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主義官場的縮影

裁撤“駐京辦”：一石激起千層浪

中國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最近出台了一份加強和規範各地方政府駐京辦事機構管理的紅頭文件。該文件要求：除副省級以上的“駐京辦”外，數千家各級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駐京辦”原則上將在未來六個月內全部裁撤完畢。有關主管部門不早不晚投下的這塊“一石”立刻成為各大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各種有關“駐京辦”的消息、評論接踵而來，並會在今後半年內繼續激起千層浪。

自2006年以來，眾多“駐京辦”的存廢就成為最高決策層反複討論的話題，但筆者認為上述文件出台的時間點不是偶然的。春節將至，正值眾多“駐京辦”請客送禮拉關係的旺季，該份文件的出台無疑為京城特色的“駐京辦”送禮文化兜頭澆了一瓢冰水；但裁撤“駐京辦”主要還是政治的迫切需要，藉以彰顯最高當局反腐的決心。據《人民日報》及所屬的《人民網》2010年的最新民調顯示：“反腐”再次成為廣大民眾十大問題關注榜的榜首。隨著中共十八大將在2012年召開，上述文件反映了中共自上而下反腐敗的“行動力度”將逐漸加大，裁撤“駐京辦”隻是中共黨內發起的反腐自救行動的第一劑猛藥。什麽叫“腐敗”？“天子腳下”的廣大民眾看得見、聽得到更深惡痛絕的腐敗，莫過於有近一萬家“駐京辦”一年四季對北京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部級、廳局級甚至握有審批實權的處科級官員送出的大批消費購物卡、各類奢侈品、各類“土特產”乃至大把的現金。大大小小的各級京官拿得興高采烈、用得心安理得，他們的七姑八姨們也統統跟著沾光。再不整治，何來十七大以來“吏治”的政績？再不整治，何以維護“黨的領導”、構建京城的“和諧社會”？

《駐京辦主任》和中國特色的“駐京辦”

2009年11月29日的美國《世界日報》有一則與“駐京辦”有關的報導：“十年間，官場小說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僅僅在2009年1至3月，官場小說的品種就達123種，並持續高溫”。“最受關注的官場小說位列三甲者依次是：《駐京辦主任》以18.8%的閱讀比率高居榜首；《國畫》與《滄浪之水》分別以17.6%、10.6%位列二、三位”。《駐京辦主任》的作者是王曉方，他曾任轟動全國的“慕馬大案”當事人之一、已被執行死刑的沈陽市前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的秘書，故作者對中國官場有很深入細致的觀察和體認。筆者在讀了《駐京辦主任》後最直接的感受是：《駐京辦主任》是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是社會資本主義官場的縮影。

“駐京辦”的曆史淵源

“駐京辦”全稱“某某省（市縣乃至鄉鎮、企事業單位）駐京辦事處”，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政府衙門之一。駐京辦的曆史可以遠溯到封建時代遍布京城的各種會館和同鄉會。不過那時的會館和同鄉會的功能不外乎溝通家鄉與京師之間的聯係、接待來京出差的地方官員及進京趕考的家鄉舉子、維護家鄉人民在京的合法權益等。到清朝光緒年間，京城裏的大小會館和同鄉會已經發展到三百五十多處。這些會館和同鄉會以地利之便，匯集了大量來自各地的文人學者，更與著名的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緊密相聯，如中國國民黨就是孫中山先生在湖廣會館裏創建的，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就是在紹興會館裏創作的。京城的會館和同鄉會舊址不僅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會館文化”更成為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駐京辦”的三大角色

現代“駐京辦”的功能最初和封建時代的會館、同鄉會的功能差不多，是送往迎來的接待處，為當地官員進京開會、學習提供歇腳的場所。一些在當地說一不二的地方官員進京後，頗有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的感觸。有了當地的駐京辦，就像有了家，給了這些地方官員不少溫暖。久而久之，駐京辦成了地方官員赴京的‘行宮’。

“文革”時期，各地駐京辦被汙蔑為地方政府盜取中央情報的特務組織而被迫取消。“改革開放”後，全國各地為了保持與中央各部委的聯係、向中央要錢要物、獲取最新信息、觀察了解中央的各項新政策、新動向，少不了都由駐京辦牽頭、打探。“駐京辦”又成為消息中轉站、各種利益集團的情報中心，什麽樣的小道/大道消息都會先在這裏匯集然後再擴散。在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哪一級地方政府如果不重視駐京辦的建設，就不能順利引入內資/外資，就是不懂得與時俱進。於是，“駐京辦”也成了各級地方政府駐京的“大使館”。 

