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美國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創始人之一喬治·吉爾德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為什麽要與中國為敵？》的文章。 文章說，美國的經濟和軍事以及經濟增長都依賴於中國，而中國在主要市場、外匯儲備投資和全球資本主義貿易體製方麵也依賴於美國。美國犧牲這種全球的關鍵協作，打壓中國，隻為了換取在美元貶值和互聯網等政治上的妥協，那無異於自取滅亡的愚蠢之舉。 這種狀況是從去年6月開始的，當時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在北京對中國進行了一番訓誡。讓蓋特納借題發揮的是兩個存在高度疑問的問題，不管從哪國利益出發都不值得爭論：首先是以防止全球變暖的名義限製能源產量，這個問題蓋特納並不擅長；其次是要中國推動美元的貶值，很難想像他能說服擁有大量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人去這樣做。本周，在參議院民主黨的一次會議上，奧巴馬總統又在抱怨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過高，而眼下世界上的大多數投資者都擔心中國會因為他這番話而真去壓低美元。 與此同時，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和總統奧巴馬在穀歌的朋友們又在互聯網政策上對中國進行威嚇。盡管網民數量是我們的兩倍，中國製造的病毒和網上騙局卻比美國少。即使加上台灣的話，其生產的互聯網設備數量也與我們相當。作為一個專製政權，它顯然不可能接受一個開放和匿名的網絡製度。保護互聯網信息是美國公司及其安全工具的責任，而不是國務院的責任。 的確，在針對台灣的導彈部署上中國的咄咄逼人有些沒必要，但美國要想成功保護台灣根本不可能。給台灣大約60億美元的新武器是對中國的一種不必要的挑釁，這對美國或台灣的防務都沒有好處。的確，對於美國想在聯合國促使一幫反猶太、反美而又依賴石油的狡猾成員對伊朗實施有效經濟製裁的空想式努力，中國也給予了蔑視。 在危機時期，如果在製定外交政策時秉著嚴肅認真的態度就會認識到，現在中國的政權是我們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中國政權了。 過去30年來，中國對亞洲資本主義的複興是世界上最具有重要積極意義的事件。它不僅將數億人從貧困和壓抑中解放出來，還將中國從美國的共產主義敵人變成了不可缺少的夥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那些自由派曾對毛澤東式政權出現緩和表示歡迎，現在卻僅僅因為一些真相不明的互聯網黑客事件就變得好鬥起來。 其實，對與數百萬穆斯林為鄰而且本國也有穆斯林的中國來說，它與我們受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脅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在伊斯蘭恐怖分子想要推翻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中國占的份額也很大。另外，中國與美國一樣，對台灣的製造業技術有很強的依賴，而且與台灣的工業相互依存度很高，因此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基本上隻是表麵做戲。 盡管台灣一些政客還幻想著永久獨立，但台灣傑出的企業家早就把賭注押在兩岸的聯係上了。過去五年來，大批台灣公司在中國大陸進行了大筆的投資，總額達到約2000億美元。有數十萬的台灣人每年在大陸居住時間超過180天。 把台灣算在內的話，中國就是微芯片、電腦和互聯網生存所需的網絡設備的世界頭號生產者和組裝者。正如著名化學家阿瑟·魯賓遜所說的那樣，幾乎美國所有的先進電子產品都依賴於稀土(其作用是提高微芯片的性能)，而全球的稀土幾乎都被中國壟斷了。 美國的經濟和軍事以及經濟增長都依賴於中國，而中國在主要市場、外匯儲備投資和全球資本主義貿易體製方麵也依賴於美國。 犧牲這種全球資本主義核心的關鍵協作，隻為了換取在全球變暖、美元貶值和互聯網政治上的妥協，那無異於自取滅亡的愚蠢之舉。 我們還想要多少敵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