要求，在核電站的放射性廢棄物排放限值方麵，內陸核電隻允許達到沿海的百分之一，而目前除了AP1000之外，其他堆型核電站很難達到這種要求。”

然而，許多內陸地區盡管早就開始規劃核電站，其項目卻是按照源自法國技術的二代改進型技術M310規劃設計的，比如湖南桃花江核電站，按照原來的規劃，2009年底就具備開工條件。M310在國內已經應用較廣泛，目前沿海地區獲批的CPR1000就是從M310改進。這使內陸各省反應激烈。

“等沿海的4個依托項目搞完之後，就要向內陸發展了。”王炳華說，“在2010年底之前，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及江西這三個項目完全具備正式開工的條件，我指的是在設計上，我搞了一套標準，這是基礎，結合廠址進行一些適應性設計就行了。”

“挨批1000”

越來越多的項目，使得王斌華的2009年越來越奔忙。他不僅要頻頻視察浙江三門和山東海陽的核電站建設情況，還要走訪國內外各供應商及合作夥伴。

“去年我們去各地和供應商企業開了100多次協調會，平均每月近10次，王總都親自出麵。”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副總經理馬璐說。

對於王炳華來說，核電是個嶄新的事業。在此之前，他任中電投總經理。

他每月至少去一趟浙江三門和山東海陽，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學習；二是幫助現場在關鍵時刻解決一些問題，承擔一些責任；第三件事就是要掌控，掌握和控製工程建設的進度。

自第三代核電自主化依托項目發布開工令以來，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共設置了包括核島負挖、混凝土澆鑄、模塊就位等在內的關鍵裏程碑節點目標22個，目前已經按計劃實現或提前實現18個。

王炳華說，AP1000項目已經將中國的裝備業水平整體提高了一個檔次。兩年來，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與哈電、上電、東電、沈鼓、一重、二重、大重、大起、太重、寶鋼、太鋼和鞍鋼等國內裝備製造企業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高層協商機製和建立三代核電合格供應商機製。

“為AP1000做蒸汽發生器的一重和二重的工人都管它叫‘挨批1000’，因為二代蒸汽發生器的壽命是45年，且中途可以更換，三代蒸汽發生器的壽命是60年，且中間不能更換，這個要求太高。所以工人們做的時候常常覺得手都是抖的，一不小心就會出錯。”王炳華笑道。

他興奮地告訴本刊記者，二代改進型的國產化率隻有89%，而三代AP1000的國產化率幾乎接近了100%。

新一輪核電浪潮中國將走在最前麵

在消化引進AP1000的過程中，國家核電技術公司還在核電技術上有了許多突破。比如在世界上率先掌握了第三代核電AP1000的核島筏基大體積混凝土一次性整體澆鑄技術、核島鋼製安全殼成套技術、模塊設計和製造技術、主管道製造技術、核島主設備大型鍛件製造技術等五大核心關鍵技術。

以三門核電站為例，其混凝土澆灌采用了一次性澆鑄方式，僅僅用了不到50個小時就完成了，而傳統方式需要四五十天。這種革命性的工藝是美國人提出的要求，但是在美國還沒有采用過。

“我們做的本來就是史無前例的事。擔心是一種慣性思維，必須打破。老布什80歲生日還去跳傘，我們為什麽不能學學人家的精神？”王炳華說。

但他也會感到焦慮，因為世界各國在新一代核電技術上都在賽跑。不久前，韓國APR1400核電技術中標阿聯酋的核電項目，這件事給了他很大刺激。“韓國和我們的研發起步於同一時代，現在他們的APR1400都已經走出國門了，而我們的CAP1400(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先進壓水堆核電技術)還在研發中。這個設備的成套轉讓費用是500億美元，你說中國得賣出多少雙鞋子才能賺這麽多錢？”

“2017年CAP1400建不出來，不能發電，就拿王炳華試問！”他立了軍令狀。

引進AP1000中最為關鍵的技術轉讓工作也已經完成了34個文件包，其中包括TP1-8這個最核心的技術轉讓部分。當時在討論這個項目的時候，外交部表示過擔心，因為中美合作出現過一些問題，這個幾十億元人民幣的技術轉讓合同出問題怎麽辦？

“現在即便是美國人撕毀合同，我們也可以把AP1000和CAP1400搞出來，完全沒有問題，我們采取的方式是前緊後鬆，你先把最核心的技術給我。”王炳華說。

現在的AP1000應該是AP1000’了。“為啥加撇呢，它已經有自主知識產權了。現在是西屋公司急於與我們合作，他們沒想到，中國在引進的同時會開展自主創新，把他們甩在了後麵。”王炳華很興奮。

目前，CAP1400和CAP1700重大示範工程已經確定落戶威海。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與華能組建了合資公司運作這項工程。

而中國在第三代核電技術上的突飛猛進也吸引了一位特殊的合作者---比爾。蓋茨。2009年11月，比爾。蓋茨專程率新公司泰拉能源造訪了國家核電技術公司。

王炳華告訴記者，蓋茨正在研究一個第四代新堆型“行波堆”，即“熱堆+快堆”。簡單來說，這種反應堆可以保持60年不換核燃料。蓋茨此行共有三個目的地，日本、中國和印度。在造訪完國家核電技術公司之後，他取消了印度之行。因為在中國，蓋茨與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圍繞第四代核電技術交流簽署了技術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

“這是國家在策略上的成功。”王炳華說。

根據國務院《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到2010年，在運行核電裝機容量1200萬千瓦；到2020年，在運行核電裝機容量4000萬千瓦，在建核電裝機容量1800萬千瓦。按照規劃，2020年前，中國核電站項目投資高達600億美元。而AP1000將成為未來中國核電站的主力技術。

