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晚辦公室落地窗外星光與華燈的交相閃爍中，我們忽然瞥見了無比落寞的自己，恍然醒悟，我們已經淪為不留在這裏加班就無處可去的一群；當火熱的愛情在婚姻裏變得溫吞吞，我們再次意識到，正如從自己身上無法獲得安寧，從另一個人身上也無法找到喜樂……
中國人，心安何處
人在饑寒交迫時，首先是要活著，為生存而奮鬥。溫飽之後，他會問：“為什麽活著？”社會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總是循序漸進的。今天，當中國經濟從“殺出一條血路”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中國人開始追求“和諧”和“幸福”了。畢竟，“和諧”和“幸福”不是物質指標可以量度的，它在人的心裏。中國人開始問自己：心安何處？
開始，是我們努力鞭策自己要努力工作，加油，加油，實現自我價值！然後，在某一晚辦公室落地窗外星光與華燈的交相閃爍中，我們忽然瞥見了無比落寞的自己，恍然醒悟，我們已經淪為不留在這裏加班就無處可去的一群；當火熱的愛情在婚姻裏變得溫吞吞，我們再次意識到，正如從自己身上無法獲得安寧，從另一個人身上也無法找到喜樂……
讓我們回到那句樸素的俗語裏吧——“心安是福”。古語依然智慧，隻是問題已經改變，曾經為中國人提供心安之所的傳統文化，瀕臨分崩離析。你我不可能把心安在農業文明裏，盡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場經濟的大潮衝刷下仍會亮眼，但卻與現代社會難以水乳交融，更無力重整在社會驟然轉型的失序狀態中失魂落魄的心靈。
而中國的複雜在於它幾乎總是最複雜的那一個。人們安心的努力正遭遇各個方向上的拉扯，即使已經認識到終極事物不可替代的價值，已經飛上半空感受到信仰才能讓個體在多變的現實麵前擁有最自由的幸福能力，卻依然不得不低頭看著腳下，解開捆綁的帶子，那帶子下麵墜著沉重的包袱，裏麵裝著民主參政、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法治精神……政治全能主義的觸角甚至一直沒有放棄對精神領域的塑造與控製傾向。
現實種種，讓“心安何處”叩問溫飽之後的中國人，嗡然震顫每顆渴望幸福的靈魂。
誰偷走了中產的幸福
文_本刊記者 甄靜慧
每當華燈初放，霓虹迷離閃爍，屬於都市夜歸族的“生活”才剛剛從暮色中開始。Diaan總愛在加完班的夜晚走進深圳那一間間藏在城市迷人燈光下的酒吧，三五同伴推杯換盞，無非為卸下白天的疲憊和麵具。
曾記得1980年特區成立之初，深圳不過是大鵬灣畔一小鎮，生活悠閑而不起眼。然30年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大城市爭相崛起，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這個昔年小鎮也成為了高樓林立的都會。
人們安居樂業的心態被力爭上遊的激情所取代。30年間，無數人從農村湧入城市，又有無數人躋身於公務員、高級白領、知識分子、職業經理人等都市新興群體，享受著經濟騰飛帶來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變化。
急奔猛趕的過程中，沒人留意燈火璀璨的繁華都市何時開始變成了不夜城。隻有當醺醺然回到居所時，夜歸的人才清楚體味到，肆意歡愉留給心靈的，是更深的空虛和寂寞。
“中產”的焦慮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邊集中了朝陽區85%的世界500強投資企業，這裏的甲級寫字樓月租金超過50美元/平方米，堪比紐約。 2005年，高林應聘一家外企，成為在北京國貿大廈上班的高級白領之一。CBD的繁華，被摩天大樓改變的城市天際線，曾給他以幻覺，仿佛這裏離曼哈頓的輝煌已不遠。
事實上，中國複製了西方國家的繁華都市後，這幾年又開始複製一個社會群體概念——中產階級。
普遍認為，看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僅看GDP，更重要是看中產階級的規模。橄欖型社會結構典型的美國，中產已成為社會主流，占人口總量80%；與之相比，中國的中產階層是否已經形成規模還未有定論，中國社科院研究結論顯示，目前中國中產階層約為總人口的23%左右，處於金字塔結構社會的中上層，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為了實現大都市的“中產夢”，這些年高林並沒有少努力。
“以前總夢想有天能衣著講究驅車進出CBD，特別有衝勁去闖。”都說中國的寫字樓是全世界最累的寫字樓，在西方國家，老板拿出雙倍加班費也很難請求員工留下來加班；但在中國，像高林這樣的白領很少質疑麵前堆積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發加班是一種美德——即便沒有加班費已成為潛規則。
人成為了職場上不眠不休、高速運轉的機器，好處是有能力的人盡展所長，短時間內就可以向更高的社會地位靠近；後遺症則是，一步步向上遊奮進後，發現上遊之上總是還有上遊，預期的滿足感難以在心靈長久駐留。
2005年踏進國貿大廈，高林非常興奮；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納入按部就班的軌跡；2007年後，他開始感到焦慮。“在國貿上班又如何？開奧迪又如何？”他反問自己。依然是日複一日的加班，不同的隻是麵對更嚴苛的競爭和淘汰製度，心惶惶然。
工作至上的觀念幾乎毀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間，結果，物質和社會地位仍不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為了什麽？”
價值裂變的時代
這樣的故事正符合臨床心理學家胡紀澤在《中國人的焦慮》一書中揭示的事實：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進程越深入，人們的焦慮越嚴重。
高林的困惑幾乎是城市精英們打拚階段必經的心路曆程，他們是公務員、知識分子、高級白領、職業經理人和中小企業家。
“當一個社會群體的自我價值認同普遍出現問題時，焦慮和抑鬱總是最早出現。如果沒有調適好，情況就會進一步演化。”台灣著名心理學家許宜銘預言。
現今，美國城市裏每3個人裏就有1人有抑鬱的傾向。雖然中國沒有具體的數據，但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經濟發展是緩慢漸進的，同時伴隨有兩三百年的西方民主進程；而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卻有著突飛猛進的特點，計劃經濟時代的價值體係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價值觀和後現代思潮猛烈衝擊著傳統的東方價值觀，卻又來不及建構出新的價值體係。
在價值觀轉變和心理調適都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調下，我們僅用30年時間來消化西方國家300年的價值裂變和心理衝突，中國人的焦慮和抑鬱當然更嚴重。
有調查顯示，中國70%的白領處於亞健康狀態。雖然馬上有專家故作輕鬆地吹著口哨說，“抑鬱隻當它是個感冒”，但抑鬱到跳樓自殺的人學曆越來越高，身份越來越“中產”。
“這是價值觀轉變必然產生的陣痛。”許宜銘說，“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以道德與政治立場為標準的價值體係一直是很穩定的。直到 1980年代後，這個標準受到極大衝擊，社會重心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導向。”
以往，社會認為個人價值應該建立在為人民服務、為大眾犧牲的精神上；當市場經濟迅猛發展，資本主義價值觀衝擊原有價值體係時，社會認可的個人價值又轉而與財富及社會地位捆綁在一起。
割裂性的轉變就這麽發生在一代人身上。
心靈危機
