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 蔣培坤：我們與曉波的相知、相識和相交
丁子霖 蔣培坤
“我相信我所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中國終有一天會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沒有恐懼的陽光下，為此，我付出了代價，但我無怨無悔。在一個獨裁國家中，對一個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來講，監獄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門檻，我已經邁進了這道門檻，自由就不會太遙遠了。”——劉曉波於2010年1月4日在獄中會見律師時說的話
這二十年來，中共當局從我們身邊先後抓走並投入大牢的共過患難的學生、朋友，一批又一批……。其中不少為世人熟知，如魏京生、王丹、江棋生、高瑜、劉念春、童屹、徐文立，等等。還有不少人，為他們的安全起見，我們不便提及他們的名字。這些人，在他們邁出大牢以後，有些被中共“流放”到了海外，有些則堅持留在了國內；有些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仍在苦苦抗爭，有些則謀生自救。不管他們做什麽，我們都尊重他們的選擇。
然而，最讓我們牽掛和揪心的卻是劉曉波。
這不僅是因為他剛剛被判刑11年，而是因為他與我們太熟悉了。尤其是這十多年來，曉波夫婦已經成為我們人生苦旅中不可或缺的朋友。中共當局太狠毒了，一紙判書，把曉波從他妻子身邊，從他朋友身邊、也從我們身邊生生奪走。這對我們倆人來說，這份傷痛堪與二十餘年前的喪子之痛相比。
這些日子，悲憤交加，思前想後，頭腦裏都是曉波的影子。曉波並非偉人，也無壯烈驚人之舉；他不過是在我們身邊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從事寫作的一介書生。他相信做事要持之以恒、點滴積累，像胡適先生所說的那樣：“怕什麽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種日進一分、月進一寸的韌性堅持才是今天曉波身上最難能可貴的。然而，這卻是他窮盡二十年的跌打磨練、吃盡苦頭之後獲得的一種為人處世的不移信條。曉波自“六四”慘案至今，已判若兩人了！
他認準一件事，不觀望，不動搖，九牛拉不轉。他寫作時評，有一條始終不變的信條。那就是他認為：中國向現代文明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曲折的，時間的漫長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治體製的改變，任何急功近利的計劃、綱領乃至行動，隻能是難以兌現的空中樓閣。
他認為，我們所奉行的是理性的、非暴力的抗爭，不追求奪取政權的目標，而是致力於建設一個有尊嚴地活著的人性社會。也不必追求宏偉的整體改造目標，而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實行自由，通過生活細節上的思想啟蒙、言論表達，通過一個個維權個案的持續累計，來積累民間的道義資源、組織資源和博弈的經驗。
他還認為，既要不放棄自由主義的價值堅持，又要奉行寬容原則，提倡多元對話；在民間出現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選擇之時，高調反抗應該把低調周旋當作一種補充。無論是體製內身份還是體製外身份，也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推動還是自下而上的推動，彼此之間都應該尊重其發言權，最終形成轉型路徑的民間共識，將產生更為有益的貢獻。
我們知道，曉波在二十多年前的八九運動後期，曾發表過一份《六四絕食宣言》。在這份宣言裏，就提出過：“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他認為，今天他仍然堅持“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不讚成“以暴易暴”。因為無論是個體性暴力複仇和群體性暴力泄憤，並不能解決政治之轉型的問題。中國從古至今的政權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沒有走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難保證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獨裁的老路。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意識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極為高昂，不要說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對於社會製度的變革來說，選擇暴力革命，不僅社會代價過於高昂，而且其結果往往走向反麵。以暴易暴已經成為非常落伍的政權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轉型，既符合人類文明的道義準則，也符合社會發展的效益原則，所以才能越來越成為大勢所趨的世界潮流。
在曉波近五年的時評中，諸如此類的評述比比皆是，即使是為了給他控罪精心挑選出來的那六篇文章和《零八憲章》，也有不少類似的論述。但是奇怪，那些控罪者怎麽連這樣一些最常見的論述都不屑一顧呢？居然無中生有、堂而皇之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被告人劉曉波出於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滿……”，采取造謠、誹謗等手法，“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曉波的所謂“罪行”，均屬於發表言論、撰寫文章。從言論這個層麵，如何推論到動機和效果，認為他“煽動他人顛覆……呢？”
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決不是什麽司法審判，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政治審判！現在劉曉波已經提出上訴，可以預料，其結果不外是“維持原判”。提出上訴，不過是進一步暴露中國司法之不公，證明其控罪之荒誕不經，讓公眾再一次看清這幕醜劇的最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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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案件即將結束時，我們腦海裏無時不跳出南唐李煜的詞句：“剪不斷，理還亂，是離別；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我們的心情大抵如此。想起與曉波的相知、相識和相交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了。這中間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堆放在那裏，還沒有來得及清理，這一篇文章隻能算是掛一漏萬吧。
我們與曉波相識，始於80年代。那時他正值才華橫溢，被人們稱為一匹“黑馬”，馳騁於中國文壇。他在回憶當年與我們相識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我熟悉蔣老師的第一個機緣，是因為我與他在專業上的相通。80年代的大陸出現過持續時間不短的美學熱，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的美學舊著重見天日，李澤厚先生和高爾泰先生的美學新論風靡於文化界和高校，……美學研究也成為大學裏的顯學，上海複旦的蔣孔陽先生，山東大學的周來祥先生，人民大學的蔣培坤先生，北京大學的樂黛雲先生，是八十年代身為大學教授的知名美學家。”
“我當時在北師大讀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不僅對西方美學、中國古典美學用力甚勤，而且對當時中國的各派美學論著也皆有涉獵，自然要讀到蔣老師的著述。正因為蔣老師在當時美學界的聲望，我的導師才決定聘請蔣老師出任我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答辯委員會的九位委員之一。”
記得曉波在博士論文寫作期間，蔣還曾受他的導師之托，協助其指導曉波論文的修改。那是1988年春天，由於兩人談話投機，學術觀點也相近，彼此交往日漸增多。論文答辯完後，蔣還與上海的王元化先生（答辯委員會主席）一起被推舉為正式論文評議人。
這是要指出的是，當時，正值曉波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教委點過名，在教委主任何東昌看來，這樣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讀博士學位。因此在答辯時，教委還派人來旁聽。但是答辯委員會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使這個“問題博士生”的論文順利通過。
也許是巧合吧！那時曉波來人大時，多次遇到我們罹難的兒子蔣捷連。那是在連兒放學回家的時候，他總是與客人有禮貌地打一聲招呼，然後退身去做功課。我們想曉波一定是記得的？
後來他出國一段時間，再回到中國是89學運後期了。不久，“六四”槍響，連兒遇難，曉波入獄。他出獄後從他導師那裏得知連兒的噩耗，於當年6月1日，“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趕到了我們家裏。記得那天他上身穿一件T恤衫，下身穿一條齊膝的畫布大褲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連兒的遺骨沒有入土，而是安裝在一個木製的豎櫃裏麵，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聽蔣簡述了連兒參加學運、遇難前後的情況後，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他手捧一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們彼此都沉浸難以扼製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來到我們家裏，在連兒靈前朗誦了他連夜創作的《給十七歲》。聲音嗚咽，不忍卒讀。他為這首詩寫了一個題記：
