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村：瘋狂生長 天天向上
不斷突破新高度的華西村迅速擴張的背後，是村政治結構的變遷、財富的再分配以及社會結構的重新分層
村子裏又在造大樓了。這回挺高，已經有60層，在今年6月前，它還得長12層，到時候，它將成為328米的大塊頭。
閑來無事的村民會絮叨幾句關於大樓的最新“爭議”。“爭議”確實很盛，有的說“這樓是新地標，新農村有新高度”，有的說“華而不實，那麽多錢砸進去，不如給大家造別墅”。
據說大樓建好後，除了作為景點賺些門票，也能解決幾百戶村民的住房問題。
可問題是，有“爭議”，就不妙了，“吵吵嚷嚷的，誰知道會出什麽岔子”。
其實它隻是一座高樓而已，但他建在華西村。華西村一直在生長，也一直受到爭議，這一點老書記吳仁寶看得很明白。“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要不然華西村也不會有今天。”吳一口江陰方言，語速很快，軟軟的，卻透著底氣，笑的時候一口熏黑的牙，歪歪斜斜的。
總有新高度
華西村原來並不大，全村380戶，1520人，0.96平方公裏，正好是全國總麵積的千萬分之一，隸屬江蘇省江陰市。
1961年，33歲的吳仁寶已經是華西大隊黨支部書記。那時的華西，人口僅667人，集體資產隻有2萬5千元，欠債1萬5千元，人均分配53元。曾有一首民謠流傳很廣：“做煞大隊無搭頭，幹起活來累死人，有女不嫁華西去，寧願扔到河浜裏。”
這時候，吳仁寶搞了一個石磨房，慢慢做大，這是他在鄉村裏比較早的產業嚐試，“也是冒著險的”。
很快地，華西村建起了兩座“高樓”，一個4層，一個5層，是村裏的夜校樓，這個高度，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是江陰第一。
1972年，吳仁寶一邊領著大家學大寨，憑著畝產連續6年超噸糧，第一次名震全國，一邊私下偷偷搞了個五金加工廠。
隨著上世紀80年代，“包產到戶”在中國農村的全麵鋪開，當時全國的主流聲音是，“包字萬能，一包就靈。”可當時吳仁寶和華西村已經讓集體經濟紅火起來，怎麽辦？他最後決定，“不分不包”，繼續集體經濟。
工廠一家接一家開起來，及至1989年，華西村“三產”總產值已經破億，人均產值70萬，人均利稅7萬元，成為“江陰第一億元村”。
1992年，華西村當時已有的38個企業合並成立江蘇華西實業總公司，吳仁寶成了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
兩年後，該實體變更為江蘇華西集團公司(省級)，這個村莊開始以一個公司姿態發展經濟。而類似的村企共生的做法，在十年後才逐漸出現在蘇南附近的鄉鎮裏。
是年，國務委員李鐵映說：“華西是全國第一村。”
1996年，吳仁寶說，得有點不一樣的，於是就有了金塔。金塔7級17層，98米高，這玩意兒一出世就引來爭議，就像如今的大廈一樣。首先，他太高，彼時城市裏也鮮見高樓，更別說農村；其次，它樣子太怪，似樓非樓，似塔非塔，還頂著個金葫蘆；再次，它太大，建築麵積有2萬多平米，一開始就被定為成集旅遊觀光、商業娛樂、餐飲服務為一體的多功能活動場所。很多村民不理解，“一個農村，搞這些花裏胡哨的做什麽？”
這就像如今人們看待那座大廈，它的全名叫“增地新農村大廈”，老書記給定的名，他說：“我們想有一個空中華西村！”
1月17日，陽光晃眼，空氣清冷，上了年紀的農婦避開迎麵的日光，斜著眼睛仰視大廈，飆出的卻是一口四川話，這麽高的房子，住著肯定不方便，下樓買個菜估計都要大半天。
老書記無處不在
老書記如今83了，但說話中氣還足，以前一頓飯能喝一瓶茅台，60歲時喝酒差點讓視網膜脫落，從此戒酒，但煙還是抽，一天3包，華西牌。
