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讀這篇文章不要關心我講的內容。比如對毛澤東這個人，對反右鬥爭，對中國解放後的一係列運動，我和你的看法肯定差別很大。這不重要。我隻是借曆史上這些事來介紹什麽叫“實踐理性”的思維。同時，也可以使你看到“邏輯理性”的局限性。
“心學”，國學的心學實際上是極為簡單的。我們每個人每時每刻都是在“致良知”的“實踐理性”中，真正完全落入“邏輯理性”的人非常少，除了個別上學讀書讀木了的少數人。離開了文化概念、生存經驗、肉體欲望，這些人就沒有自己的思維了。這種情況雖然在今日人群中幾乎無處不見，但大量的人還是生活在“實踐理性”中，隻不過不自覺罷了。不管人們是否自覺，“實踐”總是逼著人們非服從它的牽引不可。你不服從“實踐”，非按“邏輯理性”去思維，“實踐”就非懲罰你不可。
我們講心學，與其說是宣傳一種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不如說是喚醒每個人的真自我的第一步而已。
人們，回憶一下你的生存經驗吧！一般說來，纏繞生命的“妄念”，大致可分三種：第一文化概念，第二生活經驗，第三肉體欲望，即“情”與“識”，正是這三種看不見摸不清的魔鬼，幾乎是每分鍾都附著在我們生命的實踐中，使我們的生命活動總是呈現為扭曲相。
《聖經》說我們這裏是一個“原罪”的世界。
《佛說阿彌陀經》說這裏是一個“五濁惡世”。
老子說，“天下皆以美之為美者，斯惡矣”。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其說的就是我們指的這種情況。
人類能不能自覺進入“致良知”，這與其說是個理論問題，不如說是個實踐問題。這是因為中國的心學，是“實踐理性”的學問，雖然可以使用“邏輯理性”來表述，但由於二者本質上是有極大差異的。想完全靠“邏輯理性”表述清楚，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是極有害的。
說實在話，我的“心學答應錄”實在是時也、勢也所逼，不得不如此。諸位應該可以注意到，我往往隻講生命在“用心”之時，你“不應怎樣”，很少講“應該怎樣”。因為不同的生命在每個不同的“當下”，應該怎樣，是無法預料和規範的。
我反複說過中華文化在未來的一百年至三百年間，要導致世界文明的一個大變革，但我不認為會產生所謂的新的思維“規範”，也就說，也不應該同時在政治上再產生一個新的“中華帝國”。隻是由於人類文明自身要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現在這種新的思維方式價值體係，又隻存在於中國，所以中國必興盛。興盛了的中國隻是其萌芽，即使是真的中國成為世界經典強國，也不會是像今天美國這樣的強勢國家。國人也不可能象英、美人做過的那樣，在全世界呼風喚雨。“振興中華”的口號再喊個三、五十年就可以了。中國人真正要永遠喊的口號，隻能是“為人民服務”。
亞洲人大半都熟悉“菲傭”這個概念。我看今後的中國人，在未來恐怕要為全世界人民服務。雖然未必是“傭”，但形態上和“傭”也差不多。哈哈，我這麽說，估計會惹怒許多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小姑娘。你們還年輕，也許會見到世界未來展現出的這種局麵：
這個世界真正幹活的大半隻是中國人，中國人幾乎養活整個世界。當然，那時的外國人也會普遍尊重我們中國人。中國人在那時就不隻是“傭”了。這又該是什麽？
既受別人尊重又養活別人。是什麽？象不象中國小農經濟時代；在每個家庭中的“父親”與“大哥”？
如果不是“實踐理性”起作用，而是憑文化概念、生存經驗、肉體欲望，你是很難預見到這樣的世界未來的。
為什麽會如此？
我沒法說。如果真要我說，我隻能說誰要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現在隻是在中國廣泛流傳呢？誰讓大多數中國人可以清楚知道自己這一生肯定成佛不可的呢？
這麽一說，又會令無數的人墮入五裏霧中。我沒法子了，我一生的生命實踐告訴我，隻能是如此，豈有他哉！
如果我們對未來世界有了這樣一種初步的預見，再返回頭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我的看法又會和許多人不一樣了。
據黨內的一致意見，反右鬥爭基本是正確的，隻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從政治角度說，這個定性沒有什麽問題。但要我說，“擴大化”也是應該的。
一九五七年，新中國剛成立八周年。在新中國未成立前，以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一段日子裏，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有一種幻想，中國會進入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之中。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後，許多民主人士都幻想有這樣的可能性。他們都想過一把“治國”的癮。連柳亞子這種人，都認為自己可以“治國”。