“在這個新一輪的核電浪潮中，中國將會走在最前麵。”王炳華說。■

本土創投狂歡

“深圳去年IPO案例在全球排第一，融資額排第五。照這樣推算，2010年翻番是沒問題的，中國國內估計將會有200家以上企業上市”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瑜 | 深圳報道

“壓力很大。”一杯普洱，一包黃鶴樓，深圳創新投資集團董事長靳海濤打開了話匣。不久前，靳海濤剛剛獲得“2009中國經濟年度人物”，這使許多人對這位光頭的本土創投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創投行業是個低調的行業。當時就有金融圈子的朋友跟我開玩笑說，我們券商還沒得獎呢，倒是讓你先拿了。”靳海濤說。

十年。1999年，以深創投為代表的一批國資背景的“紅色創投”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紛紛成立，直到創業板推出，他們才迎來真正的豐收季。

十年間，深創投共投資251家企業，其中50家通過全球16個資本市場實現了IPO退出，管理基金總額超過100億元，成為中國最大的本土創投。

資本玩家

“賽格要倒了！快跑！”多年前的一個下午，有人站在深圳市賽格廣場門口大喊。從賽格大廈前麵經過的機動車車主扔掉車子，對麵居民區的人也紛紛衝下樓，有人正在洗澡，帶著滿身肥皂泡裹條浴巾就衝出門。

深圳人對賽格大廈倒塌的恐懼感來自它355米的高度。實際上，不過是人感官上的一種錯覺。不論當年還是現在，它都是深圳的標誌性建築。

賽格大廈正是1993年靳海濤出任賽格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後主持修建的。當時的賽格集團由於擴張過快引起資金鏈斷裂，問題重重，卻給了靳海濤顯示資本運作能力的機會。

他在任職期間主持了多個公司的重組、購並、轉讓、上市甚至清盤。通過一係列大手筆的資本整合，形成了擁有6家上市公司的“賽格係”。

2004年7月，靳海濤正式邁入自己的創投生涯，出任深創投董事長。當時股票市場還未實現全流通，本土創投退出仍不通暢。所幸，不久之後的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開始，全流通的時代到來。

“這對於本土創投業來說是一個裏程碑事件，看到了退出的渠道，我感到創投的春天來了。”靳海濤說，“不能再小打小鬧了。”

從2005年起，深創投加快了投資步伐，年投資項目數猛增：2005年15個，2006年17個，2007年49個，2008年57個，2009年超過40個。

靳海濤也逐漸形成了自己迥異於外資創投的“民族打法”。

在深創投，無論基金來源和合作對象是誰，項目的決策權都在公司總部，實行垂直管理，這與外資創投的合夥人主導製完全不同。

與此同時，深創投開始積極利用外部資金，尤其是鼓吹政府引導基金的建立。在靳海濤看來，雖然深創投由地方政府發起成立，但其視野不應囿於深圳市，而應該投向全國。利用各地政府的引導基金則是擴充基金容量和網絡的捷徑。目前，深創投已跟各地政府合作了30隻政府引導基金。

麵向海外市場也是靳海濤製定的戰略方向。“國內資本市場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為什麽不能謀求海外上市呢？誰說隻有外資創投才能做到這點？”靳海濤不信這個邪。

今天，在深創投的投資名單裏，上市企業的足跡遍及美國、韓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新加坡以及台灣和香港地區。其中韓國、德國、台灣市場，深創投都是拓路者。

不是“寒冬”，是“倒春寒”

“窗外風急樹搖，聖誕歡歌驟少；歐美頻現危機，夷地盡染蕭條。國人聊以自慰，風景這邊稍好；祈禱告退冬寒，信至必湧春潮。”

2008年平安夜，靳海濤寫了這首打油詩，短信群發給深創投的員工和圈內朋友。他的心情並不輕鬆。

當時全球都陷入了金融危機恐慌，創投業也不能幸免。

“形勢很惡劣。首先是財富縮水。深創投在中國境內資本市場投資的上市項目，還沒變現的損失了60%，而境外的上市項目縮水達90%，幾乎沒了。”靳海濤說。

受金融危機影響，所有IPO都推遲了。深創投在2008年有一批計劃上市的項目不得不擱置。當時不僅國際主要的資本市場都停發股票，國內市場從9月起暫停IPO。“資本市場到底要停多久，當時誰也說不清楚。”不止是靳海濤，大家心裏都沒底。

盡管如此，靳海濤卻更願將那段時間叫做“倒春寒”而非“寒冬”。因為深創投所麵臨的狀況要好得多。在金融危機前，深創投所投的項目中已經有一部分上市了，盡管財富縮水，“還不至於賠本”。

當時為數不少的創投都開始收緊錢袋，深創投卻選擇了進攻。

“成本低了大概40%~60%。你也會更冷靜，對企業優勢和價值的考量會更清楚。”在2008年11月深創投的一次股東大會上，靳海濤提出了這一判斷，並要求股東增資。

金融危機期間，深創投開始將投資位置前移向早期的企業，因為成熟期項目是等著上市的，而IPO重啟時間還是未知，反而初創期項目還需要一段時間來培育，比較適合當時的情況。之前深創投的初創期項目所占比例不到20%，但在2009年上半年這個比例接近40%。

“2009年投資額相比2008年雖然下降了，尤其是上半年的數字，但我們在中國創投市場的份額卻從2007年開始逐年上升，以2009年為例，我們投資的數量和投資總額占了10%。”靳海濤度過了寒冬。

破冰

2009年上半年，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未消散，而靳海濤已經帶領深創投開始了“破冰之旅”。

2009年3月是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深創投將自己投資的中國綠色農業從OTCBB成功推上了紐約泛歐交易所，拿下了金融危機期間美國資本市場第一單。