村子裏的香煙店老板，推銷香煙時令人不辨真假：“這是35塊一包的華西煙，絕版了，就這麽幾包了，別處買不到的，當年老書記就愛抽這個。”
在華西村，老書記幾乎無處不在，和這座村莊一起生長。他如今雖然退休，但其實一直沒有真正閑下來，1月18日，華西村分管土地和環保的副書記吳蘊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幾乎天天能看到老書記，隔三差五就喊幾個村幹部到家裏去開小會，了解村裏的發展以及村幹部的思想動向。
這一點，另一位副書記薛洪高也向《中國新聞周刊》予以證實，他還說，老書記畢竟有經驗，看問題準。
而在該村的宣傳資料中，有村民甚至視老書記為神人，比如有傳說，某天村裏搞活動或者開露天大會，本來下著雨，隻要老書記一到場，很快就風和日麗了。
金塔就是由老書記親自設計。此前，一直是華西村的高度，也是新農村的象征和符號。前來取經的人也樂意掏20塊錢買一張票，坐著電梯直升樓頂，望一眼塔下的中華第一村的別墅群。那也是吳仁寶的作品，幾百套樣式一致的單體別墅，頂著紅色層疊的屋頂，如同樂高玩具那樣整齊地碼在鐵柵欄裏。
外地來的人無不驚訝，“這日子過得太童話了”。
1月19日中午，一隊新疆來的遊客在此參觀，金塔頂樓15層的觀光平台放著三尊鎏金塑像，分別是孔子、財神和福星，真人大小。旁邊的玻璃功德箱裏，早已經塞滿了鈔票。
金塔腳下的草坪上，有模仿南京長江大橋的微縮橋，和一個開放式的動物園。
金塔周邊後來又建了8座相似的金塔，形成塔群，做各種用途，塔群之間，則是華西幸福園，其實是個公園，裏麵除了巨型環形的噴泉，還有5尊偉人的坐姿全身塑像，每一尊都有3米多高。
這些組成了目前華西村的CBD區域。
老書記說，他帶著華西村富裕，靠的是實事求是，“我盡管很痛恨形式主義，但有時覺得形式還有點用。比如我們要幹成自己想幹的一件事，當時的政策和形勢可能就不讓你幹，怎麽辦？這個時候我就玩點‘形式主義’了。”
吳仁寶覺得，“這形式主義能對付官僚主義，因為官僚主義比較喜歡形式主義。”
華西村的很多村官很理解老書記的這套思路，37歲的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孫海燕坐在繡著金色團錦的沙發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金塔是一個地標，大廈又是一個，華西村不斷發展，需要有新的標誌和象征，這不單讓自己人看了提氣，也能讓外麵人看了目光聚焦。
有觀察家說，吸引各界眼球，在華西村的49年村史中，始終是一個核心訴求。
很快，來取經的人被指引著去高塔登高遠望，依舊掏錢坐電梯上頂層，卻能看到更遠的地方，“天氣好的時候，估計能看到常州的鄉下去。”
打從富起來以後，華西人已經把自己當城裏人了。
如今，旅行社組織團隊來村裏旅遊，老書記作報告已經成為繼金塔和後山農民世界公園之外的又一個雷打不動的保留項目。
老書記沒有講稿，要說的都爛熟於心，但每次都會有即興之作，這讓那些聽了很多遍的村幹部，每次都有新收獲。然而，外地人不關心報告，他們隻好奇這個人，“哇，這就是吳仁寶啊”，“牙挺黑，還是大小眼”，他們不知道，這就是老書記當年飆酒落下的症狀。
家村共榮體
老書記無處不在，另一個意思是，他的子孫無處不在。
老書記一家28口，四鄉八鄰都稱道：“老書記一家是千年難遇的興旺之家。”大家都猜測，當年吳家祖墳一定葬在龍穴上。這話的依據是，華西村北側背靠一座名叫龍砂的山丘，迎麵則是長江下遊難得的好港口——張家港，被認為風水寶地。這些說法，又被寫進《(華西村)天下第一村紀事》中。如今山上修建了 “天安門”，又沿著山脊修了段長城，山坡還能看到別的世界名勝的等比仿品。後來這些景觀被統統圈起來，叫做世界公園，120元一張門票。
