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近幾年內數次引發輿論熱議的駐京辦將迎來它的第一次“塵埃落定”。2010年1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和規範各地政府駐北京辦事機構管理的意見》，意見對各級駐京辦的去留做出了規定，其中縣級駐京辦被勒令撤銷。
1月28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給出了明確的時間表，“7月19日前，全國至少146家地方政府職能部門駐京辦和436家縣級政府駐京辦必須撤銷，且不得變換形式存在。”
聽到撤銷駐京辦的消息，郭進(化名)感覺自己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講，“我將近一年的努力白費了。”
郭進是南方某縣駐京工作站的主任，工作站在主管單位——北京市發改委沒有注冊登記，“但老家的人都認為這就是駐京辦”，他有意向記者強調工作站的合法性。
一年前，一次偶爾的機會，郭進聽在法院上班的朋友說起單位修建辦公大樓經費缺口很大，院長鼓勵大家發動關係去北京要錢。聽者有心，郭進想起自己有個戰友的兒子在中央某部委工作，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去聯係。沒想到後來竟然真的弄成了，他也因為在“中央有人”，成了縣領導麵前的紅人。
命運開始改變。此前，他隻是縣機關一名小科員，已過不惑之年，次次提拔都沒有他的份，屬於“不受單位頭兒待見”的那種。
在2009年初的人事調整中，他被任命為縣駐京工作站主任，從科員一躍成為和他眼中的“頭兒”平級的部門負責人。提起此事，他仍是激動不已，說，“這是過了40歲後自己不敢想象的事情。”
赴京上任前，縣委書記設宴為他送行，勉勵他“把這個前幾年一直沒有做好的工作擔起來”。他從其他人那裏打聽到，“縣委書記說的沒有做好的工作，是指前幾任沒有和中央權力部門建立好溝通渠道，沒有給縣裏的發展起到作用。”
但來北京他才意識到，“要發揮作用有多難，剛開始連各部委的門都找不到”。更難堪的是，因為沒有注冊登記，開展工作總歸不是那麽理直氣壯。和縣裏的部門領導管幾十個人不一樣，他隻有兩個兵，沒有對口的單位，連在老家工作那種雖然沒有職位，但也是給公家辦事的安全感都沒有了。
在北京的一年，他慢慢發現，和他的工作站類似的機構很多，隻不過有些縣“設的是正規的駐京辦，做起事來順手，不用遮遮掩掩”。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數據顯示，縣級駐京辦截至2006年底有436家，另有數據認為，包括郭進所在的那種沒有登記的工作站，縣級駐京機構有超過5000家之多。
和郭進一樣，李平(化名)聽說要撤駐京辦感到很難過，“這幾年，我們做的工作有目共睹，光接訪這塊，為首都的穩定就作了很大的貢獻”。記者了解到，縣級各種形式的駐京機構，近些年來一個主要的工作就是維穩。
李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老家離北京隻有幾百公裏，老百姓上訪很方便，坐上車幾個小時就到了，有事沒事就往北京跑，多的時候一個月有幾百人來上訪。”
信訪“一票否決製”令基層政府領導壓力重大，作為縣裏的駐京維穩工作站站長，李平四分之三時間都在接訪，並且是24小時待命，隨叫隨到，最難辦的是，還得要說服上訪人，把他們送回家。上麵有規定，如果接到的人第二天又去上訪了，李平他們是要挨批評的。
“最多的時候，一次接了20多個人，讓他們住在一起，我守了一個通宵，怕他們跑了，第二天一個沒少給送回去了。”李平似乎很得意自己的工作，“這麽多的上訪人員給北京帶來的治安壓力很大，如果我們都撤了，哪有這麽多熟悉上訪人員的人手來應付？”
謝平華(化名)的想法則不一樣，“讓他們(意指決策層)撤(駐京辦)吧，我正好回去過個好年，等上訪的人多了，看他們怎麽後悔。”
謝平華是中部某縣的駐京維穩工作人員，在北京呆了三年。他抱怨“拿老家的工資在北京消費，工作壓力大，和家人也不在一起”，並說自己“厭倦了這種生活，越早撤越好”。
采訪西部某縣駐京機構主任陳敏的時候，他接到公安部門的電話，要他一小時之內去接人。另一位原本答應與記者麵談的縣級駐京聯絡站主任臨時接到任務，有10多個上訪人員已經到京，但在北京西客站沒找到，他隻好推掉記者的采訪到敏感地點去蹲守。
陳敏很坦率，他說自己“並不看好這次撤銷縣一級駐京機構的做法”。他的道理很簡單，“發文的隻是國管局和監察部，政法係統這麽重要的部門都沒有參與進來，可見這個文件是多麽的淺表。”
