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貪官孫善武:無奈的父權迷戀文化和虛無的寄托(圖)

　1月25日，河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洛陽市委書記孫善武應收受賄賂受910萬餘元被起訴。但在各大新聞網站的回帖和洛陽當地論壇中，卻賦予了孫善武另外一個稱號——“好貪官”。甚至有人留下”曆史的天空閃爍幾顆星，是非曲直留給老百姓去說”這樣的文字。“好貪官”是當前中國的一個特殊產物，那麽他背後的政治邏輯是什麽？

　　貪官的另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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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洛陽市委書記孫善武

　　鐵腕行政，酷愛現場辦公

　　三門峽市記者黎明說，三門峽建立交橋時，孫善武每天早上6點就來到橋梁工地上。三門峽全市67個鄉鎮，孫善武當書記時跑了個遍。擔任洛陽市委書記的孫善武作風強悍，酷愛現場辦公，人稱“自從來了孫善武，洛陽沒有市政府”。

　　擔任洛陽市委書記後，孫善武跟各區委書記、區長說的一句話是：“這條路你們能不能打開？能打開你們就打，不能打開就集體辭職，我找人來打！”由此得名為“孫善扒”。孫善武還提出“高樓要快建快批，矮樓舊樓要快拆快規劃，要早日實現洛河新區聳立一百幢高層建築的目標”。2007年，洛陽在“創衛活動” 中，法官上街撿煙頭、街道辦出錢收購蒼蠅、關閉沿街商業門店，引起人們議論紛紛呢，但“好貪官“之名還是毫不留情落在了孫善武的身上。

　　與百姓密切相關的市政改造成績斐然

　　孫善武到任洛陽後即大拆違章建築，半年大拆違章建築，改善了洛陽市區陳舊、擁堵的麵貌，打通了凱旋西路、王城大道，新建了森林公園，發展了洛浦公園，對於洛陽市民來說，這些變化是實實在在的。孫善武還主導了70多平方公裏洛南新區的建設，由於洛陽是北方少有的豐水城市，這片新區不僅現代化，而且生態很好，成為了洛陽人的驕傲，也幫孫善武收獲了市民的“擁戴”。

　　除了老百姓的觀感之外，孫善武當政的十五期間，洛陽經濟也確實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經濟總量在全國地級以上的城市中居第43位，是近三年來全國50強城市中唯一的公開年位次均有提升的城市。由此，洛陽鄭州誰更強的話題塵封已久，如今再度為人所津津樂道，洛陽人的自豪感也再度湧現。

　　好貪官的三個標準

　　貪官而能夠獲得一定的民眾口碑，其實並不始於孫善武。最早如沈陽市委書記慕綏新以及市長馬向東，其貪腐行為固然為人唾棄，但談及其主政期間的市政建設等政績，民眾也有所肯定。褒貶之中，既隱含在腐敗日趨嚴重的大背景下民眾的某種無奈，也折射出民眾對官員期待的重心所在。而這種民眾期待的形成，大致有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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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市市容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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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設施建設是好貪官的重要指標

　　城市競爭力是好貪官的重要使命

　　中國地方政府既是體製改革的主導者，又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本身就被民眾寄予厚望。改革開放以來，各地政府之間更處在相對競爭的態勢之中，在這種競爭態勢下，無論是招商引資，還是興辦項目，無一不處在與其他地方的競爭當中，地方主政者的作為和效率，往往決定了一方經濟發展的走向。不僅官員要麵對地方競爭的壓力，民眾也無時不在與其他地方相比較，這種官員和民眾之間的期待相耦合，既塑造了民眾對主政者的期待與評價，地區競爭也由此被部分經濟學家看作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之一。在這一背景下，主政者是否實幹，是否大刀闊斧，是否具有效率，成為民眾衡量當地主政者的首要標準。

　　基礎設施建設是好貪官的重要指標

　　進入到1990年代後期，中國進入到了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門檻。在這一階段，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了經濟發展的助推器。道路、橋梁、通訊、能源等基礎設施的配套、經濟開發區的建設，直接決定了該地區是否具備招商引資、興建項目的基礎條件，也直接決定了該地區民眾能否搭上中國高速發展的順風車。於上，是主政者的政績考量以及“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自我期許，於下，則是受到發展前景感召的民眾，越來越將改善自身經濟狀況的希望寄托到了主政者身上，並以此形成對主政者的評價。在這一階段中，當政者能否具有清晰的發展思路，抓住基礎設施這一核心命題推動經濟發展，不僅是上級考核的核心，也是民眾口碑的重要組成部分。

　　好貪官還必須是政治強人

　　既要在地區競爭中脫穎而出，又要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同時還要有效地提升百姓的生活質量，這看上去似乎是個很難實現的任務，然而，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不少敏銳的主政者即發現，通過對城市的整體改造，可以最大限度地同時滿足以上需求：迅猛的基礎建設和市政建設，本身就是塑造地區競爭優勢的重要環節，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還能給當地民眾的生活質量帶來立杆見影的改變。如果能夠抓住城市整體改造這一主線，雷厲風行，那麽，不僅能夠滿足上級的 GDP考核要求，也能滿足民眾對於經濟發展的渴望，以及改善生活質量的需求。綜觀這10多年來的改革風雲人物，幾乎如出一轍地以城市整體改造為主軸，其手筆之大，手段之強，也有如一人。

　　好貪官的產出機製

現實政治模式下民眾迷信父式權利

　　市政建設是民眾唯一能感知的標準

　　由於中國的地方政府隻能收入三成左右的稅收，卻要負擔七成左右的財政支出，在這種分稅製和中央集權的體製下，地方官員很難在與百姓切實相關的社保、醫療和教育等領域有切實的動作。而多年來，他們又總結出賣地經濟、經營城市等駕輕就熟的手段，所以，市政建設也成了中國百姓幾乎唯一可直接感知的亮點。而在官員貪腐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一個貪官隻要能被感知到亮點，就會被百姓所懷念，這隻能說是標準其實很低。

　　現實政治模式下民眾迷信父式權利

　　民眾將改善自身經濟狀態和生活質量的希望寄托給了雷厲風行的城市改造者，同時也就默認了主政者擁有巨大權力的合理性。上級出於GDP增速的考量與民眾對效率和實幹的追求，也同時默認了主政者獨斷專行的部分合理性。基礎設施建設和市政建設中牽涉利益眾多，矛盾紛紜，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幾乎所有的改革風雲人物都以鐵腕著稱，表現為決策群體的小圈子，決策程序的簡單封閉，以及決策執行更多地依賴於強製手段，從好的方麵說，這造就了令人矚目的各種“速度”和 “奇跡”，而從另一個方麵，除了製造出相當的社會矛盾之外，也在無形中放大了主政者不守約束的權力，“絕對的權力絕對地造就腐敗”，一些主政者因此而落馬，並不出人意料。

　　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了其他矛盾

　　隻要主政者能夠帶來足夠高的發展速度，以及相應而產生的各種經濟機會，民眾就會基本滿意。至於在這一過程中有部分收益被侵占，由於對民眾利益的損害相對間接，且被生活質量的實際改善所衝抵，這就造成了民眾對帶來城市麵貌迅速改善的主政者的某種“寬容”，這當然並不意味著民眾就此喪失了正義感和是非判斷，但確實反映出在舉國若狂的經濟追求中，民眾將經濟發展放在了更優先的位置。

　　好貪官是社會畸形的特有產物。一方麵，它反映了民眾對於官場腐敗的無奈；另一方麵，由於未能擺脫對強權的迷戀，大肆進行市政拆遷的官員不僅未獲抨擊，反而因能見度高而大獲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