“你不聽母親的含淚勸告，從家中廁所小窗跳出；你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麵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你寫詩，我不配。你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
這首詩很長，這裏隻能引兩段：
我或者
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沒有資格和勇氣奉著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盡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恒
1991年6月1日深夜於北京
這首詩，我們一直珍藏著，紙背已經發黃，字跡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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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我們讀到曉波發表在台灣《中央日報》的一篇長文——《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所壓倒》。我現在已經無法找到那篇文章的複印件了，記得文章是對89民運的反思。批評當年運動的參加者狂妄地以為自己掌握了正義，不檢討自己的錯誤而最終導致運動的失敗。文章還談到當時廣場上以謠言為依據，各種傳說到處流傳等等。現在看來，曉波對89運動的反思也許是有道理的，但文章過於尖銳，有些偏激。我們作為“六四”難屬，內心充滿著對於大屠殺的憤慨，這類文章在當時很難讀得進去，總覺得有一種很難接受的感覺，尤其是聯想到他第一次出獄後在連兒靈前哭倒在地的情景和那首《給十七歲》的長詩。但我們出於尊重每人各自選擇的原則，既沒有私下批評他也沒有撰文公開討論，隻是通過他的導師及一些他所熟悉的朋友轉告他，以後不要到我們家來了，以免再次觸及心裏的創傷。
1995年，國內民間一批人士發表《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和《汲取血的教訓 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結果王丹再次入獄，劉念春被勞教，發配到外地，曉波也遭秘密羈押半年多時間。獲釋後過了一段時間，他再三托江棋生捎話，要求與我們見麵，甚至說：“總得給我一個檢查的機會吧！”於是我們同意。
1996年夏，一天晚飯後，曉波來到我們家裏。丁對他的態度甚是冷談，她隻是向曉波簡單說明由於這些年來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庭，對於劫後的苦難看得太多，感情上難以自拔，因此無法接受他那篇文章的觀點。於是就進臥室休息去了。這次蔣與曉波談得很多，但也多半是談一些別的事情，一直到深夜12點以後他才離去。那次談話，橫在蔣與曉波之間的一些隔閡漸漸消彌了，他勸曉波不要再與他人聯署簽名了，有什麽想法還是以自己的名義寫文章。曉波同意了蔣的建議。
但是，劉曉波就是劉曉波。他是倔強的、執拗的，從不輕易服輸。其實那次見麵，他並沒有解釋什麽，更談不上檢討什麽。他認為自己沒有錯。他後來曾在給我們的信裏說過：“我也知道，包括二老也都曾對我有過負麵看法，但我真的打心裏敬佩二老所為，真的從未哪怕是有過半點對二老的抱怨。因為我知道，我能用心換得二老的理解和信任——隻要我真心麵對亡靈，與二老交心，我們必定走到一起。”他認準了，隻要有一顆真心，總能換來對他的理解和信任。
此後，我們去了南方。一個秋天的傍晚，我們從外電獲悉，劉曉波因於當年十月十日與廣州的王希哲共同簽署了一份“雙十宣言”，被政府當局從北京的女友家帶走，並當麵簽發了勞教三年的通知。王希哲則外逃到了美國。
這次曉波被捕，對我們來說震動極大，因為那時我們對他仍心存芥蒂：不久前我們還勸他不要再搞聯署了，卻偏偏又因為聯署而入獄。怎麽回事啊？這麽倔強，這麽堅持！但是，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們注意到他在獄中表現十分低調，他隻是提出了在牢中與劉霞正式結婚的要求，以便劉霞可以以妻子身份每月從北京去大連探監。這個要求得到了官方的同意，一對患難夫妻就這樣在獄中以特定的方式結合了。
時間一晃又是三年，苦熬的牢獄生活過去。我們再見到曉波已經是1999年的12月31日，那是一個世紀末的除夕之夜，他偕妻子劉霞來到我們家，我們又一起在人大院裏的“樂樂餐廳”共進晚餐。這是他此番重獲自由後與我們的首次見麵，也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劉霞。劉霞，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單純、瘦弱的女子，不多說話。她隻是依傍在曉波身邊聽我們談論，不時嗬嗬地輕聲微笑。那時劉霞還留著齊耳的短發，不到四十的年紀，已隱隱有了些許白發。雖是與她初次見麵，但我們想到她一個弱女子，沒有妻子的合法身份，這些年來每月往返於北京與大連之間，這份忍辱負重遠非常人所能承受。我們對劉霞的愛憐之情即始於那初次見麵，這也許就是一種緣分吧！
對於這次見麵，曉波也有過一段描述，大抵也是關於劉霞的。他說：“臨走前，丁老師反複叮囑我好好對待劉霞，不能再鹵莽行事，把劉霞一個人留在有形監獄裏的“心牢”裏。我很感動，這才是對我們倆口子的真正關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難，一點也不次於政治犯本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時我想，丁老師之所以關心劉霞勝過關心我，肯定來自她這些年的親曆，她太了解失去最親愛的人的遺屬們的艱難……。”
告別時，我們把一份《見證屠殺，尋求正義》的8開小冊子送給了曉波夫婦，這份小冊子裏收錄了155名死難者的姓名、簡曆、照片，還附帶有25篇“尋訪實錄”。我們再一次叮囑曉波善待劉霞。他們回家後連夜讀完了這份小冊子。閱讀時的經曆和感受，他都寫進了《來自墳墓的震撼》。該文說：
“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 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麽微弱、那麽無助、那麽撕心裂肺。二位老師，由衷地感謝你們，使我和妻子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渡過了這個人人都在附庸風雅的2000年之夜。與離我家不遠處正在舉行的盛大而華麗的儀式相比，今晚和亡靈們在一起，我們的內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實。我和妻子都感到這才是最有意義的千年之夜。現在，當我坐在電腦前寫這些紀念“六四”的文字時，耳邊仍然能夠聽到亡靈們無聲的呼喚……”。
他說：“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麽？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靈魂深處望一眼，那裏麵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
那天的談話不多，但卻是發自心靈深處的交流。曉波說：“如果說，1988年蔣培坤先生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我去他家拜訪時，稱他們二位為老師還是偶然和禮節的湊合，那麽在讀過了丁、蔣二位老師的死亡見證之後，他們就是我從心底裏敬重的老師了——不僅是知識上的、更是人格上的。我乞求地下的亡靈和二位老師，請接受一個甚至沒有資格做你們學生的學生的尊敬——一種靈魂被震撼的謙卑和敬畏。”
這次曉波低調坐牢，既沒有向當局屈服，也沒有向外張揚，刑期坐滿出獄回家。現在回想起來，曉波這三年的牢獄生活，對他自己和劉霞的後半生，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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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來，一直至2008年12月8日曉波再次被捕，這九年中，曉波夫婦與我們的交往日甚一日，以致我們有機會對他作零距離的觀察與了解。
從大連出獄回京，我們感到曉波身上發生了很大變化，比起以前他性格上少了許多張揚、浮躁，而增添了難能可貴的沉穩、平和，常常覺得他裏外一體，無所遮攔。這也許是三年在獄中讀書和思考所得的收獲吧！
那一段時間，他倆給我們拿來了一本小冊子，名叫《美人送我蒙汗藥》。曉波告訴我們，這本書是王朔與他合著的，署名中的“老俠”就是他。他當時剛出獄，生活上有問題，王朔就把全部稿費都給他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夫婦倆給我們抱來了一幅黑白大照片，畫麵上兩個洋娃娃麵對一大堆點燃著的蠟台，一個娃娃低垂著頭，一個瞪大了眼睛，張開了嘴，仿佛在呐喊或哭嚎，那悲憤得扭曲的表情揪人心扉。這顯然是為“六四”而拍的。曉波告訴我，這是劉霞的攝影作品，是他坐牢期間在家拍攝的。他出獄後為妻子辦了個攝影展，有位美國老太太一見到這幅照片就感動得流淚，當時她買去了這幅大照片，還有同樣的較小一幅，他們留下來送給了我們。我們一直把這幅照片掛在連兒的靈旁。它像一條無形的絲帶，把天安門的亡靈、繫獄者以及他們的親人們緊緊地連接在一起。我要感謝心靈敏感縝密的劉霞，也要感謝那位素不相識、讀懂了這幅照片的美國老太太。
從這個時候開始，曉波就成為我們家的常客。那時在人民大學周圍沒有像樣的飯店，整個校園，就是那麽一家“樂樂餐廳”，我們就常常去這個餐廳吃飯。三個菜，二葷一素，一碗湯。吃得舒服，那時人們很容易滿足。
這段時間，“天安門母親”群體麵臨的事情很多。路易斯·維勒·斯諾夫人來華會見丁受阻，全美學自聯陸文禾來華送“六四”捐款被上海警方扣留，接著就是蘇冰嫻之死，以及為“天安門母親”爭取諾貝爾和平獎。2001年1月15日，蘇冰嫻女士突然去世，在京的難屬們無不為之驚愕。我們與蘇的家人悲痛欲絕，曉波也感同身受。他不僅打電話慰問，還悲憤地以《獻給蘇冰嫻先生 ——“六四”十一周年祭》為題寫出了一首長詩：
你突然離去的噩耗
正值冬季少有的大雪