“人的內在有一股原始動力，需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一個人真正的自我價值感是being，我是什麽，我對自己的接納度。但中國人從不被教育自我接納，相反，我們的文化認為，如果你隻是你自己，必然不夠好，你必須要成為一個如何如何的人才夠好。”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本質就是把社會化後的人的價值放在其本性之上。
也許高林們的“中產夢”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的夢，隻是時代強加於其身上的一個“畫餅”，但他們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沒有想過為什麽。
在西方國家，有越來越多的父母對孩子說，“你很棒，隻因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對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個第一名相比，你隻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愛的。”而中國的孩子從小到大聽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別人做得多好”。身處這樣一個社會價值觀劇烈變化和衝突的時代，缺乏自我認同教育的國人難免會陷入內心價值感的混亂當中，進而隨波逐流。
於是，在新舊價值體係的衝突當中，老一輩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為是否背棄原有的價值觀下海創富而經曆著痛苦的內心衝突；無數急於證明自身價值的年輕人則匆忙紮進社會，努力按照市場經濟的標準打造自身。
這當然是個危險的狀況。人們耗盡心力追求財富地位，以為可以帶來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這些價值認同始終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將個人價值牢牢捆綁在物質財富上，越是不安全。因為一旦失去了這些東西，人就一無是處。
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產階層的自我價值感無疑是個嚴酷打擊。中小企業主麵臨資金鏈斷裂、停產、倒閉；高級白領對無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職的危機束手無策。
有人開始點算未來，這一算，中產階層的優越感更是蕩然無存：職場上再優厚的待遇總跟不上物價上漲，不完善的社會保障製度讓人看不清未來，醫療、教育和失控的房價“新三座大山”成為了無休止掠奪中產階層的手段……其實，最讓他們彷徨的並不是個人經濟真的麵臨困境，而是發現之前盡全力拚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麽脆弱，隨時可能失去。
“煩躁、失眠、倦怠……”高林形容著，有毒的情緒具有傳染性，人人都有說不出的焦慮。而在這個過程中，由自我價值危機引發的關係危機進一步侵蝕他們的心靈。
寂寞都市的關係危機
Diaan其實不喜歡深圳，這個移民城市裏每個人都目標明確、步履匆忙。
她任職廣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不，我不喜歡加班，但每個人都這麽幹，你隻好幹得比別人更賣力，否則就會被擠下去。”
在公司裏，Diaan跟每個人都談笑風生，心裏卻築起防範的籬笆。上班戴著麵具，回家孤單一人。加班的夜晚，無法排遣忙碌後的空虛，她就喚上兩三個朋友去“泡吧”。然而回家後，倒在床上，孤單的感覺又湧上心頭。
滿大街都是這樣寂寞的都市白領，隻是他們全副武裝，輕易看不出來。
近10年，許宜銘每年花大半時間呆在中國大陸，他發現這裏的人與台灣有個很大的差異。“即使兩人之間關係多麽好，內心深處始終有一份防範，並不傾心信任。”他相信這與“文革”留給中國的民族創傷有關。“‘文革’衝擊的是華夏文化的根。兒子檢舉親生父母，學生批鬥自己的老師，這給中國人深層的人際關係留下了濃重陰影，影響的將不止是一兩代人。”
在近30年物質導向的社會價值觀中，人的心理世界何嚐不也被汙染得一塌糊塗？“小到一個家庭內部爭家產，大到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區域的利益爭奪，物質始終放在首位，‘關係’都是被犧牲的。” 廣州韋誌中心理谘詢中心主任韋誌中說，“親情、友情極度疏離。”
但偏偏中國傳統文化注重人與社會的連結，從小習慣了對比，每個人都需要透過別人的認同才能獲得存在感。因此，中產需要酒吧，需要各色俱樂部來排遣心底的寂寞。
去年，Diaan迷上開心網，通過鼠標點擊去“偷”好友的菜，本是很無聊的遊戲，但城市精英樂此不疲。“好友裏有醫生、律師、工程師，還有企業老板。”這些小遊戲實際上是一種透過網絡衍生的快餐式心理滿足服務，讓人間接短暫地實現與他人的連接，從而感覺到自我存在的價值。
“不少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都頗高的精英，正是由於沒有能力經營好自己的親密關係，無法在群體中感覺到自己的價值，最終走上放棄生命的不歸路。” 韋誌中說。
一個單調無聊的網絡小遊戲凶猛流行，竟因切中了都市人關係危機的要害。
公務員的幸與不幸
當韋誌中鄭重提到，“我們正身處一個中產階層‘幸福感和自我價值危機時代’”時，如果說還有相對淡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公務員群體。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博士後邢占軍曾對沿海某省主要社會群體的幸福感作了詳細調研。結果顯示，在工人、農民、公務員、國有企業管理者、知識分子、新興群體和城市貧民七大群體的綜合幸福感排名中，公務員的幸福感最高，繼而是城市新興群體和知識分子；而幸福感最低的是城市貧困群體，其次是農民。
從大方向看，中國人的幸福感水平與收入水平基本成正向關係，城市貧民、農民和工人的幸福感大大低於中產與富有階層；但在幾個中高收入層次群體內部，這一表征卻不明顯。這固然反映了政府在民生與社會保障上的缺位，無相當收入基礎的國人很難談得上感受幸福；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以追求物質的方式滿足幸福感，在一定社會群體中仍然有效，隻是當群體的收入達到一定層次後，效果不再明顯。
“現今的中國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影響不同階層幸福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韋誌中以物質財富追求的幸福閾限說來分析這個現象，“當實際的物質條件跟通過物質獲得幸福感的心理閾限差距越大時，物質帶來的幸福感振蕩會越大；而一旦接近這個閾限，物質財富增加對幸福感的影響就越來越小，最終失去感覺。”
“幸福感嚴格來說是一個完全主觀的概念。”邢占軍說，這些年公務員群體一直在各類幸福感調查中高居幸福水平首位，與其實際收入並無必然關係。
“穩定、福利好大概是公務員對現狀普遍滿意的重要原因。”今年31歲的楊邁在廣東某市級財政單位呆了8年。要談公務員的“幸福”，他有點無奈。 “考上公務員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麽風光，別人在為事業拚搏、跳槽的時候，我8年如一日領一份白領級的工資，沒升過職、沒調過崗，現在還是底層科員。”
楊邁形容公務員是一眼能望到頭的職業。“不會暴富，也餓不死。你浮躁也沒有用，奮力拚搏也不太使得上勁。隻能放慢步伐，慢慢來。沒有太高的期望，就少點失望和焦慮。”
快與慢
“放慢步伐，慢慢來”，也許就是“幸福”與“不幸福”的分野。
“當物質滿足到達幸福閾限，放慢腳步，停下來思考、轉型，將工作的目的從‘物質追求’向‘享受過程’轉變，那麽真正屬於自我價值實現的目標就呈現了。”韋誌中表示，這樣的目標聽似很空泛，卻可以與現實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
