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也未能跳過中美關係的傳統“怪圈”，即在美國新總統上任後，中美關係便出現先抑後揚的過程。
光明網刊載署名南之默的文章，評述對台軍售問題，全文如下：
自從美國奧巴馬政府宣布對台軍售以來，美台軍售案所引起的中美關係的波動，不可謂不小。尤其是在中國方麵，從政府到民間，無不充斥著各種反擊報複美國對台軍售的種種的措施與方法。美國對台售武的行為，自中美建交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中美關係的發展。而且，近年來隨著中美關係的日益緊密與快速發展，美台軍售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日益成為製約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戰略困境。
當然，這種戰略困境的形成，有其曆史的成因。在冷戰背景之下，基於中美兩國共同對抗蘇聯的現實需要，也基於中國的國家安全考慮，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了重大戰略妥協，即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中美建交後，又與中國簽署了“八一七公 報”。但是，蘇聯解體後，美國失去了敵人，卻由於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開始把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潛在對手之一，開始用台灣問題拿捏中國，用對台軍售困擾中國、製約中國。中國出於維護中美關係大局的善良願望出發，加之綜合國力與美國相差較大，反製手段有限，因此，對美國采取了忍讓的態度。但美國卻得寸進尺，不時拿美台軍售來製造事端。而其目的，顯然在於製約中國的崛起，或是在中美博弈中，製造有利於美國的國際環境。
因此，如何解決中國在中美關係中麵臨的這一戰略困境，顯然是中國崛起與統一之路上所不可避免需要予以解決的重要課題。但就現實而言，中國在中美關係中所麵臨的戰略困境，又豈止隻是美國對台售武這一項。人權與民主問題、達賴喇嘛問題，也是中國中不可忽視的戰略困境。這些戰略困境，往往成為中國“主權外交”的軟肋，成為美國製約中國崛起的“七寸”。
中美關係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之所以會出現麵臨如此的戰略困境，從根本上講，這是與中美關係當前的特點分不開的。中美兩國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經貿聯係緊密；但在政治、戰略上卻又是相互競爭，相互衝突，尤其是在亞洲地區，更是中美兩國在戰略上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集中地。此外，美國一方麵又希望將中國納入其所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中，表示樂見中國崛起對國際社會所作出的貢獻；但另一方麵，美國卻又處心積慮，想方設法地對中國崛起進行遏製，害怕中國的崛起對現有國際秩序造成巨大的衝擊與破壞。與此同時，中國自身的力量善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其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美國這樣一種矛盾的心態，反映了現時下中美兩國力量的此長彼消，對美國所造成的衝擊。就過去的一年而言，這樣的一種變化，已經愈發地清晰可見。無論是在全球經濟問題上或是氣候問題，無論是中國國內的經濟宏觀調控受到外國的普遍關注，或是中國海軍在索馬裏海域護航獲護航主導權，無不表明當前中國力量的崛起以及中國影響力的擴張。
而相形之下，美國在全球事務上的主導力量，卻日漸衰落。事實上，從最近奧巴馬總統在國會上發表的國情谘文中表明美國“不做第二”，到美國國防部最新一期《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宣布摒棄“同時打贏兩場戰爭”戰略，就已經表明著美國力量主導全球事務的下降這一事實。
此外，由於中國崛起對亞洲所形成的政治、經濟效應的不斷顯現，對美國而言，無異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比如日本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以及在外交上“回歸亞洲”的戰略性調整，東盟國家與中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在經貿上聯係更為緊密等。
但顯然，這與美國保持其在亞洲的存在與影響力，甚至主導性的戰略目標而言，明顯是存在衝突的。因而，在美國經濟開始複蘇的情況之下，奧巴馬總統自然而然地希望對中國的崛起進行某種遏製，以保證美國在亞洲的利益。
所以，基於中美兩國關係當前的特點，以及中美兩國實力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國在中美關係上所麵臨的這些戰略困境，必然將繼續存在，而且具備長期性。因此，如何避免這些問題成為美國製約中國崛起的手段，避免成為中國主權外交的“軟肋”，顯然，根本途徑是如何通過增強自身的綜合國力，縮小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以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在這其中，增加自身的綜合國力，既包括從經濟、軍事上的“顯提升”，亦需要從政治改革到社會建設等“隱形力量”的“潛提升”。這對於當前的中國而言，其挑戰度不言而喻。這也必將是中國在現代化的進行程中，所必然需要不斷思考與努力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