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巧合。讀完《重返1976——我所經曆的“總理遺言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1月)的最後一頁，正好是1月8日，這天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忌日！
三十四年前的往事，還清晰記得。那時候，我在小三線工地、湘北一個山溝裏當宣傳幹事。周總理去世了，不讓設靈堂、不讓戴黑紗、不讓放哀樂、不讓開追悼會，老百姓心中藏著哀思、憋著悲憤。後來，山溝裏偷偷傳開了“總理遺言”。印象深刻的是“小超同誌：我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曆曆在目”。之所以至今還有印象，一是覺得總理真是革命，夫婦間都稱“同誌”，二是周總理身患絕症，臨終想的都是黨和國家大事，連骨灰都沒有留下，真是“鞠躬盡瘁，死後而已”。我和其他傳閱過的人，沒有一位懷疑“遺言”的真實性。正如袁鳴所寫：“無論是說話的口吻，無論是對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級領導人評價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無論是對中國革命曆史的了解；無論是文字的幹淨簡潔和節製、不張揚……一切都像極了人們心目中周恩來為人的秉性和風格”。沒想到，幾個月以後傳達文件說“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好在山溝裏，正忙著“毛主席為三線建設操心，我為三線建設拚命”，並沒有大張旗鼓地追查“反革命謠言”。
及至這一次讀了《重返1976》，才得知“炮製”這篇幾乎蒙騙了全國人民的“總理遺言”的竟是一位二十三歲的杭州汽輪機廠的工人李君旭，外號蛐蛐兒。李君旭是作者袁鳴及哥哥的同班同學，“一米八幾的個兒，一頭微卷的頭發透著濃濃的儒雅和書卷氣”，“他的作文常常被語文老師當範文朗讀”，但是他“膽小和軟弱”，“身上那種小布爾喬亞的浮華與矯情也是顯而易見的”。1976年2月的一天，天下著雪，一幫同學“圍著火爐烹狗肉議時政”。“大家聊到了總理逝世後會不會留下遺言，又猜測如果有遺言，總理一定會說到哪些內容”。“以往很是亢奮的蛐蛐兒卻顯得異常沉默”。不久，春節過後的一個寒冷的晚上。蛐蛐兒在昏黃的燈光下，拿出兩張薄薄的紙——“總理遺言”，蛐蛐兒說是抄來的。在場的幾個年輕人誰也沒有問是從哪裏抄來的，在議論了一番“和我們猜測的挺像”之後，全部埋頭抄寫起來。之後，“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將這份抄錄的‘總理遺言’拿給周圍的親人、朋友、同學看了，而每一個看的人也都無一例外地埋頭抄”，“而每一個抄錄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傳給他們周圍的人，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迅速傳遍了幾乎整個中國”。
那時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也沒有傳真機，連打長途電話都很困難！這份“總理遺言”卻在短短幾個月裏“傳遍了幾乎整個中國”。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傳播現象！因為人們對鞠躬盡瘁的周恩來總理的懷念！因為人們對禍國殃民“四人幫”的痛恨！被壓抑的情緒如同地下的烈火在滾動。正如袁鳴在書中寫道：“那時候，謊言之所以會流行，是因為現實中不能說真話！如果人們都覺得‘謊言’比現實生活更好的話，那麽肯定是現實出了問題。”
雖然偽造“總理遺言”並不足稱道，但我還是佩服李君旭的勇氣；佩服他的智慧和文字能力，二十多歲的人偽造一位政治家的遺言，遣字造句那麽老道，能騙過那麽多人！
袁鳴沒有把蛐蛐兒描寫成“英雄”，她借一位當事人的話，對蛐蛐兒的行為作了概括：“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他的這一舉動用一種不可替代的方式說出了人們心中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裏話。……但不管怎麽說，‘總理遺言’畢竟是假的。是蛐蛐兒編造的謊言，不能因為編造‘總理遺言’的動機是反‘四人幫’的，編造謊言也成英雄行為了。”在袁鳴的一再追問下，蛐蛐兒承認失戀後，他想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給女朋友和女朋友周圍的人看，“證明自己並非鼠人之輩”。
由於“蛐蛐兒的單純和幼稚”，讓七個家庭蒙難，十二人被逮捕關押，幾千人因為傳抄“總理遺言”而被審查。其中蛐蛐兒和作者袁鳴的哥哥、姐姐、父親等七人“都被定性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幸虧及時粉碎“四人幫”，他們才得以免難。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六位被蛐蛐兒“供出”來差點命喪黃泉的當事人，對蛐蛐兒的寬容態度。袁鳴的哥哥就說：“我一點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慘。”相比之下，那位“並不如煙”女士用生花妙筆“揭密”黃苗子先生、馮亦代先生是“告密者”就顯得很不厚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