為肮髒的北京
披上偽裝的時辰
天安門廣場上執勤的武警
用皮靴踢碎了
一個孩子堆起的雪人
我想起十一年前
你的孩子
就像這個雪人
被罪惡的子彈擊碎
槍聲響過之後
恐懼在每一個大腦
安裝了監聽器
歎息和淚水也被錄音
…………
關於死亡
我能說的
決不會多於
你臨終前的眼睛
每一瞥帶來的震撼
決不亞於一次
末日審判
2002年1月10日，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應“天安門母親”支持者的要求，發起為“天安門母親”爭取2002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活動。這項活動得到曉波的全力支持。他發表了《“天安門母親”理應得到的榮譽 》一文，“以謙卑的敬意，全力支持‘天安門母親’角逐2002年諾貝爾和平獎”。同時，他邀集了國內八位學者寫文章支持。這項倡議得到了很多海外人士的支持。在一段時間裏，他們紛紛撰文或發表談話，介紹、評論“天安門母親”群體多年來所從事的活動和所進行的抗爭，使中國的“天安門母親”成為一個廣為世人所知並受到各界關注的受難者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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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蔣勞累過度，突發冠心病，隨即送醫院作搭支架手術。在醫院治療期間，曉波多次去看望他，耐心向他介紹外麵知識界、民運界的有關情況。做手術的那天，他與張祖樺一起大清早就去了醫院，推著蔣的活動床從樓上到樓下曲曲彎彎地一直到手術室，並一直陪伴在丁的身旁，直到手術做完，又把蔣推往重症監護室。這讓我們都很感動。特別是在蔣住院期間，曉波還給他介紹了一位心儀已久的朋友——包遵信。在這之前，我們知道包的名字，卻從沒有見過麵。而從那時起，曉波就常常帶著包到醫院去看望蔣。我們與包遵信先生也就是從這時起漸漸成了莫逆之交，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與包常常見麵，無所不談，直至2007年7月16日與他在延慶下營村最後一次會麵。現在包遵信已經離我們而遠去，與曉波又不得相見，以往的朋友中缺了這兩位，內心的苦澀真難以言表。
也正因為蔣患了心髒病，身體大不如從前了。曉波就多次向我們提出建議：趁現在精力還好，趕快寫出對一生的回憶，可以采取對話的方式，找一個合適的提問者和聽者；或者找一台錄音機。他甚至自薦：如果需要，他可以幫忙。他的好意我們心領了，但那時覺得眼下許多要做的事情更為緊迫，寫回憶不忙，可以往後放放。這件事我們始終沒有做，現在我們已經老的老、病的病了，也許此生就很難完成了。
那時，我們仍然像往常那樣，每年春秋兩季都會去南方“連園”居住一陣子。盡管在無錫也受著當地國安部門的監控，但比起北京來要清靜得多。可以集中時間、靜心讀書、寫作。曉波夫婦也曾不止一次去“連園”看望我們，並在那裏小住。
在“連園”，聊天，是我們的常事和樂事。有一次丁婉轉地向曉波提出了一個久藏於心的問題：“依你的才華、博識何不潛心於學術研究呢？至少可以騰出些時間來著書立說吧？國內不能發表，可以在國外發表啊？”言下之意，何必老是去寫那些“惹人生厭”的時評呢？曉波當然聽懂了，隨即回答：“我必須寫時評，這是我的責任，我不可能回到過去了。”也許他覺得斷然拒絕過於沉重，隨即換了一付口氣故作輕鬆地笑著說：“我現在是三夜睡二夜的覺，多多地寫，好為劉霞攢下一筆稿費，萬一以後我又……。”他這麽說，我們心裏明白。他是倔強的、執拗的，既然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再也拉不回來了。從此，我們再也沒有拉他的後腿。
2003年3月底，曉波夫婦第一次去“連園”，那次他還陪同我們去了蘇州、太湖三山島，以及丁文江的故居蘇北泰興黃橋鎮。前後一個多星期。那時，我們無論走到那裏，當地國安部門便衣人員都尾隨著我們，一切都在他們的監控之下。
去太湖三山島（蘇州東山、西山之外一個1.6平方公裏的小島，並非太湖黿頭渚外的三山島），交通實屬不便，需從無錫坐火車到蘇州，再從蘇州坐兩個小時的公交車到東山，再由東山坐環島的農民車到陸巷碼頭，換乘每天一班的渡輪才進得三山島。那天我們費了很多周折到了三山島，沒有想到一群便衣已經先於我們一天到達島上。他們一幹十餘人就住在我們所租的農民旅館旁邊的另一家旅館，他們的窗子對著我們的窗子，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據島上的居民告訴我們，這個島上唯一的一艘遊艇拴在碼頭上24小時待令，唯恐我們這四個“要犯”隨時會出逃似的。令這幹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們四人白天在這1.6平方公裏的小島上尋覓那明清民居的遺跡，爬坡串巷，悠哉遊哉；晚上則在旅館的陽台上聊天，瞭望太湖朦朧的湖光山色，而那幹人始終隻能在陰暗處窺視著我們。
這次是曉波夫婦是應我們之邀去三山島的。因為我們想向他們交待一份囑托。此前我們數次來過三山島，年紀漸漸大了，就想到要為身後找一個安葬的地點。我們原先已選中離岸邊不遠處的一片水質潔淨的平靜湖麵，想把我們身後的遺骨與連兒的一半骨灰撒到這片淨水中。我們與曉波夫婦在湖邊停留了很久，仔細商量，還拍了照。我們都認為這是個絕佳的去處。
在三山島的逗留中，還發生了一件令人捧腹的搞笑事件。那是在4月1日愚人節，曉波突然告訴我們這天是劉霞40歲生日。真巧啊！但是怎麽為她過生日呢？這島上既無飯館又無蛋糕店。我隻得請求旅店老板娘按蘇州人的習俗為我們準備一鍋鴨湯麵。自家殺的鴨子特別鮮嫩。大家正吃得津津有味，曉波又出其不意地宣布：他要為劉霞跳文革中的“忠字舞”，作為獻給妻子40歲的生日禮物。這位魁梧的北方漢子真的一本正經地邊唱邊跳了起來，大家都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後合。尤其是旅店老板娘夫婦哪裏見過文革中的這等世麵。看著曉波舉手投足的那份認真勁兒，我們都被他對妻子的那份真情深深打動了。
從三山島回家，第二天就是清明節。我們早就說定，清明節這一天到丁文江的故居去憑吊這位民初的地質學家和文化名人。在這之前，曉波已把“連園”所藏的有關丁氏的書藉和資料翻了一遍，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丁告訴他：這幾年丁氏祖宅裏置放了丁文江的一尊銅像，那是上個世紀丁氏在台灣的後代捐的。二伯父身後無嗣，他的墓地又遠在長沙，恐怕在若幹年來很難得到親屬的拜祭。我們清明這一天去拜訪丁文江故居，也算是一種彌補吧。曉波夫婦欣然同意。
於是，我們四人帶著三山島歸來的勞頓，於第二天清晨，又從無錫乘坐一輛破舊的長途公交車，顛簸了兩個多小時才抵達蘇北泰興縣黃橋鎮米巷“丁家花園”。這座紀念館原為“黃橋戰役紀念館”，現在多了一塊牌子，叫做“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這是專門為了紀念“丁家花園”這座清代古典建築的。臨近中午時分，館內已無甚參觀者。但是，在我們身前身後卻緊隨著幾條漢子，我們走到哪裏他們也就跟到那裏。丁向曉波夫婦一一介紹這座祖宅的建築格局以及當年興辦丁氏義莊和私塾的曆史……。待進入紀念館的陳列大廳，丁指著玻璃櫃裏一張小銅轉椅，告訴曉波，這是她祖父當年坐的，然而現在這張椅子上卻標明是當年指揮黃橋戰役的陳毅元帥所用。據查，黃橋戰役發生在1940年，陳毅那時是否真的用了這張椅子不得而知。
看到“丁家花園”這個龐大的建築群，現在被“黃橋戰役紀念館”占去了絕大部分，室內也大都是黃橋戰役的一些展品。曉波早已憋了一肚子氣，終於發作起來，突然說了一句：“唉！這倒奇了怪呀！明明是人家自個兒的宅子和東西，怎麽都變成了共產黨的了？而且還放在那裏讓人看！這都應該歸還人家才是！……”還沒有等到我們反應過來，身旁“相隨”的人中居然有人應聲發話了：“那是人家祖上覺悟高，獻給黨和政府的……”未等此人說完，丁便接過話茬：“那倒不是，我們的祖輩父輩並沒有這份覺悟……是土改時把住在老宅裏的三伯母趕到最後麵的牲口房，才把這座大宅子騰出來的。”這裏開始是“新四軍東進紀念館”，後來是“黃橋戰役紀念館”。土改的時候，丁家父輩和其他丁氏家人有的已經去了台灣、東南亞，有的留在大陸，但除了三伯母外，也都離開了黃橋。丁說著說著，不知旁邊的“相隨”又溜到何地去了，而曉波的臉上卻洋溢著孩子般的得意神情。
從大廳進入內宅，在那最西邊的一排三間算是標明“丁文江紀念室”。可室內卻空無一物，連一件紀念品都沒有，據說正在整理。丁文江的銅像被孤零零地擱置在走廊的屋簷下，我們四人隻好站在天井裏向銅像恭恭敬敬鞠了三個躬，又一起照了相。可以說，整個黃橋之行掃興極了，我們隨即又乘那破舊的長途車回無錫。
在此後的相處日子裏，曉波與我們常常提及丁文江以及他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友人、同道者的追求，他們之間的那份真摯友情。當談起當年丁文江與胡適、傅斯年、翁文灝以及蔡元培等人創辦《努力》周刊和《獨立評論》的那番情景，他那仰慕之情，溢於言表。因此，不管是從坊間還是網上，凡是他得到的有關丁文江的信息，總來告訴我們。我們在2006年至2007年期間所發表在《觀察》上的那17篇有關丁文江的文章，正是在曉波的鼓勵下寫就的。2008年底，蔣病危從無錫搶救返京後，曉波來家探望時還扛著一箱《丁文江文集》（聽說是馬少方購贈後托他送的）。他尤其欣賞鐫刻在我們家大廳裏的丁文江與胡適那兩首唱和詩，胡適的一首是在丁文江謝世後在悲痛中改定的。其中最後二句：“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我們與曉波夫婦的相知和相交，日漸日深，久而久之，他對我們的愛護和關照，真像這兩句詩描述的。“有事找曉波。”這是我們的口頭禪，正像當年許多人說的“有事找丁大哥”。
曉波的樂於助人，在他圈內是人所共知的。不管是北京還是外地，也不管與他是否熟悉，隻要求助到他或托人轉告，他都盡力幫助。他營救或相助過的異議人士，不計其數。像徐文立、楊建利、何德普、劉荻、杜導斌、郭飛雄、高智晟、楊子立等等，乃至他們的家屬。當我們提到孫誌剛、李思怡之死，他都難過得涕流滿麵。一次，徐文立在獄中申請赴美，當局先是應允後又食言，徐的妻子賀信彤女士憤而上街靜坐抗議，曉波跑前跑後照顧這位老大姐。賀出國前，劉霞又陪著她上街置裝準備遠行。海外一些朋友給國內的係獄者親屬所提供的少量捐助，或者是通過我們來轉的，或者是通過曉波轉的，最後都還是歸到曉波那裏，由他給係獄者親屬送去，以致常常被劉霞戲稱為“婦女主任”。
