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夠嗆的老師。他安慰老師，一定要把身體養好，不能弄潮，可以觀潮；不能演戲，可以看戲。“這也是我目前的狀態，我們這些人，不想關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變化，某些領導的變化，可能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命運。”
750) this.width=750' src=http://space.wenxuecity.com/gallery/others/book/2010/1/15/2010011516043902514.jpg onclick=document.location='http://uku.com'>
編者按：蒯大富，1967屆清華大學化學係學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紅衛兵造反派的五大領袖之一，領導、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係列造反活動，“文革”後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青海，出來後輾轉到深圳經商。一波三折的變故，促使他由一個“紅衛兵領袖”向普通人序列回歸。
從今天的視角看，這樣一個經曆了“政治過山車”的人，他的身上有擺脫不了的時代印記，他的回歸之路則濃縮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曆史和現實。出於對曆史的尊重和對人的命運的關切，我們采訪了蒯大富。
64 歲的蒯大富，身體已經欠安多時。交談的時候，麵部肌肉偶爾會出現抽搐，話說到一半，間或會戛然停止，陷入思索。過去4年，這個身材壯實的老人，三度被中風擊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來。最近的一次，看樣子還不是太糟糕，語言和行動能力畢竟都沒有喪失。他自己將這種奇怪的恢複歸結於180副中藥的功效。
羅曉波卻認為她的丈夫正每況愈下。這個小蒯大富17歲、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語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現在來，他還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來，就困難了……越來越糊塗。”
疾病纏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為自己操持也許是此生最後一件大事：補辦社會保險。但此事並不順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沒有拿下來。
“他們和我談條文，說我不是調進深圳的，是遷進來的；交養老保險的時間又不夠15年。按條文肯定是不行的，”蒯大富說，“但怎麽發生這些事情的？這是特殊曆史條件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我是蒯大富，這是核心問題。”
為補辦社保他走了不少關係，不免有些心煩意亂。有一次去見社保局某位領導，領導在12樓辦公，發現這一層電梯的按鈕是被取消的，沒法停靠，他就下到10樓，再步行上樓，結果那一層樓道門口也上了鎖。座機、手機均無人接聽。在此之前，社保局發生過官員被人錘砍事件。蒯大富受到“此路不通”的刺激，即給那位領導發去短信，“百姓與您的聯係被切斷……我有點理解社保局官員為什麽被砍。”
“出獄這麽多年，到哪裏都幹不成，但是不管怎麽樣，跌跌撞撞、踉踉蹌蹌，也走過來了，自己謀生吧，也還可以，”蒯大富說，“有人建議我們成立一個‘蒯大富救助基金會’，我說這種事不能幹的，不能讓人對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無常。30年前，命運之手將蒯大富從人生最高處推落，此後多年，一波三折的變故，促使他由一個“紅衛兵領袖”向普通人序列回歸。現在的蒯大富，也許還沒有完成這種艱難的回歸。
這個掉入塵埃的前風雲人物，情緒並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羅曉波提及那樣古怪。他的身上，顯現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談吐幽默，能一連講出不少官場笑話。這種狀態能夠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蝕，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與北京有關。在這裏，他前後呆了29年，至今仍對此地不無懷念和好感。事實上，在15年前，他們就曾嚐試過接近北京，結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離開了。
1992年，在羅曉波的推動下，蒯大富離開寧夏青銅峽鋁廠，跳進了市場經濟的“體製外”漩渦中，到山東一家企業工作。一年時間不到，“想幹點事兒”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準備重返北京。當時，北京一家街道辦企業計劃在北太平莊興辦通訊器材一條街，有意引進蒯大富來打理，並將此舉稱為改革開放新舉措，給出的條件是：到北京後，蒯大富必須合法經營、不幹政治。
盡管有朋友規勸他們不要進京，以免引來麻煩，但想著大展拳腳一番的蒯大富，還是讓人風風光光地用專車接進了北京。此後，一個多月時間不到，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公司怎麽也注冊不下來，據傳還有指示要客客氣氣地將蒯大富請出北京。蒯大富當時表示，可以不當董事長、總經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個車、修個鞋、開個小茶館兒，但沒被允許。
