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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農家無力供養兩個孩子讀書，隻能“抓鬮上學”。圖中躺在床上的是"落選"的姐姐
■ 編者按：在甘肅會寧同時發生著兩件事：大量農村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長期舉債供養學生的農村家庭血本無歸，“因教返貧”屢見不鮮；農村代課教師麵臨最後的清退，他們在講台上站了大半輩子，轉瞬生計無著。
在會寧，教育曾是絕大多數農村家庭改變自身命運的惟一通道，也是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立縣之本”。在中央財政對於西部教育長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會寧人對“讀書脫貧”寄予著賭博式的希望，如今卻發現“教育立縣”已遭遇“教育破產”。
會寧的過去與現在正是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教育困局的典型縮影。我們將目光投向這裏因教育破產的農村家庭與被清退的代課教師，記錄他們曾經的希望和如今的掙紮，並寄望以全社會的關注為此吊詭困局求解。
63歲的王清源人生最後一場賭局正在走向破滅——小兒子王卓大學畢業半年仍瀕臨失業，銀行不斷打來催款電話，並不留情麵地將後者列入信用黑名單。
這意味著，這個位於甘肅會寧破敗的農家，用漫長的時光和6萬多元債務，僅換來“出了3個大學生”的虛名和節節攀升的赤字。“啥時才是個頭啊？”2009年1月12日，一場大雪過後，王清源在已成危房的家中枯坐，感歎命運無常。
王是目前中國為數眾多“因教返貧”的西部家庭中的一員。在其所在的甘肅——中國西部最貧窮的省份之一，一項農業部門的抽樣調查表明：該省重新返回貧困線以下的農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貧的占50％。
這對崇尚讀書立命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新悖論。尤其在廣袤而落後的西部，科舉取士和尊儒重教傳統因閉塞而保存，又因貧窮而興盛。長期以來，教育被壓以重注，成為改變寒門命運的出路和調節貧富懸殊的杠杆。
然而，新千年以降，以大學擴招為主要標誌的教育產業化所催生的高學費和低就業，像兩隻無形的大手，夾擊著原已堅硬狹窄的農門。危機在2009年爆發，“84 萬應屆畢業高中生退出高考”導致中國1977年恢複高考以來考生總量首次出現下降，這場波及國內多數省市的“棄考風潮”被教育界稱為中國高考的“拐點”。
由此凸顯的農村教育之痛讓“知識神話”褪色，並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西部農村家庭重陷赤貧的夢魘。
典型的會寧縣陪讀村出租屋。在會寧，這樣的陪讀出租屋有近萬間圖/CFP
一個西部窮縣的教育樣本
從西北工業重鎮蘭州出發，平定高速和312國道如刀刻般陷入貧瘠的隴東高原，跨越黃河天險，打通溝壑山河和八百裏秦川。這裏曾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如今繁華散盡，黃土覆蓋表裏萬物。
會寧縣就坐落在國道東段的群山中，人口僅56萬，當年因紅軍三大主力在此會師而彪炳史冊。
農民王清源的家就坐落在這座特困縣西北的一處山溝裏，殘破得搖搖欲墜——牆壁像裂柿子般觸目，灶房屋簷老往鍋裏掉土，一孔土窯剝落得麵目全非。如果不是一隻黑驢在牆外嗷嗷大叫，這裏將毫無生氣。
王清源坐在昏暗的裏屋抽旱煙，奄奄一息的炭火連熱一杯“罐罐茶”（當地民間一種特有飲品）都困難。雖然饑腸轆轆，但幹癟的麵餅和籽瓜讓他無心下咽——常年歉收的土地和日益衰退的健康如緊箍咒般讓他難過。
但在大部分外人看來，他應該又是光榮的——他是三個大學生的父親。“很意外？”王清源吧嗒著旱煙向來訪者比劃，“在這裏，不出大學生的才值得奇怪。”
王清源所在的漢家岔鄉是會寧最窮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時也是有名的“博士鄉”，家家戶戶都出過大學生，還有留洋教授。傳奇在這裏層出不窮——一個僅有十來戶的深山小村出過4個博士；一個尋常老農，把10個孫子中的9個送進了大學校門；距此不遠的柴家門鄉一戶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後。
驚人的大學生出產率讓會寧教育擁有與“貧窮”不相伯仲的顯赫名聲。恢複高考32年來，這裏共培養出6萬多名大學生（幾乎相當其整個城區人口數量），此外，三千多名碩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會寧成為與江蘇如東、湖北黃岡並駕齊驅的中國基礎教育的“三輛馬車”。
“讀書經世”在會寧早有傳統。王清源的幼年時代是在長輩們“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的叮囑中度過的。“會寧自古不經商。”王說。
這樣古風洋溢的人生信條得益於這裏封閉落後的自然環境和遠離戰亂的曆史。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和缺少外來衝突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耕讀文化，崇文傳統興盛，科舉傳統得以延續和浸染。僅明清兩代，會寧就出過20名進士和113名舉人。就連沒讀過書的農民看到有字的紙條都撿起放好，以免玷汙聖賢。“文革”期間，“苦甲天下”的會寧成了知青下放的熱門地點，三百多名來自北京、天津的大學教授和學生把這裏匯聚成一個學術高地。“會寧人把他們請到學校，而非牛棚。”會寧縣教育局副局長張貴榮說，“他們帶來山外的世界和現代文明，延續了會寧的教育血脈。”時至今日，一個老教育工作者仍記得他的知青老師在貧瘠的田野上拉小提琴時給他帶來的感動。
