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民主在中國的成與敗 zt

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都是西方的舶來品。相對而言，西方民主進入中國更早。不僅其理論引起中國政治精英的關注，甚至在製度上兩度進行嚐試。一是帶有君主立憲色彩的戊戌變法，也包括清末新政。一是美國共和模式的中華民國。馬克思主義則不同。其真正在中國產生影響則是蘇聯的十月革命之後。然而，曆史卻是如此的令人吊詭，最終是馬克思主義在和包括了西方民主在內的各種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脫穎而出，把中國革命帶向一個新的階段，也終於實現了自1840年以來整個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獨立和主權完整。何以同是來自西方，一個在中國走向勝利，一個盡管有先發優勢，卻仍然歸於失敗？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但在當時的中國依然是小農經濟，中國的資本主義剛剛起步，無產階級相當薄弱，並不具備這種條件，何以曆史仍然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回顧曆史，其深層原因依然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現在普遍的解讀是，由於救亡圖存的緊迫性，致使曆史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同時西方正處於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的低潮期，與蘇聯社會主義的欣欣向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錯，外因十分重要，但卻並不是決定性的原因。我們還是需要從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本身尋找真正的答案。

根據中國當代最傑出的哲學家李澤厚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有兩大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論，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論包括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革命策略則包括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在李澤厚看來，唯物史觀是核心，即生產工具、生產力、科技是人類社會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最終基礎。這是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何以在中國成功的前提。我們需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麽原因竟然令有著自己長久傳統和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接受如此現代、新穎和西化的理論。

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前，進化論已經普遍被中國的知識群體所接受。這和中國儒家傳統的“經世致用”實用理性有關。更何況對於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來說，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變人的理論。包括魯迅、李大釗、陳獨秀在內的知識精英都是先接受了進化論，再轉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進化論迅速的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有兩個原因。一是唯物史觀更具體的解釋了人類曆史，而不僅僅是一種相對簡單的生存競爭和生物進化。它有更強大的理性說服力。而且這種曆史觀與強調曆史、富有曆史情感的中國文化傳統相共鳴。二是中國有著極為悠久和濃鬱的烏托邦傳統。儒家“治國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直至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脈相承。甚至不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學都有自己未來的理想國和極樂世界。而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產主義的描述，與中國這個傳統一拍即合。三是中國傳統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義。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剝削的否定，對處於低層的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同情。從而具有極強的道德色彩。最後，馬克思主義有著十分鮮明的實踐色彩，特別是強調階段鬥爭和暴力革命這一具體手段和途徑，也符合中國當時救亡圖存政治環境的需要。更何況儒家本來重視實踐而不是象西方一樣的抽象思辨。

可以說思想傳統、情感傾向和心理結構上的認同、重合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群體普遍接受的內因。從而迅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從而將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高度的凝聚起來，掀起了一場浩大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的意義在中國的曆史上實在非比尋常，比如（地主和資本階層的消失）帶來的社會平等、婦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等。這種能量也體現在建國之初百廢待興一刻，卻能在境外和當時最強大的美國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來中國積弱不振的國際形象。

然而西方的民主在中國卻是走了一條先揚後棄的道路。西方的民主之所以能夠在清末和民國被接受，還是源於中國的實用理性。西方列強英、美、法等國的製度以及日本效仿西方迅速崛起的實例，都使得中國上下認為隻有立憲或共和才能救中國。但是所謂成也簫和敗也簫和，中華民國的失敗也使得擁有實用理性傳統的知識分子迅速將它拋棄掉。無論是袁世凱的複辟、還是在現實麵前提出“軍政、訓政、憲政”的孫中山、還是學者章太炎提出的“民國亡國論”都以不同的方式將之拋棄。

西方民主在中國的失敗有很多原因，比如實行條件的苛刻。要實行議會製民主，首先要進行人口普查，以確定各省的名額。然而，中國第一次實現人口普查是1953年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事情。在清末和民國舉行的幾次選舉，都是估計出來的人數，基礎就存在先天的不足。其次，實行民主就要成立政黨，這和中國“君子不黨”的政治傳統相背離。更為重要的時，這種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土壤。在中國的傳統上，權力如果處於固定歸屬狀態，則社會處於穩定和發展狀態。一旦權力歸屬不明確，則群雄逐鹿，戰爭四起，血流成河。所以在中國實行競爭性政黨政治帶來的就隻能是宋教仁的悲劇、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軍閥的混戰。

西方民主另一個與中國傳統的背離之處是缺乏道德感。正如章太炎所說：過去改朝換代，奸臣盡戮。但在中華民國時代，舊官僚投機分子悉數留任，而能夠進入議院者多是各地豪強，道德低下、人格墮落、醉心名利、趨炎附勢、佞媚諂偽、貪汙腐化而胡作非為。故章太炎斥之為：“故議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這隻不過是“財主地棍土豪”的民主，對於人民而言，又增加了一批壓迫者而已。然而這確實是當時中國的現實。沒有道德感的民主自然無法和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高度強調集體、無私、奉獻、廉潔、團結的中共相比。

西方民主的失敗，簡而言之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和中國的傳統背離。二是它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成功的原因。可以說沒有足夠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思想基礎，任何變革都隻能以代價極其慘重的失敗而告終。當然，1949年後一直到1978年，中國走向一條靠強調意識形態、強調主觀能動性的發展道路，實是偏離了馬克思唯物論，特別是生產工具、生產力、科技是人類社會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最終基礎。中國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提出“科學是第一生產力”不妨看作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複歸。當然中國這三十年的成功，是現今任何理論所無法涵蓋和解釋的。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詞匯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中國顯然正在開創出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