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國,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成為“文化大國”,也不應該是少數精英的一廂情願,而應該是全體國民的共同追求。國民活得有尊嚴,中國才有尊嚴;國民活得有文化,中國才有文化。
750) this.width=750' src=http://space.wenxuecity.com/gallery/others/cnews/2010/2/17/2010021711361727be6.jpg onclick=document.location='http://'>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
最近,所謂“文化大國”,好像是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這並不奇怪。官方公布的數字和一些媒體的報道,讓許多人覺得,我們現在已經是經濟大國、軍事大國、政治大國。在各類國際事務中,都很有些發言權,甚至舉足輕重。這時,如果文化跟不上,不能同時也成為文化大國,那就像喝酒喝到興致最高,突然沒了。雖然也許隻少了一口,但那感覺,別提有多別扭。
更何況,我們先前,可是當之無愧的文化大國。春秋戰國不說,強漢盛唐也不說,便是弱宋,至少文化是拿得出手的。宋詞,宋瓷,繪畫,理學,禪林,書院,那可真是“鬱鬱乎文哉”。明清兩代,似乎也不差。所以鬼子們打進來,要搶文物,或者偷。瞅著咱家的東西,什麽都好。現在西方許多博物館和收藏家那裏,還有不少偷來搶去的瑰寶。河南、陝西地底下,埋著藏著沒挖出來的,也不少。如此悠久的曆史、豐厚的家底,沒有不能成為“文化大國”的道理。如果居然不能,那是要愧對列祖列宗的。
所以,甭管怎麽說,這事得弄成了。
隻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就得琢磨兩個問題:一個叫“是否可能”,一個叫“如何可能”。當然,不需要說明,我指的是現在。如果說過去,我們老早就是。
先說“是否可能”。
中國,能夠成為當代的“文化大國”嗎?鄧曉芒先生有一個觀點,叫“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為什麽都有可能呢?我想,是因為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沒有文化的國家和民族,是不存在的。什麽是文化?在我看來,文化非他,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任何民族在任何時代,都要生存,都要發展,這是沒有疑問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時代,又有不同的方式,這也是沒有疑問的。既然所有的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則所有的國家,便都可能成為“文化大國”。
但這隻是“可能”。而且,這種“可能性”,也隻是理論上的。實際上,當今世界,堪稱“文化大國”的,屈指可數。不不不,準確地說,是數不出。文化大國,標準是什麽?如果是文化產業的產值、利潤、出口量、市場占有份額,或者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例,那麽,美國要算一個。可惜,美國卻被認為是“沒文化”的。也不光是中國人這麽認為,歐洲人也這麽認為。我在百老匯看音樂劇,當時就犯嘀咕:就這,也算文化?
也隻好說曆史。曆史上,文化大國可不少。中國就不說了,當然是。印度,也是。英吉利、法蘭西、德意誌、俄羅斯,還有意大利,都是。怎麽都是呢?因為都有標誌性的文化人物。這些人物,全世界也都認賬。比方說,提起托爾斯泰,大家都點頭稱是;提起莎士比亞,大家都心服口服;提起歌德、貝多芬、康德、黑格爾,沒人不承認德國是文化大國。美國吃虧,就在這裏。標誌性人物是誰?總不好把米老鼠也算一個。
那麽,為什麽隻要有了這樣的文化人物,成為“文化大國”就靠譜了呢?
很簡單,就因為他們的影響,都是超國界的。請大家想想,孔夫子、釋迦牟尼、盧梭、伏爾泰、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影響,哪一個是僅限於本國的?事實上,但凡“文化大國”,一定具有國際性。比方說,有一段時間,亞洲一些國家,都寫漢字;歐洲一些國家,則以說法語為榮。這個時候的中國和法國,豈能不是文化大國?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文化大國,一定是有影響力的。而且這影響力,還一定是超國界的。事實上,文化,文化,一要“文”(文明),二要“化”(影響)。有文能化,即有文化。化出國界,即為大國。不能化出國界,豈不成了卡拉OK,自娛自樂?
這就又有了一個問題:文化大國的影響力,為什麽會超出國界呢?
