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機關專案組依法傳訊了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楊一民、原裁判委員會主任張建強到案接受調查
央視報道南勇、楊一民等接受警方調查
記者賈蕾仕北京報道 在南勇被相關部門帶走之後，他因為何事被帶走便成為外界猜測的焦點。據熟悉南勇的足協工作人員私下分析，南勇被帶走的原因可能有三個，但其中愛福克斯的事情是最關鍵的因素。
愛福克斯是否成硬傷？
據足協工作人員分析，南勇在被公安機關帶走後，最有可能涉及的問題就是2006年，未能收回愛福克斯讚助中超的600萬歐元，這份合同盡管當時被認為是謝亞龍負責，但是最終在提交法院時被曝光，代表足協在這份合同上簽字蓋章的就是南勇，這個談判過程都是南勇具體負責的。
簽訂合同後，直到2007年第二季，愛福克斯才將第一筆冠名費600萬元人民幣匯至中超公司，這也是愛福克斯付給中超公司的唯一一筆費用，餘下的5千餘萬元一直未付。直到2008年9月1日做出起訴決定為止，已經為愛福克斯欠款一事開了三次主席辦公會，這其中另有原因。
當時中超公司方麵相關人員介紹，當時研究與愛福克斯打官司時，謝亞龍力主馬上對簿公堂，提起訴訟。但是會上南勇以愛福克斯正在籌款為由，建議推遲打官司。兩次主席會議兩次都被南勇以相同理由推遲。隻是在第三次會議後，南勇同意打官司，不過當時他補充：“如果打官司可能就要不回來錢了。”
由於南勇是代表中超公司簽訂的合同，中超公司開始尋找律師訴訟，不過律師在與愛福克斯方麵聯係後建議：“愛福克斯方麵還在籌錢，有自己的還款計劃，不宜立即訴訟”。主席辦公會通過了打官司的提議後，最終還是推遲了兩個月才遞交訴訟狀。
但是在提交官司時，律師又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在足協與愛福克斯簽訂合同之後，足協才與香港一家中介公司簽訂代理合同，為什麽代理合同是在讚助合同之後簽訂的？這至今難以解開原因。
據悉，這個中介公司是一家體育經紀公司，在國內曾擔任多個外教和隊員的經紀，原中國隊主教練阿裏·漢也是由該公司經紀。但是現在因為愛福克斯的代理也無奈地反目成仇，曾經的合作夥伴也隻能對簿公堂。可是在北京二中院的官司開打後，發現原來簽訂合同的代理公司已經轉讓過一次，新的公司隨後也破產了。這導致這筆錢已經沒有任何可能拿回來，這筆5400萬元的巨額冠名費就這樣消失了。
是否為天津聯係阿裏·漢？
南勇在足協期間經曆了好幾個部門主管的輪換，曾兩度主抓過俱樂部，但是他曾在今年留下了給天津泰達俱樂部介紹阿裏·漢的疑問，雖然天津泰達俱樂部方麵曾表示過這是無中生有的事情，但是外界媒體還是猜測其中有一定的瓜葛。
阿裏·漢是南勇當初為國家隊聘請的外教，當時的經紀人白川也是後來把愛福克斯介紹給中國足協的經紀，而阿裏·漢去年到重慶力帆以及今年在天津泰達執教就自然會被認為是南勇的意見。當時被很多地方媒體曝光後，南勇沒有出麵澄清。甚至有些地方媒體也分析判斷，運作外教進入俱樂部會有一些傭金，這被認為是利益所在。這或許給南勇添了麻煩。
組織國足比賽有貓膩？
舉辦國家隊的國際比賽曆來都是很麻煩的事情，需要當地足協和讚助公司共同運作，但是之前必須經過中國足協授權，賽事的主辦者必須是“中國足協”，而且要通過足協到FIFA備案，由於足協舉辦比賽還沒有一個完善的程序，這讓足協確定比賽地給外界有不透明的感覺。
過去盈方組織比賽大多放在廣州，而且當時也會有很多地方單位提出了承辦，但是被足協以場地、球迷等種種理由拒絕，因此地方會員協會很多負責人也對足協提出異議，甚至有會員協會過激地表示，“我們不塞錢就拿不到國家隊比賽嗎”？
但是足協方麵也表示過自己的公平，足協曾為中國隊參加2010年世界杯預選賽進行招標，其中有之前做了中國國家隊大量比賽的廣州市以及附近城市，但是最終卻花落天津和昆明，這讓廣州和當時的盈方方麵都感覺不滿，盈方認為：“我們簽了合同，但是足協才是最終決定者，我們根本沒有作用。”
盡管當時主管領導是謝亞龍，可是南勇也曾具體負責相關業務，這或許會讓他受牽連，不過他應該能夠解釋清楚。
南勇辦公室遭查封 公安部門安排不能隨便出入
記者賈蕾仕北京報道最近兩天的事情發生得讓人目不暇接，南勇上任的最後兩天時間裏，他辦的最後兩件大事就是在醞釀機構改革以及轉賣香河基地。他能不能回來繼續完成這兩個具有超高難度的事情呢？或許這已經不是一個疑問句了。現在南勇的辦公室已經被封，根據總局和公安部門方麵的安排，他的辦公室將不能隨便出入，如果調查出來確實有事，他的辦公室將有專門的人員進行翻查，那時這兩件大事的文件已經沒有意義。
最後一頓工作午餐談起高洪波