也有觀點認為，撤駐京辦主要是對民意的一次回應。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一位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撤駐京辦不在於真的能解決腐敗或者其他問題，也不是不知道這個機構能發揮的作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聲譽太臭，到了需要給老百姓一個說法的時候了。”
一位在京參加老鄉慰問會的東部某縣常務副縣長翁耀強(化名)表示，“駐京辦由於工作的特殊，腐敗問題可能會有，但不能因噎廢食，縣級政府承擔著民生工程的大部分工作，但參與中央決策的能力非常微弱。”
北京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教授薑明安針對“跑部錢進”帶來的腐敗問題提出建議，“增加公眾對基層政府的製約，應該逐步啟動縣長這個層麵的直選，並可以考慮將直選推進到市一級。”
“駐京辦代言很重要”
吳禮典屬於駐京機構負責人中的另類，和其他駐京機構人員躲著媒體或者不願具名不同，他爽快地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采訪，“這個機構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麽壞，沒必要躲著媒體。”
吳禮典的身份是浙江瑞安市駐京辦主任，擔任這個職務多年。瑞安屬溫州下轄的縣級市，被認為是“溫州模式”的重要發祥地。
據吳禮典統計，1994年設置駐京辦的瑞安，在全國範圍來說也是最早設立駐京辦的縣之一，同屬溫州的樂清市到了1997年才設置駐京辦。
“那個時候並沒有接訪一說，因此，把維穩工作當成縣級駐京辦的全部，這是不對的，”吳禮典說，瑞安駐京辦的設置，主要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1999年溫台高速建設的時候，按照當時的規定，地級市進出口隻有一個。但具體到我們瑞安，經濟發展比較好，一個鄉鎮的財政收入就有幾個億，對交通的需求很大，離高速公路出口太遠，投資者就不樂意。”吳禮典說，當時的一個做法就是“跑部”，主動和交通部溝通，說明當地的實際情況和需要。
“事實證明溝通很有價值，交通部對這條高速公路的進出口設置做了靈活處理。中央作規劃的時候一盤棋，但對地方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這就需要有個渠道和中央溝通，能說這不重要嗎？”吳禮典反問記者。
吳禮典認為，“離北京這麽遠，有一個駐京辦為縣級政府代言很重要。如果每件事都要書記、市長來辦，費用貴、浪費時間不說，從行政效率上來看也太低了。”
這個觀點也得到不在此次裁撤範圍之內的某些地市級駐京辦負責人的認同。西南某市駐京辦陳主任告訴記者，自己所負責的駐京辦隻有4個人，主要考慮的是市裏的大事，很少能有精力來考慮縣一級的問題。
這位主任坦率地表示，“從行政級別上來看，縣領導和市駐京辦平級，很難讓市駐京辦認同他們的思路或者說指揮市駐京辦推動一些工作。另外，他們都是正處級，是升遷競爭對手，就算能為縣級政府做一些事，很多市駐京辦也可能不會幫自己的競爭對手。”
一位經濟較發達的縣駐京辦主任表示，“駐京辦被批評跑部錢進，這個結論很武斷。在我看來，這一方麵表明地方利益或者地方所期待的利益得不到平衡的照顧；另一方麵表明地方有了主體意識，主動參與或者希望影響中央的決策。”該主任認為，基層設駐京辦，表明其作為獨立的一級政府自身利益訴求的覺醒，而不再僅僅是作為省或者市的下設機構而存在。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獲知，近年來，中央加大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各地均有機會獲得民生、環保、教育諸領域的財政撥款或者國債支持。
湖南省某縣“新增中央投資項目進展情況”2009年報告顯示，該縣“大力爭取國家支持，共爭取新增中央投資四批219個項目，項目總投資42598.1萬元，其中中央投資14463.75萬元。”獲得中央支持力度超過總投資金額的三分之一。
在陝西省某縣的政府網站上，記者亦看到，該縣2009年在垃圾衛生填埋廠、汙水處理工程、農村安全飲水幾個項目就獲得中央財政支持逾兩千萬。
上述駐京辦主任反問記者，“你以為這些項目不去溝通，不去爭取就能獲得？那不是天上掉餡餅嗎？”他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不能改變這種轉移支付的方式，就不要輕易去改變地方獲得支持的方式，否則反而會削弱地方的發展能力。”
針對駐京辦的“跑部錢進”現象，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提出的建議是，“中央一級做通盤的考慮，並負責監督，但不去決定具體投給誰多少錢。把這個權力下放到省裏去，由省一級政府針對規劃提出具體的、可行的方案。省一級對下麵的情況就熟悉多了，省裏來決定如何分配，相應能考慮到縣一級的利益，就相對要公平些。”