“駐京辦”的功能也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延伸。如今追求上進的官員要找上層門路以求“更上一層樓”，心懷鬼胎的貪官汙吏要想方設法打探風聲，都少不了要“跑‘部’進京”，這一切都離不開早已是半個“地頭蛇”的“駐京辦”在京提供的協助和穿針引線的作用。“駐京辦”遂成了地方政府轄區以外的腐敗“大本營”。

2009年5月7日有篇報導稱：據央視《新聞1＋1》統計，目前在北京的各省市、地市和縣市級駐京辦有近6,000家，加上各級政府這廳那局甚至協會、企業、大學所設的駐京聯絡處、辦事處等，各種外地駐京機構已超過一萬家，其中最牛的當屬文革時曾紅得發紫的“大寨大隊”的村級駐京辦。有如此之多的駐京辦，各種“駐京辦協會”之類的組織就應運而生，每年都搞會員之間的聯誼活動；麵向各家“駐京辦”的《駐京資訊》雜誌發行量居然超過了一萬份，一萬多家“駐京辦”都是它的客戶。除了這一萬多家駐京辦，還有兩三百個省轄市、兩三千個縣級黨政機關駐各自省會的辦事處，是“上行下效”的最好注腳。中國特色的駐“外”辦真是多如牛毛啊！ 

身份詭譎的“駐京辦”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各省市自治區的駐京辦紛紛在京城繁華的黃金地段興建集聯絡、接待和服務諸功能於一身的辦公大樓兼五星級的豪華酒店，個個造價不菲、金碧輝煌。如果你在網上搜尋引擎“穀歌地球”上打入中文關鍵字“駐京辦”，撲麵而來的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坐標點，上麵的信息提示不是賓館就是酒店。據統計：各級“駐京辦”在京的資產九年前就已超過一百億元人民幣；目前各級駐京辦每年用在疏通各級各種關係上的“灰色消費”超過二百億元人民幣，對拉動北京的經濟“發展”貢獻甚大。

以中國的官場圖譜來衡量，“駐京辦”定位不明確，官不官商不商。你說他們是官吧，他們還經營許多企業；你說他們是企業吧，卻有行政級別；你說他們是機關吧，除了基本工資外，許多費用又要靠自己自籌自謀。盡管“駐京辦”官員自嘲是在夾縫中求生存，但“駐京辦”是著名的“三不管”：別人管不著，地方沒法管，北京管不了。“三不管”加上有政府撐腰，“四不像”的“駐京辦”除了“正職”外，開賓館、開酒樓、辦公司，忙得不亦樂乎。在這種大環境下，“駐京辦”想不腐敗都不成，所以駐京辦又別名“蛀京辦”。

駐京辦主任 ：現代官僚的“典範”

《駐京辦主任》一書的主人公是清江省省會東州市（筆者認為實指吉林省長春市）“駐京辦事處主任”丁能通。“駐京辦”具有三大角色和詭譎身份，“駐京辦主任”更是中國官場很有能耐的一類官員，連書中一身正氣的中組部地方局副局長周永年都對丁能通說：“駐京辦主任可不簡單，個個都有左右逢源、縱橫四海的本領”。丁能通也自嘲“哪個駐京辦主任在北京混幾年都得成為京油子。港商來了，領導的家屬來了，哪個不得陪著遊王府，逛老街，訪古刹，觀故宮，登城樓，轉胡同，嚐佳宴，泛輕舟”。連丁能通都自謙地認為：“陳富忠（清江省“駐京辦”主任）說的有道理，官場上像《鹿鼎記》中的韋小寶這樣的人，大有人在，可惜自己沒有韋小寶的本事。在這皇城根兒下，看慣了紅牆綠瓦，越發覺得韋小寶才是駐京辦主任的最佳人選。”

《駐京辦主任》這部小說對中國官場人物的心理剖析得淋漓盡致，對中國官場芸芸眾生之間的互動描繪得入木三分。丁能通人如其名，既有“通天”的本領，心裏更是玲瓏得剔骨挖髓，是中國現代官僚的“典範”。在這位前後伺候了三位市長而不倒的“三朝元老”身上，既集中了沉浮宦海多年的圓滑世故，也不乏仗義真誠。因為在官場上表現得太過圓滑世故最終隻會嚇著別人，而辦好事情、讓人信任最終還得靠仗義真誠支撐。