然而，曉波最為牽掛的還是我們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他曾說過：“在當今中國，我們還無法改變極權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我們起碼可以，要求自律，堅守住做人的底線，象珍惜自由那樣，珍惜無數人用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因此，他年年都要撰寫紀念“六四”周年的文章，而幾乎每一篇他都要向亡靈懺悔，表述他的愧疚之情。我們心裏明白，這是指他第一次被捕在秦城監獄認罪的事實，他坦蕩地承擔自己的過錯，始終跟自己的過錯過不去，他在《來自墳墓的震撼》等文章裏，關於這一點寫得清清楚楚。我們平時總是小心翼翼地不去觸動他內心深處的這塊傷疤，但有一次我們終於把多年來憋在心裏的一番話倒了出來：“你不要再自責了。那麽大一場運動，孰能無過？在當時那種淩厲、恐怖的情勢下，“認個罪”也算不了什麽。當年政府大開殺戒，你們在6月4日淩晨冒著生命危險，去和戒嚴部隊軍官麵對麵談判。在那千鈞一發之際，挽救了廣場上大批的學生和市民，讓他們安全撤出。這樣的舉動，功不可沒，大家心裏都有一本賬，應該是清楚得很呢！”丁還向他說過：當時的那些學生領袖，對於後來的流血慘案，有幾個作了認真的反思和自責的呢！
時至今日，曉波仍然對“六四”亡靈及其親人懷有一種抹不去的“懺悔”情結。他和他的朋友江棋生一樣，對於“天安門母親”的關愛始終如一。但他們隻是給難屬群體提供遇難者線索，或者轉交海內外友人的捐款，難屬群體內部的事情他們從不插手。用曉波的話說，那就是：“他們難屬群體的事情已經做得很好了，用不著我們去幫忙……。你要給難屬捐款，那就把錢放在茶幾上，自己走人。”他們心態平和，從未把為我們群體所做的點點滴滴視為一種成本投入，或把與我們的交往當作某種政治資源。因為他們明白：凡是涉及天安門母親的事，純屬道義性質，這裏沒有個人利害計較，與我們這個老弱病殘群體的交往，除了多承擔一份風險就不可能有什麽回報。因此多年來，我們與他們的交往始終處於一種親密無間而又輕鬆的狀態。這是我們一直引為自豪的。
這次曉波在獄中第二次與律師見麵談話時說：對於涉及‘六四’的人和事，無論從道義上還是良心上，他都一直想為他們爭取做點什麽。我們讀懂了他這句話，但我們的內心在痛！
2008年12月7日下午，蔣病重住在北醫三院，他半身不遂，連講話都困難。丁不讓親友去看望，可曉波夫婦執意要去，仿佛冥冥之中他預感到第二天就會被投入鐵牢似的。那天他們夫婦倆在蔣的病床邊坐了半個多小時，談話內容主要是《零八憲章》。曉波興奮地一件一件告訴蔣：《零八憲章》是如何修改的，都征集了哪些人簽名……。蔣聽著欣慰地點頭表示讚許。探視結束走出病房前，曉波突然告訴丁：《零八憲章》的事情現在可以告一段落了，他正聯絡國際上的一些漢學家聯署提名“天安門母親”群體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他認為這是為明年紀念“六四”二十周年所要做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這大概就是他所說的一直想為難屬爭取做點什麽。當時，丁聽了不免一驚，馬上對他說：你別做了！這是徒勞無益的。現在國際大環境怎麽可能給“天安門母親”頒獎呢？再說，在國內這樣做明擺著去衝撞中共的大忌，他們會百般阻撓，危險太大。對於丁的這些話，曉波根本不予理會。為我們群體爭取這個獎項，是他多年來的努力，而且已經考慮很長時間了。據我們所知，自從2002年以來，曉波與海外的一些朋友始終沒有放棄過為“天安門母親”爭取這個獎項。2008年底中共當局出人意料地抓捕他，明麵上是《零八憲章》和幾篇文章，而內底裏又何嘗不是為了阻遏天安門母親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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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曉波眼中，沒有敵人，也無冤家對頭。在他文章中，他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陳述他自己的觀點、主張，而從不願意與人爭辯個上下高低是否。最典型的是，就是他不主張以公開的方式來質疑高智晟所發起的“反迫害維權接力絕食”行動。他主張私下勸說，勸了不聽就由他去。當時丁之所以要給高智晟寫那封公開信，本意也在勸。但考慮到，如果事情弄到不可收拾，高作為“名人”頂多坐幾年牢，而跟著他跑的那些底層民眾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們將承擔後果。這是鑒於1989年那場學生運動以及1998年民間組黨的教訓。丁認為當年已經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現如今就不應重蹈曆史之複撤。所以那封公開信與其說是寫給高的，確切地說是寫給高的追隨者們的。撰寫並發表這封公開信，曉波事先並不知道。至於後來有人說，丁給高智晟的那封信是劉曉波與餘傑“捉筆代寫”的，那純屬無中生有。
再如，前幾年餘傑、王怡等人在美國白宮拒絕與郭飛雄同時受前總統布什接見，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有些好事者不斷升溫、上綱上線，甚至說這是劉曉波一手策劃，劉餘王聯手幹的。丁問曉波，怎麽回事？他回答：這是他們教會的事，事先他根本不知道。丁認為，他應該出來澄清。他卻一笑了之：“管它呢！”。等到事情越演越烈，眼看著要“燒”到獨立筆會了，作為當時獨立中文筆會的會長，曉波卻獨個兒擔起了責任，他逼著副會長餘傑給筆會寫公開信道歉。丁在一旁看著，甚為餘傑不平，說：“你既然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太大的過錯，向筆會公開道什麽歉啊！”餘傑邊看著曉波邊低聲說：“會長讓我寫啊！”曉波在一旁嚴肅得一聲不啃。餘傑不是輕易肯服軟的人，但曉波為了顧全筆會不被分裂的大局，最終還是說服了餘傑。
當時我們眼看筆會裏邊鬧哄哄的，還有幾位要退會，我們有些替他發愁。但曉波卻不為所動。他說：“筆會有筆會的章程，最後都得按章程辦。有人要出去，攔也攔不住……你非要他耽在筆會裏不是強人所難嗎？”他相信章程比人強。
2006年2月，丁給高智晟的那封公開信發表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網絡上謠言四起，無中生有，誹謗攻擊，不絕於耳。丁多次想撰文澄清事實，但一再被曉波勸阻。他在信中說：“二老回應×××，我打心裏痛，很痛。你們精力有限，何必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那些攻擊咱們的人，加在一起還是零，我們幹嗎要與零作戰呢？”他認為，一些人用化名或假名寫文章造謠誹謗，而不敢用真名，這說明這種人對於自己說了什麽都不敢負責，那就不必理會。他知道丁不會用電腦，於是出主意叫蔣別讓丁知道那些謠言，免得心煩。為此，丁曾不無埋怨他。
後來網絡上有些人常常用“丁劉聯盟”來稱呼丁劉。批丁必連上劉，批劉必連上丁。麵對這莫須有的“罪名”，丁甚有怨言。曉波又給丁寫信：“別人說丁劉聯盟，沒錯。但我們的聯盟，是心是痛是道義，而沒有妒嫉、沒有爭奪、沒有急功近利、沒有相互利用。完全是心貼心的聯盟，難道就是幾個人所能玷汙的嗎？”
相處久了，我們從曉波身上看到他的寬厚、善良，因此常常稱他為“傻博士”。哪怕有人惡意中傷，他總是一笑了之；哪怕別人讓他吃了虧，他也總是忍讓再忍讓。行筆至此，我們禁不住想起當今中共這代領導人，若有曉波的胸襟，也不至於冒天下之大不韙，非把他判以重刑而後快，真應了“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這句老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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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年前《零八憲章》問世曉波被捕之後，海內外各方人士在《零八憲章》上簽名的很多。而我們心裏卻十分矛盾，甚至極其痛苦。那時丁曾給劉霞發過一條短信：“世上沒有後悔藥可吃，早知中共要借此對他秋後算帳，我們就不該催促他積極參與此事。這等於把他往牢裏推了一把（大意如此）。”
事情確乎如此。《零八憲章》的初稿原是由張祖樺起草的，後經多人多次修改，仍不盡如人意。我們希望以共同的智慧來完善這個政治文本。很自然，我們首先就想到曉波，也想到過×××、×××。我們在2008年9月去了無錫以後，又多次詢問和催促曉波，了解文本修改的進度。
曉波被捕後，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對我們不聞不問，好像我們與《零八憲章》根本無關。2009年8月底，那時曉波已由監視居住轉為逮捕。市國安局官員趕到延慶下營村來詢問我們“十一”前的去向時，我們用明確的語言告訴他們：胡錦濤抓捕劉曉波純屬一著臭棋。誰都清楚，劉曉波是一個溫和、理性的自由知識分子，連這麽一個人都容不下，還談什麽“和諧社會”！丁還用諷刺的口吻對他們說：“劉曉波才53歲，正值壯年，比胡年輕，他才華過人，這難道就招胡錦濤和他的幕僚們的忌恨了？！”俗話說：一語成籤，現在居然判了他重刑11年！
2009年12月21日下午，曉波案開庭前兩天，市國安局官員又來我們家，通知我們23日開庭之日不得外出。對此無理的橫蠻要求，我們表示強烈抗議。同時又明確告訴他們：既然你們以《零八憲章》之罪起訴劉曉波，那麽，我們不僅是首批簽署者，而且還是最初的動議者，為什麽《零八憲章》發表之後你們連問也不問我們？我們還提到前些天在網上以丁子霖名義發出的一個倡議：“我認為‘與曉波共同擔當’，不能隻是一種表態，必須在其強行審判時付諸行動。因此，我們建議，當曉波審判之日，希望有盡可能多的（除年邁病弱者）聯署者，赴法庭外陪審。……”你們要是認為此舉為“煽動”，那我對此負全部責任。安全局官員對此一聲不啃。
我們知道，每次國安局官員來與我們麵談，他們都會向上級匯報的。上述兩次關於《零八憲章》的談話也不會例外。那麽，為什麽他們竟然沒有一點反應呢？
在這篇文章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鄭重地聲明：中國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個不自由國家，在已經過去的二十多年時間裏，海內外眾多有識之士，為爭取中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至今未能成功。我們認為，劉曉波博士以其二十年之抗爭，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為國人樹立了榜樣。他參與起草並發起簽署《零八憲章》，為我們中國描繪了一幅民主憲政的藍圖。為此，他被中國政府逮捕並被判11年徒刑。鑒於此，我們認為他有資格成為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候選人。
