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複，中國當代思想家、文學家、文學理論家，其“三論”：《性格組合論》、《傳統與中國人》、《論中國文學》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是時代的弄潮兒。1989年開始旅美生活。二十年間，遊曆世界三十多個國家，海外寫作等身。這其中不乏對人生、社會製度、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思考。《思想者十八題》是他在海外寫就的專著之一，對於中文係出身、在法國生活十年、也遊曆過十幾個國家，包括港澳台地區的我來說，有所共鳴是再正常不過的。
來到西方，最大的不同是從理論中的民主進入到了現實中的民主。而兩者顯然不同。正如劉再複所說的：“民主、自由、法治，這些大範疇，不是光讀圖書館裏的藏書就會明白的，要讀社會大書”。這其實就是國內自由派群體最致命的內傷，除了知道些民主理論和概念外，對現實中的民主並不了解。雖然他們也去過西方，但走馬觀花，在體製外麵怎麽可能了解民主是如何運轉的呢？
在此書中，劉再複從國民性對民主有這樣一段分析：“我是同情民主的，但民主製度到了中國，搞得好嗎？不見得。中國國民性非常成熟，狡猾不是一般的狡猾，而是非常成熟的狡猾；自私不是一般地自私，是非常成熟的自私；奴性不是一般地奴性，是非常成熟的奴性，這是文化的大問題。……中國的國民性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製度就會變形，變質，民主也會變形變質。” 其實台灣民主化二十年失敗的實踐，不也是印證了這一點嗎？隻是，國民性的改造實在是“知易行難”。從魯迅一代到現在，中國的國民性有多大改變嗎？法國數百年來經過多少次革命的洗禮，國民性可有改變嗎？事實上，國民性能夠改變嗎？更何況為了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人類曆史上暫時出現的製度模式，一種理念，就要改變國民性，這究竟是得還是失？
對於中國進步的客觀描述，則再度引發我強烈的共鳴。2004年，劉再複先生第一次應邀回國演講。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有如下一段談話：“我好象是見到另一個中國，離開的時候是一個中國，現在回來好像見到另一個中國。我確信，現在的中國是鴉片戰爭以後一百五十年來最好的時期。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做了兩個夢，一個是富強夢，一個是自由夢。我認為富強夢基本上是實現了，而且還在進一步實現。那麽自由夢呢，應該說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知識分子，自由度還是有的……”。關於中國的自由度，劉再複2001年與新加坡雜誌《圓切線》同仁的對話。其中有這樣對方一個評論：“中國的言論自由比新加坡還開放”。
中國現在是自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是海內外基於事實的共識，也說明了中國在曆經各種製度----美國的憲政民主、蘇聯的社會主義----試驗場之後，終於找到了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盡管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劉再複也不過是事實求是，卻遭到了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餘傑的文革式攻擊。已經曆經滄海的劉再複自然對餘傑一笑置之，倒是他的女兒忍無可忍之下撰文回應。(餘傑最新一篇文章《北大僵屍教授如何批評XX憲章》。不僅題目如此，內容更是充斥人身攻擊。真難以想象餘傑是北大培養出來的自由派。台灣這個曾經的繼承中華民族溫良恭儉讓傳統的華人社會，搞了二十年的民主，已經成了文革第二了。泰國這個東方的溫順的佛教國家，搞到現在軍隊也政變，民眾也民變。成了憤怒之國了。原因何在？除了盲目引入西方民主還能有什麽原因嗎？泰國甚至是一幫在法國接受教育的中級軍官發動政變才建立起來的民主製度。我一向認為中國仍然會有可能再來一次文革，隻不過會包裝成民主而已。可是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已經用民主包裝過一次了。)
劉再複的深度並不僅體現在對中國進步的認知上，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他還談到了中外的自由對比：“過去在中國，我們這些作家雖然生活清貧了一點，工資低一點，像我們社會科學院領了錢以後實際上不幹什麽事，那倒是比較好一點。可是那時候又嫌政治體製束縛人，所以逃亡。可是逃來逃去，才發現根本無處可逃。在現實當中，沒有真正自由的地方。美國是特別看重自由價值的國家，但也要有錢才有自由”。實是振聾發聵，而對於生活在海外了解西方真實麵的廣大華人來說自然是感覺酣暢淋漓。