這是有其曆史原因的。一是由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半都認為歐美的民主體製是人類社會最先進的社會製度。他們中有許多人是發誓終身為之奮鬥的。他們希望有朝一日，中國也能成為那樣的社會。既便是時至今日，在極廣大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這種理想仍然是十分有市場的。
其實，這種思維是掉到固有的習慣了的文化概念係統中，而不自知的，一種幼稚和盲目。
今天的歐美社會體製的確是最富“人性”的一種社會體製，但不見得偉大。它莫過是古希臘、古羅馬社會體製的一種延伸。
如果人們認真研究一下古希臘、古羅馬的所謂“民主”體製，你會發現，這種“民主”，如果不隻是城邦國貴族之間的“民主”，也最多隻是這些城邦國中的“平民”、“貴族”共享的民主。人們在大力稱讚這種“民主”之時，往往忘記了一個前提，這些城邦國的貴族與平民大半是不勞動的。他們的生活幾乎全部是靠奴隸與農奴供給的。再不然就是海盜式掠奪而來。古希臘、古羅馬本質是海盜國體。
即便是到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歐美各國也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法國是最富民主精神的國家，其奴隸的徹底解放，也隻有一百五十年的曆史。美國對黑人的岐視的消除，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事。
人們如果再仔細一點看一看。歐美國家奴隸製的解體，和這些國家的工業文明是息息相關的。工業文明如果不發展到一定的水平，解放奴隸就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所謂歐美的工業文明的發展，也不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詩。歐美工業文明的進步，又是伴隨著他們的殖民主義政策的成功發揚光大的。
廣大殖民地國家的資源、勞力、市場是西方工業文明的根本基礎。也就是說，西方的民主社會，永遠要有人為之付款買單，不然這個社會是無法實行民主的。肚子吃不飽要民主幹什麽？窮人要搶劫的自由，誰也不會給。
今天的美國不同於傳統的英、德、意、法諸國，他已經把一切武力的政治殖民，變成了文化的經濟殖民了。如今世界的經濟上的大量遊戲規則，都是圍繞歐美的利益製定的。後起國家隻能是夾縫中求生。
一九五七年時，大量的共產黨在解放前的同路人，不甘心共產黨給的一官半職，蘊釀在中國實行民主國家的兩黨製。章伯鈞、羅隆基是首當其衝的人物。我的老友章怡和是章伯鈞女兒，到如今還想為其父鳴不平。由此可見，民主自由文化的情結，沉積在中國知識分子靈魂中有多麽深厚。
在中國，民主自由政體隻能參考實行，不能照搬。這其中還有更深刻的曆史成因。這個政體的文化基礎是古希臘的。我在不少文章已經說過，以古希臘文化為底蘊的，以海盜文化為載體的，以基督文化為紐帶的當代文明，已經走到自己的盡頭。美國文化已經成了這個文化的經典與頂峰。這個文化的曆史功績絕不能抹煞。西方的一神宗教文化，東方的通天教主文化，都被這個文化徹底鏟滅了。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這個文化自身的痼疾也顯露無遺了。二十一世紀則是新文明誕生的世紀。
簡言之，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要從以“邏輯理性”為主體的文明，過渡到以“實踐理性”為主體的文明。而“實踐理性”的最自覺，最明晰，最高水平的理論，隻在中國國學的“心學”中。
不管從人類的眼光看，以美國文化為經典的文化現在顯示得多麽美好；其作為文化，它肯定是走下坡路了。縱觀今日的世界文明來講，能把人類文明再推上一個新台階的，隻能是古老的中華文化了。
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區別，我在前麵的文章中已經反複講了，我以為大致是講清楚了。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相信，以真正的中華文化為底蘊的新文明，已經從二十一世紀開始走向人類。這是無法阻擋的潮流。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就不能走向政體的民主自由化。這是局於“邏輯理性”的人們，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問題非常簡單，人類現有的文化強化了人類的“個體性”。這種文化完全抹煞了生命的整體性存在。把對“我”、“人”二相的執著，變成了天經地義的真理。但生命的本來麵目並非如此。《中庸》說“天命之謂性”。這就是說的生命的本來的整體性原則。我們每個生命的最根本功能，“能知”、“所知”，應該全是整體的“天命”的功能，而非個體的功能，隻是顯示為“個體”。也就是說，“個體”是個假相。所以，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人類文化非有個大變化不可。君不見，三千年前人類文明的主體是“鬼神文明”。據現在可查的曆史看，那個文明也是極其輝煌的，其覆蓋也是非常廣泛的。隻要稍微翻閱一下《聖經·舊約·出埃及記》便可了知，“鬼神文化”在那時代幾乎是不可動搖的。《創世紀》的作家不得不引導以色列人盡快走出埃及。說是去尋找“流蜜的土地”，實際上是想走出“鬼神文化”的強大統治圈。