盡管張千帆擔心此舉會導致駐京辦變成駐省會辦，但都擠在北京的情況就會改觀不少。近三年來，張千帆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就是中央與地方關係，他認為，“此次對駐京辦的裁撤，應轉變為對傳統治理模式的調整，通過權力下放來實現。”
曖昧的生死大限
無論如何，中央關於撤銷一部分駐京機構的文件已經公開發布，半年大限也在一天天減少。
郭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還沒有得到縣裏的意見，而最新接到的指示是，縣裏準備新建火車站多年，一直無法立項，希望郭進到有關部門跑一跑，看能否往前推進一步。
吳禮典顯然很看好縣級駐京辦的存在，對於是否撤銷，他也表示未接到通知。但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94年瑞安駐京辦成立，是經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批準的。這說明，我們這個駐京辦的設立是得到認同的。”
耐人尋味的是，過去四年飽受詬病的駐京辦，在此次裁撤中命運不一。國管局負責人1月28日的答記者問給地市級以上的駐京機構吃了定心丸，同時給縣級駐京辦下達了“死亡通知單”。
1月30日，南方某省駐京辦召集轄區內各地級市駐京辦負責人開會，“會議的精神主要有兩點，一是市一級的駐京辦保留很有必要，將根據新的文件向省裏麵申請繼續保留；二是與會人員一致認為，縣級駐京機構不應該再保留，撤銷之舉大快人心。”出席會議的某市駐京辦主任尤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接近駐京辦的人士分析認為，“‘同室操戈’表明即使同是駐京辦，由於服務的主體不同，仍然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縣一級的被撤銷，那省市級的駐京辦發言權無疑會更大，機構少了，魚龍混雜的情形將有所改觀，受到的指責會相應減少。”
張千帆認為，在目前央地權力格局下，地方各級政府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駐京辦，要撤也是撤下級駐京辦。“這說明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級之間還缺乏默契。解決駐京辦問題的關鍵在於重構央地關係、明確各級事權並保證政府法治。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不應該隻是一種命令和服從的關係，各自都應該在自己的法律權限內運行。”
有觀點揣測，眾多各顯神通的駐京機構使得腐敗現象加劇，正常的行政權力被“潛規則”化解。這種觀點認為，近年來數量與能力膨脹的駐京機構一方麵表明了中央集權能力的加強，同時又對中央權威構成了挑戰。而中央此次裁撤眾多縣級駐京機構，本身可能是強化中央權威的一個舉措。
值得關注的是，從1月24日的高調宣稱裁撤駐京辦，到28日國管局答記者問中關於“駐京辦助首都維穩部分保留”的表態，期間的變化令人玩味。
私下裏，翁耀強對記者表示，“裁撤以縣級為主的駐京機構，是一場不對等的利益博弈，縣級政府無論如何是沒有能力去討價還價的，如果必須要撤掉的話，成立地方駐京商會或者老鄉會，由他們為家鄉的發展去做一些工作，也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李平斷言此次撤銷行動難以奏效，他接到的最新指示仍是全力做好維穩和接訪工作，防止因為駐京機構裁撤的消息導致春節前信訪人員增多。李平認為，可能的結果有兩種，“要麽是基層政府頂著被查的壓力，讓這個機構以其他形式繼續存在；要麽是政法部門再來一個文件，允許基層政府設立區別於駐京辦概念的維穩工作站。”
1月29日，在國管局負責人答記者問的第二天，全國信訪局長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在會上指出，“充分發揮基層組織和社會各界化解信訪問題的作用，使大量的矛盾問題及時得到了有效化解和解決，維護了群眾的合法權益，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
一位對維穩工作較為熟悉的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撤銷縣級駐京機構將陷入原來意圖的反腐敗與加強信訪工作的衝突之中。
而在記者致電北京周邊一位縣委書記時，他表示，目前撤銷駐京工作站還未列入議事日程，布局年後兩會的維穩工作仍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