2009年10月1日，網訊技術在法蘭克福交易所掛牌，這是自雷曼兄弟破產以來第一家在德意誌交易所、同時也是第一家在歐洲資本市場主板上市的公司。

“網訊技術7月開始籌備，之前我們覺得上市沒有可能，後來我們判斷全球的經濟形勢正在好轉，中國又是一枝獨秀，重拾了信心。”靳海濤說。

德交所執行董事弗蘭克-格斯滕史萊格表示：“網訊的成功上市，表明了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危機的影響力。”

更讓靳海濤覺得意義重大的，是深創投創造了“陸資入台第一單”。2009年11月17日，深創投投資的企業天鵬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台灣證券櫃台買賣中心(OTC)舉辦登陸興櫃掛牌典禮。

大陸台企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有實力的大企業在大陸的分支，另一類則是到大陸創業的“無根台商”，非常需要大陸資本的幫助。“這類台企的法律架構不能在大陸上市，而在香港市場這些做OEM的製造業企業不受重視，歐美更不行。當時天鵬盛提出回台灣上市。”靳海濤說。

2009年3月起，靳海濤開始頻頻造訪台灣資本市場，台灣交易所、櫃台買賣中心、創投企業、金控公司、券商和基金，無一遺漏。“好在深創投一直走的是國際化路線，而且台灣的資本市場對深創投非常熟悉。”靳海濤不無自豪，“天鵬盛在台灣掛牌後，我已經可以出售我的股份了，這就說明陸資入台了。”

創業板大贏家

深創投總部投資大廈，位於橫貫深圳市中心的深南大道上，這裏是深圳的金融中心。在投資大廈對麵有一處正在修建的大樓，那就是深交所的新址。這條創投企業的退出“渠道”對於深創投來說近在咫尺。

“中國的本土創投其實是被創業板忽悠起來的，因為傳說1999年要開創業板，所以深圳才成立了一批創投公司，結果卻一等十年。”靳海濤說。

2009年7月26日是創業板IPO申報開閘的日子，在第一周，深創投投資的企業就有8家報送了材料，占近10%。此外，深創投還有十幾家報送中小板的企業。

“到目前為止，我們報送創業板的項目接近20個。目前已經上市和招股的創業板項目5個，已經在招股的有3個。另外，我們還有一批企業即將上會。”

2009年12月25日，靳海濤將這一天稱為“深創投的盛宴”。那一天，深創投有一家企業在創業板掛牌，3家順利過會(2家創業板，1家中小板)，同一天就有4家企業衝上資本市場。

想起一年前平安夜所作的那首寒意凜凜的小詩，靳海濤感慨萬千。“前後不過一年，竟然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化！”

深創投成為創業板的大贏家。但在靳海濤看來，2010年的形勢會比2009年更好。

“就資本市場來看，深滬的資本市場IPO將創紀錄。2009年滬深共99例IPO，而且是集中在半年間，其中上海9家，深圳中小板54家，創業板36家。深圳去年IPO案例在全球排第一，融資額排第五。照這樣推算，2010年翻番是沒問題的，中國國內估計將會有200家以上企業上市。”

對創投業來講，這意味著退出機會多，投資熱情自然高企。

“創業板的開通加快發行刺激了創業企業和資本運作的激情。以前不想不敢上市的企業有了上市衝動，他們看到競爭對手都上市了，無形中有了互相拉動的效應，而且誰動作慢就倒黴。這個時候他們需要創投介入。”

“屬於本土創投的時代來臨了。”靳海濤斷言。■

醫生該如何被解放

尹佳和她的同事們在午飯時常說的一個經典笑話是，協和醫院的住院費比停車費還便宜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米艾尼 | 北京報道

協和醫院變態(過敏)反應科主任尹佳的辦公室不到5平方米，幾乎沒有辦法落腳。尹佳苦笑著說：“還要和副主任合用。看看吧，這就是我們協和醫院醫生的辦公條件。”

2009年，尹佳發表了一篇文章《協和醫生再諫醫改，改善醫生待遇，提高收入效率》，引起了一場關於醫生收入的爭論。

尹佳認為，“中國醫生有錢”是一個巨大的誤解。“醫生和醫生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我們醫院的絕大部分醫生是辛苦、清貧的，而且各方麵的壓力都很大。年輕醫生尤其如此。”

她對醫療改革的期望是：“要讓醫生也找回尊嚴。”

今年春節前，尹佳聽到一個消息：公立醫院改革之後，醫生們可能就要拿定額工資了。

這個消息讓一直希望提高醫生服務費用的她產生了一絲莫名其妙的感覺。“難道改來改去，又回到大鍋飯時代了？”虎年春節將至的這段時間裏，尹佳為這個問題頗有些糾結。

終於報上了12萬個稅

目前北京市各醫院醫生的掛號費都執行一個1999年製定的價目表：分為5元、7元、9元、14元四等。

一般情況下，擁有正高職稱10年以上的知名醫生掛號費才能收到14元。尹佳評上正高職稱剛剛三年，她的掛號費現在還在9元這一檔上。“這9塊錢裏，我自己拿不到一半，其餘部分都要交給醫院。”

不過去年，協和醫院為調動醫生的積極性，把掛號費全部分配給醫生。一名副教授一天看30個病人，收入210元。最終對醫生們的收入產生明顯影響的，是特需門診費的提高。

過去，尹佳特需門診的掛號費是200元，去年調整到了300元。而且按照協和醫院的新規定，35%給醫生，比過去提高了10%，“也就是說，300塊錢裏我能拿到105塊。”

國家規定醫生出特需門診不能超過總出診數的10%。即便如此，對尹佳來說這也是一筆重要的收入。

“2009年我第一次開始報12萬以上的個人所得稅了。”這對於尹佳的工資水平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突破。