“我的目標是使更多人因心理學而受益。那麽這兩年我就大幅減少心理谘詢個案的接待，轉而做更多的社會研究和教育工作，建立免費心理谘詢熱線。又如一個建築設計師，可以把目標由賺更多的錢，轉變為讓更多人接受自然、和諧、宜居的概念，把這個目標融入自己的設計當中。”
一個人的精神痛苦程度往往就是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的差距。更何況東方文化向來有自我施壓的傳統，什麽臥薪嚐膽，什麽頭懸梁、錐刺股，目標遠大，心理脆弱，一旦目標與現實失衡，就是災難性的打擊。
外企和廣告公司的拚搏、追求和快節奏，讓白領們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相繼陷入自我價值和人際關係的心理危機之中；公務員的慢，卻讓楊邁有時間調整理想與現實的合理距離，避免卷入焦慮的漩渦——當然，這也不過是僅限基層公務員的小“幸福”罷了。
無可否認的是，中國經濟依然在飛速發展，也需要繼續保持騰飛的速度，中國社會慢不下來，作為最具創造性和拚搏精神的城市精英代表的中產階層也不可能真正慢下來，他們隻會嫌自己不夠快。
也許焦慮和抑鬱還會繼續像感冒似地蔓延，直到中國有足夠的時間消化掉轉型期的精神陣痛。但這樣的精神轉型，更像是聽天由命的時代。有人轉型成功，從此笑傲江湖；有人變成了患者，走進精神病院；更有人縱身一跳，了斷了自我。
“然而時代的發展不容許聽天由命。所以接下來幾年，最可能是中國宗教和心理學大發展的時期。焦慮的人群需要積攢心理資本，尋找精神信仰的方向和心靈的皈依。”韋誌中表示，“而中產階層作為未來社會的中流砥柱，也需要有堅定的精神信仰，以及對生命本質的辯證思考能力，才能保證社會發展不會偏差。”
一個時代，一種解決
——專訪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楊鳳崗
文_本刊記者 劉 陽
“我曾經感到自己很不幸，大學二年級時想過自殺。”童年留給楊鳳崗博士的最初記憶就是“文革”中父親“靠邊站”成了走資派時被批鬥的場麵。自己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受同學欺辱便時常逃學，回家又因此挨打。1978年，恢複高考後的第二年，他考上了河北師範大學，入學後看到周圍人為了蠅頭小利而勾心鬥角，以及社會上的種種，很是厭煩，感覺人活著實在沒意思。“支撐我活下去的是這樣一個念頭——我白活了十六七年，盡管不幸福，但還是應該報答一下父母的養育之恩，然後再去死。”
於是，他開始努力尋找人生的趣味和意義。首先找到了詩，每天早晨起床就背誦唐詩宋詞，閱讀外國詩、現代詩。不但讀，還每天寫，希望在詩中尋找美的感覺。但詩人、文人自殺的消息不時傳來，這種反差使得一個青年開始對美而不實的東西產生厭惡。暑假時獨自留守宿舍的楊鳳崗，轉而到哲學中尋求真實，坐在蚊帳中把頭探出來，入迷地閱讀黑格爾和康德的原著。
那時節，大學裏自由而熱鬧，以至於所讀專業是政治教育，畢業時發的竟是法學學位。後來在南開大學專攻西方哲學史，碩士論文探討的是西方哲學中上帝觀念的演變，由此從對於真的追求進入對於善的探求。1989年到美國後轉讀社會學。2004年開始，楊鳳崗與國內學界的聯係日益緊密，應邀多次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山東大學、上海大學、四川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等高校舉行講座。
從1980到2010
《南風窗》：許多人在尋找當下中國一些問題的產生及解決時，往往願意追述1980年代。那一時期在您的記憶裏是怎樣的？
楊鳳崗：1978~1989年，從我上大學到讀研究生再到參加工作，正是改革開放初期，人們一方麵如饑似渴地學習，爭分奪秒搶回在“文革”中浪費的光陰，另一方麵經受著思想解放浪潮的不斷衝刷。還記得《中國青年》雜誌發表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啊為什麽越走越窄？》，這一聲感歎引發一代青年人的共鳴，從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都會聽到討論的聲音。這場全國性的青年大討論後來轉移到《中國青年報》上，主題也明確為有關“人生精神支柱”的討論，人活著到底是為了金錢、名利、抑或某種崇高理想？與此同時，人們爭相傳閱一部部頗富爭議的文學作品，一首首朦朧詩讓人在幽暗的美感中悄然放棄那些扼殺人性的既定規範。
《公開的情書》在探討友誼、愛情、社會現實的同時，不失積極向上的理想主義。《人啊，人！》讓我們猛醒，必須擯棄摧殘人性的獸道主義，擁抱人道主義。《晚霞消失的時候》讓人思考，宗教未必是封建迷信，其中也蘊藏著高深智慧。薩特的一句“他人就是地獄”曾經顯得那麽深刻，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似乎洞悉了深藏在潛意識中的秘密，而尼采憤世嫉俗的文字，也引起過難以名狀的共鳴。這股浪潮既帶來個人獨立意識的覺醒，也保持了理想主義的追求，總的來說，那是一種蓬勃向上的社會氛圍。馮驥才有篇小說叫《感謝生活》，可以用來形容我對1980年代的感受。
1989年1月，我去美國做訪問學者。那時候，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煩心。秋季轉學後，有3年時間我基本沒讀中文，既是為了提高英語水平，也是想徹底清理此前的思維慣性，更新思維方式，類似於電腦的格式化。
《南風窗》：您什麽時候重新恢複與國內的聯係？當時的社會氛圍如何？近年來，您有什麽新感受？
楊鳳崗：1994年我第一次回國，社會氛圍給我的感覺就像民謠裏唱的：“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十億人民九億瘋，還有一億練氣功。”當時，麵對社會道德風氣的急劇惡化，一些清高的學者倡導“走向邊緣”，躲進書齋。我接受的是社會學訓練，沒法子，隻能更關注現實，為此還搜集了一批氣功大師的傳記，想弄明白他們怎麽一下子就那麽“火”起來了。
人是有多種需求的動物，精神需求是不能長期壓抑或得不到滿足的。即使在“文革”期間，雖然一切宗教和所謂“封建迷信”都受到禁止，但正是那時候，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達到了極為普遍和狂熱的程度，“人民的大救星”、“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很多人創造性地宣泄了宗教情感，表現出極大的創造性。毛主席崇拜退潮之後，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氣功熱。
許多流行一時的氣功流派1999年後被停止公開活動，一些人放棄氣功而皈依了宗教，更多的人另尋出路。結果，在進入21世紀後，中國社會出現了 “生活再巫術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條街”，大眾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學預測、拆字改名、風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婦年”不結婚、“金猴年” 紮堆生子……
從2000年開始，我著手在國內從事係統的宗教社會學調查研究。這時，城市裏的基督教會湧入了很多年輕人，其中不少是具有高學曆的專業人士或從事商業管理的人。這無疑是個意義深遠的社會變化和文化變化。馬克斯·韋伯曾寫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儒教與道教》兩本經典的宗教社會學著作，前者闡明了基督新教對於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生成和促進作用，後者指出了儒教和道教沒能在中國哺育出資本主義的原因。現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漸趨成熟，在中國進行各宗教倫理與市場化、全球化、現代化發展互動關係的研究適逢其時。