現在領著華西村人“看得更遠的”，是老書記的四兒子吳協恩。
老書記的大兒子吳協東曾在外地做木匠，後來回村幫父親開發華西，如今是村黨委常委、常務書記，又是集團公司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據說他知識麵寬，被村裏人稱作“萬寶全書”。
二兒子叫吳協德，當兵複員後曾在縣級機關工作，後來回村，現在是村委副書記，集團公司常務經理兼副董事長，另外還是上海香港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三兒子吳協平，如今是集團公司華西旅行社總經理，該旅行社2009年業績全國排名第四。
而老書記唯一的女兒，則是華西村“鐵姑娘”隊員，如今和丈夫一起，是村裏第二大經濟支柱，他們建成了年產麵料千萬米、百萬套成衣服裝的大型紡織服裝城，經營華西村牌麵料，仁寶牌西服。
第三代裏，老書記的大孫女吳潔現任華西幼兒園園長，孫女婿孫雲南是華西外貿、服裝、毛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二孫女吳芳是鎮黨委副書記，孫女婿李慶，是村黨委副書記、集團公司副總經理。
在村內宣傳資料中這樣寫道，老書記的兒孫“拿下的可用資金，占華西總量的90.7%”。
老書記在位48年，紅了48年，退位後依舊和這座不斷長大的村莊一起，紅色不改，這在很多人看來很不容易。
其實，吳仁寶也有過滑鐵盧，1975年，他已經是明星村官，被上級提拔做了江陰縣縣委書記，至1985年，其間他一身兼兩職，一頭管著縣城，一頭顧著華西村。但後來因為大氣候，1980年他不再做縣長，又回村專心做村官了，開始華西村的“造廠”時代。事後他給華西村總結：“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廠，90年代造城(城市化)，新世紀造人(提高人的素質，變城市人)”。
中國過去的60年裏，明星村和明星村官好多案例，比如大寨的陳永貴，大邱莊的禹作敏，結局令人唏噓。
吳仁寶曾和禹作敏交情很深，禹作敏落馬後，吳仁寶曾跑到山西大寨，在陳永貴墓前鞠了三躬，並給大寨送去幾個合作項目，他說他最佩服陳永貴，“有本事，是硬幹出來的”。然後他又做了一件事，寫了一首村歌，核心句子就是：“華西的天是共產黨的天，華西的地是社會主義的地。”
而提起另一個以集體經濟著稱的河南南街村，華西村副書記孫海燕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兩個村之間是友好村，不便多說，老書記其實還是欣賞南街村的，隻不過，他們是前集體經濟，我們是後集體經濟罷了。
兒子主政，老子還總會來“摻和”，每個月5日，村委會都要開經濟分析例會，老書記必到。
在關鍵時刻，退休的老書記總是發揮著關鍵作用，一次是在2003年，兒子剛接班，鋼材市場掉了風向，老書記立即出手，指揮老部下拋空庫存，一個月後，價格果然大跳水。另一次就是在2009年金融危機來臨前，當年4月，老書記再次提出隻出不進，減少庫存，又一次避免價格跳水導致的損失。
這甚至讓很多經濟科班出身的年輕人詫異，老書記能未卜先知不成？
有人真的信了這個，但也有村幹部說，老書記每天看新聞聯播，保持與時俱進。
生長的村莊
午夜12點已過，華西村夜已深沉，村莊西側空地，尚待封頂的大廈靜默無聲。
2002年開始，華西村開始兼並周邊的16個村莊，重新規劃統籌，變成13個村，其中一個為中心村，即老華西村，另外12個被統稱為周邊村，“大華西”一下子長大到30平方公裏，人口3萬。
