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能升遷是自己的運氣，現在，領導要求創新性管理，自己完全應付不過來。工作中處處遇到困難，被同事們在背後笑，壓力特別大，活著沒意思。——重慶剛被提拔的某年輕副處焦慮的心聲
2010年伊始，一連串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讓官員自殺這一冰冷的字眼再度回到公眾麵前。
2月5日淩晨5時許，茂名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先進從湛江市赤坎區中山一路某大院某幢8樓其住宅跳樓身亡。經初步調查了解，劉本人近期以來身體一直不好，嚴重失眠。
據不完全統計，劉先進是2010年第五位公開報道的“非正常死亡”的官員。
1月13日，河南省鄧州市建設局牆改辦主任劉雲峰在接受紀委調查時“跳樓自殺”。
1月18日淩晨，陝西省勉縣紀委副書記、縣監察局局長馮某從勉縣醫院住院部7樓跳下，經搶救無效死亡。
1月20日安徽省蚌埠市人大常委會一名副縣級官員從該市行政辦公中心綜合樓墜樓身亡。
1月30日晚，浙江省溫州市發改委主任黃河參加公務招待，發覺身體不適被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而過去不久的2009年，有人稱之為“官員自殺年”。據不完全統計，這一年有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僅12月，就有6起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發生，其中大部分是自殺。2009年過去了，官員“非正常死亡”的陰霾卻沒有散去。
跳樓、開槍、割腕、上吊……
他們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歲末年初的喜慶氛圍中，“官員自殺”竟成為網友頻繁搜索的關鍵詞，以“官員自殺”為關鍵詞的網絡搜索結果多達500多萬條。
近年來，關於官員自殺的報道不絕於耳，但去年和今年似乎尤為頻發。
2009年12月和2010年1月，共有10起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發生。跳樓、開槍、割腕、上吊……官員自殺的手段十分多樣。河北省蔚縣教育局局長葛祥自傷左腋窩部位，傷及動脈，血流過多，搶救無效，醫生稱這種“割腋自殺”方式非常罕見。近年來，自殺官員級別從省部級、廳局級、縣處級、科級，每個層級都有。自殺的省部級高官有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山西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王通智。
廳局級官員包括江西省上饒市委書記餘小平，他曾經是江西省最年輕的市委書記，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自殺的地級市委書記。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主任張喜武夫婦，今年4月份在家中自殺。
縣處級、科級的自殺官員就更多了，如安徽蚌埠市統計局局長劉敏，福建福鼎市質監局局長翁華銘，安徽固鎮縣財政局局長殷勇，江蘇射陽縣地稅局局長沈忠良，河南宜陽縣公安局長白山等等。
逾六成官員認為
壓力主要源自官場人際關係
官員為何自殺?
逝者已矣，不能再向公眾解釋自殺的原因，而有自殺動機的官員的心聲，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問題的答案。
近日有媒體報道，重慶34歲的男子周偉自從被提拔為副處級幹部後，常出現焦慮情緒，動不動就給父親打電話稱要自殺，甚至買了大量安眠藥放在家裏。
父親搞不懂，兒子現在有車有房，媳婦很愛他，兩歲的兒子也很乖，職位剛升遷，生活沒出現問題，為什麽還想自殺?
周偉他覺得，能升遷是自己的運氣，現在，領導要求他進行創新性管理，他覺得完全應付不過來。周偉說，因工作中處處遇到困難，同事們背後笑他， “壓力特別大，活著沒意思”。
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龍立榮長期關注職場精英心理健康，他分析官員自殺的原因主要有三種:一是官場人際關係微妙而複雜，官員晉升壓力很大；二是責任政府之下，官員發展的壓力越來越大；三是受腐敗的牽連。
《人民論壇》雜誌曾對全國各地100多名官員心理健康問題進行調查發現，80%以上的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普遍存在較大的“心理壓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勞”及“壓抑”心理。64.65%的受調查者認為，官員的壓力源主要來自“官場潛規則對個人政治前途的壓力”。
同樣是官員自殺
內地與香港關注點迥異
雖然說“死者為大”，但不少網民對自殺的官員並沒有“口下留情”，當自殺原因尚未查明時，有網友寧願相信他們是“畏罪自殺”。有些網友甚至一聽說官員自殺，就會條件反射般地想到其死肯定與腐敗有關。有人甚至還幸災樂禍:“馬上要開始出國之行啦，又少了一個花錢的，笑死了!”
茂名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先進的死亡也沒能逃脫這樣的質疑。而警方給出了“疑因健康原因引發精神焦慮而自殺”的調查結果。
事實上，不少自殺官員生前政績斐然，口碑良好。劉先進墜樓身亡後，省檢察院檢察長鄭紅表示非常惋惜，並感到十分痛心和震驚。據紀檢監察部門介紹:劉先進任茂名市檢察院檢察長以來，從未收到一份反映他涉嫌違法違紀的舉報。在今年的省“兩會”上，來自茂名的人大代表對茂名檢察機關以及劉先進的工作表現也表示了充分肯定。
無獨有偶，江蘇射陽縣地稅局局長沈忠良生前連年被評為該縣財稅工作先進個人，當地宣傳部門負責人稱他為人“沒有話說”，口碑相當好，也沒有涉嫌腐敗、作風問題。
2003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警務處助理處長張之琛跳樓自殺，很多媒體從臨床心理學方麵解釋了原因。同樣是官員自殺，為什麽關注點不一樣?公眾的反應也不一樣?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肖濱向記者分析了原因。
他說，香港對官員行為的製度安排更為嚴密，官員的腐敗機會很少；此外，香港官員的收入較高，腐敗欲望較低。在此背景下，官員自殺更多的是因為個人問題。而在內地，腐敗沒有完全遏製住，不少官員自殺就是因為腐敗，這讓公眾形成了一種思維慣性。
肖濱說:“正常情況下，應該對官員自殺個案具體分析，不應一刀切。”
增強幹部選拔的公開性和程序性
降低官員晉升壓力
如何防範官員自殺?
龍立榮說，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官員在各種社會場景之間的角色頻繁轉換，很多時候不得不“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他們的內心世界常常被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體係撕扯。而當下中國的心理幹預機製尚不完善，這就需要官員根據個人的能力屬性，設置更加合理的職業目標。
廣州市一檢察官稱，現在不少幹部是“三門幹部”———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又進“機關門”，由於缺乏艱苦曆練，心理素質不如經過大風大浪考驗的職業政治家，遠遠不如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的老一輩革命家。他認為，應注重從基層選拔幹部充實黨政領導機關，“有了基層的曆練，妥善應對複雜局麵、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往往更強。”
而肖濱認為，減輕官員壓力，關鍵是減少幹部選拔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因素。他說，時下某些官員能否升遷，學曆、工作經曆，職業素養等有時並非決定性因素，重要的是“上麵有沒有人關照”。而怎樣才能獲得上級的親睞，其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很多，為處理好官場人際關係，不少官員費盡心思，心理壓力因此而生。對此，應該增強幹部選拔過程中的競爭性、公開性和程序性因素，更多地尊重民意，讓普通老百姓介入幹部選拔當中，使官員晉升有章可循，從而降低因前途不可預期造成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