近年我組織訪談了幾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產黨員，關注信仰與他們在經濟關係中的信任問題。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時代已經悄然降臨神州大地，我們應當作好心理和學理的準備來迎接這個新時代。
社會失範的必然與製衡
《南風窗》：改革開放30餘年，經濟學和法學先後大熱，但同時群體性事件增多、自殺以及惡性殺人案增多、官員貪腐、牛奶有毒等事件不斷發生，GDP高了，幸福感卻降了。人們認識到，中國似乎進入了迪爾凱姆所說的社會規範失序的狀況。而您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如何看待並理解這個過程？
楊鳳崗：經濟學的興起對於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無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法學雖然也熱起來了，短期內建立和修訂了大量的法律條文，但是，法律的實施在社會上遇到重重障礙，法的精神遠未被社會大眾甚至精英所接納。因此，中國的律師和法官肯定是非常艱難的職業。這些法律的問題不可能在法學本身獲得解決，而需要做社會學的理解。
歐美等國在以市場為機製的現代經濟製度建立過程中，都曾出現社會規範的失序狀態。這種失範發生在個人身上，這個人就會感到六神無主、無所適從，會從一套價值觀跳躍到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或者在多個不同的價值觀中搖擺不定，陷入精神分裂、難以擺脫的痛苦和無意義感中。
現在，不僅整天為求職和保職擔憂的底層民眾心中沒有平安，那些賺了錢的商人或看似成功的人士也常如此。有位在深圳“下海”多年的人回到西安建立了一所管理學院，幾年前他就對我說：“我這個學院不用教給人們怎麽賺錢，而是幫助賺了錢的人尋找心理的平安，賺了錢而想自殺的人太多了。”位子已經很高的官員也缺少安全感，因此才會時有所聞官員燒高香的事情，昨天他還在理想主義的激勵下立誌大有作為，今天就會陷入貪汙腐敗和豪賭妄為之中。
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中國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倫理道德亂象和違法犯紀事件並不獨特。中國經濟進入市場化的軌道之後，必然會衝破與市場經濟不相協調的原有法律和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衝毀與市場經濟不相協調的傳統道德規範。但與歐美現代化過程不同的一點是，中國社會缺少強大的信仰傳統。歐美的現代化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物質生產迅速發展的同時，伴隨著宗教的複興和發展，甚至往往是新一輪的宗教大複興在先，新一輪的經濟大發展緊隨其後，信仰的更新為經濟發展既奠定了心理基礎，也為物質發展限定了方向。但即便這樣，現代化過程仍然造成了大麵積的社會失範。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發展之迅猛史無前例，相應的社會問題自然更為嚴重。正因如此，中國社會缺少精神方麵的社會製衡機製就更令人擔憂，市場經濟所釋放出的野蠻性以巨大的能量奔騰咆哮，吞嚼大地。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從五四以來，一些中國文化精英曾經設計以科學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以倫理代替宗教、以哲學代替宗教、以主義代替宗教，總之就是不喜歡宗教，竭力找出個替代品來。但是，幾十年來的社會實驗表明，替代品終歸是替代品。縱觀中外社會曆史，在社會轉型的巨變中，哲學和主義都無法為人們遵循道德和法律規範的行為提供內在動力和根基，也不能為漂泊不定的人生提供沉穩深錨和努力方向。
《南風窗》：去年底有媒體盤點，近10年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宗教信仰領域的活躍。從2008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始每年發布《宗教藍皮書》。
楊鳳崗：從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基督教在農村迅速傳播，解放初基督徒不足100萬，1982年官方文件公布的統計數字是300萬，去年中國社科院公布的數據是，中國有7000萬基督徒。發展速度驚人，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堪稱罕見的宗教大複興。與此同時，其他宗教和準宗教都在複興，包括氣功熱、建大佛修大廟熱，以及進入21世紀以來的國學熱、公祭熱、儒教熱、民間宗教熱等等。
當然，中國人口基數大，總體來說仍然是個信仰缺失的社會。宗教信仰的缺失是道德狀況難以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道德倫理需要靈性的深層根基。從迪爾凱姆到韋伯，經典的社會學家都指出了宗教在提供價值觀、培養社會道德和社會凝聚力方麵無可替代的作用。簡單地說，若想提高一個人或整個社會的幸福指數，建立社會公平機製和健全公民社會很重要，獲得真實的宗教信仰也是一個重要途徑，甚至可能是更根本有效的途徑。
三色市場的暗潮湧動
《南風窗》：但現實有時卻像順口溜裏說的，在中國“左派不公正，右派無自由，信徒不慈悲”。人們信的挺熱鬧，但是道德水平似乎並沒有明顯改善。
楊鳳崗：目前，宗教難以發揮出社會倫理道德的功能，反而受到商業庸俗化的影響，比如廣受詬病的少林寺現象。宗教發揮積極作用的瓶頸是現行的管理製度。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教職人員嚴重供不應求，雖然已經恢複和修建了很多場所，但是仍然沒有達到解放前的數量。限製信徒自發組織活動和修建教堂，結果並沒有減少信徒的人數，而是致使宗教“產品”供給短缺，造成宗教中的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形成宗教的三色市場：有合法場所的宗教紅市，有被政府取締但依然存在的非法黑市，還有大量不明不白的宗教灰市。
以市場經濟為機製的現代經濟製度需要宗教信仰的自我製衡和調節，因為與前現代的熟人社會不同，現代社會是陌生人社會，倫理道德不能單靠熟人社會的群體壓力，更需要個體發自內心的自覺動力。而宗教信仰需要充分的自由選擇才能體現自主意識，沒有自主意識，也就很難有自覺的道德。因此，我曾在一次研討會上呼籲：“為了社會倫理道德，請為宗教組織鬆綁！”
《南風窗》：您對宗教三色市場的分析，獲得美國社會學會宗教社會學分會2006年度唯一傑出論文獎，近年來備受關注，但國內讀者普遍陌生，能否請您再略做釋義？
楊鳳崗：這三個宗教市場，每個都有自身特別的動力學。首先，隻要宗教組織在數量和活動上受到政府限製，黑市就必然會出現，因為總會有人為了信仰而不顧身家性命。其次，從事非法的活動，其風險代價畢竟太高，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難以承受。因此，既不能在紅市得到滿足，又不願意進入黑市，人們必將另尋出路，即從事灰市交易。隻要紅市受到限製、黑市受到打壓，灰市就必然出現。第三，管製越嚴，灰市越大，這一點可能比較難以理解，但也更值得認識。
需要指出的是，把某個宗教組織定為非法容易，但是把它打入黑市卻未必能夠消滅它，反而刺激秘密教門的衍生。比如，從1980年代就取締了一個叫 “呼喊派”的教派，但其現在卻在更大的範圍內傳播著，並衍生出“被立王”、“三班仆人”、“東方閃電”等新的膜拜團體。紅市也並非自由市場，紅市上的供給者和消費者都受到一定限製。《憲法》第36條規定隻有“正常的”宗教活動得到法律保護，但是對於什麽是“正常的”宗教活動卻沒有做統一的明文規定。具體執行中，在別國視為正常的活動在中國會被視為不正常，在某地視為正常的活動在另一地會被視為不正常。如果說宗教紅市和黑市畢竟還算有一定的法規或條例可用，但執法者對於灰市裏的東西則基本上無從下手，讓各級幹部甄別什麽是宗教什麽不是宗教，什麽是正教什麽是邪教，這是超乎他們的能力和職能範圍的。