丁能通素有遠大的誌向。他認為，要想在政治上有大發展，必須有重量級的人物賞識。他可以充分利用駐京辦這個平台，既可以因頻繁接待省市領導而獲得賞識，又可以廣交京城權貴，為自己在政治上謀得更大的發展尋找機會。這年頭要想當大官，就要結交權貴；要想發大財，就得結交大款。隻要自己能在北京打開局麵，別說東州市市長肖鴻林了，就是市委書記王元章也得圍著自己轉。丁能通多年跟著市長肖鴻林走南闖北，在北京城也結識了不少大人物，他認為自己有打開局麵的底蘊和實力。更何況東州市作為省會重鎮、革命老區、老工業基地，早就為首都輸送了成百上千的老革命，用好這些人脈關係，何愁自己沒有錦繡的前程？ 

駐京辦主任的工資本來就高，加上他們既當官又當老板，有大筆的資金可以自由支配；更兼“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紀律鬆，沒有頂頭上司成天盯著他們不放，是集富貴於一身的美差。這些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各省市區縣的駐京辦主任個個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十幾年前駐京辦主任還像個官，現在隨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麵越鋪越大，地方政府隻負責駐京辦編內人員的工資，其他資金則由駐京辦自籌。這給駐京辦提出了新課題，當然也給駐京辦主任提供了新機遇。經過十幾年的不斷發展，駐京辦儼然成為“官商一體衙門”，駐京辦主任猶如國企領導。中國人很講究“富貴”二字。富必有福氣，貴必有王氣。在中國官場上，二者可以堂而皇之、兼而得之的隻有駐京辦主任。然而，“物極必反”、“高處不勝寒”。由於各項經濟法規在中國尚不健全，“自籌資金”的定位多在灰色地帶徘徊；駐京辦主任的商人職能模糊，經濟漏洞多多，一出事就很容易“跳進黃河洗不清”；市駐京辦主任為市領導鞍前馬後地效力，是市領導當然的親信，但也很容易跟著領導“一損俱損”。當丁能通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漩渦、被“雙規”，又奇跡般地複出後，頗有些大徹大悟，讀者也才有幸從他的嘴裏聽到更多有關中國官場的寶貴箴言。

丁能通是中國官場多數官員的典型代表。他浪跡官場多年，一直在政治旋渦中掙紮，他之所以能不被漩渦吞沒，關鍵在於他從不搬弄是非。他的為官底線是：“我丁能通也有原則，就是同流不合汙，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底兒的，但是我保證不濕鞋幫兒”。丁能通喜歡人生的辨證，他認為，大貪官和珅當年要是讀了馬克思的辯證法，一定能保住性命。因為多數人欲望橫流，少數人無欲則剛，他丁能通采納老祖宗一直提倡的中庸之道，取中間值--“欲有止境”。“人生得意須盡歡”不可，但是“人生得意適度歡”則無妨。

讀《駐京辦主任》後的一個感觸是：在中國的各級官員中，有很多像丁能通一類的政治精英，很多“在其位謀其政”的官員也想把工作做好，但他們手握的權力太大、麵對的誘惑太多，卻太缺少權力的有效監督和製衡。在革命信仰和“思想政治教育”早已是昨日黃花的二十一世紀，許多在台上的人模狗樣的官員，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就到了“雙規”的邊緣。退一步說，如果某官員真能抵禦權力、金錢、美女的重重誘惑，他的一部分心思、精力和智慧也不得不消耗在內鬥上。中國各級政府都有黨、政、人大、政協四套班子，它們常常互相摯肘，個個不是省油的燈，正如毛太祖所言：“不鬥行嗎”？

《駐京辦主任》裏有似有一條不可觸動的紅線，那就是“貪汙止於知府（地市級幹部），腐敗不上巡撫（省級幹部）”。小說裏的省委書記、省長都維持了清正廉明勤政的正麵形象，頗符合中國 “刑不上大夫”的古訓（筆者也衷心希望如此）。但中國被槍斃的最高級別的官員如成克傑等，都曾貴為一省“巡撫”，成克傑最後更官拜人大副委員長，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