尹佳覺得，這種鼓勵政策還是相當有吸引力的。如果協和醫院能夠按照這個思路走下去，醫生們在虎年的工資一定會比去年還高。

“世界上的好醫生都是靠技術手段謀生，而不是開器械和開藥。”尹佳堅持認為，要拉開醫生收入的差距，才能起到激勵作用。

她告訴本刊記者，協和醫院一些老專家的掛號費，在“號販子”那裏能從14元“倒”到3000多元錢，“說明他值這個錢，如果醫院把他的掛號費號變成500塊錢一次，想找他看病的人也不會少，他的收入也會大大改善。”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所以不少醫生會在周末為了一兩千元飛到外地的藥廠醫院講課或者做手術。

天使也是要吃飯的

尹佳覺得現在的年輕醫生們更辛苦了：隻拿兩三千元工資，一周每天都出門診，還要買房、買車，“為生計都累死了，哪有力氣搞研究？ ”

她的結論是，醫生需要有一個優越的物質生活的職業。“要尊重價值規律，尊重醫生的勞動，這不是一句空話，需要有實際的東西。”

所以對於公立醫院醫生要拿固定工資的說法，她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如果把醫生的工資規定死了，還能有效率嗎？我做50個手術和做100個手術都是這些錢，那誰還有積極性呢？又變成了大鍋飯，最後隻會成為死水一潭。”

對於實現醫生的價值，尹佳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她認為，感冒不應該由協和醫院的醫生治療。“每個人，不管他有錢沒錢都想找最好的大夫，獲得最好的治療用最好的藥，協和醫院現在和社區醫院的收費是一樣的，結果就是全國人民都去協和看病，我們醫生的壓力特別大。”

尹佳覺得，實行醫改以後，不同的醫療機構應該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服務、收取不同的費用。“有的人願意用錢去買到更好的醫術或者服務，這是可以提供的。對醫生和患者，都是有好處的事情。”

尹佳說：“現在很少有官員家庭的子女學醫，因為醫生工作又苦又累還清貧。怎麽能吸引最優秀的人來學醫呢？人們覺得醫生應該都是天使，問題是天使也要吃飯。”

尹佳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和協和醫院緊密連接在一起的。“我們以後養老要靠在協和，住的是協和分的房子，這種聯係太牢靠了。”她認為，要把醫生和醫院分離開，在醫改實施中實現是有困難的。

醫改中提出醫生多點執業，目的是要平衡醫療資源，解放醫生，同時增加醫生的收入。尹佳說，不同醫院、不同專業的醫生對這個政策的態度各不相同。

“我們這兒醫院自己的病人都看不完。還承擔很多科研任務和大課題，還要帶學生，準備學術會議??自己任務完成都很吃力了，一到星期天就想睡覺，沒有精力，對多點執業興趣不大。”但她覺得，手術科室的醫生可能會希望多點執業，那樣可以獲得更多的手術機會。

尹佳說，目前多點執業的政策似乎是僅限於向下走，去縣醫院或者社區診所。但她這樣的三甲醫院的專科醫生們肯定不願意， “掛號費治療費水平跟協和差不多，我們下去幹嗎？”

現在，廣東在推行多點執業的時候就遭遇尷尬，沒有醫生來登記報名多點執業，很多醫生都對這個政策不感興趣。

“如果要醫生多點執業，又嚴格限定他的收入，出診費還是那麽低，怎麽可能吸引醫生？”尹佳覺得，這樣的情況下唯一對大醫院醫生有吸引力的就是去私人醫院“執業”，“多點執業施行以後，實際對公立醫院是一個挑戰。私人醫院會花大價錢挖走一些知名的專家。”

國家扮演什麽角色

這次公立醫院改革，已經明確的是要逐步取消藥品加成政策，提高診療費、降低檢查費。

對提高服務費用一項，尹佳舉雙手讚同。“醫生手術的收入都很低。一個切除闌尾的手術300元左右，胃癌胃部切除手術900元左右，心髒手術2000元左右，這個價目表上是1999年製定的，物價都變了多少回了，這個收費標準卻一直沒有變過。”

尹佳和她的同事們在午飯時常說的一個經典笑話是，協和醫院的住院費比停車費還便宜。

“協和在黃金地段，停車費一小時5元，一天得好幾十。我們的床位費是一天28元。現在病房幾乎都是虧損的。”

在這28元錢裏，醫生能得到7元。尹佳覺得非常不合理：需要值夜班的“住院醫生”高風險、高投入、高腦力勞動地工作了一天，“住一個病人就分7塊錢？”

對於取消藥品加成、降低檢查費用，尹佳覺得這件事對公立醫院來說頗有些難處。“在我們醫院，藥品的收入占整體收入的38%左右，比例在全國公立醫院中大概是最低的了。一般的醫院都能達到50%。”

她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日前，北京市八家重點醫院的核算顯示，在20000多個收費項目裏，有57%是虧損的，有43%是盈利的。結論就是，在目前情況下必須賣藥掙錢。

改革的這幾個項目，看起來糾纏在一起：藥品、檢查費用降下來，如果醫生的服務費沒有提高，那麽患者還沒享受到低價醫療，醫生和醫院就先“陣亡”了。

如果醫生的服務費提高，藥品、檢查費用沒降，醫改就無法達到目標。

協和醫院還沒有開始實行公立醫院改革，但是尹佳對於利益重新分配後的格局，總感覺惴惴不安。

她粗略算了一下，如果把這部分收入和藥費降低，北京的醫院就得損失一個天文數字，“醫生診療費得漲多少才能補充上這個缺口？如果兩部分利益沒有很好銜接，我今年的工資也要大幅度下降了。”

“這是一場拉鋸戰，就看國家對醫療的投入能持續多久。”尹佳覺得，國家在這個改革中的角色不該隻是出政策、做計劃。

她覺得，國家的投入應該更傾向於保障人們的基本醫療需求，做到所有的人病有所醫，但對那些有更高醫療需求的人們，應該建立一個多層次的商業醫療保險體係來補充。

這樣既可以解決國家投入有限的問題，也可以在不增加患者負擔的前提下改變支付醫生技術勞動的機製，真正調動醫生的積極性。

尹佳今年還想搞好幾個大的項目研究，搞好科室的管理。至於自己的經濟收入，她說：“隨遇而安。”■

一個重點校老師的小算盤

教師們之間已經互相傳說，在廣東等地學校領導借改革的機會給自己大幅增加工資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米艾尼 | 北京報道