所謂並村，就是土地集中使用，13個行政村的村委會，仍存在並獨立處理村務，土地的所有權也仍歸屬原集體經濟組織。
吳蘊芳如今是“大華西”黨委副書記，分管周邊村土地和環保，她曾是合並前的前進村的村支書。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早在1988年，當時的華西村已經是億元村，而相鄰的前進村卻窮得很，當時也搞了個紫金管廠，但一直虧損，到1988年時，老本都耗光了，工資拖欠了兩年，村裏的幼兒園和村幹部也領不到工資，“真要崩潰了”。這時吳仁寶就找到她，拿了30萬，解決了拖欠的薪酬，然後又拿出500萬，幫著前進村辦了一個化工廠，又到上海染化廠找了8個工程師，做技術支持，又派華西村的人來廠裏蹲點，慢慢的，廠子有了起色，原來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又回村進廠打工。
類似的幫扶還發生在另外幾個周邊村，比如華明村，該村原來的黨支部書記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當初吳仁寶給錢幫著投資，說了一句話：“賺了算你們自己的，虧了算我吳仁寶的。”
說實話，吳仁寶最初幾年幫扶周邊村的行為旁人並不能理解，這實在是個吃力不討好且沒有利潤回報的事情，有人於是背後說吳仁寶是個“傻子”。
幫扶了10年多，陸續有周邊村來找吳仁寶，能不能給點錢，幫扶幫扶。這倒讓他覺得，這不是辦法，後來，就想出了“大華西”一分五統的村莊兼並模式。
所謂的一分五統，屬於吳仁寶的聯邦概念。原村實行自治，是為“分”。而聯合起來的“大華西”，則實行經濟上的統一管理，幹部使用上的統一、人員使用統一、村民福利的統一、村建規劃的統一。
最大的好處，就是土地可以最大化地統一規劃，不浪費，不扯皮。村委副書記薛洪高說，以化明村為例，合並前，該村2380人，每人每年收入為7000元左右，而那時種地更不賺錢，一畝地一年毛利潤隻有不到200元，土地撂荒情況不少。
合並後，村裏的土地流轉歸入大華西集體規劃使用，原來前進村村民每畝地流轉補貼為1500元，交給村民自治委員會，再按比例下發給個人。而失地村民，可以在集團企業謀一份職業，老弱病殘的，則由集團公司每月按時發放150元勞保補貼，另外還有每個人650～850元的口糧補貼。
“這些錢，可以直接拿現金，也可以留出一部分入股，年底分紅。”吳蘊芳說。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心村和周邊村所持的股份差距比較大，一個是周邊村還沒有形成持股的廣泛習慣，另一個參股時間晚，整體份額自然也小。
當時，並村土地流轉時，都是各個村支書代人到各家去簽字，薛洪高說，村民的簽字很主動。
不過也有例外，比如現在的華西10村，原來的蔡化村，是最晚並入的。他們村很多村民反對，覺得並入大華西要遭到盤剝，失去自由，特別是當時的村支書，他想，如果合並，自己在大華西還有位子嗎？
吳仁寶也不勉強，將它留下，並留下“十村”這個代號，繼續兼並其他村，11村至16村分獲囊中，“遲早他們會進來的。”吳仁寶也不急。
一年半後，該村看到周圍合並的村子都翻新了房子，賺了錢，開始改主意了，最終主動提出申請並入。
吳蘊芳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如今建造增地新農村大廈，除了象征意義外，也是想集約土地，這座大廈目前占地麵積21畝，建築麵積達到20多萬平方米，按照現在大華西人均0.45畝來計算，可以節省400～500畝土地。那裏原來是服裝廠和鋁型材廠，如今統一規劃到了工業園。
