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位深刻影響錢學森的人
錢學森對北京師大附中充滿感情，1955年10月29日，他從美國返回北京的翌日，就到這所闊別20多年的母校看望老師。用錢學森的話來說，在北京師大附中的六年，“這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六年”。錢學森還說：“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兩個高潮，一個是在師大附中的六年，一個是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
錢學森曾親筆寫下一份珍貴文件，回憶在他的一生中給予他深刻影響的人，總共17位：
1)父親錢家治——寫文言文2)母親章蘭娟——愛花草
3)小學老師於士儉——廣泛求知，寫字
4)中學老師董魯安(於力)——國文，思想革命俞君適——生物學高希舜——繪畫、美術、音樂李士博——礦物學(十級硬度)王鶴清——化學(原子價)傅仲孫——幾何(數學理論)林礪儒——倫理學(社會發展)
5)大學老師鍾兆琳——電機工程(理論與實際)陳石英——熱力學(理論與實際)
6)預備留美王助——經驗設計
7)留美The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馮·卡門)
8)歸國後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
名牌學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依仗於名師的魅力。錢學森把他留學美國時的導師馮·卡門列入名單，是理所當然的。馮·卡門是美國科學名師，有口皆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17位給予錢學森深刻影響的人中，中學老師占了7位，足見中學教育的重要，足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名校名師對錢學森的成長所起的重要作用。
1923年至1929年，錢學森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是中國第一流的中學。早在清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1901年11月2日)，欽定五城中學堂成立，這便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前身。辛亥革命之後，1912年奉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令，五城中學堂改名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校”。1923年暑假之後，錢學森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升入附中。恰恰就在7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名為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附中也就相應改名為“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師大附中教學的特點是：起點高，方法活，要求嚴，學生能力強，負擔不太重。
北京師大附中教師的特點是：師德高尚、學識淵博、理念先進、治學嚴謹、教書育人。
錢學森提到的林礪儒老師，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校長(新中國成立後任教育部副部長)，他力主教育改革，反對灌輸式的死記硬背。
錢學森回憶說：
我從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念書。那個時代，在北京辦學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當時的校長林礪儒先生能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辦成質量上乘的第一流學校，實在難能可貴。他實施了一套以提高學生智力為目標的教學方法，啟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自覺性。當時我們臨考都不開夜車，不死讀書，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績，隻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學的知識。
我在讀書時，沒有死背書，看了許多書，但從不死讀書，而是真正理解書。
國文老師董魯安(即於力)、化學老師王鶴清、數學老師傅仲孫、生物老師俞謨(即俞君適)、美術老師高希舜等講課都各有特色，給我中學時代的數、理、文等課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們的美術老師高希舜(後來成為著名的國畫大師)，暑假裏開辦暑期繪畫訓練班，教畫西洋畫，父親很支持我去，我買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學畫，也學畫中國畫，後來我畫得還不錯。國文老師是董魯安，他思想進步，常在課堂上議論時弊，厭惡北洋軍閥，歡迎國民革命軍北伐，教我們讀魯迅的著作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到了高中一年級時，我對用文言文寫文章小品特別感興趣。我們的音樂老師也非常好，上課時，他用一部手搖的機械唱機(當時沒有電唱機)放些唱片，教我們學唱中外名曲，欣賞各種樂曲，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等，後來，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聲響，一直在我心中激蕩。
幾何課老師傅仲孫說，“公式公理，定義定理，是根據科學、根據邏輯推斷出來的，在課堂如此，到外麵如此；中國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錢學森從此懂得科學的嚴謹。
化學課老師王鶴清開放化學實驗室。你有興趣做化學實驗，隨時都可以到那裏去做。生物課俞君適(原名俞漠，後來任江西南昌大學生物係教授)老師則帶領同學們去野外采集標本，解剖蜻蜒、蚯蚓和青蛙。這兩位老師培養了錢學森的動手能力。
圖書是進步的階梯。北京師大附中的圖書館，曾經給了錢學森莫大的幫助：
在20年代，我是北京師大附中的學生。當時學校有一個小圖書館，隻有一間書庫，但卻是同學們經常去的地方。那間圖書館收藏有兩類圖書：一類是古典小說，像《西遊記》、《儒林外史》、《三國演義》等，這類圖書要有國文老師批準才能借閱；二是科學技術圖書，我們自己可以借來看。記得初中三年級時，一天午餐後休息，同學們聚在一起閑聊，一位同學十分得意地說：“你們知不知道20世紀有兩位偉人，一個是愛因斯坦，一個是列寧。”大家聽後茫然，便問他是怎麽知道的。他說是從圖書館的一本書上看到的，愛因斯坦是科學偉人，列寧是革命偉人。但那時我們誰也不知道愛因斯坦是相對論的創始人，列寧是俄國的偉大革命家，更不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但這次茶餘飯後的閑談卻激起了我對科學偉人和革命偉人的崇敬。到高中一年級我就去圖書館找介紹相對論的書來看，雖不十分看得懂，但卻知道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概念和相對論理論是得到天文觀測證實了的。
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很注重外語教學，有的課程用英語授課，錢學森的英語基礎就是那時候打下來的。到了高中二年級，錢學森還選修了第二外語德語。
錢學森還曾回憶，“說起舊事，我還非常懷念我的母校北京師大附中，當時高中分文理科，我在理科，我今天說了，恐怕諸位還不相信，我高中畢業時，理科課程已經學到我們現在大學的二年級了。”
錢學森還說，我附中畢業後，到上海交通大學學習，第一年覺得大學功課沒有什麽，因為我在中學都學過了。上海交大四年實際上就學了兩年，考上公費留學美國，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礎。現在的中學能像當年附中那樣水平就行。
值得提到的是，就在錢學森在北京師大附中讀初一的時候，1924年1月17日，魯迅先生來校作《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說。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任職，是錢學森父親的同事。魯迅穿了一件舊的青布長衫，用帶有很濃的浙江口音講話：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天才究竟有沒有？也許有著罷，然而我們和別人都沒有見。倘使據了見聞，就可以說沒有；不但天才，還有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侖過Alps山(引者注：即阿爾卑斯山)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麵跟著許多兵；倘沒有兵，那隻有被山那麵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線，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著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麵固然要求天才，一麵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
……
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裏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
魯迅先生的這篇演說，後來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作為課文。北京師大附中作為一所中學，能夠請到魯迅前來演講，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這所中學思想的活躍、活動的廣泛。名人的演講開闊了學生的視野。
錢學森對北京師大附中充滿感情，1955年10月29日，他從美國返回北京的翌日，就到這所闊別20多年的母校看望老師。用錢學森的話來說，在北京師大附中的六年，“這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六年”。錢學森還說：“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兩個高潮，一個是在師大附中的六年，一個是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