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看到國家統計局前不久發布的一個報告，我才有了一點發言的欲望。這個新聞透露的是個喜訊，標題叫“我國已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我揉揉眼睛，說的果然是我國在2008年底終於從長期的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了“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行列。這確實是一個好消息，但顯然和“頭等強國”的夢想還很遙遠。
報告中另外兩個數據，卻又似乎顯示出一些“頭等強國”的氣派。一個是2008年的財政收入有6.13萬億元，60年間增長985倍；另一個是外匯儲備60年增長了近14000倍。財政收入也就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中還有一大筆非財政收入，數量也與財政收入不相上下。一個政府收入和外匯儲備有如此天量增幅的國家，難道還不算“頭等強國”嗎？當然不算，因為還有另外的數據製約著，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60年間僅增長了18.5倍（98600%÷1950%=51，就是說這60年裏政府收入的增長率至少比群眾收入的增長率高5100%、5100個百分點，或者說“快51倍”。——樓主批注），而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還不到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
比較這兩組數據，說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頭等強大的政府，大致是沒錯的。這個政府，可能比年年巨額財政赤字的美國政府都要強大，但頭等強大的政府，並不意味著背後就能成長出一個“頭等強國”。近幾十年來，有句口號一直很流行，叫“國富才能民強”，大家天然認同這個邏輯，很少有人辨析。然而，細究當下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可能都與這個邏輯有關。
國富民強這個概念，最早出自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國強，眾安道泰”。從“民富國強”到“國富民強”，雖然隻是顛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與邏輯關係完全不同。漢語的模糊性，使一個中國古代的常識性理念，就這麽悄悄地被改頭換麵了。
財富如何在國與民之間分配，是一個古老的政治問題。從春秋之後，民富才能國強就成了政治家治國的一個常識。管仲曾說：“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論語》有子對哀公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荀子還對國富民弱這種狀況做過結論：“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國蹶”，意思是這種國家是要潰敗的。到北宋，王安石明確指出兩者的邏輯關係：“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也。”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18世紀也曾問道：“國家是先以民眾貧困作代價而使自己變富呢？還是讓國民先富起來再實現自己的富裕？”結論是：“隻有個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動國家的富強。”
人們常言康乾盛世，豈不知“家天下”的康熙和乾隆在如何“藏富於民”上也動足了腦筋。有學者作過統計，康熙在位的62年間，不同程度地減免過天下的租賦有500多次，折合白銀達1.5億兩，相當於當時4年多的全年財政收入。而乾隆更厲害，曾先後5次免除過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執政期間免除的賦銀超過3億兩。據黃仁宇計算，康乾時代的個人稅賦隻有當時英國個人稅賦的三十分之一，可見盛世之名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舉這些例子，隻是想說“民富才能國強”曾是一個多麽簡單的政治倫理，今天卻被各種花裏胡哨的政治思想，搞得含混不清。為何把財富集中在政府手中，無法成為“頭等強國”，反而充滿了社會危機呢？戰國時代的尉繚子很早就指出：“亡國富倉府，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國就把財富集中到政府的庫房中，因為政府能控製的財富越多，各種腐敗行為會愈多，社會矛盾便越激烈，貧富分化也會越厲害，社會秩序反而處在了一觸即發的禍患之中。比如曾輝煌一時的秦與隋朝都是這樣，雖留下了萬裏長城、大運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潰於一時（蘇聯也是這樣崩潰的，蘇聯曾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兩個強國中的一個，蘇聯政府在搞軍事和搞“國際政治”、對外稱霸上很有錢，但在搞民生上很拮據、很吝嗇，蘇聯群眾的生活水平很低，食品和生活用品都很匱乏。——樓主評論）。如果國家的強大不是以民眾的富裕為基礎，兩者不是一個共同體，民眾不僅會對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對其衰敗更是無動於衷，因為與民眾無關，甚至盼望這樣的政府衰亡得越快越好。如此一來，民眾對政府的離心力，也會加速社會的崩潰。
報告中另外兩個數據，卻又似乎顯示出一些“頭等強國”的氣派。一個是2008年的財政收入有6.13萬億元，60年間增長985倍；另一個是外匯儲備60年增長了近14000倍。財政收入也就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中還有一大筆非財政收入，數量也與財政收入不相上下。一個政府收入和外匯儲備有如此天量增幅的國家，難道還不算“頭等強國”嗎？當然不算，因為還有另外的數據製約著，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60年間僅增長了18.5倍（98600%÷1950%=51，就是說這60年裏政府收入的增長率至少比群眾收入的增長率高5100%、5100個百分點，或者說“快51倍”。——樓主批注），而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還不到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
比較這兩組數據，說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頭等強大的政府，大致是沒錯的。這個政府，可能比年年巨額財政赤字的美國政府都要強大，但頭等強大的政府，並不意味著背後就能成長出一個“頭等強國”。近幾十年來，有句口號一直很流行，叫“國富才能民強”，大家天然認同這個邏輯，很少有人辨析。然而，細究當下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可能都與這個邏輯有關。
國富民強這個概念，最早出自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國強，眾安道泰”。從“民富國強”到“國富民強”，雖然隻是顛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與邏輯關係完全不同。漢語的模糊性，使一個中國古代的常識性理念，就這麽悄悄地被改頭換麵了。
財富如何在國與民之間分配，是一個古老的政治問題。從春秋之後，民富才能國強就成了政治家治國的一個常識。管仲曾說：“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論語》有子對哀公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荀子還對國富民弱這種狀況做過結論：“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國蹶”，意思是這種國家是要潰敗的。到北宋，王安石明確指出兩者的邏輯關係：“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也。”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18世紀也曾問道：“國家是先以民眾貧困作代價而使自己變富呢？還是讓國民先富起來再實現自己的富裕？”結論是：“隻有個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動國家的富強。”
人們常言康乾盛世，豈不知“家天下”的康熙和乾隆在如何“藏富於民”上也動足了腦筋。有學者作過統計，康熙在位的62年間，不同程度地減免過天下的租賦有500多次，折合白銀達1.5億兩，相當於當時4年多的全年財政收入。而乾隆更厲害，曾先後5次免除過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執政期間免除的賦銀超過3億兩。據黃仁宇計算，康乾時代的個人稅賦隻有當時英國個人稅賦的三十分之一，可見盛世之名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舉這些例子，隻是想說“民富才能國強”曾是一個多麽簡單的政治倫理，今天卻被各種花裏胡哨的政治思想，搞得含混不清。為何把財富集中在政府手中，無法成為“頭等強國”，反而充滿了社會危機呢？戰國時代的尉繚子很早就指出：“亡國富倉府，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國就把財富集中到政府的庫房中，因為政府能控製的財富越多，各種腐敗行為會愈多，社會矛盾便越激烈，貧富分化也會越厲害，社會秩序反而處在了一觸即發的禍患之中。比如曾輝煌一時的秦與隋朝都是這樣，雖留下了萬裏長城、大運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潰於一時（蘇聯也是這樣崩潰的，蘇聯曾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兩個強國中的一個，蘇聯政府在搞軍事和搞“國際政治”、對外稱霸上很有錢，但在搞民生上很拮據、很吝嗇，蘇聯群眾的生活水平很低，食品和生活用品都很匱乏。——樓主評論）。如果國家的強大不是以民眾的富裕為基礎，兩者不是一個共同體，民眾不僅會對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對其衰敗更是無動於衷，因為與民眾無關，甚至盼望這樣的政府衰亡得越快越好。如此一來，民眾對政府的離心力，也會加速社會的崩潰。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