《駐京辦主任》的啟迪

讀完《駐京辦主任》全書，圍繞著駐京辦和駐京辦主任所發生的大大小小、風風雨雨的諸多事件，讓讀者感受最深的是：中國要進行行政體製改革，但更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正如清江省省委書記林白所說：“這些天我躺在醫院裏想了很多問題，我總覺得我們的體製是有原罪的，而原罪是什麽？我們黨也沒有搞清楚，這些年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原罪脫不了幹係呀！當然腐敗分子自身放鬆了修煉是一個方麵，可是，那麽多的幹部腐敗了，黨是有責任的，責任就在體製上。別忘了，幹部首先是人，然後才是黨員，才是幹部，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這些以人為前提條件的黨員幹部影響著百姓的生活。傳統教育一貫把他們（黨員、幹部）看成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廉潔勤政寄托於個人修養，這是不負責任的，有推卸責任之嫌。其實，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特別是政治家的七情六欲決定著眾多百姓的生活，靠什麽才能管住政治家的七情六欲呢？隻有一個辦法，就是製度創新。通過建立新的製度來消除舊體製的原罪”。“我們的體製是有原罪的”應該成為中共黨內所有有誌於政治體製改革者的座右銘。

“駐京辦”如何改革和發揮真正的功能

一部能獲得當局認可並出版的長篇小說，當然要對讀者進行正麵的教育，對社會產生正麵的效應。作者借清江省省長趙長征的口說：“（你知道）老百姓管駐京辦叫什麽嗎？叫‘第二行政中心、大使館、行宮’，連國家審計署審計長都批評駐京辦在跑‘部’‘錢’進；駐京辦也成了公款接待的大本營。我知道駐京辦個個神通廣大，隻要省政府同意，今年想建五星級酒店，明年大樓就能矗起來。但是，在市場經濟大潮推動下，駐京辦的功能必須隨之改變”。“起碼你這個駐京辦主任不能整天陷在應酬和接待事務中，要在信訪、社會協調、解決我省公民進京人員的困難方麵拓寬空間，要強化民本內涵，少搞些名正言順的特殊化”。即使這番令人感動不已的話真是趙省長說的，在中國當前的社會氛圍下，駐京辦的職責真能大改變嗎？ 

“駐京辦”具體將如何改革？作者借清江省常務副省長劉光大的口說：“香港駐京辦值得我們（省市的駐京辦）學習。香港駐京辦無論是組織架構還是工作職能，都和內地有著迥然的差異，它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的功能定位為：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機關之間的一道重要橋梁。香港駐京辦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向中央人民政府、各省市部門和民間團體提供有關香港特區的資料；而內地駐京辦的首要職能，大多是同中央國家機關加強聯係，跑‘部’‘錢’進。在工作內容中，香港駐京辦主要是為香港居民服務，包括為身在內地的香港居民提供實質性的協助和為身在內地的外國公民辦理香港入境簽證；而內地駐京辦主要是為領導及家人服務，而不是為平民服務。我認為，這種差別的根子在體製和機製上。目前許多省市在香港學習反腐經驗，我看不如從學習香港駐京辦開始，學習借鑒一下香港駐京辦的平民特色，把政府以人為本和為公共服務的職能，貫穿落實到駐京辦。”

“駐京辦”的裁而不撤

正如《駐京辦主任》中所說，駐京辦之所以能長盛不衰並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弊病和腐敗，“這裏麵也有個體製問題。板子不能光打在駐京辦身上，國家部委辦局的板子應該打得更重一點。都是由於各部委辦局對（國家）資源配置的權力太大，（國家）財政轉移支付不透明、不規範造成的”。“這裏確實有一個規範管理的問題，一些部委辦局個別人決定一些重大項目的投資”。

另一方麵，“中央各部委辦局仍然喜歡管一些早該交給市場機製去決定的事情。而政府管得越多越細、越不透明，‘跑部錢進’的現象就越嚴重。權威是在神秘的氛圍下產生的，信息上下不通，典型的表現就是決策在暗箱中操作，以及高層對行政公共信息的壟斷，這是駐京辦誕生的時代背景。由於中央和地方的有些事權、財權劃分不清，還不能徹底打破財政轉移支付不透明、不規範的狀態”。即使撤掉了各級“駐京辦”，上述問題不解決，“駐京辦”還是會以其它的名稱和形式再建立起來。

後人們將如何評價“駐京辦”的曆史地位呢？“駐京辦”裁撤以後，下一步的反腐行動會是什麽？人們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