中國現今的自由度不僅體現在大陸，更體現大陸治下的香港。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大陸自由派戲劇家沙葉新有關江青的一部戲劇正在香港上映。但16年前（1994年），港英當局統治時期，沙葉新就想在香港拍成電影。而且著名的嘉禾公司也準備投資拍攝。結果在籌拍期間，港英高層約見嘉禾鄒文懷，請他吃早餐，直接要求他不要拍。但沒有任何理由。當事人回憶認為可能和當時中英正就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角力，不希望再出波折。這就是港英當局治下的自由現狀。
劉再複的視野自然不會僅僅局限於大陸，他駐足台灣、香港，而且進行認真的比較和思考。2000年，他到香港講學，卻發現香港的報紙已經充斥了過去文革時期才有的語言暴力：“文字火藥味哪麽濃，充滿語言暴力”。香港從一個“真正人的日常生活狀態”，轉向“激烈的革命狀態”。他在香港遇上立法會選舉，參選者的參選廣告被批上“大漢奸”、“大賣國賊”、“他是一條狗”的文宣。他非常感慨：“這些在大陸都發表不出來的文字，在香港卻暢通無阻”。他的結論是：“語言暴力會使社會惡質化，造成緊張的社會氛圍；社會的瓦解，首先是文明語言的瓦解”。他痛惜的說：“令人不安的是，在大陸語言暴力衰退之際，香港、台灣的語言暴力卻在向前發展。”不過略感遺憾的是，劉再複沒有點明究竟什麽原因在大陸語言暴力衰退之際，香港和台灣的語言暴力卻向前行。實際上很簡單，就是引入的西方式競爭性政黨民主製度。我三次去台灣，其中兩次是應邀觀選。相對於大多數國人，算是對台灣民主有第一手、直接的觀察和了解。台灣的語言暴力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曾引用過一個順口溜：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毫無虛言。
在這本書中，劉再複一再重申了一個觀點：知識分子的第三空間。即知識分子有不參與政治的權力，有歸隱的權力，有沉默的權力，有放逐國家（政治層麵）的權力。僅就這個觀點我並無異議。隻是由他提出來，似乎有些瓜田李下。比竟他現在已經離開權力中心，離開時代的舞台，是一個邊緣人。他此時提出這樣的主張，頗有為自己量身打造之意。如果他仍然在權力中心而提出這種觀點，並切身實踐，則會更有說服力。
劉再複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重要領軍人物之一到今天的反思，意味深長。也許他現在才是真正的自由派。一個基於世界遊曆、西方生活二十年的感觸而形成的客觀、宏觀的認知，一個擺脫了純粹理論束縛的新型自由派知識分子。其實包括我在內，哪一個是不是走過相似的人生軌跡。雖然領悟的深度不同，但形諸文字，依然會產生強烈的共鳴。
來到西方，最大的不同是從理論中的民主進入到了現實中的民主。而兩者顯然不同。正如劉再複所說的：“民主、自由、法治，這些大範疇，不是光讀圖書館裏的藏書就會明白的，要讀社會大書”。這其實就是國內自由派群體最致命的內傷，除了知道些民主理論和概念外，對現實中的民主並不了解。雖然他們也去過西方，但走馬觀花，在體製外麵怎麽可能了解民主是如何運轉的呢？
在此書中，劉再複從國民性對民主有這樣一段分析：“我是同情民主的，但民主製度到了中國，搞得好嗎？不見得。中國國民性非常成熟，狡猾不是一般的狡猾，而是非常成熟的狡猾；自私不是一般地自私，是非常成熟的自私；奴性不是一般地奴性，是非常成熟的奴性，這是文化的大問題。……中國的國民性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製度就會變形，變質，民主也會變形變質。” 其實台灣民主化二十年失敗的實踐，不也是印證了這一點嗎？隻是，國民性的改造實在是“知易行難”。從魯迅一代到現在，中國的國民性有多大改變嗎？法國數百年來經過多少次革命的洗禮，國民性可有改變嗎？事實上，國民性能夠改變嗎？更何況為了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人類曆史上暫時出現的製度模式，一種理念，就要改變國民性，這究竟是得還是失？
對於中國進步的客觀描述，則再度引發我強烈的共鳴。2004年，劉再複先生第一次應邀回國演講。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有如下一段談話：“我好象是見到另一個中國，離開的時候是一個中國，現在回來好像見到另一個中國。我確信，現在的中國是鴉片戰爭以後一百五十年來最好的時期。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做了兩個夢，一個是富強夢，一個是自由夢。我認為富強夢基本上是實現了，而且還在進一步實現。那麽自由夢呢，應該說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知識分子，自由度還是有的……”。關於中國的自由度，劉再複2001年與新加坡雜誌《圓切線》同仁的對話。其中有這樣對方一個評論：“中國的言論自由比新加坡還開放”。
