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流動人口在布局上越來越呈現嚴重的不平衡性。《瞭望》新聞周刊走訪發現，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些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形成對流動人口吸引的“盆地效應”。目前，超量的外來人口，使這些城市土地、環境、水資源難以承受，社會穩定壓力極大。
人口嚴重超載
本刊記者近日在深圳市采訪時了解到，深圳土地麵積隻有1952.8平方公裏，但是建市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實有人口已經從幾十萬迅速增長到2009年底的1200多萬(其中流動人口占85%)，迅速步入全球特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國第一。目前全市已麵臨土地、空間資源、水資源和環境資源等四個難以為繼的局麵。深圳市副市長李鋒說：“深圳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成為製約深圳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的突出‘瓶頸’”。
北京市近年來也麵臨外來人口的巨大壓力。北京市流管辦一位負責人介紹，近幾年，北京市外來人口迅速增加。據估算，北京外來人口已突破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將常住人口控製為1600萬左右的目標”。
目前，北京市土地、水源、環境、交通等資源承受重壓。歐洲太空總署公布的衛星數據曾顯示，北京汽車廢氣汙染一度居世界之最，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廢氣汙染沉積中心”。北京市公安局戶籍處宣傳科副科長關璽華感慨地說：“現在北京的大街快成了全國最大的停車場了。”
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調的供應量，未來自有水資源供水能力約為35.6億至37.1億立方米。而以現在人口增長趨勢看，未來十年內，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將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國際上公認的不應突破的底線。
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外來人口壓力也是不堪重負。據上海市旅遊局分析，內外環線之間是上海的人口新集結地區，人口密度在急劇上升；特別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數以百萬計，他們在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與戶籍人口共享城市設施。
目前，上海中心城區交通阻塞、管線老化、社會經濟高密度、緊運行，使得上海市民中約有20%的人處於心理亞健康狀態。據廣東省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介紹，廣州全市流動人員已接近600萬，幾乎與戶籍人口773.48萬人相當。外來人口的增多，城市人口的極大擴容，給廣州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一係列隱患。
“盆地效應”
大城市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本刊記者在一些大城市調研發現，一些流動人員到大城市後就不願離開，融入大城市的願望強烈。這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動形成“盆地聚集效應”。
在一些大城市，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觀念在更新，與以前一心想著“打工”、“流動”持不一樣的心態。現今許多流動人口已經不再頻繁流動，而是追求與現居住地的文化融合。他們打工所得不再一味寄回家，很多打工者表示“不會拿掙的錢到老家蓋房”，而是準備在當地買便宜的房子，還能升值，到老家蓋房不合算。他們手裏的錢有更多的選擇：一是置業；二是做生意，包括投資、買股票。
據受訪專家分析，大城市在經濟、文化、醫療、教育、公共設施等各種社會資源方麵具有明顯優勢，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衛生部部長陳竺在2009年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坦言，中國目前的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優質醫療資源過多集中在大城市。目前北京市各大醫院普遍存在患者住院難的現象，醫院的床位非常緊張。患者在病情允許的情況下，一般隻能在醫院住半個月左右。
同樣，大城市的教育資源集聚也更加突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一旦擁有這些城市的戶口，就可享受到這些優惠。山東高考生數量是北京的6倍，而北大、清華下達給北京市的招生指標卻是山東的5～6倍。北京約一百多名考生中就有1人有機會上北大、清華，而在山東，4000多名考生中才有1個人有此機會，機會相差三十多倍。山東一些教育界人士感歎：“這難怪很多外地人擠破頭也要去北京！”
大城市亟待“減壓”分流
北京、上海、廣州等一些大城市的公安和人口管理部門表示，大量外來人口不僅造成了資源壓力，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壓力。值得關注的是，人口流動也帶來犯罪問題。
有新統計顯示，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來人口，違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為非本地戶籍人口所為，杭州已經突破了90%，而深圳近10年來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和被犯罪侵害的對象中，非深圳戶籍的分別占到98%、95%以上，作案人員和受害對象“兩頭在外”的特點非常突出。
據深圳市公安局介紹，近幾年，深圳形成眾多以內地一些地區“老鄉”為紐帶的聚居地，屬於“同鄉村”概念的群體有643個近200萬人。這些“同鄉村”中，不時發生群體性、暴力性、突發性，甚至集體對抗政府的嚴重事件，給社會管理帶來很大衝擊。
采訪中，一些大城市管理部門普遍感覺對外來人口的控製是一大難題。北京市公安局的關璽華說：“現在我們還沒有找到很好的管控辦法，如果實行限製外地人進京的政策，恐怕會麵臨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
多個城市的人口管理部門表示，人口控製管理手段主要是行政和經濟手段，戶籍是過去主要使用的行政手段，現在作用已不大，而暫住證目前也沒有強製執行了；至於經濟手段，對於低收入人群而言，似乎也不靈驗，還需要探索新的方式。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惟英認為，目前北京甚至全國的市場調節機製還不完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人口過多和資源稀缺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下，通過政策控製人口規模，非常必要。”
有受訪專家建議，控製大城市外來人口可采取兩個方麵的措施，一是大力提高中小城市的吸納力，為大城市減壓分流；另一方麵，可通過經濟杠杆來減少大城市的人口壓力。
引導有序流動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做好新形勢下大城市流動人口管理有三策：
一是積極引導流動人口合理流動，防範流動失衡。一方麵應通過經濟和行政手段，適當限製大城市人口的無限流入；同時，應適當分流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社會資源，引導製造業集聚區產業轉移，著力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鎮的人口吸納力，通過政策引導，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避免過度集中到大城市。
二是積極構建流動人口全國服務平台。目前，流動人口管理分屬多個部門，分別涉及公安、勞動保障、醫療、計生、房管等，這些部門大多沒有實現信息的共享和協調。同時，各地區之間、各省區之間、同一係統的不同層級之間，信息共享機製也未建立，不利於及時準確全麵掌握流動人口情況。因此，應積極建立各部門參與、全國聯網的流動人口信息服務平台，準確把握流動人口軌跡，為流動人口的管理和合理流動提供支持。
三是建立流動人口突發應急機製，維護社會穩定。本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地方上除了公安部門因為工作原因，關注農民工狀況較多外，城市裏的其他政府部門對農民工問題往往缺乏了解，尤其是對於出現農民工春節前的大規模討薪、節前犯罪率突然增長、集中退保等問題時，無法真正幫助政府和企業解決問題。建議設立常態化的農民工日常管理與服務機構，可以參照北京市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的做法，由黨委統一領導，有專人負責，並有各項預備處置的機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