丁子霖 蔣培坤
“我相信我所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中國終有一天會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沒有恐懼的陽光下，為此，我付出了代價，但我無怨無悔。在一個獨裁國家中，對一個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來講，監獄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門檻，我已經邁進了這道門檻，自由就不會太遙遠了。”——劉曉波於2010年1月4日在獄中會見律師時說的話
這二十年來，中共當局從我們身邊先後抓走並投入大牢的共過患難的學生、朋友，一批又一批……。其中不少為世人熟知，如魏京生、王丹、江棋生、高瑜、劉念春、童屹、徐文立，等等。還有不少人，為他們的安全起見，我們不便提及他們的名字。這些人，在他們邁出大牢以後，有些被中共“流放”到了海外，有些則堅持留在了國內；有些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仍在苦苦抗爭，有些則謀生自救。不管他們做什麽，我們都尊重他們的選擇。
然而，最讓我們牽掛和揪心的卻是劉曉波。
這不僅是因為他剛剛被判刑11年，而是因為他與我們太熟悉了。尤其是這十多年來，曉波夫婦已經成為我們人生苦旅中不可或缺的朋友。中共當局太狠毒了，一紙判書，把曉波從他妻子身邊，從他朋友身邊、也從我們身邊生生奪走。這對我們倆人來說，這份傷痛堪與二十餘年前的喪子之痛相比。
這些日子，悲憤交加，思前想後，頭腦裏都是曉波的影子。曉波並非偉人，也無壯烈驚人之舉；他不過是在我們身邊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從事寫作的一介書生。他相信做事要持之以恒、點滴積累，像胡適先生所說的那樣：“怕什麽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種日進一分、月進一寸的韌性堅持才是今天曉波身上最難能可貴的。然而，這卻是他窮盡二十年的跌打磨練、吃盡苦頭之後獲得的一種為人處世的不移信條。曉波自“六四”慘案至今，已判若兩人了！
他認準一件事，不觀望，不動搖，九牛拉不轉。他寫作時評，有一條始終不變的信條。那就是他認為：中國向現代文明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曲折的，時間的漫長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治體製的改變，任何急功近利的計劃、綱領乃至行動，隻能是難以兌現的空中樓閣。
他認為，我們所奉行的是理性的、非暴力的抗爭，不追求奪取政權的目標，而是致力於建設一個有尊嚴地活著的人性社會。也不必追求宏偉的整體改造目標，而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實行自由，通過生活細節上的思想啟蒙、言論表達，通過一個個維權個案的持續累計，來積累民間的道義資源、組織資源和博弈的經驗。
他還認為，既要不放棄自由主義的價值堅持，又要奉行寬容原則，提倡多元對話；在民間出現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選擇之時，高調反抗應該把低調周旋當作一種補充。無論是體製內身份還是體製外身份，也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推動還是自下而上的推動，彼此之間都應該尊重其發言權，最終形成轉型路徑的民間共識，將產生更為有益的貢獻。
我們知道，曉波在二十多年前的八九運動後期，曾發表過一份《六四絕食宣言》。在這份宣言裏，就提出過：“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他認為，今天他仍然堅持“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不讚成“以暴易暴”。因為無論是個體性暴力複仇和群體性暴力泄憤，並不能解決政治之轉型的問題。中國從古至今的政權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沒有走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難保證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獨裁的老路。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意識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極為高昂，不要說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對於社會製度的變革來說，選擇暴力革命，不僅社會代價過於高昂，而且其結果往往走向反麵。以暴易暴已經成為非常落伍的政權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轉型，既符合人類文明的道義準則，也符合社會發展的效益原則，所以才能越來越成為大勢所趨的世界潮流。
在曉波近五年的時評中，諸如此類的評述比比皆是，即使是為了給他控罪精心挑選出來的那六篇文章和《零八憲章》，也有不少類似的論述。但是奇怪，那些控罪者怎麽連這樣一些最常見的論述都不屑一顧呢？居然無中生有、堂而皇之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被告人劉曉波出於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滿……”，采取造謠、誹謗等手法，“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曉波的所謂“罪行”，均屬於發表言論、撰寫文章。從言論這個層麵，如何推論到動機和效果，認為他“煽動他人顛覆……呢？”
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決不是什麽司法審判，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政治審判！現在劉曉波已經提出上訴，可以預料，其結果不外是“維持原判”。提出上訴，不過是進一步暴露中國司法之不公，證明其控罪之荒誕不經，讓公眾再一次看清這幕醜劇的最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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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案件即將結束時，我們腦海裏無時不跳出南唐李煜的詞句：“剪不斷，理還亂，是離別；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我們的心情大抵如此。想起與曉波的相知、相識和相交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了。這中間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堆放在那裏，還沒有來得及清理，這一篇文章隻能算是掛一漏萬吧。
我們與曉波相識，始於80年代。那時他正值才華橫溢，被人們稱為一匹“黑馬”，馳騁於中國文壇。他在回憶當年與我們相識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我熟悉蔣老師的第一個機緣，是因為我與他在專業上的相通。80年代的大陸出現過持續時間不短的美學熱，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的美學舊著重見天日，李澤厚先生和高爾泰先生的美學新論風靡於文化界和高校，……美學研究也成為大學裏的顯學，上海複旦的蔣孔陽先生，山東大學的周來祥先生，人民大學的蔣培坤先生，北京大學的樂黛雲先生，是八十年代身為大學教授的知名美學家。”
“我當時在北師大讀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不僅對西方美學、中國古典美學用力甚勤，而且對當時中國的各派美學論著也皆有涉獵，自然要讀到蔣老師的著述。正因為蔣老師在當時美學界的聲望，我的導師才決定聘請蔣老師出任我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答辯委員會的九位委員之一。”
記得曉波在博士論文寫作期間，蔣還曾受他的導師之托，協助其指導曉波論文的修改。那是1988年春天，由於兩人談話投機，學術觀點也相近，彼此交往日漸增多。論文答辯完後，蔣還與上海的王元化先生（答辯委員會主席）一起被推舉為正式論文評議人。
這是要指出的是，當時，正值曉波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教委點過名，在教委主任何東昌看來，這樣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讀博士學位。因此在答辯時，教委還派人來旁聽。但是答辯委員會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使這個“問題博士生”的論文順利通過。
也許是巧合吧！那時曉波來人大時，多次遇到我們罹難的兒子蔣捷連。那是在連兒放學回家的時候，他總是與客人有禮貌地打一聲招呼，然後退身去做功課。我們想曉波一定是記得的？
後來他出國一段時間，再回到中國是89學運後期了。不久，“六四”槍響，連兒遇難，曉波入獄。他出獄後從他導師那裏得知連兒的噩耗，於當年6月1日，“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趕到了我們家裏。記得那天他上身穿一件T恤衫，下身穿一條齊膝的畫布大褲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連兒的遺骨沒有入土，而是安裝在一個木製的豎櫃裏麵，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聽蔣簡述了連兒參加學運、遇難前後的情況後，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他手捧一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們彼此都沉浸難以扼製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來到我們家裏，在連兒靈前朗誦了他連夜創作的《給十七歲》。聲音嗚咽，不忍卒讀。他為這首詩寫了一個題記：