我想,恐怕還是因為有魅力。有魅力,才有吸引力。有吸引力,才有影響力。影響力不是硬推出來的。想當年,孔子何曾漂洋過海辦儒學堂?佛祖又何曾不遠千裏辦佛學院?然而其影響力,卻是不脛而走,遠播四海,流傳至今。為什麽?自身有魅力,擋都擋不住。由此可見,文化魅力,是成為文化大國的關鍵所在。
於是我們又要問:文化魅力,來自哪裏?
也有三條。第一,這些國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自己都沒有精神,卻說可以影響世界,豈非天方夜譚?第二,這種精神,一定有著深刻的內涵。膚淺的東西,可以喧囂一時,難以影響一世。第三,這種精神,一定有著出彩的形式。出彩不一定就是美,就是精致、高雅、燦爛、輝煌,但肯定不是說套話、打官腔、陳詞濫調、人雲亦雲。它一定是讓人耳目一新、歎為觀止、愛不釋手的。
有了這三條,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就會有一種極具魅力的精神氣質和精神風貌。比方說,魏晉風度或者盛唐氣象。這就會有吸引力,也就會有影響力。因為深刻的內涵讓人尊敬,出彩的形式讓人喜歡。如果還能像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一樣,立人文之本,開風氣之先,那就能對人類文化做出卓越貢獻。有這樣的貢獻,世界就會承認你是“文化大國”。
這樣看,美國,是“有希望”甚至“可以算”的,因為有“美國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獨立宣言》,也體現在美國民眾的世俗生活。它也有自己出彩的形式,這就是好萊塢大片。隻不過,說這種形式是經典,很多人想不通。但文化是與時俱進的。誰能肯定,它將來在人類文化史上,就不會有荷馬史詩或唐詩宋詞的地位?何況就算這樣的東西,也不是誰都拿得出的。
那就再說“如何可能”。
可以肯定,用錢堆,是不行的。那隻能叫“紋銀大國”。光演戲,也是不行的。那隻能叫“文藝大國”。把別人偷的,地下埋的,都找回來、挖出來,同樣不行。那隻能叫“文物大國”。紋銀大國、文藝大國、文物大國,都不能叫“文化大國”。文化大國得能“化”,得能影響別人,影響世界,甚至影響人類的曆史進程。這就必須有“幹貨”,有拿得出手、站得住腳、經得起曆史檢驗,讓他人由衷欽佩、讚美、學習的東西。
也就是說,要有體現出現代文明的中國精神。
這裏有兩個條件。第一,必須是現代文明。所以,照搬老祖宗是不行的。老祖宗不是不能搬,是不能“隻搬”、“照搬”。要搬,也得現代化。第二,必須是中國精神。所以,照抄西方人,也是不行的。學得再像,也是人家,不是咱們。要學,也得中國化。建立“現代文明的中國精神”,必須置根於傳統,置身於世界。也就是說,得處理好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並不容易。如果還要創新,就更不簡單。
那又該怎麽辦呢?我認為,一要實幹,喊口號是沒有用的;二要智慧,打官腔是沒有用的;三要理性,唱高調是沒有用的。動不動就“不高興”,更是無聊。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是吼叫出來的。那樣的垃圾製造得越多,我們離文化大國就越遠。
更何況,文化大國,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成為“文化大國”,也不應該是少數精英的一廂情願,而應該是全體國民的共同追求。國民活得有尊嚴,中國才有尊嚴;國民活得有文化,中國才有文化。也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可能產生出有影響力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因為人民的實踐,才是文化的源泉。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對話】所謂文化大國
為什麽麵子比命都重要
易中天:講到體育,2000年我們申奧成功,我正在麗江。那天晚上,麗江所有的酒吧擠滿了中國人在看電視,在歡呼。第二天早上,我們所有媒體的頭版頭條是同一個標題,非常整齊:“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是什麽意思?第一層意思,“他們輸了”;第二層意思,“我沒贏過”,我好不容易贏了一回。我當時感覺真的很不好。如果我來做媒體,我的標題應該是“中國感謝世界,北京歡迎大家”。我就想問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麽把這個事兒看得這麽重要?