“走的時候就比較慘，沒來得及跟我們商量，老總和他太太又拿車把我們送回山東。10幾個小夥子，開著個裝肉的冷餐車，把我們的東西往紙箱裏一塞，把門一鎖就走了，像逃難一樣。”
為了讓孩子能上一個完整的幼兒園，去而複返，羅曉波獨自帶著女兒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後她自己已經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迫辭職了，因為她當時接受了一個采訪，公開拋頭露麵，談論自己與蒯大富的生活。
“怎麽可能讓你那麽猖狂？有些東西，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我帶著孩子在北京，就感覺到處有人和你為難，但真不知道那是誰。”
在北京沒能幹出一番事業的蒯大富，回到山東感到沒臉繼續呆下去，又折到江蘇去，結果那邊也對他關門謝客。這樣四處碰壁，蒯大富卻並不感到已經陷入絕境，總覺得終究會有一條出路。這種心態，在淪為階下囚的時候也沒有打斷過。盡管他自己也承認，這樣一段日子，有時候是很心酸的，但當時又比較容易找回心態平衡。
19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說把蒯大富‘拉出去’。當時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時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賺了，能活著就很不錯，不要說活成什麽樣子了。”
商旅
“三十年河東，鬥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業，身體力行搞經營，經營初見成效。”
2005年，蒯大富60歲。在深圳，他大宴賓客，高調慶生，座中有吳桂賢、韓愛晶等人物。這一幅橫批為“六十大富”的對聯，當時就張貼在宴會廳的門楣上，像是在公開宣告著什麽。
當能走的路都被切斷之後，經商就成為蒯大富融入社會的一個途徑。而當年造就的名氣，為蒯大富的日後行商鋪就了一條捷徑。第一次嚐試，是在寧夏青銅峽鋁廠，有段時間鋁不好賣，廠裏請他出馬。他帶著老婆、孩子在外麵一逛3個月，賣了605噸鋁，拿回去605萬元。生意做得這麽順利，是因為知道他的人太多，“廠長、處長一般都是我這個年齡段的，下麵報告說，蒯大富來賣鋁了，那是很願意見的。我立刻就可以見到他們的最高領導。買個麵子吧，你得用鋁，我們價錢也還行，你買我100噸，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數度輾轉來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華同學聯手經營一家音響設備工程公司。第一單，接的就是從前一位老部下的業務，這是一家國營單位，他為他們裝了一層樓的音響係統，老部下則替他報了黑價，1000元成本造價被報到了1.4萬元，當場提成給蒯大富1.5萬元。當時的中國，萬元戶還寥寥無幾，拿到這麽一筆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當年的深圳，老清華畢業生據說就不下5000 人，差不多都占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聲在外，上門拜訪，人人買麵子，和他同學合作4年半，總業務量做到了9000多萬。按約定，他應該從中提成 90萬，但那同學掏錢如同割肉一般，最後隻給了22萬外加一套房子，總計40來萬。
蒯大富後來選擇了單飛。但是病來如山倒，之後沒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業務，他的公司接著也垮了。
“人要發財，有四個條件，缺一不可，”這些經曆，讓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奮，有單就去跑，有機會就抓住；第二是聰明，要知道怎麽談生意；第三靠運氣，再勤奮聰明，運氣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寬厚。差一條，肯定發不了財。”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經是個腰纏萬貫、事業有成的商人，高調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這從他那一大摞與各界名流會麵的影像中可以看出來。
“商業上，我也沒有什麽造詣，但養家糊口可能沒問題，”蒯大富說，“畢竟我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我學嘛，也不是什麽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但終究名氣太大，有關方麵也要關照一下，有事沒事會約他出去喝個茶吃個飯K個歌什麽的。15年來，就這樣相安無事地生活著。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處境。當年一到深圳，為了躲避那些蜂擁而來的港澳及境外記者，他另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戴明”，以便縮小被幹擾的目標。波折太多，一家人盡量避免任何是非，他們住的小區，業主委員會發起維權，叫了他們好幾次，他們都堅決回避，不願介入這種群體事件。
但那個曆史上的包袱，始終若隱若現，並沒有完全摘脫。1990年代末，辦理戶口調動，就遇到了不少麻煩。根據地方的規定，隻有當地戶口，孩子才可以上當地的一些好學校，他們的女兒沒有當地戶口，申請報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後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羅曉波協議離婚。申請表上沒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幾個月戶口問題就落實了。