近年來，中國宗教市場裏暗潮湧動，甚至可以說是波濤洶湧。紅市裏的一些宗教協會或地方組織時有驚人舉動，挾持某些政策謀取宗教自身利益或者個人利益。一些宗教團體獲得政府某些部門的扶持，雖然可能會帶來一時一地的短期經濟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但也因此埋下隱患，實際上不利於宗教自身和社會整體的健康發展。門派氣功被趕出了宗教灰市，有些轉入了黑市，而某些民間宗教例如浙江金華的黃大仙廟和陝北榆林的黑龍大王廟，被政府批準收編納入紅市，但是，由此空出的宗教灰市的供需區位，又有新的供給者變換名目來填補。
其中，特別是以文化、科學的名義出現的東西最障人耳目，結果造成當今巫術盛行。從學術角度來說，迷信絕大部分可歸為巫術，巫術猖獗，不利社會。因為與宗教群體信仰不同，巫術本質是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缺乏社會倫理道德功能。
追求真正的國泰民安
《南風窗》：您的博士論文研究北美華人基督徒群體，博士後期間研究的是美國的新移民宗教，現在則在普度大學經常講授“宗教在美國”課程，請問美國的宗教市場是如何運作的？
楊鳳崗：在美國，古今世界各地曾經存在過的所有宗教幾乎都能找到虔誠的信奉者。總有一些人聽信異端邪說，但不需政府出麵，那樣的教派在多元公平競爭中要麽自生自滅，要麽維持在很小範圍內，難以造成重大危害。比如，韓國的“統一教”曾興盛一時，教主文鮮明1970年代到美國傳教時一度吸引了眾多信徒，他主持的為數千對甚至上萬對男女進行隨意配對的主婚儀式引起美國社會和政府的震驚。然而在正統宗教的有力競爭和批評聲中，盡管該教至今仍被允許合法存在，但在美國社會中已經沒有多大影響。美國還有個土生土長的“基督教科學”教派，認為所有的疾病都是靈性的原因造成的，主張不看病不吃藥，一切靠祈禱。這個教派至今已有130年曆史，但信徒人數一直有限，也沒有引起什麽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實，亞當·斯密早就從學理上說清了為什麽宗教教派多元化發展有利於社會穩定。美國立國200多年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和大規模的宗教暴力衝突。關鍵就在於政府既不扶持也不禁止任何宗教或教派，因此沒有哪個宗教能夠反過來操控政府。美國是最早用憲法的形式確立宗教自由的現代國家。在自由競爭機製下，各宗教隻能靠理性勸說和感性感化吸引人，而且要時常經受其它宗教和非宗教團體的競爭和批評，宗教市場發揮出了自律調節作用，因此可以在總體上健康發展。
《南風窗》：不久前《中國日報》刊登文章稱，現在是中國從製度上為所有宗教做出平等與合法安排的恰當時候；國家財政不應資助任何宗教；中國的宗教管理體製源於前蘇聯，不適應當前社會的經濟基礎，應該改革；家庭教會的產生不能歸結為西方的陰謀；國家不應以“正常的宗教”為由進行宗教裁判等。這是否可以被解讀成一種政策調整的信號？
楊鳳崗：麵對我前麵提及的諸多問題，體製內一些頭腦清醒、有責任感的人在呼籲調整宗教管理製度，但也有聲音主張向中國古代的宗教管理製度學習。我認為，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假如一味向後看，往內看，帝王統治術讀多了，陷入前現代式的思維不能自拔，隻能阻礙和延誤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術語，這是用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應對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製度，隻會製造更多問題。宗教管理製度的改革需要往遠看，向前走，逐步增加開放程度，建立和完善公平和平等的市場準入機製，才能帶來真正的國泰民安。
《南風窗》：俗語說，心安是福。您是否滿意自己的現狀，是否找到了個人的幸福？最後，也請您展望一下中國人尋找心靈平安的前景？
楊鳳崗：我雖然在上大學時一度悲觀厭世，甚至產生過自殺念頭，但一路走來，現在感到很幸福，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個人興趣、專業學習和謀生的職業，達到了高度合一。跟同齡人相比，我應該算是幸運的，因為並不是人人都能有這樣的三合一。當我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思考，以往看似偶然的經曆或磨難，其實都是必要的鍛煉，跟周圍各樣的人打交道給我帶來了各種必然的祝福。在一些緊要關頭，原以為靠的是個人的努力，但回頭看，很多東西遠非一己之力所能達成。因此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天成。對於一個原本研讀哲學的人來說，這樣的想法可能顯得有點奇怪。但是，信仰的確給了我一個全新的視角看待人生和社會，讓我既能麵對社會現實，又能看到人生的意義，心中有種特殊的平安。
我個人對於中國人的“心靈前景”持一種審慎的樂觀態度。雖然很多事情難以預料，突發事件可能改變曆史，但中國的信仰時代正在來臨，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這也是讓我感到樂觀的原因所在。
我們都 “被信仰” 了？
文_李向平
又過年了。國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於春節期間組織學生參與網上“給祖國母親拜大年”活動。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國文明網、央視網、光明網、新浪網等主流媒體，將向學生征集春節吉祥物、春聯、拜年短信、各地民俗雲雲。
拜年的內容是，一拜壯美河山，二拜炎黃始祖，三拜曆代英傑，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範，六拜億兆黎民。
千百年來，中國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願自主的習俗，向與公共權力無涉。可是，今年“給祖國母親拜大年”成了一項政治任務。其間批評如雲，不僅事關過年，更與當今中國人如何安心緊密相關。
如何給祖國拜年
“年”在遠古時，曾是傳說中會給人們帶來壞運氣的怪獸。“年”一來，萬事不吉；“年”一“過”，事事如意。用鞭炮轟，貼紅春聯，“年”就過去了。這就形成了千年相傳的“過年”與“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
今年不一樣，政府創新要給國家拜年。
中國人的信仰習俗中，還沒有給祖國拜年這一說。曾有“天地君親師”的祭拜慣習，把中國信仰象征性地建構為五種信仰關係。1911年共和之後， “君”被“國”取代，以“天地國親師”代表安定中國人心的五種祭拜對象。不過，這一傳統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們則被替代為“個人崇拜”，拜年甚至成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後，春節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來經濟發展，這些信仰習俗被公權解放，國家就充當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對象。
但是，沒有廟堂，也沒國廟，怎麽去給抽象的祖國拜年呢？試想，一拜壯美河山，漫天沙塵算什麽；二拜炎黃始祖，曆史傳說遙無期；三拜曆代英傑，故居瞻仰門票貴；四拜革命先烈，紀念空間商業化；五拜英雄模範，華蓋蒙頭成貴族；六拜億兆黎民，貧富分化農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項拜年指示中，從一拜到六了，唯獨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雙親太卑微，無法代表祖國母親？為此，這一“拜年指示”無法得到民眾認同。