大廈尚未竣工，已經成為華西村對外宣傳的新標識，金塔下的郵局裏，一張印有大廈圖案的虎年新款賀年卡要9塊錢，而有金塔圖案的才1塊5毛錢。另外，村中心廣場那的露天舞台，也掛上了大廈的效果圖，電腦PS出雲霧繚繞的感覺，彰顯其世界15高國內第8高大廈的姿態。街上的村民也已習慣給有人介紹新大廈的特殊之處。
其實，這並不是華西村要建的唯一之樓，在江陰外灘，一座名為“華西龍大樓”的大廈正在醞釀中，主體麵積或為48萬平方米、建築麵積為60萬平方米，投資60億，118層，高538米。
並村後，另一個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原來種地不賺錢，土地撂荒嚴重，而國家又要求18畝紅線不動搖，現在，“大華西”耕地集體耕種，雇傭工人，“這其實有點像國外的農莊了。”吳蘊芳說。
分層的社會
大華西格局下，這個村莊早已具備中等城鎮的規模，但依舊叫村，他們不打算改。
“隻是個稱謂，我們該改變管理方式的還是會改變，比如原來村裏沒有派出所，現在不但有了，聯防隊員也從過去四五個人擴展到幾百人。” 副書記孫海燕說，他笑著調侃：“難道一個省經濟發達了，就一定要改成國嗎？一個道理嘛。”
周邊村的村民，對耗資25億造大廈頗有微詞，“華西不是總說共同富裕嗎？我們現在也是華西村的村民，為什麽這些錢不拿來改善我們的居住條件？而且建造這個大樓，也沒有征求過我們的意見。”
“共同富裕難道就是平均主義嗎？共同富裕就允許財富差別。”孫海燕翹著二郎腿，再說投資建大樓的錢，是200個中心村村民集資修建的，大都是集團企業的老板或者頭麵人物，並沒有動用村裏的錢。“3萬多人，都一起參加也不現實。”
在很多華西中心村村民看來，“華西村的發展，也是當初的苦幹得來的。剛剛並進來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樣的待遇，否則太不公平了。”華西村社會因為財富差別出現了明顯的分層。
最底層的，是那些遠道而來打工的年輕人，每個月800～1000元工資，住在沒有抽水馬桶的集體宿舍裏。還有一些短暫逗留的打工者，則混住在 60元一天的多人宿舍裏，睡到半夜常會發現，鄰床換了張麵孔。而要洗澡，也得到走廊盡頭的水房，熱水器一次隻能供三個人洗，否則就得等一個小時，等水燒熱。半夜上廁所也頗不方便，得穿過冰冷的走廊，借用合不上窗戶的茅廁。
稍微富一些的，就是周邊村，沒有持股或者少量持股的村民。最富裕的自然是中心村村民，他們住在3層或者4層的別墅裏，結構複雜，每一層都是一套總統套房，碩大的浴缸可以躺下三個成人，一邊泡著澡一邊看掛在牆上的閉路電視。而臥室大的甚至可以並排放下5張斯諾克台球桌。家家都有背投或者等離子電視，外來的打工妹當傭人，每月800至1000元。
每逢大年初二，村莊都會召開萬人大會，老書記出麵，給村裏的老人發長壽獎金，給青年人發新年禮物。大廈建好後，大廳可以擺2000人的宴會，到時候將中心村的村民都召集來，吃團圓飯，老村民們說，這是鄉土之情，不能淡了。
以後會引進一座大超市嗎？
“或許吧，暫時沒考慮”，孫海燕說。他也知道，一個大型超市對一個小鎮或者村莊意味著什麽。在美國，一家沃爾瑪能在幾個月內迅速瓦解一個偏僻小鎮的傳統社會習慣、人際結構以及行政管理製度的演變。
老書記吳仁寶現在在做一件事，就是建設了村營養配餐中心，推廣健康飲食，這是一個有趣的鄉村生活實驗。他想改變村民們不好的飲食結構和習慣。
1月18日，入夜，此時的金塔旁，雕刻在屋頂上的龍頭兩眼放光，從龍嘴走進去，是一條長廊，遊人不多，偶有頑童踏著閃光的滑板來此玩耍，也有開著快車的摩托少年呼嘯而過，留下沉悶的馬達聲回響。
長廊兩邊掛滿了圖片，不同年齡的老書記變換著姿勢和笑容，正望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