鄧曉芒:講得通俗一點,就是愛麵子。但是裏頭很有文章。為什麽國人那麽愛麵子呢?我覺得還是因為自己的心理缺乏自尊,要靠外部的東西來支撐自己。中國兩千多年來處在人際關係的一種規範、禮節、禮貌、禮尚往來之中,這些東西成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對內在的看不見的那些東西,做的功夫很少。
易中天:剛才說到武德,武德的特點首先是把自己做大做強,然後表現出來的是柔弱、慈悲、忍耐。這不是挺好的嗎?如果世界上能有這樣一個老大,又大又強,但實際上表現出來的是柔弱、慈悲、忍耐,那不是世界太平了嗎?
鄧曉芒:對。
易中天:而這種武德,美國人好像沒有。由此推出的必然結論是,最好中國做老大。文化大國、軍事大國、經濟大國,都做大國,然後還挺柔弱。
鄧曉芒:對。這是中國傳統的理想,前提是你要能贏,然後你表現出柔弱。
易中天:就是先把人家打得滿地找牙。打趴了以後,再摸摸他。
鄧曉芒:皇帝就是這樣。一個王朝建立的時候,首先把所有的人都打趴了,看他們沒有再爬起來的可能了,就仁愛治天下,皇恩浩蕩。實際上每個人都想成為皇帝,都想贏,然後表示我贏了對你們隻有好處,我贏了會慈悲為懷,我會照顧你們的,這是中國傳統的體製,從武德到國家體製,裏麵是一脈相承的,是同一個模式。所以我講文化心理模式非常重要,它可以貫通中國人的各個方麵。但問題是,今天這種理想已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了。你不可能再推出一個皇帝統治全世界,然後關懷全世界。
易中天:今天討論文化大國,你覺得文化大國有標準嗎?
鄧曉芒:有曆史標準,沒有絕對標準。文化有曆史的發展過程,有它的必然性。很多人否認這個必然性,但是文化的發展必然會走向某些共同的標準,這個標準,應該就是文化大國的標準。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
中國足球比中國教育希望要大些
易中天:有一次,教育部的一個官員視察一所非常著名的理工科大學,問它的學生會主席:“阿房宮是誰燒的?”這個學生會主席回答:“不是我燒的。”主管學生工作的校黨委副書記在旁邊,也對著教育部的領導說:“我用黨紀和人格擔保,確實不是他燒的。”中國教育為什麽弄成這樣?我上次在一個場合,問著名的教育學者楊東平:“你覺得中國教育和中國足球哪個更有希望?”資先生認為呢?
資中筠:我看足球比教育希望更大些。其實足球有沒有希望關係不大,愛輸不輸,愛贏不贏,影響不了國運,而且它還是容易改造一些,但是教育真是很難。現在,教育問題已是盤根錯節,簡直沒法再改。大家都對應試教育有很多批評,覺得應試教育把人的思想都束縛起來了。但在中國現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試教育還是惟一能相對公平的方法,使得貧困子弟有機會接受比較高的教育,就是大家拚命念書;要改的是應試的內容,考什麽,這個非常重要。但是現在即使是應試教育都在變質,一些重點中學憑分數錄取的比例越來越小,憑關係和憑錢的比例越來越大。
另外,教育不公平,其表現最主要的還不在於沒錢交學費,沒錢交學費的問題是屬於比較容易解決的。最難解決的問題是師資的退化。你想,你這麽教出來的學生,將來當了老師,然後再一批一批這麽下來的話,說得悲觀一點,有品種退化、民族退化的危險,
現在我們特別缺乏的是公平教育的問題,大家都唱高調,小學生都心懷祖國、放眼世界,但是對於怎麽樣不隨地吐痰,不隨地扔垃圾,公民的責任是什麽、權利是什麽,這一套都沒有教。
易中天:我寫過一篇博文,叫做《誰該清退,該清退誰》,就是談教育部清退代課教師的,最後一句說“該清退的,不知道是誰”。
資先生特別強調文化要有載體,我們中國文化的載體就是漢語,或者說是華文,或者說是中文。您覺得這個還有希望嗎?
資中筠:中文我覺得還有希望,如果有比較多的教中文的教員都能夠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還可以慢慢地好起來。但是假如電視老是這樣亂七八糟地下去,它可能就抵銷了課堂裏麵辛辛苦苦教出來的東西,像正確的字應該怎麽寫。
易中天:我可以告訴您,至少中央電視台對錯別字抓得非常緊,一個錯別字扣50塊錢,編導扣50,製片人再扣50,副主任還得再扣50,一層層扣上去。但是它依然有很多錯別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