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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莊代理律師高子程 資料圖片
重慶打黑審判發生的一係列事件，看上去是律師與公檢法的對抗，實際上，是所有涉案人員、機關與“不公正”的對抗
2010年1月18日，李莊正式提出上訴，要求改判其無罪。這一天是他上訴的最後期限。
這一天，和李莊一同為重慶“黑社會”辯護的律師朱明勇已經回到了北京。但他仍然沒有安全感，當初和李莊一同赴渝，如今同伴身陷囹圄，自己怎能全身而退？
聯想到1月5日，龔剛模涉黑案開庭。7天的審理中，控方屢屢將矛頭指向辯護律師。公訴人當庭稱，辯護人“一味喊口號”，“在網絡上傳辯護詞，隻想把自己炒火”，“毫無職業道德，是對樊奇杭極其殘忍的”。
作為樊奇杭的辯護律師，朱明勇當庭詢問樊奇杭是否還希望自己為其辯護，得到了當事人的支持。最後的辯護中，朱明勇特別對審判長說，“樊奇杭不是龔剛模，我不是李莊。”
而戲劇性的是，李莊案餘波未平，重慶法院態度卻更是陰晴難定。
1月18日，就在李莊上訴當天，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作出了打黑風暴中首個全案去黑判決。李治明等8人涉黑團夥案中，律師的“去黑”辯護得到法院采納。這令李治明的辯護律師李勇感到意外，“難以置信，庭審結束後，我們幾乎不抱任何希望。”
庭審，律師的罪與非罪
重慶涉黑案庭審現場，是一個律師的“信心考驗場”。
2009年12月30日，李莊案開庭，控辯雙方圍繞著“質證”爭執不下。
公訴人稱，“李莊編造龔剛模在羈押點被吊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的謊言，教唆龔剛模出庭做偽證。”
李莊則自辯說，“會見時，是龔剛模告訴他的細節，當時在鐵三坪臨時羈押點，有警察，還有兩個為他療傷的醫生。”
作為關鍵證人，李莊的當事人龔剛模、助理馬曉軍均未出庭質證。辯護律師認為，“龔剛模是否遭到刑訊逼供是此案的關鍵，龔案還沒有開庭審理，龔本人也不出庭質證，庭審如何進行？”
“刑訴規定證人有出庭義務。”北京律師夏霖解釋，“但根據最高院司法解釋，有4種情況證人可以不出庭，前3條是列舉，比如不是關鍵證人、有疾病等；第4條是一個兜底條款，有其他原因也可以不出庭。正是這個‘其他原因’，導致證人不出庭成為常態。”
因此，李莊案審理結束後，龔剛模是否遭到“刑訊逼供”的關鍵事實，還需要在另一起尚未開庭的案件中尋找答案。
等待6天後，2010年1月5日，龔剛模出現在被告席上。重慶市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傅達慶，接受重慶司法局指派，為其免費辯護。開庭訊問中，龔剛模對“領導黑社會組織”予以否認，但對“刑訊逼供”保持沉默，隻字未提。
直到1月9日，龔剛模在庭審中方才明確表示，自己並沒有遭到刑訊逼供，原因是“我被警方抓到江北區的第一天，訊問我的警官就告訴我，有領導指示，對付我這樣的涉黑億萬富翁，要文鬥，不要武鬥”。
於是，在開庭前，龔剛模在看守所按響了鈴，舉報了自己的辯護律師。
與之對比，龔剛模同案其他主要被告人反應強烈。1月6日下午，公訴方宣讀完指控後，除龔剛模外，其他被告均表述遭受警方刑訊逼供，存在“幾天幾夜不讓睡覺”等相似情形，並有多人要求驗傷，調取審訊錄像和照片。
樊奇杭在9日的自辯中再次強調，自己“被吊十多天，雙手麻木、頭痛，生不如死，沒辦法才在口供上簽字的”。
這個說法和李莊的自辯頗為相似。李莊向法庭提交了重慶法醫驗傷所出具的《司法鑒定檢驗報告書》。報告顯示，龔剛模左腕部色素沉著，減退區係鈍性物體所致擦傷後遺留。
在龔案庭審中，更多不排除刑訊逼供的證據被律師提出。
在重慶市一中院和檢察院一分院共同對龔剛模、樊奇杭、張孟軍等人的傷檢筆錄中顯示，龔剛模和樊奇杭腕部有傷，二人分別自述雙手“有麻木感”和“雙手感麻木”；張孟軍胸部有自殺傷痕。
另外，律師發現，警方提供的部分口供存在雷同。“不同被告人的口供有多處整段相同，連錯誤都相同，說明這是複製粘貼後，再拿給當事人簽字的，有非法取證的嫌疑。”朱明勇強調，“這些口供，無一例外都是有罪供述。”
事實上，律師早已“輸”在起跑線上。刑事案件分為偵查、起訴、審理三個階段。偵查起訴階段，律師沒有取證權，此時控方(公安機關、檢察院)有全麵搜集證據的義務，即同時搜集“有罪”與“無罪”的證據。
“命案必破”“打黑除惡”“保一方平安”的要求下，警方取得的幾乎都是“有罪”口供。夏霖、朱明勇等律師認為，近年鄧玉嬌殺人案、馬廷新殺人案集中體現了警方與檢方重視“有罪”證據的羅列，而忽略“無罪”證據的搜集。
進入審理階段，律師雖擁有了取證權，但此時取證幾乎等同於“翻供”。因此庭審時，公訴方可能拿出上百份“有罪”證據，律師則難有一份“無罪”證據。重慶王天倫涉黑團夥一案，律師曾要求調取證據，被法院駁回。這一行為亦被老律師稱為危險動作。