要過年了，但中學教師鄭平(化名)的心裏不太痛快。

事情是在幾個星期前開始的，當時這座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市重點中學停發了期末考試的監考費。

這使得之前老師們的擔心變成了現實。“改革以後，區裏就不再給學校錢了，學校也不能給老師發工資了。過去，監考費都是區裏和學校一起出的。”鄭平抱怨說。

他說的“改革”，是指2009年初啟動的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績效工資改革。根據相關文件，教師工資主要由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構成。義務教育學校績效工資總量的70%作為基礎性部分，主要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物價水平、崗位職責等因素，另外30%作為獎勵性績效工資，由學校按照規範的程序和辦法自主分配，主要體現工作量和實際貢獻等因素。

改革的目的是增加教師收入，縮小城鄉教師待遇差距。雖然目前隻確定在義務教育階段，但在鄭平所在的高中，已經開始試水。

它的背後，一場波及範圍巨大的分配製度改革正在展開。

根據2009年9月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在全國事業機關推行績效工資改革。作為事業單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重要內容，績效工資改革從2009年1月1日起先在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第二步配合醫藥衛生體製改革從2009年10月1日起，在疾病預防控製等專業公共衛生機構和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實施；第三步從2010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業單位實施。

而眼下，這次收入上的重新分配看起來將對鄭平似乎不利。

要改革

北京目前的中小學教師工資體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建立起來的。當時為了解決教師流失等問題，主管部門推出了“結構工資”製度：各校可以通過自辦校辦企業、收取讚助費等創收方式自籌經費，提高教師工資水平。

後來，重點學校和市中心學校的工資越來越高。2006年的一次教師工資水平調查顯示，北京不同區域的教師工資差距達到了2.5倍。

十年前，鄭平就是在“結構工資”的製度下，從房山的一所中學調入了豐台的這所市重點中學。他當時已經是骨幹教師，原學校對他的離開非常不情願。但用他自己的話說，從此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

根據改革前的工資條，他最後拿到手的大約有5000多元。

“一部分是屬於國家直接撥款的，我這部分是980元；第二部分就是結構工資，根據教師的任教年齡、水平等等很多因素定級，我算是比較高的一級，應該有2000多元；第三部分是崗位津貼。”

崗位津貼就是通常所說的課時費，鄭平這一年都在教高三，“一般一周上7節課，一個月2000多元。這樣下來一個月5000元總是有的，還不算上畢業班周末補課給教師發的勞務費。”

但是據鄭平說，這個工資在北京市的重點中學裏還不算最高。

他的一個小師妹在海澱區一所重點小學教語文，“她得有我的兩倍。”

對於改革，鄭平曾仔細給自己未來的收入水平算了個賬。

“學校領導還沒有商量出具體的實施方案，所以現在隻在國家撥款的部分做了調整。”國家撥款的部分從過去的980元漲到了1180元，一個月漲了200元。這個政策在今年初開始實行的時候，他還收到了過去10個月的補款，一共補發了2000元，

不過鄭平並沒有因為這2000元感到高興，他擔心這是“撿著芝麻丟了西瓜”。

“國家撥款的部分在我們的實際收入裏所占的份額太小了，如果取消了結構工資和崗位津貼，總數上和郊區的學校看齊，那我們的工資還要降。”鄭平愁眉苦臉。

不過對於遠郊區縣普通學校的老師來說，工資改革還是讓他們“多收了三五鬥”。

大興舊宮中學的體育老師花豔紅是鄭平的好朋友，他們學校早已全麵實施了工資改革。“改革前，我們學校教師的工資普遍不到2000元，現在我的工資已經漲到了2800元左右，平均每月漲了八九百元。”花豔紅覺得改革對他們這些郊區的老師來說，絕對是一件大好事。

花豔紅說，舊宮中學現在實行的工資製度分成好幾級，每一級又分三檔，“我也不清楚具體怎麽分檔，反正我的工資屬於中等偏上的。”

他說，他們單位的老師很支持改革，“不過，像老鄭他們那些市裏重點中學的老師，恐怕工資漲幅不會太高，沒準還要降呢。”

想辦法

一提起工資改革，鄭平的小師妹有些埋怨。她所在的學校是重點學校，她又擔任班主任，在改革之前，她的月收入經常接近萬元。

在實行工資改革後，級別將是決定一個教師工資收入水平最重要的標準。這將使她這樣的骨幹年輕教師成為最大的“受損者”——他們往往沒有資本評上比較高的級別。

但她說，實行工資改革之後，最著急的是學校領導。

“剛公布工資改革製度的時候，很多老師意見大得不得了。”她回憶說，當時校領導給全體老師開會，安撫大家的情緒。“校領導跟大家許諾，改革實行後，不會讓老師們的收入比現在低。”

鄭平的領導們，也在為改革的事情煩惱著。

“我們校領導給老師開過一次吹風會，大概的意思就是改革以後學校和區裏就不再給老師發工資了。但是怎麽給老師的工資定級別，這個方案遲遲沒有出來。”

鄭平覺得，對於重點學校來說，改革的推進是有困難的。

“雖然大部分遠郊區縣的老師漲工資了，這個比例可能超過60%，但是市裏好學校的老師都可能會降薪。他們如果反對改革，能量大著呢。”鄭平推測，學校會出台一個新的工資製度，又符合改革的要求，又不讓老師們經濟上受到太大損失。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學校領導恐怕還真得研究一陣子。