中國現在是自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是海內外基於事實的共識，也說明了中國在曆經各種製度----美國的憲政民主、蘇聯的社會主義----試驗場之後，終於找到了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盡管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劉再複也不過是事實求是，卻遭到了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餘傑的文革式攻擊。已經曆經滄海的劉再複自然對餘傑一笑置之，倒是他的女兒忍無可忍之下撰文回應。(餘傑最新一篇文章《北大僵屍教授如何批評XX憲章》。不僅題目如此，內容更是充斥人身攻擊。真難以想象餘傑是北大培養出來的自由派。台灣這個曾經的繼承中華民族溫良恭儉讓傳統的華人社會，搞了二十年的民主，已經成了文革第二了。泰國這個東方的溫順的佛教國家，搞到現在軍隊也政變，民眾也民變。成了憤怒之國了。原因何在？除了盲目引入西方民主還能有什麽原因嗎？泰國甚至是一幫在法國接受教育的中級軍官發動政變才建立起來的民主製度。我一向認為中國仍然會有可能再來一次文革，隻不過會包裝成民主而已。可是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已經用民主包裝過一次了。)
劉再複的深度並不僅體現在對中國進步的認知上，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他還談到了中外的自由對比：“過去在中國，我們這些作家雖然生活清貧了一點，工資低一點，像我們社會科學院領了錢以後實際上不幹什麽事，那倒是比較好一點。可是那時候又嫌政治體製束縛人，所以逃亡。可是逃來逃去，才發現根本無處可逃。在現實當中，沒有真正自由的地方。美國是特別看重自由價值的國家，但也要有錢才有自由”。實是振聾發聵，而對於生活在海外了解西方真實麵的廣大華人來說自然是感覺酣暢淋漓。
中國現今的自由度不僅體現在大陸，更體現大陸治下的香港。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大陸自由派戲劇家沙葉新有關江青的一部戲劇正在香港上映。但16年前（1994年），港英當局統治時期，沙葉新就想在香港拍成電影。而且著名的嘉禾公司也準備投資拍攝。結果在籌拍期間，港英高層約見嘉禾鄒文懷，請他吃早餐，直接要求他不要拍。但沒有任何理由。當事人回憶認為可能和當時中英正就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角力，不希望再出波折。這就是港英當局治下的自由現狀。
劉再複的視野自然不會僅僅局限於大陸，他駐足台灣、香港，而且進行認真的比較和思考。2000年，他到香港講學，卻發現香港的報紙已經充斥了過去文革時期才有的語言暴力：“文字火藥味哪麽濃，充滿語言暴力”。香港從一個“真正人的日常生活狀態”，轉向“激烈的革命狀態”。他在香港遇上立法會選舉，參選者的參選廣告被批上“大漢奸”、“大賣國賊”、“他是一條狗”的文宣。他非常感慨：“這些在大陸都發表不出來的文字，在香港卻暢通無阻”。他的結論是：“語言暴力會使社會惡質化，造成緊張的社會氛圍；社會的瓦解，首先是文明語言的瓦解”。他痛惜的說：“令人不安的是，在大陸語言暴力衰退之際，香港、台灣的語言暴力卻在向前發展。”不過略感遺憾的是，劉再複沒有點明究竟什麽原因在大陸語言暴力衰退之際，香港和台灣的語言暴力卻向前行。實際上很簡單，就是引入的西方式競爭性政黨民主製度。我三次去台灣，其中兩次是應邀觀選。相對於大多數國人，算是對台灣民主有第一手、直接的觀察和了解。台灣的語言暴力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曾引用過一個順口溜：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毫無虛言。
在這本書中，劉再複一再重申了一個觀點：知識分子的第三空間。即知識分子有不參與政治的權力，有歸隱的權力，有沉默的權力，有放逐國家（政治層麵）的權力。僅就這個觀點我並無異議。隻是由他提出來，似乎有些瓜田李下。比竟他現在已經離開權力中心，離開時代的舞台，是一個邊緣人。他此時提出這樣的主張，頗有為自己量身打造之意。如果他仍然在權力中心而提出這種觀點，並切身實踐，則會更有說服力。
劉再複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重要領軍人物之一到今天的反思，意味深長。也許他現在才是真正的自由派。一個基於世界遊曆、西方生活二十年的感觸而形成的客觀、宏觀的認知，一個擺脫了純粹理論束縛的新型自由派知識分子。其實包括我在內，哪一個是不是走過相似的人生軌跡。雖然領悟的深度不同，但形諸文字，依然會產生強烈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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