南勇是15日(上周五)被公安帶走的，可是南勇所在的7樓辦公室平時工作人員都很少進去，14、15日一連兩天，南勇都是在辦公室內度過的，他與下屬的“廣泛接觸”是在周四的午餐時。當時11點半開飯後，南勇來得很準時，他走進餐廳時，打了飯菜坐在餐桌前用餐。聽到身邊工作人員在談論周日的國足與越南隊的比賽，南勇也饒有興趣地加入進來。
足協工作人員從技戰術打發到用人都聊得很多，聊到技戰術時，南勇沒有插話，他隻是邊聽邊吃飯，沒有發表意見，而當足協工作人員七嘴八舌地聊到這批國家隊隊員是怎麽選的，怎麽有些表現好的隊員都沒進國家隊時，南勇才放下手裏的餐具聊了起來。
南勇說：“這批隊員都是高洪波選的，我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采不采納都看他的。”旁邊工作人員開玩笑說：“你推薦的人他敢不聽嗎？”南勇說：“別說，高洪波可有自己的主意，我也不好強迫他怎麽樣。”說到這裏南勇幹脆不吐不快，“高洪波選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有時我也態度強一些，告訴他應該換個別隊員，高洪波不大愛聽我說這些，聽到我這麽說，他就來一句，那你說選誰好。給我嗆的！”說到這裏，周圍工作人員一笑過後，都覺得這個掌門人也有自己的難處。
最後南勇說，“他是主教練，我也不能給他說急了”。不過這應該是南勇在足協內部關於國家隊的“私房話”，這些話顯然不能說給高洪波聽，更不能說給媒體聽，這也就是他在跟足協工作人員茶餘飯後的閑聊。後來國足2比1贏了越南，還有工作人員介紹這段談話時說，“本來看完比賽還想周一聽聽南頭聊呢，結果出事了”。
最後一場比賽是安排國奧隊
周五上午，南勇在辦公室裏給國奧隊安排了一場比賽。今年國奧隊組建後，由於同年齡段的國字號隊伍都還沒有組建，為國奧隊尋找熱身對手非常困難，為此他通過關係，找到了韓國足協，給國奧隊在4月20日找到了一場比賽，對手也是韓國國奧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麽，南勇聯係比賽後既沒有通知國家隊方麵，也沒有通知聯賽部方麵，20日高洪波正好到足協想找南勇做總結，他聽說此事後，隻能找到相關人員打聽，“怎麽4月20日給國奧隊安排了比賽，還沒給國家隊安排比賽”？高洪波也想利用聯賽的空隙找比賽，但足協為什麽一直沒有給他更具體的答複？南勇在足協內部負責的一項具體業務就是國家隊和國奧隊，他不僅要為組隊奔忙，還要給國家隊和國奧隊聯係比賽，這讓他非常忙碌，但是或許正因為是以足管中心一把手來主抓球隊，他在做決定時，沒有通報給下屬和相關部門，這讓相關人員都十分為難。
最後一項舉措是機構改革
南勇在足協內部會議上，曾做了一個年度計劃，2009年底南勇還有四件事要辦。在足代會召開的同時，還在忙碌於三件對中國足球有深遠影響的大事：一件是製定中超準入標準，另一件則是推行足協內部機構改革，第三件就是秘密進行之中的售賣香河基地。這都是南勇極力想促成的事情，做成了，將給中國足協打上南勇的烙印，對未來中國足球的發展也是極其有影響的。
中超準入標準的修改最早是崔大林提出的，崔大林要求南勇對修改草案的程序和進程進行安排和布置，首先是要求準入製度的修改要聽取各方意見，其次要盡快拿出草案上報總局。根據崔大林的布置，南勇主持會議修改“中超18條”，最後擴寫成了54條，並最終連名字都改成了《中國足球職業俱樂部標準》。據了解，當足協相關人員把擴寫成三倍的厚厚一疊文件放在南勇跟前時，他還調侃說：“看到這份文件，我眼前一亮。”
在昆明中超委員會會議完成對準入製度的征求意見後，南勇開始實施醞釀已久的機構改革，在南勇的初稿中，他的計劃是重新設立“國家隊辦公室”，主管各級國字號隊伍，以便各級國家隊能夠在統一的管理下運作；其次是設立“青少年委員會”，把部分青少部和校園足球的業務放在該委員會，並由教育部和總局的相關領導共同管理；再次把中超業務劃歸中超公司。
但是機構改革的設置牽扯的麵太廣，甚至不是他能夠決定的。首先需要經過部門協調，畢竟會涉及部門利益，會有一些不滿甚至爭執，這些機構調整對多年的足協工作來說甚至是革命性的，最後根據程序還要經過總局的審批，這給了他很大的工作難度。作為一個掌門人，跨出這一步就必須麵對，隻是他還能完成嗎？
南勇的另一個想法就是要售賣香河基地，他已經在多個場合表達過這一意見。目前香河基地每年都要足協投入資金維持運轉，特別是場地養護，每天都需要大量經費投入。需要打理和養護的足球場就有6塊，還不包括室內設施、人工等等，這讓足協感到了財務上的困難，南勇因此意欲以售賣或者共同管理的方式來經營，以期扭虧為盈。他甚至聯係了房地產商。現在可能會緩一緩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