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人的日子較前好過多了，但人心總未有歸屬。如拜年的對象，純屬官方定義，國人無從選擇，必然就隻是一種國家信仰的表達工具，不具備人心歸屬與信仰認同的意義。中國發展了，卻無法解決信仰危機問題。因為中國人有信仰，卻無法認同，無法自由表達。我們都“被信仰”了。
人俗國家聖的象征性支配
中國人國不離家，家不離國；愛國如家，移孝忠國，故能視家如國。至於在祖國與國家間，卻有不同的社會學或政治學意涵。祖國是一融政治、倫理、道德和信仰為一體的象征價值體係。人可為她生，也可為她死。但現代國家，則是一個法律概念。中國學人把天下視為中國文化信仰的載體，而把國家當作世俗權力的統治者，僅因為天命信仰的製度建構總未能夠完成，總是被那些身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這一象征性支配，改造為對象征性的支配，而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自己獨立的信仰方式。
因此，家國一體，實際上是把國家倫理化，把權力親族化。當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正式建立了國家祀典，從此成為一朝一建、曆代奉持的權力信仰傳統。20世紀民國初年，國民黨也有此作為，整頓信仰體係。可以說，家族親子化的權力邏輯與國家倫理化的信仰邏輯，兩者始終是彼此整合的。
在此親子倫理的實踐邏輯裏麵，給祖國拜年，等同於給母親拜年，恰好因祖國是一個融權力、倫理和信仰為一體的象征體係，無形中也賦予了對國家體係公共權力的認同。
依照中國人的習俗，同是一家親，必燒一炷香。而我們今日給祖國母親拜年，必然就是同燒一炷香，天下一家親了。如果說，祭祀儀式能創造人們信仰與崇拜的神靈，那麽，給祖國母親祭拜的儀式，也能創造出當今中國人信仰與崇拜的象征體係。在此，人與超越者的信仰關係，就能轉換為人與母親、人與國家的關係信仰。國家與個人的區別消失了，成為了“神聖的存在”。在祖國“被拜年”的同時，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與被信仰的邏輯差異，一字之差，何止千萬裏。信仰的個人自由，納入了國家信仰之中。
給祖國母親拜年，本無大錯，但此舉出自公權力的製度性要求，似在說明公權宗教性的建構取向。信仰是不能隨意創新的。雖然，權高王為峰，人俗國家聖，但信仰不是國本，更非治國之本，它們僅僅是公民社會之本，無法成為象征性支配的手段。
初露端倪的第三種改革
朱學勤曾認為，30年中國改革可分兩種。一種是80年代中後期開明官員與激進學者的合作，一種是政府與資本的合作。其結果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依近年來公權力的正當性建構路徑來看，權貴資本亟需神聖化，很有可能會出現第三種改革，即公共權力與傳統信仰的合作。
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在思想政治領域。一是思想解放，一是政治解放，故而出現了所謂的“三信危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30年的中國發展，把理想主義與世俗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無疑就為了證明這一改革起點的正確。迄今，經濟發展了，但對此起點的正當性證明遠未結題，“三信危機”尚未解決。
經濟發展的現實，變成了國家正當性象征，甚至可以把國家視為神聖崇拜的對象。經濟發展成為神聖的證明路徑，給國人以意義深遠的信仰要求。國家祭拜由此也會成為文化民族主義的信仰核心。給祖國母親拜年，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信仰要求，一種非宗教的宗教，把公權力神聖化的信仰儀式。所以，官方指示給祖國母親拜年，似當為權力整合信仰，賦予世俗發展成果以神聖化的象征性建構。此當為第三種改革初露之端倪。
針對此類中國現象，我一直在思考“政教關係”作為一種外來術語，實難捕捉中國公權力與宗教信仰之間那種糾結與合作關係。國家與宗教的製度關係，表現在哪？國人被要求拜年，並非國家與宗教的關係，不是西方術語中的政教關係。這既非國家，亦非宗教。它們卻是信仰，權力信仰，文化或習俗信仰。
所以，今年被拜年，其中有奧秘。其不似宗教，乃教育、教化之教、國家、政道之設教。這在表麵上是一項行政性任務，官意淩駕於民俗，公權規製了信仰，本質上則是建構國家正當性的一條路徑。這些年來，官方管理文化，組織各種國祭、公祭，號召學生讀經、國慶60周年長跑；而學術界不少國教提倡者也暗送秋波，彼此之間脈脈含情……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國民國家大多是“世俗化的神”。為國捐軀者為神聖，為國祭拜者成信仰，而信仰國家者當然就是國教了。由此觀之，緣此信仰慣習的國家，實在是不需要另外去提倡什麽國教的。能夠如此享受祭拜的祖國，緣何還多此一舉、複興國教呢？隻是那些國教提倡者們，是否也想像孔子一樣被抬上供桌、享受祭拜的滋味呢？
這些都有一個指向：怎樣才算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應如何信仰？而最基本的則是中國人源自於民族國家認同的那種普遍焦慮。為此，一項項活動，一次次公祭，一份份指示，暗中無不有所寓意焉。
信仰之內，公權力敬請止步
誠然，國家需要信仰。然其與宗教信仰、公民信仰本非一致。其實，信仰無非兩大類型，一種是超自然的，另一種是超社會的。宗教信仰是前一種，國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是後一種。國人不知其異，以為信仰就可安心立命。雖然它們的製度分割與實踐取向，會給中國人帶來人心安定的某些效果，但在信仰實踐的現實裏麵，它們之間卻有很多很深層的混淆。
比如，對神的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實踐方法；對國家的信仰，則是犧牲的邏輯，其間有差別。犧牲邏輯可以替換，信仰卻不能。盡管20世紀中國曾有多種宗教替代思潮，其中難免有為國犧牲者提供實踐邏輯的被信仰要求，使倫理、科學、美育、哲學、甚至是政治理念，建構為國家信仰的共同體，犧牲者的信仰方法，把犧牲的邏輯與信仰的邏輯轉換了。
正是因為這一根本性的轉換，幾十年來，中國社會被單位組織、中國民間資源被政治動員、中國人心被主義改造，一個稱之為祖國的公共權力共同體，把國家置換為信仰，把國民打造成被要求信仰者。
因此，現在中國的問題是，公權力能給你信仰，亦能使你失去信仰，更能因此而要求你去信仰，失去了應有的信任與認同。而我們正忙著信仰的，大多是一個很難屬於我們自己的世界。
如何拜年？中國人心安何處？傳統方法是，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現代社會的要求則是：信仰之內，公權力敬請止步。
溫州商人的財富觀
文_本刊記者 石 破 發自溫州
2010年1月30日晚，著名女高音奚秀蘭在溫州大劇院又唱起了《阿裏山的姑娘》。雖然她的聲線已不如年輕時，但她仍很興奮。
這裏正在舉辦一場慈善音樂會，募捐來的款項將用於救治貴州山區威寧縣石門坎的100多名白內障患者。演出結束後，奚秀蘭特地從自己的酬勞裏捐出了5000元。她意猶未盡，對晚會的組織者之一蔡小林說：“以後再有這樣的活動，你直接打電話給我，不通過經紀人，就不要這麽多的費用了。”
老板不能隻會洗腳
蔡小林是華福慈善基金會秘書長。他說，這個由20名溫州企業家組成的基金會，源自於“溫州企業家團契”，而該團契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業家們“共享資源，分享經驗，心靈痛苦的時候互相撫慰”。
溫州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名的企業家群體之一。人們對這個群體褒貶不一。溫州人愛行天下，如今他們已然“商行天下”，但你仍能看到有的溫州老板在一些正式場合大聲喧嚷，有的熱衷於包二奶，為吃一頓飯花費上萬元而自豪，有的仍有行賄行為、搞合同欺詐。“溫州炒房團”全國有名，他們炒熱了全國的樓市，而溫州樓市更有70%是靠炒樓拉動，真正買來自住的隻有三成。去年溫州樓市漲幅遠超杭州，市中心最貴的樓盤價格達到了驚人的6萬元/平方米。如果商人隻是專注於財富的攫取，勢必造成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以及自我價值的失落。金錢是一種巨大的能量，能使人的生存條件得以改善。物質的貧困常常與內心的貧困共存，但財富的到來，卻並不一定能夠使靈魂得到足夠的養料。