“你不聽母親的含淚勸告，從家中廁所小窗跳出；你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麵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你寫詩，我不配。你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
這首詩很長，這裏隻能引兩段：
我或者
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沒有資格和勇氣奉著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盡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恒
1991年6月1日深夜於北京
這首詩，我們一直珍藏著，紙背已經發黃，字跡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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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我們讀到曉波發表在台灣《中央日報》的一篇長文——《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所壓倒》。我現在已經無法找到那篇文章的複印件了，記得文章是對89民運的反思。批評當年運動的參加者狂妄地以為自己掌握了正義，不檢討自己的錯誤而最終導致運動的失敗。文章還談到當時廣場上以謠言為依據，各種傳說到處流傳等等。現在看來，曉波對89運動的反思也許是有道理的，但文章過於尖銳，有些偏激。我們作為“六四”難屬，內心充滿著對於大屠殺的憤慨，這類文章在當時很難讀得進去，總覺得有一種很難接受的感覺，尤其是聯想到他第一次出獄後在連兒靈前哭倒在地的情景和那首《給十七歲》的長詩。但我們出於尊重每人各自選擇的原則，既沒有私下批評他也沒有撰文公開討論，隻是通過他的導師及一些他所熟悉的朋友轉告他，以後不要到我們家來了，以免再次觸及心裏的創傷。
1995年，國內民間一批人士發表《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和《汲取血的教訓 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結果王丹再次入獄，劉念春被勞教，發配到外地，曉波也遭秘密羈押半年多時間。獲釋後過了一段時間，他再三托江棋生捎話，要求與我們見麵，甚至說：“總得給我一個檢查的機會吧！”於是我們同意。
1996年夏，一天晚飯後，曉波來到我們家裏。丁對他的態度甚是冷談，她隻是向曉波簡單說明由於這些年來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庭，對於劫後的苦難看得太多，感情上難以自拔，因此無法接受他那篇文章的觀點。於是就進臥室休息去了。這次蔣與曉波談得很多，但也多半是談一些別的事情，一直到深夜12點以後他才離去。那次談話，橫在蔣與曉波之間的一些隔閡漸漸消彌了，他勸曉波不要再與他人聯署簽名了，有什麽想法還是以自己的名義寫文章。曉波同意了蔣的建議。
但是，劉曉波就是劉曉波。他是倔強的、執拗的，從不輕易服輸。其實那次見麵，他並沒有解釋什麽，更談不上檢討什麽。他認為自己沒有錯。他後來曾在給我們的信裏說過：“我也知道，包括二老也都曾對我有過負麵看法，但我真的打心裏敬佩二老所為，真的從未哪怕是有過半點對二老的抱怨。因為我知道，我能用心換得二老的理解和信任——隻要我真心麵對亡靈，與二老交心，我們必定走到一起。”他認準了，隻要有一顆真心，總能換來對他的理解和信任。
此後，我們去了南方。一個秋天的傍晚，我們從外電獲悉，劉曉波因於當年十月十日與廣州的王希哲共同簽署了一份“雙十宣言”，被政府當局從北京的女友家帶走，並當麵簽發了勞教三年的通知。王希哲則外逃到了美國。
這次曉波被捕，對我們來說震動極大，因為那時我們對他仍心存芥蒂：不久前我們還勸他不要再搞聯署了，卻偏偏又因為聯署而入獄。怎麽回事啊？這麽倔強，這麽堅持！但是，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們注意到他在獄中表現十分低調，他隻是提出了在牢中與劉霞正式結婚的要求，以便劉霞可以以妻子身份每月從北京去大連探監。這個要求得到了官方的同意，一對患難夫妻就這樣在獄中以特定的方式結合了。
時間一晃又是三年，苦熬的牢獄生活過去。我們再見到曉波已經是1999年的12月31日，那是一個世紀末的除夕之夜，他偕妻子劉霞來到我們家，我們又一起在人大院裏的“樂樂餐廳”共進晚餐。這是他此番重獲自由後與我們的首次見麵，也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劉霞。劉霞，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單純、瘦弱的女子，不多說話。她隻是依傍在曉波身邊聽我們談論，不時嗬嗬地輕聲微笑。那時劉霞還留著齊耳的短發，不到四十的年紀，已隱隱有了些許白發。雖是與她初次見麵，但我們想到她一個弱女子，沒有妻子的合法身份，這些年來每月往返於北京與大連之間，這份忍辱負重遠非常人所能承受。我們對劉霞的愛憐之情即始於那初次見麵，這也許就是一種緣分吧！
對於這次見麵，曉波也有過一段描述，大抵也是關於劉霞的。他說：“臨走前，丁老師反複叮囑我好好對待劉霞，不能再鹵莽行事，把劉霞一個人留在有形監獄裏的“心牢”裏。我很感動，這才是對我們倆口子的真正關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難，一點也不次於政治犯本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時我想，丁老師之所以關心劉霞勝過關心我，肯定來自她這些年的親曆，她太了解失去最親愛的人的遺屬們的艱難……。”
告別時，我們把一份《見證屠殺，尋求正義》的8開小冊子送給了曉波夫婦，這份小冊子裏收錄了155名死難者的姓名、簡曆、照片，還附帶有25篇“尋訪實錄”。我們再一次叮囑曉波善待劉霞。他們回家後連夜讀完了這份小冊子。閱讀時的經曆和感受，他都寫進了《來自墳墓的震撼》。該文說：
“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 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麽微弱、那麽無助、那麽撕心裂肺。二位老師，由衷地感謝你們，使我和妻子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渡過了這個人人都在附庸風雅的2000年之夜。與離我家不遠處正在舉行的盛大而華麗的儀式相比，今晚和亡靈們在一起，我們的內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實。我和妻子都感到這才是最有意義的千年之夜。現在，當我坐在電腦前寫這些紀念“六四”的文字時，耳邊仍然能夠聽到亡靈們無聲的呼喚……”。
他說：“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麽？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靈魂深處望一眼，那裏麵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
那天的談話不多，但卻是發自心靈深處的交流。曉波說：“如果說，1988年蔣培坤先生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我去他家拜訪時，稱他們二位為老師還是偶然和禮節的湊合，那麽在讀過了丁、蔣二位老師的死亡見證之後，他們就是我從心底裏敬重的老師了——不僅是知識上的、更是人格上的。我乞求地下的亡靈和二位老師，請接受一個甚至沒有資格做你們學生的學生的尊敬——一種靈魂被震撼的謙卑和敬畏。”
這次曉波低調坐牢，既沒有向當局屈服，也沒有向外張揚，刑期坐滿出獄回家。現在回想起來，曉波這三年的牢獄生活，對他自己和劉霞的後半生，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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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來，一直至2008年12月8日曉波再次被捕，這九年中，曉波夫婦與我們的交往日甚一日，以致我們有機會對他作零距離的觀察與了解。
從大連出獄回京，我們感到曉波身上發生了很大變化，比起以前他性格上少了許多張揚、浮躁，而增添了難能可貴的沉穩、平和，常常覺得他裏外一體，無所遮攔。這也許是三年在獄中讀書和思考所得的收獲吧！
那一段時間，他倆給我們拿來了一本小冊子，名叫《美人送我蒙汗藥》。曉波告訴我們，這本書是王朔與他合著的，署名中的“老俠”就是他。他當時剛出獄，生活上有問題，王朔就把全部稿費都給他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夫婦倆給我們抱來了一幅黑白大照片，畫麵上兩個洋娃娃麵對一大堆點燃著的蠟台，一個娃娃低垂著頭，一個瞪大了眼睛，張開了嘴，仿佛在呐喊或哭嚎，那悲憤得扭曲的表情揪人心扉。這顯然是為“六四”而拍的。曉波告訴我，這是劉霞的攝影作品，是他坐牢期間在家拍攝的。他出獄後為妻子辦了個攝影展，有位美國老太太一見到這幅照片就感動得流淚，當時她買去了這幅大照片，還有同樣的較小一幅，他們留下來送給了我們。我們一直把這幅照片掛在連兒的靈旁。它像一條無形的絲帶，把天安門的亡靈、繫獄者以及他們的親人們緊緊地連接在一起。我要感謝心靈敏感縝密的劉霞，也要感謝那位素不相識、讀懂了這幅照片的美國老太太。
從這個時候開始，曉波就成為我們家的常客。那時在人民大學周圍沒有像樣的飯店，整個校園，就是那麽一家“樂樂餐廳”，我們就常常去這個餐廳吃飯。三個菜，二葷一素，一碗湯。吃得舒服，那時人們很容易滿足。
這段時間，“天安門母親”群體麵臨的事情很多。路易斯·維勒·斯諾夫人來華會見丁受阻，全美學自聯陸文禾來華送“六四”捐款被上海警方扣留，接著就是蘇冰嫻之死，以及為“天安門母親”爭取諾貝爾和平獎。2001年1月15日，蘇冰嫻女士突然去世，在京的難屬們無不為之驚愕。我們與蘇的家人悲痛欲絕，曉波也感同身受。他不僅打電話慰問，還悲憤地以《獻給蘇冰嫻先生 ——“六四”十一周年祭》為題寫出了一首長詩：
你突然離去的噩耗
正值冬季少有的大雪
為肮髒的北京
披上偽裝的時辰
天安門廣場上執勤的武警
用皮靴踢碎了
一個孩子堆起的雪人
我想起十一年前
你的孩子