過去多上一節課就多拿一份課時費，以後崗位津貼取消了，課時跟工資就可能不掛鉤了。“這樣到底是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還是打擊了大家的積極性呢？”鄭平沒想明白。

最讓他耿耿於懷的還是教師工資級別的設定。

“誰來給我定級？一定是學校領導，他們依據什麽來判斷一個老師的工資級別呢？有沒有一個可行的標準？”鄭平憂心忡忡，擔心自己這種平時不太會跟領導搞關係的老師可能吃虧。

教師之間已經互相傳說，在廣東等地學校領導借改革的機會給自己大幅增加工資。

找出路

教師們確實覺得改革有許多問題。比如說在市區與郊區、名校與一般學校看齊這一點上，市區的教師們覺得，這裏的房子更貴、生活開銷更高，甚至家長帶來的壓力也更大，理應獲得更好的收入。而名校一般都在市區。

為了讓自己今年的收入能夠“穩中有升”，鄭平心裏也有一些小算盤。

48歲的鄭平有一個讀初中的兒子，妻子沒有工作。5000多元工資加上一些做家教的收入，家庭生活還沒有問題。

“將來工資就未必有這麽多了，我還得早做打算。”鄭平跟不少重點中學的老師都私下裏交流過，“我們都覺得，學校的壓力比我們大，如果教師工資改革帶來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重點中學和普通中學教師工資沒區別，學校就可能流失一批骨幹，學校領導肯定不會放任這個結果的。”鄭平深信，學校還是會用一些形式來補貼和獎勵他們，至少讓他們的待遇不低於從前。

“雖然這個結果可能違背國家教育均衡化目標，但是哪個重點學校真的願意自己的名望、升學率被均衡掉呢？”而除了觀望和等待，鄭平還有另外兩手準備。

從年初開始，他就在注意社會補習班的各類消息。“這樣的補習班我也教過，工資還是很高的。”但是因為過去學校工作太忙，幾乎每周末、寒暑假都要給學生上課，所以鄭平也沒有太多時間去外麵掙錢。

這些補課又都是計入工作量的，學校會給一部分報酬，這個數字也不低。“如果以後工資都是一定的了，那誰願意節假日給學生義務補課？”鄭平說，這樣可能會有很多空閑的周末和假期，他打算開拓“新空間”，多掙點兒“活錢”。

對他來說，還有一手準備，就是幹脆從體製裏退出來。

鄭平現在工作的學校周圍有幾所經營情況還不錯的私立學校。“過去我們和他們的工資差不多，我們的福利還更多一點，所以私立學校對我們這樣的老師來說吸引力不大。”

不過，現在鄭平的想法已經變了。如果工資改革的實行，讓他們的工資比過去還低了，學校又沒有其他的補貼措施，他會認真考慮去私立學校。

鄭平說，實事求是地講對於工資改革他不敢有什麽期望，不過心裏也不是太著急，“改革要真的在我們學校開始，怎麽也得年末。”■

北京戶口

她說，對於自己這樣的外來者，即使在解決了房子、孩子的問題後，一定會再出現其他麻煩，一輩子都在壓力中度過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葛江濤 | 北京報道

這將是子妍在北京的最後一個春節。

不久後，她會把網店裏的貨物打包先郵回唐山老家，然後領著孩子去長途汽車站搭一輛中巴，告別這個城市。

在車站，她會碰到許多背著包裹的年輕人。他們和年輕時的她一樣，來這個大都市尋找屬於自己的夢想。

也許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講，子妍一家的選擇不可思議：他們已經在這裏擁有了一處小小的房產，還諳熟網店這樣前衛的大都市生產方式。

而子妍說，隻有在北京生活過的人，才會真正理解她的決定。

買了房子還是外來者

子妍生在唐山遷安鄉下。1992年，19歲的她考入首鋼工學院工業電氣自動化專業。那年秋天，她打點行李，第一次來到北京。但是直到畢業回唐山時，對北京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

“當時根本沒有融入北京的生活，也不是很了解北京，隻是覺得地方大，人多。”子妍當時考的是定向生，畢業後必須回原籍，否則要向學校交一萬元培養費。

1996年夏天，子妍回到唐山。她的第一個工作單位是一家大型國企。在這裏，子妍戀愛、結婚，並於2000年生下一個兒子。

“實在不想再過那種一眼就可以看到頭的日子。”子妍決定回到北京，靠自己努力打拚出新生活。2002年她再次隻身來到北京。

因為很難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又沒有其他特長，回到北京的子妍幹起了銷售。

2004年秋，子妍的丈夫也帶著兒子短暫地來到北京。他們決定咬牙買房。

這處6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在石景山，二手房，單價5000多元。“首付的錢借了一些，幸虧買了，現在肯定買不起。”應該說，房子給了子妍一個鼓勵：她覺得可以過一段平淡而幸福的日子。

生活卻並不如意。不久，在鋼鐵行業工作的丈夫又調到其他城市，子妍開始在北京一個人帶孩子生活，工作也一直不穩定。她已經記不得換過多少家單位。

生活雖然艱難，但並沒有脫離軌道。他們甚至在2006年還清了房貸。子妍說經濟壓力小了之後，她也重新開始考慮工作的意義。到2008年，她開起網店，專門銷售泰迪熊等毛絨玩具。

這卻使子妍的生活變得簡單而閉塞：每天七點左右起床做飯，送兒子上學，回家打開電腦看網店。中午自己做飯吃，休息一會兒後接著上網看論壇寫博客，給網店做宣傳。

讀小學四年級的兒子產生了家庭最大的生活支出：中午在學校吃一頓收6.5元。加上網費、電話費和水電煤氣費，她和兒子在北京每月的生活成本控製在1000元左右。

但是兒子一年年長大，必須開始計劃讀初中和高中、甚至讀大學的一些問題。

孩子的小學是就近入學，沒有特殊費用。但初中、高中恐怕要花幾千甚至幾萬元擇校費。“沒有北京戶口，也沒法參加本地高考；如果讀到高三回去考試，就沒有唐山當地中學的成績，也無法參加高考。”