1月9日上午，龔剛模案被告任波的辯護律師說，“我到萬州區人民法院調取了案卷材料，考慮到我提交證據的風險，我還是不提交了。”這番話引起當庭竊笑。
在審理階段，庭審質證環節的程序爭議，也在打黑中放大。
在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李莊及其辯護人要求公訴方出示完整證詞。他們認為“公訴人故意隱瞞證詞部分內容，刻意沒有宣讀這些口供取得的時間”。
這成為律師們質疑的另一關鍵。
辯護人認為，檢方作為證詞的口供，多是在淩晨取得。這與此前，警方說的“都是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審訊”的話不攻自破。也讓“龔剛模整晚被吊，不能睡覺”的話成為可能。
在樊其杭的庭審中，朱明勇認為，公訴人摘錄式的宣讀口供，有“斷章取義”之嫌。他說，公訴方應當向法庭提交全部證據、接受法庭審查和律師質證。審判長說，可以在庭審後核查沒有出示的證據。
“根本原因在於，法庭隻有質證環節，缺少質證後果。”夏霖律師認為，“影響法院判決的因素很多，所以需要當庭對關鍵證據的效力作出專業的認定，由書記員記錄在案，庭後再根據當庭認定的事實做出裁判，否則質證就等於走過場了。”
法庭的裁決也引來了李莊無厘頭式的反攻，他拿起身邊一張紙大聲宣讀，“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李莊罪名不成立，建議當庭立即釋放。”
讓打黑經得住曆史考驗
李莊早就預感到自己要“出事”。朱明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2009年12月7日晚，李莊跟他說，“重慶方麵要抓我，因為我已經破壞了打黑的順利進展。”
此後，李莊與重慶方麵的衝突接連不斷。
他強調龔剛模不是黑社會，堅持認為龔剛模被刑訊逼供，與打黑大形勢格格不入。他在會見當事人的時候與專案組警察發生正麵衝突。在與法官見麵的時候，態度強硬。
朱明勇描述了他們在江北區看守所的遭遇。11月24日，朱明勇在法院複印案卷後，第一時間趕到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樊奇杭，卻被告知“必須要專案組成員在場才可以會見”。朱明勇據理力爭，認為案子進入審理階段，被告人已由法院換押，公安機關已無權接觸被告人。
隨後趕到的李莊則更為激烈，在看守所大聲爭執，還試圖通過看守所檢察室、法院解決問題。
眼見爭執不下，兩人為了見到當事人不得不妥協。會見後，李莊在會見室指著一名專案組人員讓他出去，並說，“你就是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
自此，李莊與重慶方麵的梁子結得更加深了。
李莊後來成為被告後，在庭審中提出，他曾與江北區看守所刑警有激烈衝突，要求江北區人民法院、檢察院整體回避。
在朱明勇的描述中，一邊是抗爭激烈的李莊，一邊則是“服帖”的當地律師，“當時，在場的眾多重慶律師，自始至終沒人說話。”
在龔剛模案開庭之前，已有謝才萍案、王天倫案、黎強案、陳明亮案等涉黑案件進入審理程序，參與代理的律師亦數百人。
重慶律師李勇認為，看起來“服帖”，是知道“掰不動”。
2009 年9月8日，重慶市司法局印發《關於深入推進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工作的意見》中提出，“承辦涉黑涉惡案件的律師事務所要指派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律師參與辯護和代理工作”，“律師辦理涉黑案件，要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堅持基本犯罪事實清楚，基本犯罪證據確鑿的原則，不糾纏細節”。
實際上，不要糾纏程序的“細枝末節”，不僅是重慶律師的桎梏，而早已成為刑辯律師的共識。
謝才萍一審辯護律師楊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開庭前，我與謝才萍會見了兩次，都是按照看守所指定的程序。”
“不按他們的程序，鬧僵了關係，對當事人也不利。”陳明亮案被告人馬當的辯護律師劉洋也認為，“我執業二十年來，第一次在審判階段與警察一同會見當事人，這四個警察一個記錄，一個站著監視，一個攝影，一個錄像。但我並沒有問為什麽要跟著，我想他們也是執行規定。”
2009年12月24日至31日，陳明亮案在重慶第三人民中級法院審理。劉洋當庭提出，在看守所會見時，馬當稱自己遭到誘供，“口供裏寫，我向重慶高院副院長張行賄20萬。張供述是我行賄，但是我不認識他，他也沒有見過我。但是警察說，隻要你簽，我們給你辦取保候審。”