自那以後，在全世界範圍內，“鬼神文化”日見衰微。直至工業文明的出現，自然科學幾乎是判了“鬼神文化”的死刑。這在三千年前，幾乎不可思議的事。但是，對於今天的人類社會的人們來說，這已經是活生生的事實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使我想起了《出埃及記》中的以色列人，他們走出了埃及，不再受法老鬼神文化的殘酷統治了，但是走到中途，他們仍然要打造金牛，自己主動去恢複鬼神文化。摩西、約書亞一生都在和這種“複辟”勢力作殊死的鬥爭。依《聖經·舊約》，走出埃及以後，隻要以色列人想恢複鬼神文化，他們就會遭到嚴重的災難，甚至滅國。在那漫長的日子裏，是一神尊崇的宗教，還是多神崇拜的迷信，一直是以色列文化生死存亡的分水嶺。
我們如此議論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仍然是依西方文化的線性邏輯。還不是真正國學的“實踐理性”的“致良知”思維。
一九五七年，過去五十多年了。我們不必糾纏在那個年月的具體事件上。我們看看今日的環球，似乎一切就會更清楚了。
在一九五七年以後，又有一九五九年的批彭德懷。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有個三年恢複之後，農村又開始了“四清運動”，以後又有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
世界文明要實現二十一世紀以後的大轉移，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基礎。從目前的人類文明來看，唯一可以提供這個基礎的，是中日兩國的文化。不用我們多說，人們隻要隨便思考一下，便知日本文化無論如何擔不起這個大任。他的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在人類從“鬼神文化”走向“人本文明”的最高潮期，幾乎舉全歐洲之力還不夠這個文化折騰的。最後，白種人在美利堅搞出了一塊大開闊的國土，才終於完成了“人本文明”的建設。出現了美國文化這樣的人本主義文明的經典典型。
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歐美文明的這一次大崛起，把人類文明大大的向前推進了一步。
那麽，新的人類文明該從哪裏崛起呢？放眼世界，除了中國還是中國。
這主要是由於中國古文明對什麽是生命的本來麵目，早有透辟的認識。這些年來，隨著國家的強盛，人們已經逐漸看到了中國固有文化的優越性。
但是要把中國文化固有的憂越性，轉化為現實的力量，可以和歐美文化相媲美的力量，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如果讓我說，這個準備已經進行了五百多年了。
如果民主自由加工業、商業化，是人類的最高的最美好的極端境界；早在五百年前，甚至六百年前的明朝中葉，中國社會完全有實現這個轉變一切條件。如果人們不相信可以去讀一讀《明史》。
明中葉之後，中國的工商業已經高度發達，揚州、益州，這樣的大型商業城市早已產生，工業的萌芽也已產生。在發達地區，已經從手工業作坊在逐漸向稍大一點的工業廠家轉變，簡單的機械已經開始運用。江南已經有不少富可敵國的商人。致於說到西方的“文藝複興”，對“人性解放”的提倡，那時西方文化和當時中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關於這方麵的情況，人們可以簡單翻閱一下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
至於說到中國社會最大的毒瘤——帝王通天教主文化，明中葉以後的明朝皇帝已經腐朽無能到了極點。隻要那時的中國士子、商人有一點點覺醒，象英國那樣，在中國實現“君主立憲”，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結果是，帝王的昏饋沒有使士、商得到任何便宜，得利的卻是魏忠賢這樣的“閹黨”。曆史給中國人開了一個大玩笑。
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王陽明“心學”已經為中國人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切實的哲學基礎。僅從“解放人”這一點講，王氏心學，比美歐人依賴的希臘哲學深刻得太多、太多。
但是，這個“革命”硬是沒有發生。李自成不可能是新文化的代表，這便不去說了。一場天降的鼠疫，使得一個落後愚昧的小民族突然入主中原。這便有了三百年的中國文化大倒退。如果沒有《紅樓夢》，清代絕對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文化沙漠。如果不信，便請欣賞一下，康熙、雍正、乾隆的“臭字”、“臭詩”。
我勸今日的年輕人好好讀書。魯迅先生的小說，他是把中國人這二、三百年的靈魂大墮落，描寫得淋漓盡致了。沈從文、張愛玲輩完全無法比肩。
為什麽中國文化非有這樣一個大墮落不可？到了今天我們清楚了，我們中國社會過去太溫馨了。