就像這個雪人
被罪惡的子彈擊碎
槍聲響過之後
恐懼在每一個大腦
安裝了監聽器
歎息和淚水也被錄音
…………
關於死亡
我能說的
決不會多於
你臨終前的眼睛
每一瞥帶來的震撼
決不亞於一次
末日審判
2002年1月10日，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應“天安門母親”支持者的要求，發起為“天安門母親”爭取2002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活動。這項活動得到曉波的全力支持。他發表了《“天安門母親”理應得到的榮譽 》一文，“以謙卑的敬意，全力支持‘天安門母親’角逐2002年諾貝爾和平獎”。同時，他邀集了國內八位學者寫文章支持。這項倡議得到了很多海外人士的支持。在一段時間裏，他們紛紛撰文或發表談話，介紹、評論“天安門母親”群體多年來所從事的活動和所進行的抗爭，使中國的“天安門母親”成為一個廣為世人所知並受到各界關注的受難者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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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蔣勞累過度，突發冠心病，隨即送醫院作搭支架手術。在醫院治療期間，曉波多次去看望他，耐心向他介紹外麵知識界、民運界的有關情況。做手術的那天，他與張祖樺一起大清早就去了醫院，推著蔣的活動床從樓上到樓下曲曲彎彎地一直到手術室，並一直陪伴在丁的身旁，直到手術做完，又把蔣推往重症監護室。這讓我們都很感動。特別是在蔣住院期間，曉波還給他介紹了一位心儀已久的朋友——包遵信。在這之前，我們知道包的名字，卻從沒有見過麵。而從那時起，曉波就常常帶著包到醫院去看望蔣。我們與包遵信先生也就是從這時起漸漸成了莫逆之交，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與包常常見麵，無所不談，直至2007年7月16日與他在延慶下營村最後一次會麵。現在包遵信已經離我們而遠去，與曉波又不得相見，以往的朋友中缺了這兩位，內心的苦澀真難以言表。
也正因為蔣患了心髒病，身體大不如從前了。曉波就多次向我們提出建議：趁現在精力還好，趕快寫出對一生的回憶，可以采取對話的方式，找一個合適的提問者和聽者；或者找一台錄音機。他甚至自薦：如果需要，他可以幫忙。他的好意我們心領了，但那時覺得眼下許多要做的事情更為緊迫，寫回憶不忙，可以往後放放。這件事我們始終沒有做，現在我們已經老的老、病的病了，也許此生就很難完成了。
那時，我們仍然像往常那樣，每年春秋兩季都會去南方“連園”居住一陣子。盡管在無錫也受著當地國安部門的監控，但比起北京來要清靜得多。可以集中時間、靜心讀書、寫作。曉波夫婦也曾不止一次去“連園”看望我們，並在那裏小住。
在“連園”，聊天，是我們的常事和樂事。有一次丁婉轉地向曉波提出了一個久藏於心的問題：“依你的才華、博識何不潛心於學術研究呢？至少可以騰出些時間來著書立說吧？國內不能發表，可以在國外發表啊？”言下之意，何必老是去寫那些“惹人生厭”的時評呢？曉波當然聽懂了，隨即回答：“我必須寫時評，這是我的責任，我不可能回到過去了。”也許他覺得斷然拒絕過於沉重，隨即換了一付口氣故作輕鬆地笑著說：“我現在是三夜睡二夜的覺，多多地寫，好為劉霞攢下一筆稿費，萬一以後我又……。”他這麽說，我們心裏明白。他是倔強的、執拗的，既然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再也拉不回來了。從此，我們再也沒有拉他的後腿。
2003年3月底，曉波夫婦第一次去“連園”，那次他還陪同我們去了蘇州、太湖三山島，以及丁文江的故居蘇北泰興黃橋鎮。前後一個多星期。那時，我們無論走到那裏，當地國安部門便衣人員都尾隨著我們，一切都在他們的監控之下。
去太湖三山島（蘇州東山、西山之外一個1.6平方公裏的小島，並非太湖黿頭渚外的三山島），交通實屬不便，需從無錫坐火車到蘇州，再從蘇州坐兩個小時的公交車到東山，再由東山坐環島的農民車到陸巷碼頭，換乘每天一班的渡輪才進得三山島。那天我們費了很多周折到了三山島，沒有想到一群便衣已經先於我們一天到達島上。他們一幹十餘人就住在我們所租的農民旅館旁邊的另一家旅館，他們的窗子對著我們的窗子，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據島上的居民告訴我們，這個島上唯一的一艘遊艇拴在碼頭上24小時待令，唯恐我們這四個“要犯”隨時會出逃似的。令這幹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們四人白天在這1.6平方公裏的小島上尋覓那明清民居的遺跡，爬坡串巷，悠哉遊哉；晚上則在旅館的陽台上聊天，瞭望太湖朦朧的湖光山色，而那幹人始終隻能在陰暗處窺視著我們。
這次是曉波夫婦是應我們之邀去三山島的。因為我們想向他們交待一份囑托。此前我們數次來過三山島，年紀漸漸大了，就想到要為身後找一個安葬的地點。我們原先已選中離岸邊不遠處的一片水質潔淨的平靜湖麵，想把我們身後的遺骨與連兒的一半骨灰撒到這片淨水中。我們與曉波夫婦在湖邊停留了很久，仔細商量，還拍了照。我們都認為這是個絕佳的去處。
在三山島的逗留中，還發生了一件令人捧腹的搞笑事件。那是在4月1日愚人節，曉波突然告訴我們這天是劉霞40歲生日。真巧啊！但是怎麽為她過生日呢？這島上既無飯館又無蛋糕店。我隻得請求旅店老板娘按蘇州人的習俗為我們準備一鍋鴨湯麵。自家殺的鴨子特別鮮嫩。大家正吃得津津有味，曉波又出其不意地宣布：他要為劉霞跳文革中的“忠字舞”，作為獻給妻子40歲的生日禮物。這位魁梧的北方漢子真的一本正經地邊唱邊跳了起來，大家都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後合。尤其是旅店老板娘夫婦哪裏見過文革中的這等世麵。看著曉波舉手投足的那份認真勁兒，我們都被他對妻子的那份真情深深打動了。
從三山島回家，第二天就是清明節。我們早就說定，清明節這一天到丁文江的故居去憑吊這位民初的地質學家和文化名人。在這之前，曉波已把“連園”所藏的有關丁氏的書藉和資料翻了一遍，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丁告訴他：這幾年丁氏祖宅裏置放了丁文江的一尊銅像，那是上個世紀丁氏在台灣的後代捐的。二伯父身後無嗣，他的墓地又遠在長沙，恐怕在若幹年來很難得到親屬的拜祭。我們清明這一天去拜訪丁文江故居，也算是一種彌補吧。曉波夫婦欣然同意。
於是，我們四人帶著三山島歸來的勞頓，於第二天清晨，又從無錫乘坐一輛破舊的長途公交車，顛簸了兩個多小時才抵達蘇北泰興縣黃橋鎮米巷“丁家花園”。這座紀念館原為“黃橋戰役紀念館”，現在多了一塊牌子，叫做“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這是專門為了紀念“丁家花園”這座清代古典建築的。臨近中午時分，館內已無甚參觀者。但是，在我們身前身後卻緊隨著幾條漢子，我們走到哪裏他們也就跟到那裏。丁向曉波夫婦一一介紹這座祖宅的建築格局以及當年興辦丁氏義莊和私塾的曆史……。待進入紀念館的陳列大廳，丁指著玻璃櫃裏一張小銅轉椅，告訴曉波，這是她祖父當年坐的，然而現在這張椅子上卻標明是當年指揮黃橋戰役的陳毅元帥所用。據查，黃橋戰役發生在1940年，陳毅那時是否真的用了這張椅子不得而知。
看到“丁家花園”這個龐大的建築群，現在被“黃橋戰役紀念館”占去了絕大部分，室內也大都是黃橋戰役的一些展品。曉波早已憋了一肚子氣，終於發作起來，突然說了一句：“唉！這倒奇了怪呀！明明是人家自個兒的宅子和東西，怎麽都變成了共產黨的了？而且還放在那裏讓人看！這都應該歸還人家才是！……”還沒有等到我們反應過來，身旁“相隨”的人中居然有人應聲發話了：“那是人家祖上覺悟高，獻給黨和政府的……”未等此人說完，丁便接過話茬：“那倒不是，我們的祖輩父輩並沒有這份覺悟……是土改時把住在老宅裏的三伯母趕到最後麵的牲口房，才把這座大宅子騰出來的。”這裏開始是“新四軍東進紀念館”，後來是“黃橋戰役紀念館”。土改的時候，丁家父輩和其他丁氏家人有的已經去了台灣、東南亞，有的留在大陸，但除了三伯母外，也都離開了黃橋。丁說著說著，不知旁邊的“相隨”又溜到何地去了，而曉波的臉上卻洋溢著孩子般的得意神情。
從大廳進入內宅，在那最西邊的一排三間算是標明“丁文江紀念室”。可室內卻空無一物，連一件紀念品都沒有，據說正在整理。丁文江的銅像被孤零零地擱置在走廊的屋簷下，我們四人隻好站在天井裏向銅像恭恭敬敬鞠了三個躬，又一起照了相。可以說，整個黃橋之行掃興極了，我們隨即又乘那破舊的長途車回無錫。
在此後的相處日子裏，曉波與我們常常提及丁文江以及他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友人、同道者的追求，他們之間的那份真摯友情。當談起當年丁文江與胡適、傅斯年、翁文灝以及蔡元培等人創辦《努力》周刊和《獨立評論》的那番情景，他那仰慕之情，溢於言表。因此，不管是從坊間還是網上，凡是他得到的有關丁文江的信息，總來告訴我們。我們在2006年至2007年期間所發表在《觀察》上的那17篇有關丁文江的文章，正是在曉波的鼓勵下寫就的。2008年底，蔣病危從無錫搶救返京後，曉波來家探望時還扛著一箱《丁文江文集》（聽說是馬少方購贈後托他送的）。他尤其欣賞鐫刻在我們家大廳裏的丁文江與胡適那兩首唱和詩，胡適的一首是在丁文江謝世後在悲痛中改定的。其中最後二句：“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我們與曉波夫婦的相知和相交，日漸日深，久而久之，他對我們的愛護和關照，真像這兩句詩描述的。“有事找曉波。”這是我們的口頭禪，正像當年許多人說的“有事找丁大哥”。
曉波的樂於助人，在他圈內是人所共知的。不管是北京還是外地，也不管與他是否熟悉，隻要求助到他或托人轉告，他都盡力幫助。他營救或相助過的異議人士，不計其數。像徐文立、楊建利、何德普、劉荻、杜導斌、郭飛雄、高智晟、楊子立等等，乃至他們的家屬。當我們提到孫誌剛、李思怡之死，他都難過得涕流滿麵。一次，徐文立在獄中申請赴美，當局先是應允後又食言，徐的妻子賀信彤女士憤而上街靜坐抗議，曉波跑前跑後照顧這位老大姐。賀出國前，劉霞又陪著她上街置裝準備遠行。海外一些朋友給國內的係獄者親屬所提供的少量捐助，或者是通過我們來轉的，或者是通過曉波轉的，最後都還是歸到曉波那裏，由他給係獄者親屬送去，以致常常被劉霞戲稱為“婦女主任”。