她說，對於自己這樣的外來者，即使在解決了房子、孩子的問題後，一定會再出現其他麻煩，一輩子都在壓力中度過。

人到中年，子妍的一些想法也在變化。她想，回到老家唐山，生活可以安逸甚至富足。

子妍笑著開始了想象：“北京應該有相關的規定，在北京上保險達多少年，離開北京給一定的補償就好啦，也算給筆重新開始生活的安家費……”

當然，回到老家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工作要找，房子、人際關係都有一個過程，而且年齡越來越大，有一定難度。”但想到兒子的讀書問題和安穩的生活，子妍還是決定離開。

征集不到玩伴

生活在北京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她說，想在離開前多逛逛北京。“雖然在北京也快十年了，但天天忙著糊口基本沒有時間去轉，隻知道天安門。”她還發了一篇博客征集可以一起遊玩的驢友，

子妍的征友條件很簡單：女性，25到40歲間，周一到周五有時間，費用AA製。

時間過去很久，還沒有出現合適的玩伴。她想，可能大家都要忙自己的生活。

雖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年，還買了一套房子，但子妍仍然不覺自己屬於這個城市。她離開的計劃也很簡單：網店貨物不多，打個包，領著孩子就可以走了。

房子就留在北京出租，“兒子讀大學的時候，也許用得著。”

回到唐山，子妍想自己做個實體店，再寬裕點就開個綠色農家樂。當然，網店還要繼續經營。

一個人的時候，她會經常想起這個城市的好處，就好像要告別朋友時格外想起對方的幫助。“治安方麵很有安全感，交通也便宜，各種文化活動多，購物也方便，辦事呢，不像外地什麽都要憑關係。”

不過無論如何，她就要和這個老朋友說再見了。■

出名了，我們還是農民工

上了《時代》周刊的“中國工人”，依然徘徊在這個城市的邊緣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瑜 | 深圳報道

“你怎麽打車來這個地方？這裏又窮又偏僻，回程我都拉不到活的！”當出租車在深圳市寶安區石岩鎮上繞了很多路才找到本刊記者要去的地方時，司機終於發作了。

萊依迪光電科技有限公司就位於這個看上去有些荒僻的郊區。公司在一棟三層的小黃樓裏，躲在一幢破舊農民樓身後，毫不起眼。

像萊依迪這樣做電子產品代工的工廠在珠三角甚至僅僅深圳就難以計數，然而在2009年12月，它卻突然出名了——該廠的七名普通工人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與美軍駐阿富汗總司令斯坦利。麥克裏斯特爾、飛人尤塞恩。博爾特和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一起，並列2009年度人物亞軍。

31歲的肖紅霞就是七名“中國工人”之一，在這個小小團隊中，身為生產主管的她算是“領袖人物”。

為什麽是他們？

“聊得怎麽樣？不好意思我有點事耽誤了。”肖紅霞步履輕快地走到記者麵前，臉上掛著燦爛的笑。麵對記者，她應付自如，沒有一點拘謹。

此時，本刊記者正在跟丘小院和黃冬豔聊天，她倆也是入選《時代》周刊的工人。與這兩位身著工裝的生產組長不同，身為生產主管的肖紅霞平日都穿著西服套裝，產業工人的特征在她身上已經不太明顯了。

為什麽會是他們——自從上了《時代》，肖紅霞無數次被問到這個問題。

關於這群“中國工人”的上榜原因，《時代》說：“中國今年能成功保八，歸功於數以千萬計背井離鄉的中國工人。正是這些男男女女，他們過去的奮鬥、現在的思考以及對未來的看法，引領著世界經濟走向複蘇之路。”

對肖紅霞來說，出名純屬偶然。“他們找到了我老公，說想找幾個這樣的工人做采訪，我們覺得是幫朋友的忙，就答應了，還找了幾個關係比較好的工友。”

而在這之前，肖紅霞根本不知道《時代》周刊有那麽大的影響力，她對《時代》周刊唯一的印象是，那個老外記者的普通話很標準。

“你們想過《時代》為什麽在這個時候把你們評為年度人物，你們知道這對中國工人意味著什麽？中國工人對中國來說又意味著什麽？”

黃冬豔有點不知所措地笑了。而肖紅霞沉默片刻，認真地說：“不知道。其實我們就是普通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

“出名了，我們還是農民工”

“突然之間所有的目光聚集在身上，我們都覺得很不自在，有些同事已經不想接受采訪了。我們出名了，也還不是一樣上下班，休息，生活。也還是普通工人。”肖紅霞說。

和許多外地來深圳務工的人一樣，肖紅霞家境貧困，負擔很重，所以書讀的不多，初中畢業十幾歲就從湖南老家出來了，家裏對她的要求是“能認字寫信就行了”。不一樣的是，肖紅霞算農民工群體中出類拔萃的，今年才31歲，就已經做到生產主管了。

在這個廠裏，做到管理層的員工每月拿固定薪水：肖紅霞3000多，黃冬豔和丘小院2000多。而一般工人則是拿計件工資。一些在廠裏待得時間較長的工人還有保底工資，也就是說不管當月任務能不能完成，至少能拿到一個保底的數字。

“做過幾個廠子你就會知道差不多也就是這樣了，行業的工資不會相差很遠。”肖紅霞告訴本刊記者。1997年起開始接觸電子行業的肖紅霞，十多年間換過十幾份工作，是公認的“跳槽王”。