此誘供情節劉洋當庭提出，並要求辨認程序，法院認為，馬當的照片已經在報紙上刊登，已不具備辨認的條件。
隨後的質證中，亦有多名辯護人、被告人提及警方曾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不符合證據的合法性。辯護人還“抱怨”會見時與當事人的交流都存在於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不僅陳案、龔案、李案，包括此前的謝才萍案、黎強案、王天倫案，律師都曾指出律師會見等程序問題。
黎強案中，第四被告人黎德明的辯護律師鄧智勇曾當庭說，“首先感謝檢察官，終於讓我見到了我的當事人。從今天的庭審看，他不可能走出這個法院。對於打黑，我們是支持的，但是不希望成為黑打。”
律師的稻草
“幾乎所有律師都清楚涉黑案件的取證、會見等程序可能存在瑕疵，”重慶律師協會副會長孫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所以，重慶律師還是把辯論重點放在了實體辯護上。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刑法學泰鬥趙長青正是實體辯護的一麵“旗幟”。去年10月末，他為“車霸”黎強作出無罪辯護，認為其行為並不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最後的辯護詞中，他提出公訴機關提交的1849件證據，無一證明黎強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
這一辯護將“依法審理”引入了人們的視線，輿論也因此分野。一部分人認為，趙長青是盡一名律師的職責，既保證公民合法權利，也對公權力製衡。另一股聲浪則認為，律師為黑社會辯護，本身就是黑社會，“狗頭軍師”等叫罵聲也開始出現。
“這次引發的網絡批評出乎我預料，”趙長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老百姓罵我，表明大家都支持打黑，但是，圍攻辯護律師，表明人們缺乏法律常識。”
“從我經手的案子和其他案的案情看，有些團夥被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有些牽強。”幾乎同時，重慶李義涉黑團夥案中，被告人李誌剛的辯護律師周立太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盡管此次打黑受到老百姓普遍歡迎，但要防止打黑擴大化，要經得住曆史的考驗，要對被告人負責。”
黎強一審判決書顯示，法院沒有采納辯護人趙長青的意見。
隨後，11月，龔剛模案進入起訴階段，異地律師陸續出現。媒體開始集中報道多名北京律師前往重慶承辦涉黑案件。沒有“文件”束縛，異地律師更多地“糾纏”程序，也試圖在實體辯護上對法院的判決施加更大的壓力。
“刑事案件，大都是公訴人怎麽說法院怎麽判。對律師而言，影響法院的判決，才是關鍵。”趙長青認為，在認定黑社會性質與律師的合理辯護之間做出判斷，將是重慶法院的難題。
但影響重慶法院判決的依據，在李治明涉黑團夥案審理中，公訴人曾當庭透露，是按照重慶公檢法“大三長”會議的標準。
2009 年10月25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慶市人民檢察院、重慶市公安局，以“三長”會議紀要的形式(渝檢會[2009]11號)，印發了《關於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若幹問題的意見》，“為持續深入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對立法解釋的四個特征提出了新的具體意見。
這份意見對於黑社會的“組織特征”進一步解釋，“惡勢力團夥向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沒有明顯的性質轉變節點”，“成員之間因公司、企業內部管理形成製約關係，或者以親屬關係為紐帶組織關係等，也是組織特征的重要體現。”
針對這份《意見》，為謝才萍案辯護的律師悲觀的稱“一審即為終審”。“一審在重慶中院，終審在重慶高院，始終在重慶，也始終是這份文件。”
謝才萍案2009年11月3日一審判決，謝才萍等15名被告人不服上訴。通過重慶高院書麵審理，12月9日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記者從終審裁定書中看到，謝才萍甚至沒有辯護人，其一審辯護人楊超說，“因為一些原因，我們與家屬沒來得及簽訂委托協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