然而，曉波最為牽掛的還是我們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他曾說過：“在當今中國，我們還無法改變極權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我們起碼可以，要求自律，堅守住做人的底線，象珍惜自由那樣，珍惜無數人用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因此，他年年都要撰寫紀念“六四”周年的文章，而幾乎每一篇他都要向亡靈懺悔，表述他的愧疚之情。我們心裏明白，這是指他第一次被捕在秦城監獄認罪的事實，他坦蕩地承擔自己的過錯，始終跟自己的過錯過不去，他在《來自墳墓的震撼》等文章裏，關於這一點寫得清清楚楚。我們平時總是小心翼翼地不去觸動他內心深處的這塊傷疤，但有一次我們終於把多年來憋在心裏的一番話倒了出來：“你不要再自責了。那麽大一場運動，孰能無過？在當時那種淩厲、恐怖的情勢下，“認個罪”也算不了什麽。當年政府大開殺戒，你們在6月4日淩晨冒著生命危險，去和戒嚴部隊軍官麵對麵談判。在那千鈞一發之際，挽救了廣場上大批的學生和市民，讓他們安全撤出。這樣的舉動，功不可沒，大家心裏都有一本賬，應該是清楚得很呢！”丁還向他說過：當時的那些學生領袖，對於後來的流血慘案，有幾個作了認真的反思和自責的呢！
時至今日，曉波仍然對“六四”亡靈及其親人懷有一種抹不去的“懺悔”情結。他和他的朋友江棋生一樣，對於“天安門母親”的關愛始終如一。但他們隻是給難屬群體提供遇難者線索，或者轉交海內外友人的捐款，難屬群體內部的事情他們從不插手。用曉波的話說，那就是：“他們難屬群體的事情已經做得很好了，用不著我們去幫忙……。你要給難屬捐款，那就把錢放在茶幾上，自己走人。”他們心態平和，從未把為我們群體所做的點點滴滴視為一種成本投入，或把與我們的交往當作某種政治資源。因為他們明白：凡是涉及天安門母親的事，純屬道義性質，這裏沒有個人利害計較，與我們這個老弱病殘群體的交往，除了多承擔一份風險就不可能有什麽回報。因此多年來，我們與他們的交往始終處於一種親密無間而又輕鬆的狀態。這是我們一直引為自豪的。
這次曉波在獄中第二次與律師見麵談話時說：對於涉及‘六四’的人和事，無論從道義上還是良心上，他都一直想為他們爭取做點什麽。我們讀懂了他這句話，但我們的內心在痛！
2008年12月7日下午，蔣病重住在北醫三院，他半身不遂，連講話都困難。丁不讓親友去看望，可曉波夫婦執意要去，仿佛冥冥之中他預感到第二天就會被投入鐵牢似的。那天他們夫婦倆在蔣的病床邊坐了半個多小時，談話內容主要是《零八憲章》。曉波興奮地一件一件告訴蔣：《零八憲章》是如何修改的，都征集了哪些人簽名……。蔣聽著欣慰地點頭表示讚許。探視結束走出病房前，曉波突然告訴丁：《零八憲章》的事情現在可以告一段落了，他正聯絡國際上的一些漢學家聯署提名“天安門母親”群體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他認為這是為明年紀念“六四”二十周年所要做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這大概就是他所說的一直想為難屬爭取做點什麽。當時，丁聽了不免一驚，馬上對他說：你別做了！這是徒勞無益的。現在國際大環境怎麽可能給“天安門母親”頒獎呢？再說，在國內這樣做明擺著去衝撞中共的大忌，他們會百般阻撓，危險太大。對於丁的這些話，曉波根本不予理會。為我們群體爭取這個獎項，是他多年來的努力，而且已經考慮很長時間了。據我們所知，自從2002年以來，曉波與海外的一些朋友始終沒有放棄過為“天安門母親”爭取這個獎項。2008年底中共當局出人意料地抓捕他，明麵上是《零八憲章》和幾篇文章，而內底裏又何嘗不是為了阻遏天安門母親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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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曉波眼中，沒有敵人，也無冤家對頭。在他文章中，他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陳述他自己的觀點、主張，而從不願意與人爭辯個上下高低是否。最典型的是，就是他不主張以公開的方式來質疑高智晟所發起的“反迫害維權接力絕食”行動。他主張私下勸說，勸了不聽就由他去。當時丁之所以要給高智晟寫那封公開信，本意也在勸。但考慮到，如果事情弄到不可收拾，高作為“名人”頂多坐幾年牢，而跟著他跑的那些底層民眾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們將承擔後果。這是鑒於1989年那場學生運動以及1998年民間組黨的教訓。丁認為當年已經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現如今就不應重蹈曆史之複撤。所以那封公開信與其說是寫給高的，確切地說是寫給高的追隨者們的。撰寫並發表這封公開信，曉波事先並不知道。至於後來有人說，丁給高智晟的那封信是劉曉波與餘傑“捉筆代寫”的，那純屬無中生有。
再如，前幾年餘傑、王怡等人在美國白宮拒絕與郭飛雄同時受前總統布什接見，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有些好事者不斷升溫、上綱上線，甚至說這是劉曉波一手策劃，劉餘王聯手幹的。丁問曉波，怎麽回事？他回答：這是他們教會的事，事先他根本不知道。丁認為，他應該出來澄清。他卻一笑了之：“管它呢！”。等到事情越演越烈，眼看著要“燒”到獨立筆會了，作為當時獨立中文筆會的會長，曉波卻獨個兒擔起了責任，他逼著副會長餘傑給筆會寫公開信道歉。丁在一旁看著，甚為餘傑不平，說：“你既然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太大的過錯，向筆會公開道什麽歉啊！”餘傑邊看著曉波邊低聲說：“會長讓我寫啊！”曉波在一旁嚴肅得一聲不啃。餘傑不是輕易肯服軟的人，但曉波為了顧全筆會不被分裂的大局，最終還是說服了餘傑。
當時我們眼看筆會裏邊鬧哄哄的，還有幾位要退會，我們有些替他發愁。但曉波卻不為所動。他說：“筆會有筆會的章程，最後都得按章程辦。有人要出去，攔也攔不住……你非要他耽在筆會裏不是強人所難嗎？”他相信章程比人強。
2006年2月，丁給高智晟的那封公開信發表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網絡上謠言四起，無中生有，誹謗攻擊，不絕於耳。丁多次想撰文澄清事實，但一再被曉波勸阻。他在信中說：“二老回應×××，我打心裏痛，很痛。你們精力有限，何必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那些攻擊咱們的人，加在一起還是零，我們幹嗎要與零作戰呢？”他認為，一些人用化名或假名寫文章造謠誹謗，而不敢用真名，這說明這種人對於自己說了什麽都不敢負責，那就不必理會。他知道丁不會用電腦，於是出主意叫蔣別讓丁知道那些謠言，免得心煩。為此，丁曾不無埋怨他。
後來網絡上有些人常常用“丁劉聯盟”來稱呼丁劉。批丁必連上劉，批劉必連上丁。麵對這莫須有的“罪名”，丁甚有怨言。曉波又給丁寫信：“別人說丁劉聯盟，沒錯。但我們的聯盟，是心是痛是道義，而沒有妒嫉、沒有爭奪、沒有急功近利、沒有相互利用。完全是心貼心的聯盟，難道就是幾個人所能玷汙的嗎？”
相處久了，我們從曉波身上看到他的寬厚、善良，因此常常稱他為“傻博士”。哪怕有人惡意中傷，他總是一笑了之；哪怕別人讓他吃了虧，他也總是忍讓再忍讓。行筆至此，我們禁不住想起當今中共這代領導人，若有曉波的胸襟，也不至於冒天下之大不韙，非把他判以重刑而後快，真應了“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這句老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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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年前《零八憲章》問世曉波被捕之後，海內外各方人士在《零八憲章》上簽名的很多。而我們心裏卻十分矛盾，甚至極其痛苦。那時丁曾給劉霞發過一條短信：“世上沒有後悔藥可吃，早知中共要借此對他秋後算帳，我們就不該催促他積極參與此事。這等於把他往牢裏推了一把（大意如此）。”
事情確乎如此。《零八憲章》的初稿原是由張祖樺起草的，後經多人多次修改，仍不盡如人意。我們希望以共同的智慧來完善這個政治文本。很自然，我們首先就想到曉波，也想到過×××、×××。我們在2008年9月去了無錫以後，又多次詢問和催促曉波，了解文本修改的進度。
曉波被捕後，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對我們不聞不問，好像我們與《零八憲章》根本無關。2009年8月底，那時曉波已由監視居住轉為逮捕。市國安局官員趕到延慶下營村來詢問我們“十一”前的去向時，我們用明確的語言告訴他們：胡錦濤抓捕劉曉波純屬一著臭棋。誰都清楚，劉曉波是一個溫和、理性的自由知識分子，連這麽一個人都容不下，還談什麽“和諧社會”！丁還用諷刺的口吻對他們說：“劉曉波才53歲，正值壯年，比胡年輕，他才華過人，這難道就招胡錦濤和他的幕僚們的忌恨了？！”俗話說：一語成籤，現在居然判了他重刑11年！
2009年12月21日下午，曉波案開庭前兩天，市國安局官員又來我們家，通知我們23日開庭之日不得外出。對此無理的橫蠻要求，我們表示強烈抗議。同時又明確告訴他們：既然你們以《零八憲章》之罪起訴劉曉波，那麽，我們不僅是首批簽署者，而且還是最初的動議者，為什麽《零八憲章》發表之後你們連問也不問我們？我們還提到前些天在網上以丁子霖名義發出的一個倡議：“我認為‘與曉波共同擔當’，不能隻是一種表態，必須在其強行審判時付諸行動。因此，我們建議，當曉波審判之日，希望有盡可能多的（除年邁病弱者）聯署者，赴法庭外陪審。……”你們要是認為此舉為“煽動”，那我對此負全部責任。安全局官員對此一聲不啃。
我們知道，每次國安局官員來與我們麵談，他們都會向上級匯報的。上述兩次關於《零八憲章》的談話也不會例外。那麽，為什麽他們竟然沒有一點反應呢？
在這篇文章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鄭重地聲明：中國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個不自由國家，在已經過去的二十多年時間裏，海內外眾多有識之士，為爭取中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至今未能成功。我們認為，劉曉波博士以其二十年之抗爭，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為國人樹立了榜樣。他參與起草並發起簽署《零八憲章》，為我們中國描繪了一幅民主憲政的藍圖。為此，他被中國政府逮捕並被判11年徒刑。鑒於此，我們認為他有資格成為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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