“最多的時候我兩三個月就換一次，每次跳槽薪水都會提高，因為這個行業的熟手很搶手，那時也沒有什麽勞動合同，計件，哪裏給的薪水高隨時就會走人。”肖紅霞說。

肖紅霞曾在一線做了整整三年，她做事認真，在廠裏是出名的製作“免檢產品”的能手。也因此在數次跳槽後，被一家工廠主管看中，開始培養她。可最初的肖紅霞卻對“當官”不怎麽待見，管理層拿固定薪水，而工人是計件工資，後者通常都比前者的收入還要高。

“我在1997、1998年的時候一個月就能拿1000多元了，雖然辛苦，但我們都是農村出來的，哪會怕這個，再說多勞多得，幹得很起勁的。”肖紅霞自豪地說。

而在萊依迪，肖紅霞最終安定下來，一做就是7年。她說在這裏，她遇到了一個好老板。

“我剛來的時候做生產組長，後來升了主管，薪水卻沒跟著漲上去，大概過了一年的樣子，老板來廠裏視察，跟我們聊天，問了我的薪水，當時他很驚詫，說怎麽會這麽低？結果第二個禮拜就加了我的薪，而且補給我6500元工資。還有另外一名已經走掉的生產主管，他也追著補給人家了。”肖紅霞笑起來，“這樣追著人給錢的老板還是第一次見。”

萊依迪所在的寶安區石岩鎮在深圳市關外，像是一個破落的小縣城，沒有便利店，沒有像樣的大商場，也找不到麥當勞和肯德基。當然，消費水平也很低。萊依迪的許多員工都住在離廠子十幾分鍾路程的水田新村。這個80年代的老樓房相當破舊。肖紅霞家租的三室一廳500元，黃冬豔家的一室一廳才350元，如果是單間，隻要100多元左右。

萊依迪給員工提供的住房補貼是每月100元，乍一聽，這點錢在深圳市恐怕連每月水電費都不夠用，然而在這裏卻真的剛剛好。

她們始終不能像都市白領一樣隨意消費。周末，女人們也會逛街，但不是大商場，而是石岩及附近的龍華，她們喜歡在地攤上買衣服。而36歲的黃冬豔直到今年才買了平生第一支洗麵奶。

“家裏上有老下有小，希望多攢點錢。”肖紅霞說。

成家之前，肖紅霞收入的絕大部分都寄回老家，給弟弟蓋了新房子。現在，有一個6歲兒子的肖紅霞笑稱自己是“月光族”，盡管她和老公想紮根深圳，但買房子仍如鏡花水月。

黃冬豔則已經打定主意在深圳幹到40多歲就回老家。“我們沒抱什麽希望能在這裏安家。”黃冬豔說。她兩歲的小兒子還在老家讓婆婆幫著帶，“我們打算明年就把他接過來，在這裏上幼兒園，這又是一筆不小的花費，不過沒關係，我也幹不了幾年了，等他到了該上學的年紀，我們也回老家了。”

丈夫是個農民工鬥士

肖紅霞出名了，但在上《時代》之前，她的丈夫張治儒在農民工這個圈子裏更出名。深圳市有一個專替農民工維權的NGO組織叫“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張治儒正是這個服務部的創建者和負責人。

“為外來工能享受勞動和經濟發展成果，在就業地體麵地工作和過有尊嚴的生活而努力奮鬥！”這是張治儒為自己定下的口號。

“當年我是跟我老公一起出來打工的，現在我整天忙廠裏的活，從沒出去過，他卻不一樣，香港、美國、澳大利亞這些地方他都去過。”肖紅霞說。

“我見過的工人遭受侵害的案例太多了，這些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張治儒說。

1993年起，他先後在東莞的幾家鞋廠打工，見過工廠虐待工人，甚至打死人也不償命。“工人就不是人嗎？工人就沒有跟其他人同等的權利嗎？”

1996年，張治儒曾經嚐試組建工會幫工人維權，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沒做起來。這之後，他離開廣東，回家鄉創業。

2001年，張治儒和肖紅霞結婚了，夫婦倆又來到深圳。剛到深圳寶安區一家電子廠工作，他就開始再度著手籌建過工會，又再次失敗。

2002年，為一家私企打工的張治儒在送貨途中車禍受傷，但老板卻不肯支付全部手術費。張治儒很氣憤，想狀告老板卻找不起律師。他開始自學法律，要幫自己打官司。那段時間他幹脆不再工作，每天往書店跑，找各種法律書籍自己啃。

“當時那場官司雖然打輸了，可是我入門了，我發現打官司沒想象中那麽難。”張治儒告訴本刊記者。不僅如此，他還成立了“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幫工人出頭維權。

張治儒折騰的幾年間幾乎沒賺過一分錢，家裏全靠肖紅霞一人撐著。在找到資金支持之前，張治儒租辦公室的錢是肖紅霞向親友借的，而她毫無怨言。“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決定了做什麽事，九頭牛也拉不回。我隻有全力支持他。”

2008年8月，張治儒又將服務部開到了東莞長安和塘廈，然而為農民工維權依然步履維艱。“深圳相對還好，東莞那邊的黑廠非常多，官司很難打，同樣一個案子，在那邊很難拿到賠償。”

“其實全社會都應該關心農民工的權益，這麽多年，我們為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權利卻屢遭侵害，薪水低不說，還常常被拖欠工資，也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這樣下去，打擊的不是農民工，而是經濟發展。”張治儒說。

可是無論如何，他和妻子肖紅霞始終熱愛深圳，這個他們用汗水澆灌過的城市。“我很希望能在這裏安家，孩子也能在這裏讀書、長大，用知識改變命運，走和我們不一樣的路。”肖紅霞認真地說。

2009年春節前後因工廠倒閉和停產引發的民工返鄉潮似乎已經遠去，如今，珠三角當地媒體都在呼喊著如何解決“民工荒”。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顯示，2009年城鎮新增就業較2008年減少11萬人，達到1102萬人，遠超過全年新增就業900萬人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