逆勢上揚的會寧教育在1977年恢複高考後得到回報。此時期走出農門的甘肅首個自主培養的工學博士、力學專家王銀邦，生物學雙博士王鐵邦以及北大地理學教授柴彥威等會寧學子，都成為閃耀的學術明星。直至1990年代末，不同鄉鎮的會寧人自我介紹時，還會用老家當地出過的著名學者來作注腳，並引以為豪。“會寧人就喜歡說兩個事。”王清源說，“一是什麽時候下雨，二是誰家孩子考上大學。”
而洶湧的民間熱情也不斷提示地方執政者——在缺礦、缺水甚至缺風的會寧，教育成為最可控和最有作為的領域。在財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個鄉鎮的會寧，每年50％以上的財政支出義無反顧地用於校舍建設和支付龐大的教職工隊伍開銷，甚至不惜舉債。
2002年到2005年會寧曾掀起投資教育的曆史高潮。四年間，全縣通過籌措、貸款甚至幹部職工捐資，共投入教育建設經費已近2億元。這相當於維持一所重點高校運轉的費用，以及當地十多年的財政收入。
截止到2005年11月，國家審計署駐蘭州特派辦審計表明，會寧基礎教育已累計負債6600萬元，這個數字僅過3年又躥升至1億，需要全縣不吃不喝還上5年。
押寶般的行政傾斜讓教育部門成為當地絕對的強勢群體，甚至擁有獨立的人事選拔權。2002年至2004年，會寧在其他行政事業單位一人未增的前提下，唯獨在教育上增加了1769人。昂貴的教育消耗擠占了其他領域的發展血液，導致這裏工農業長期停滯不前，幾成雞肋。“我們沒有選擇。”一位教育官員說，“除了教育，這裏沒有出路。”
中央財政對西部農村教育長期投入不足圖/任世琛
狹窄的農門
頭寨子鄉與王清源的漢家岔鄉接壤，交通卻更為閉塞。很多村子尚未通車，例如武誌霞所在的亂莊村——從這裏到最近的公路，首先要步行翻過兩座大山。
村子38戶人家散布在一條狹長的溝穀裏，連年幹旱讓這裏的地表植物僅剩下幾棵光禿禿的楊樹和榆樹。但樂觀的人們仍養起家禽，建起院子並畫上漂亮的圖案。
生存是用高額代價換來的。現在的亂莊是一個由小孩、老人和孤獨的婦女組成的村子。幾乎所有的一家之主都在外打工，他們用勞力換來廉價的報酬，滋潤著行將枯竭的家園。
武誌霞的家裏現在隻剩下兩個老人，他們守著幾畝瘦田和數十棵奄奄一息的楊樹度日。“這裏沒有事情可做。”武誌霞的公公劉登芳說，“除了等死，待在這裏將毫無意義。”
大約4年前，38歲的武誌霞帶著兩個孩子從這裏走出去，住進縣城北部一處狹窄破舊的出租房，一邊打工一邊供孩子讀書。
這個遊離在會寧縣城的特殊群體被叫作“陪讀家長”。他們形成於上世紀90年代，並在2004年前後漸成氣候。據當地教育局統計，已有近1萬名陪讀家長聚集在會寧縣城，在各個中學周圍形成方圓1公裏的“陪讀村”。
武誌霞和女兒劉永玲租的“家”隻有6平方米，一張床占去了絕大部分空間，牆壁被熏得發黑。1月8日晚上，武誌霞在這個鬥室裏整理女兒的複習資料。她沒讀過一天書，暫時還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她移動這些書本時，小心得像對待易碎品。
2008年，武誌霞的人生事業已經完成一半——兒子劉永偉考上大學。但高昂的學費馬上讓她負債累累。“再苦都要供。”武說，“被逼上梁山了。”
這基本也是萬名陪讀家長共同信奉的邏輯。他們辛苦而卑微地遊離在城市邊緣，目的隻有一個——供孩子上學。大多家庭靠打工或家裏寄錢度日，還有一些甚至還要通過撿垃圾來維持生計。曾有一位母親，靠乞討米麵送到學校給孩子吃，硬把孩子送進了大學。
“作為母親，這是我們生存的動力。”陪讀家長成粉英說。
這些聚生在城市貧民區的陪讀群體催生了周邊完善的消費鏈和配套設施，它們就像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連接希望與現實的兩端。在這裏，陪讀家長們團結，照應，甚至同病相憐。學校是共同的指揮棒，讓家長和孩子鍾擺式地往返其中並遙控著他們的喜怒哀樂。
武誌霞和院子裏其他5個女人共同打點這個簡陋的落腳點。閑時就聚在一起說說老家，還做些針線活。孩子自然是焦點話題，貼在牆上的獎狀則是最榮耀的戰利品。
這裏的家家戶戶幾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債供學。武誌霞的鄰居成粉瑞正拖著3萬元債務，正在上高一的女兒和患肺病的丈夫讓她不堪重負。
“娃娃上大學，這個家苦一陣，但不上大學，整個家就苦一世。”成說。
西部農村孩子出路之窄曾被編成一則流行一時的笑談，放羊娃向記者描述他的人生理想：放羊——掙錢——娶媳婦——生娃——放羊。這常常被視作一種農民式的愚昧，但對大多數西部農村孩子來說，這又是一個與生俱來又不得不麵對的現實。
武誌霞的丈夫劉風雄當年正是為了打破這種命運詛咒而離鄉別井的。隻有初中學曆的他自1980年代就外出打工，跟一支工程隊修路。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飯，基本用來醫治母親日益嚴重的白內障。
毀滅性的打擊降臨在2005年。那年臘月，回家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車墜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淵的還有這個脆弱的家庭，困頓接踵而至，兩個孩子曾多次因情緒受創和營養不良暈倒在教室。
武誌霞把丈夫的悲劇大部分歸結為貧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學，”武說，“娃娃的未來隻是農民和農民工的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