讀書讀多了的中國知識分子，真以為中國的封建王朝社會就是個吃人的社會，窮困潦倒的社會。在古代文人墨客大量的詩賦中，大量描寫的中國農村的田園文化，隻是小地主階級才可享受的。其實不然。古時的中國曆史，基本是帝王史，我們無法窺見下層人民的真實生活。真正的中國農村古代社會生活，和西方的農奴、奴隸社會完全不可比。我們的農村太溫馨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筆下的田園溫馨，絕不是個別現象。
“家”的溫暖，田園的溫馨，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曆史。這樣，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不但是通天教主文化的溫床，也大大障礙了中國文化向自己的最高級層發展。“莊子文化”被歪曲為小地主的清福文化，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證。
直到今天，一說起傳統文化的複興。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頭腦中，還是田園文化的複活。更有甚者，就是要複活腐朽沒落至極的帝王通天教主文化。《弟子規》在全國的泛濫就是一個明證。
人們沒有認識到，中國文化的這兩個痼疾如果不醫好，中國文化休想承擔起建設人類新文明的使命。
不走通天教主文化的路。
不走溫馨的田園文化的路。
也不墮入古希臘文化。
中國文化該如何走？
共產黨人應運而生了。
人們，弄清了這樣一個“天命”的曆史脈絡，現在再來看看共產黨領導的八十年中國革命，你又會作出什麽樣的判斷呢？
不管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血與火的革命策略，還是解放後的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乃致大躍進、總路線、三麵紅旗，以至以後的文化大革命……
哪一個是不必要的呢？
以“邏輯理性”來看，中國這八十年的經曆，共產黨的各項政策，有對也有錯。以“邏輯理性”具體分析每一項政策，人們可以寫無數本書。每一個學者都會覺得自己比共產黨高明得多得多。
如果回到“實踐理性”呢？
如果這八十年中國不這樣走，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如何打破？這個問題若不能象現在這樣解決，改革開放後能有那麽多農民工進城嗎？沒有那麽多農民工進城，中國經濟憑什麽大騰飛？其實，我認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大革命，就為今天作了準備了。殘酷是沒有辦法的事。人民公社看是對農民的殘酷剝奪，但如果沒有那一場剝奪，今日的農民工能風起雲湧的入城嗎？經過五十年的“折騰”，進入七十年代的農民，對土地已經沒有過去那麽深厚的感情了。這樣的改造人的意識的“革命”太難了，太難了。太痛苦了！太痛苦了！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
在不久的將來，還會有上億的中國人出國走向全世界，產品出口，勞務出口，人才出口，資金出口……如果不是前五十年割斷中國人對農村田園的情思，這一切不知要延後多少年。
不要怕現在有多少人把中國人當成“黃禍”，再有個二三十年，世界各國哪一個地方沒有華人，那裏的一切都會大大落後於別的地區一大截子，你信不信？
我們這個民族是有這份心胸、膽識的，這個民族的勤儉、勤勞會造福全人類的。
如果不是共產黨曆次運動，打破了農民靈魂深層的溫馨田園意識，這一切是可能的嗎？
再說眼前，中國要想崛起。如果不依賴“國家”、“政權”的力量，經得起任何一個跨國公司的折騰嗎？如果今天的中國，是章伯鈞、羅隆基們理想的兩黨製民主體製，今天的中國不會強於印度、巴西。
一句話，中國這八十年，如果沒有上述的“錯誤”、“曲折”，“不公平”、“不公道”。不要說未來造福全人類，就是今天也休想過上好日子。
日本、台灣不是走西方路走通了嗎？好幼稚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是國際政治的需要，日本、台灣不會超過印尼、印度、菲律賓……甚至完全不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
想一想，人們！這種“實踐理性”，雖然我無法完整描述它在我心中的全部生動的實踐圖像，但中國人就是這麽走過來的，中國人的意識就是如此這般式的變革，變化的。年紀稍大一點的中國人，都可以用“心”去體會這一切。如果把這一切條理化，是不是可以稱之為“太極思維”呢？
人們，現實，實踐，就是如此強有力的一步步粉碎著你的“邏輯理性”。想不被粉碎也不可能。假如，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就可以預見到曆史今天。我們會減少多少曲折，多少苦難，多少損失？但是，陷入“邏輯理性”的中國人，現隻有在現實的曆史條件下，重新恢複自己的國學以後，才能有這個“身後炮”。這不僅是自己前進的必須，也是世界新文明發展的需要。所以，我們今天要大力提倡人人要學會合於“天命”“至善”的“實踐理性”。但是，眼前的現實是，“邏輯理性”恰恰是在這八十年在中國遍地開花。這樣看來，“苦難”就是這一曆史時期的中國人的“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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