“人到底應該追求什麽呢？”蔡小林說。“有些老板注重吃喝玩樂，追求名利。你賺的錢多、事業成就大，是能帶來幸福感，但這都是暫時的。我認為，幸福應該與永恒的價值有關。”
1980年代初，蔡小林從一家事業單位停薪留職，跟親戚做鞋材生意，當時皮鞋業是溫州的主要產業。1985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小林鞋材有限公司”。如今，蔡小林在溫州甌海經濟開發區擁有一家2萬多平方米的工廠，在上海還有一家“索肯科技”有限公司。蔡小林說，在溫州他不算是大老板，隻是“中等商人”。
15歲時，蔡小林成為一名基督徒。他稱自己“從小喜歡思考人生、死亡和永恒這些問題”。人口780多萬的溫州，現有基督徒100萬人左右。 2005年，蔡小林和另兩位企業家發起成立了溫州企業界團契。團契成員是來自溫州各個教會的基督徒商人。針對當時溫州商人中存在的不良風氣，團契提出了 “約法四章”：一要依法納稅，做大做強；二不搞商業賄賂；三不克扣員工工資；四不搞婚外情。團契邀請經濟學家前來講課，也邀請前摩托羅拉中國區總裁及百事可樂中國區總裁等身為基督徒的大企業老板，為大家傳授企業管理經驗。
蔡小林說：“溫州商人中一線的企業家，如正泰、奧康等集團老總，我跟他們接觸少，感覺他們很不錯。像我們這些中等企業家，還需要在文化底蘊上更多提升。如果溫州人隻知道洗腳、唱歌、吃喝，做不了大事的。現在溫州的企業家也會學國學，讀MBA，和國際接軌，而像我們這樣的基督徒，還要更深地思考信仰的意義。企業的壽命多則一百年、幾百年，但宗教存在幾千年了，經過無數次的波折依然屹立，為什麽？作為增長最快的宗教，基督教穩定增長的背後力量是什麽？我們要把來自信仰的生命力和智慧運用在企業管理上。”
2008年6月，在企業家團契的基礎上，20名溫州基督徒企業家每人出資10萬元，發起成立了華福慈善基金會，溫州總商會會長鄭勝濤成為他們的領頭人。當年冬天，華福慈善基金會向四川地震災區捐贈冬衣10萬件，這是他們所做的第一項慈善活動。蔡小林說：我們給這項活動起名叫“愛裏沒有冬天”。
“明眸工程”是基金會參與的第二項大型活動。觸發他們參與的契機，是2009年8月基金會理事們千裏迢迢，來到雲貴高原的威寧縣石門坎，追思安葬在這裏的英國牧師柏格裏。100多年前，22歲的柏格裏從英國來到石門苗寨宣教，創苗文、辦學校、建醫院，把石門坎建成了中國西南最高的“文化聖地”。他在一封信裏說：“願以我倒下的身軀，為中國的進步鋪路。” 1915年9月，石門坎地區爆發傷寒，當地民眾都遷走了，柏格裏卻留下來照顧病患，自己也被傳染，死在中國。1985年胡錦濤同誌出任貴州省委書記時，向省裏幹部講過柏格裏的故事，提出貴州幹部要學習柏格裏的精神，帶領群眾在困境中闖出一條發展的新路。
在石門坎，理事們發現那裏有很多視障兒童和白內障患者，因得不到及時的救治而致盲，有的孩子角膜脫落，眼球突出如葡萄般。老板們說：我們要盡自己的力量來挽救這些孩子，至少表達一下關愛。
溫州人要“善行天下”
2009年11月，華福慈善基金會在石門坎開始救助活動，聯係當地醫院為24名視障兒童做了眼科手術。今年1月，基金會理事們又到威寧、赫章兩縣開展大型篩查白內障活動，兩天時間篩查出80多名白內障患者。得知民盟中央去年12月20日在貴州啟動“明眸工程”、溫州醫學院附屬眼視光醫院也已派出專家去當地篩查白內障患者，開展複明手術，“華福”就與他們聯合行動，共同籌辦這場慈善音樂會。
作為主要組織者之一，蔡小林忙得顧不上生意。演出前，有人向上麵告狀，說華福基金會是私募基金，怎麽能在這裏募捐呢？有理事問：“如果我的親哥哥被演出感動了，把錢捐給我，我拿去救助白內障兒童行不行？”人家說：“那也不行！”理事們頓時“大眼瞪小眼，小眼不動彈”。蔡小林說：“隻靠我們幾個理事，錢不夠呀！我們很想讓全社會都有機會表達愛心。以前溫州人是‘商行天下’，現在我們爭取行善，還要讓溫州人變成‘善行天下’。這個要靠大家，人人有愛心，社會才和諧……”
最後，“華福”邀請了宋慶齡基金會作為“榮譽主辦”單位，合辦音樂會，沒有人再來找麻煩了。蔡小林說：“宋慶齡基金會是中國最大的基金會，它也認同我們，還有什麽可說的？”宋慶齡基金會的理事長出席了這場音樂會，還撥款10萬元，資助50名白內障患者複明。
溫州富商、意爾康集團總經理單誌敏並非基金會理事，但他此次也捐出30萬元，可資助150名白內障患者複明。蔡小林本人捐出15萬元，他分給朋友們40多張音樂會門票，可望收到捐助2萬~3萬元。蔡小林說：“我們是私募基金，基金來源必須是理事自己的錢。錢不夠，就得擴大理事成員，靠理事的不斷加盟來籌集資金。不管信仰如何，我都希望他能加入到我們的慈善事業中。我們華福基金會是零費用管理和運行，所有理事出差去四川、貴州，機票、住宿全部自理，基金會沒有專職人員，臨時幫助做事的人也不拿工資。在劇院門口發宣傳資料的，是青年義工。我們想做真真實實的捐贈。”
喜樂是福
2007年4月，溫州籍富商、奧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振滔成立了中國民營企業家中的第一家個人私募慈善基金會——王振滔慈善基金會。截至去年 11月，王振滔已累計向社會捐款1.05億元，他說：“也許某一天我退休的時候，我會把財富贈送給慈善機構。很多人都不理解，說你不可能，說說而已，我說，給兒子夠用就行，這樣才能讓他們做更好的事情。其他的捐給慈善機構，可以幫助更多的人。隻有懂得回報社會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王振滔的財富觀得到蔡小林的讚同。“商人到了這一步，會更深層地思考永恒的問題。我認為，人就像是一個容器，容器的價值與它裏麵的東西有很大關係。如果裏麵裝的是寶貝，容器就變成了寶盒。每個人的財富有限，車子、房子是有限的，兒女也終將離你而去，這麽多財富你要帶到哪裏去？所以一定要想到做最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你的心靈被外界事物控製，受到社會的誘惑，整天吃喝玩樂，想靠它們填滿心靈的空虛，隻能是暫時的，過後會更加空虛。”
“華福”基金會的理事們捐錢時，有人說：“因為你們是有錢人，才會捐。”蔡小林不認同：“捐錢多不多不能衡量你的善心大不大，要看你留下的錢多不多。你有1億的財產，捐出100萬，才捐了1%。如果你有10萬元捐出9萬，就捐了90%。”
其實溫州也有很多窮人，有很多白內障患者需要幫助。蔡小林遺憾自己沒辦法成為商界領袖，因為他的事業不大，沒辦法“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地去幫助更多窮苦人。蔡小林有一子一女，他跟兒女說：“也許將來有一天，我也會把錢全都交給社會。”
那麽，財富對子女意味著什麽？蔡小林回答說：“過去我們是為孩子賺錢，現在會考慮到整個社會。孩子長大後要麵臨工作、家庭等問題，我有錢，可以買一套房子給他們。以後他們工作穩定，每月能賺幾千元，生活就沒問題了。如果他要靠自己買房，當房奴，可能一輩子都還不了房錢。我不想讓孩子接我的班，因為鞋材這個行業比較辛苦，工人多，管理難度大，產品附加值低。但我可以為社會解決八九百個勞動力的就業，可以為國家創一點稅收。我們小林鞋材連續五六年都是甌海經濟開發區的重點企業，在這個行業的名次也不錯。”
“我認為人生最大的幸福，一是喜樂，二是滿足。”蔡小林說，“你賺了錢會高興，但並不是所有錢多的人都能喜樂。最大的喜樂是舍。我也這樣教導孩子。賺錢並不太難，怎麽花錢卻有些難。花錢意味著一種責任。你所有的財富都不是你的，你隻是一個管家，要忠於職守，盡忠竭力地管理好、運用好財富。有了信仰，哪怕你今天沒錢賺，明天就離開這個世界，生命也一樣精彩。”
商戰之外的心靈牧場
文_韋 薪(美國)
中國自從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每年的GDP都能維持8%或以上的增長，這是以前所沒有見過的，值得國人自豪。然而激發活力的競爭並非不需要付出代價，改革開放固然改善了國人的物質生活，卻並不一定意味著人們更加幸福，因為生理需求隻是人類諸多需求之一。
實現自我的悖論