蒯大富將此看作是晚節不保，是一種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間煙火，我讓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說什麽戶口？怎麽可能？很倔的那種人。”但在多方勸解下，實在沒招了，也隻得低頭。
直到現在，他們也沒有複婚。他們的女兒，曾經要求羅曉波立一個書麵保證，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絕不會改嫁他人。她拒絕了。“我從南京嫁到寧夏的時候，他什麽都沒有，就是一個勞改犯。有什麽需要保證呢？我是深圳義工，別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況是我孩子的父親，肯定是要為他養老送終了。”
晚境
早早被曆史巨浪送上了岸邊，那樣一段經曆，卻成為蒯大富和清華一班同學日後聚在一起的永恒話題，而且談的每每都是細節，這讓羅曉波有些搞不懂。故事聽得多了，曾經是“紅小兵”出身的羅，就認為她丈夫充其量隻是一個政治愛好者，並沒有什麽政治智慧。而他之後的身敗名裂，在她眼裏，也隻是一個由於某種陰差陽錯被卷入不同派係爭鬥的“打手”“愛湊熱鬧、好出風頭”的性格缺陷使然。
“當年毛主席向清華派駐‘工宣隊’，表明紅衛兵都已經退出曆史舞台了嘛，他們還和人家打起來。什麽3個人逃出來發電報，‘清華井崗山（兵團）正在血泊之中，向毛主席呼救’，你說他有什麽政治智慧啊？反正我聽著就跟聽個笑話似的。”
1970 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寧夏，蒯大富過了17年牢獄生活。外人以為這段經曆很悲慘，當事人卻不以為然。當年在獄中，他還為獄警即將考大學的兒子補習課文，全然沒有一點坐牢的樣子。他說，“我這個人一貫就是這樣，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著，從來不認為自己悲慘。最悲慘的時候也不這樣認為。”
老來懷舊。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後兩次帶著妻女去寧夏，專程造訪當年關押自己的勞改農場。那個地方早已經被廢棄，長滿了雜草。故地重遊，頗有一番感慨。
“有人問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種意義上講，跟著黨幹革命，最後坐的還是黨的牢，很冤；另一個角度想，比起當年那些被我們整的幹部，可能他們更冤。我們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但他們沒什麽錯誤，有些還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們受的這些冤，也算不了什麽。”
在青銅峽，他感受到了底層人民的純樸和友善，沒有因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將他視作異類。出獄之後，青銅峽鋁廠不僅重新接收了他，還給他分了一套房子，這是很多年輕職工都沒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時間裏，他們生活得十分開心。就這樣過了20多年，每次回去，他們依然會受到熱烈歡迎。那裏有一批最鐵的朋友。
蒯大富的電腦和相冊裏，保存了他過去和現在的記憶。書桌上，堆著各種各樣已發或未發的書刊與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別人給他的曆史所做的記敘和整理。晚年，他有更為充裕的時間反思當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錯整了一些幹部之外，他認為與此同時發生的流血衝突，自己也負有責任。這是讓他多少年都後悔的事情。
“當時我是我們學校的一把手，影響力是很大的。我們清華最後大規模打起來是1968年4月23日，如果當時我主張不打，那場武鬥（百日武鬥）肯定打不起來。當時認識上發生了偏差，”蒯說，“有些是可以製止的，或者是應該製止的，但是沒有覺察，導致死了十幾個同學，都是很好的同學。看著他們死掉，是非常心痛的。”
“我被推到那種位置上，有一種偶然性。‘文革’，清華肯定是要出學生運動的，假如沒有蒯大富，也會有張大富、李大富，具體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樹起來了，後來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來。”
這樣一段複雜和糾結的曆史，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是非對錯一言以蔽之。近水樓台，他們的女兒，曾經嚷嚷著要拉羅曉波一道去研究那段曆史，但羅曉波堅決不幹，她怕碰觸到人性的殘酷和陰暗一麵，況且要研究的這些人，又都是他們相識相交的。
每天，除了在家裏為自己熬熬中藥，大病初愈的蒯大富，現在還在一家同樣是經營音響設備的公司擔當顧問，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關係網絡跑跑單，接洽一些業務。此外，3次病發，動搖了他那種“生命在於靜止，千年的烏龜、萬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張，經常也會跟著公司的年輕同事和下屬出門遠足。在羅曉波的提醒下，蒯大富還堅持定期去做瑜伽，而且每天晚飯後要下樓散步。
對於時事政治，他依然保有興趣，但隻限於旁觀，也可以說是學習。每天大致要擠出兩個多小時翻閱各類報刊，了解各種動態。
9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夠嗆的老師，他們都是從那個暴風眼裏掙紮過來的人。他安慰老師，一定要把身體養好，不能弄潮，可以觀潮；不能演戲，可以看戲。
“這也是我目前的狀態，”蒯大富說，“我們這些人，不想關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變化，某些領導的變化，可能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