美國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對人性的理解頗有見地，他把人的需求用一個五層高的金字塔來表達，從最底層到最高層分別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被愛需求，尊嚴與自尊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滿足人的生理需求並沒有滿足人的全部需要。一個高度競爭，快速發展的社會讓人們活在精神極度緊繃的狀態中，除了生理以外的需要更不易得到滿足。
譬如說，人們會覺得非常沒有安全感，因為社會改變太快，人們害怕趕不上，並有隨時失去工作的可能。過分忙於工作也使人沒有時間滿足他們愛的需求 ——年青人沒有時間談戀愛，有家室的人沒有時間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人與人之間更為膈膜，我們隻能藉欲與激情的滿足來代替愛的滿足。
至於自尊，工業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失去自我，人們隻是社會大機器的一個小螺絲釘。卓別林在1936年的經典之作《摩登時代》早就宣示了工業社會這一問題。因此很多人為了肯定自我，不惜不擇手段把別人踩在腳下往上爬，或是掉進無休止的貪婪裏，隻不過是為了炫富，最終甚至身敗名裂。
我曾向專業人員提供創業輔導，言談中，常有中國工程師告訴我，他們在原公司產品中預留了一些“蟲子”(bug)，以便日後奪取市場。他們想證明自己比別人有本事。這種滿足感的追求，也就成為動力。但這就像吸毒一樣，若錢不能繼續賺下去，生命就失去了意義。這樣的生活，已經失去製衡的力量，很不快樂。又如美國成衣業容許退貨。一般退貨率總在7%～8﹪左右。但這種政策若在中國推行，必定會造成嚴重的濫用，甚至有令企業倒閉的風險。
這樣的社會也不一定能給人更多發揮自己的機會，因為在一個極度競爭的社會裏，人們更不能付出犯錯的代價。就以我最熟悉的IT企業來說，很少有公司會願意讓一個沒有經驗的員工去開發一個他沒有把握的產品，而情願讓員工無休止重複他本來就做得熟練的工作，至於一天那個工種的需求消失，員工麵臨失業，那就與公司無關了。更糟糕的是，這樣的社會生態無意中鼓勵了人們唯利是圖，凡事隻從經濟利益看，人被看為與機器一樣的生產工具，進而為了賺更多的錢而不擇手段。
另一種價值譜係
這似乎是市場經濟無可避免的代價，市場經濟的動力來自人的自利心，自私的心態如果不加以調節平衡，一定會產生弊端。馬克思的批判因此是有道理的。如何才能減少或避免這些因為惡性競爭而產生的負麵後果？一些已開發國家的經曆或許可以為中國提供借鏡。譬如美國，雖然她采用市場經濟，提倡自由競爭，卻能長期保持高度的生產力，尤其在創意產業方麵引領全球。美國也有惡性競爭與其他經濟問題，譬如說2001年Enron公司的詐騙案，2008年次貸風暴引起全球的金融危機，但是相對而言，美國的經濟罪案比較少，而且在出錯之後能夠自我修正，人們一般對生活的感受也比較正麵，它的秘訣是什麽？
要理解這個，必須從認識美國的文化開始。西方文化的根源，一是從希臘、羅馬承傳的希羅文化，另一是因基督信仰而來的基督教文化。希羅文化為西方人提供了民主法治的根基，而基督教文化則為西方人提供了道德基礎。後者對美國的影響尤甚，因為他們許多早期的移民是信仰最虔誠的清教徒，曆史告訴我們，這些人同時也是最勤奮、生產力最高的一群人，他們的信仰與理念一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美國的發展。這種文化強調愛、服務與饒恕三個重要的核心價值，能平衡自由競爭的負麵影響，
強調愛，讓人在競爭的環境中仍然看重個人的價值與權益，做到真正以人為本。一般人對自我價值的衡量，在市場經濟中都是把人當作商品考量，因此人的價值取決於才能、學位與財富。在這樣的文化裏，人不可能得到尊嚴的滿足，因為隻有少數的人能夠出人頭地。隻有設立另外一種價值譜係，就是說，不管你的才幹，地位與財富，你都是有價值的，這樣，人才不必藉著不擇手段的競爭來尋找滿足、實現自我。
其實看重人，不隻無損競爭力，常常更是提高競爭力的秘訣。以前我在矽穀辦公司的時候就深有體會，一句嘉許的話，一個認可的眼神與拍拍肩膀，常常比加薪更能激勵員工的士氣，因為加薪隻能增加人對生理的滿足——譬如可以到館子大吃一頓，或安全——譬如銀行的存款多了若幹，但是拍拍肩膀卻能叫人覺得被愛與被尊重。
美國社會充滿了成功卻不自滿、且能回饋社會的例子。耳熟能詳的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茨在2008年把他所有的財富580億美元全數捐贈作慈善用途，不留給自己的孩子；知名的高露潔牙膏的創辦人威廉·高露潔把他公司30%的利潤奉獻作慈善用途。這些事例在美國非常普遍，在中國還不多見。原因何在？不管這些人的個人信仰如何，他們都受到愛的文化的影響，使他們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不淪為惡性競爭、損人利己的奴隸，能夠把個人的成功升華，得到一個比較有意義也比較滿足的人生。
這種工作觀也不隻是為了讓自己感覺良好、出人頭地而已，它要求人以服務他人為人生最高尚的目標。以美國的總統為例，每一個競選總統的候選人都需要公開他所有的財產，當他當選總統以後，他的財產需要交給一個管理公司來托管，避免藉職位謀取私利，因此在政府裏工作，不隻在金錢上得不到好處，而且常常會帶來損失，但是美國就有這樣的“蠢人”，情願放棄自己的事業，服務社會與國家。惠普公司的創辦人，董事長兼行政總裁David Packard,就是在事業頂峰的時候，毅然辭去所有職位，擔任裏根總統的國防部次長，因為他們覺得服務他人更為滿足。
這也能從日常瑣事中看出來。在美國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可以夜不閉戶。車子在公路上拋錨，多數都會有人自告奮勇來解救。《讀者文摘》曾選擇10個大城市，用故意丟棄錢包的方式來測驗人們的誠實度。結果有70﹪的人在拾到錢包後，會按著錢包中的電話號碼通知失主。
美國文化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它承認人非完人，人性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容許人有犯錯的機會，隻要人能夠從失敗中學習功課，就能從頭再來。這樣的觀念，能讓失敗者不至於死無葬身之地，能夠“再生利用”，卷土重來，又讓人與人之間多了一份包容與和諧。就以林肯總統為例，他經曆了多次的生意失敗與競選失敗，但是他卻是美國曆史上最優秀的總統。
中國人也有“大我”的觀念，但近數十年來經過屢次波折，人心已冷。這可能是造成大家向錢看的因素之一。另外，東方文化雖然也強調做人的大道理，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孟子說人有“惻隱之心，辭讓之心，善惡之心，是非之心”。但我個人觀察，其出發點已經淪落到以個人和家族的利益為優先。中國人講究的是“光宗耀祖”，也就是說，一切道德與是非的規範是建立在關係的遠近上。
反之，西方雖然奉行個人主義，但也尊重他人權益，強調“要愛人如己”。這種價值觀也影響了人的幸福感，即使遇見危機或困難，人仍然可以藉著信仰得著平安。不管是果真如此還是一種心理作用，對當事人而言是真實的，因此他們安全的需求也就得到更大的滿足，能把注意力不放在抗爭、埋怨上，而放在解決問題上。
溯本求源，這不隻是一個受教育與否的問題，也不隻是一個製度、法律的問題，更不是一個“主義”的問題。價值觀背後的動力，才是關鍵。隻有擁有以愛心為出發點的價值觀，才能找到真正的滿足。這種動力來自“傻氣的執著”，來自對人類“打不倒的樂觀”，來自“不灰心的愛心”；來自“一顆新的心”和“新的生命”，這生命帶來了人生中的質變，而不隻是量變。
一個民族的文化，如同一個公司的文化一樣，能夠對這個團體的將來有最決定性的影響。我可以斷言，在國家與國家長期的競爭中，最後脫穎而出的一定是一個擁有最優秀、最高尚文化的國家。反之，曆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沒落，通常是從她的文化沒落開始，即使美國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