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中國第一次遭遇大學畢業生失業潮。
當時的中國進入非常時期，本國政局動蕩，又值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際，西方國家向中國轉嫁經濟危機，民族經濟受到衝擊，社會吸收大學畢業生的能力大幅降低。1933~193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總數為15200餘人，其中2000餘人待業。
75年後的今天，這個失業數字擴大了數千倍。
數據顯示，近兩年沉積的未就業高校畢業生約有480萬人；隨著2009年全國611萬人從高校畢業，待就業高校畢業生將臨時超過1000萬（林細蓮《當前大學生就業難的分析及應對措施》）。
——這個數字約等同於中國高校擴招之初、1999年全社會所有擁有大學畢業文憑者的總和。那時，全國各類高校待就業畢業生還不到30萬。而目前，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青年權益狀況報告》顯示，中國高校畢業生待業率已達到15％左右，遠高於社會平均失業率。
造成這一現狀，最直觀的原因便是自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
根據2009年11月9日教育部網站發布的消息，全國普通高校由1998年的1022所增加到2008年的2263所，增長比例超過120%。其中，地方高校由1998年的759所增加到2008年的2152所，教育部直屬高校的數目則銳減——這是高校大量合並所致。地方高校本專科在校生數由1998年的 225.8萬人增加到2008年的1850.5萬人，增幅達8倍之巨。
從招生人數變化的曲線看，1998年之前，全國高校每年招生數目基本上呈緩慢增加趨勢（剛剛恢複高考之後的幾年，無論是報考人數還是錄取人數，有幾年數字是逐年遞減的，究其原因，是因為十年文革導致大量等待高考的知青、同時當時的大學處於“清空”狀態，允許知青們在最初幾年被“釋放掉”）。1998年的招生人數為 108萬，1999年擴招比例高達47%，達到160萬。其後三年分別以25%、17%、10%的速度增長，到了2009年，高校招生人數已達到629萬人，幾乎達到1998年招生人數的6倍。
大學擴招，全國從最初5%的毛入學率一躍到目前的27%，高等教育的規模發生了曆史性變化，在短短10年中，“大眾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事實上，早在2002年，中國用了三年時間就完成了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發展階段的目標。而這一變化，西方國家一般要用20~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高等教育體製改革，十年大躍進，帶來的好處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以前多多了；帶來的問題，則不僅僅是畢業生失業率的上升，更有教育資源分配更加不平衡、高校的腐敗滋生等等。
據悉，教育部門已經在做2009到2020年的規劃，本刊期望本組文章能對未來高教帶來借鑒和參考意義。■
武大諸多問題或許正是自2000年合並組建以來才開始醞釀，隻是種種潛藏的問題直到2009年才悉數爆發出來而已
武大落寞
《科學新聞》(中科院主管)記者 孫滔（發自武漢）
武大人一直喜歡將自己校門上的6個大字自左向右倒著念出來：“學大漢，武立國”，在朗讀聲中，武大人會感到一股大氣和威武。今年60年國慶慶典上，湖北“鳳舞九天”彩車電子屏上還有幾秒鍾顯示了這個校門牌坊，這讓很多武大人念念不忘。
但武大人的心情在2009年是注定沉靜不下來了。
不光是在媒體曝光的一係列負麵新聞讓武大人顏麵無光，武大人感受到的是更多的失落。教育部在今年11月悄然啟動“珠峰計劃”，即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據悉，有11所名校列入該計劃，但武大未被列入。“基礎學科堪憂”的想法一度在武大人的心頭縈繞。
珞獅北路高架橋工程殘局還矗立在武大門口，該工程的些微動靜都使得武大人擔驚：在這場對外較量中，武大完敗是遲早的事。
還讓武大人揪心的是，有傳言說哲學係著名教授鄧曉芒要離開武大到華中科大去。
就在武大今年的116周年校慶前後，生命科學學院西麵的廣場上新樹立了一方大石頭，上麵刻著顧海良手書“止於至善”4個大字。有武大人猜測：是不是這個地方放個大石頭風水好，可以把武大的晦氣震一震啊？?更有武大人傳言：“這麽一塊破石頭花了40萬，運費5萬……?”
沉淪，這個字眼總會不時出現在武大人的心頭。至少在一部分武大人看來，他們的這種沉淪，是從武漢大學十年前的合並、膨脹開始的。
合並
武漢大學的四校合並與“985工程”有關。
1998 年的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上，教育部領導提出了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主旨的“985工程”。最初隻有北大和清華確認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並且兩校分別獲得教育部18億的撥款額度。之後在1999年間，南京大學、複旦大學、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浙江大學、哈工大和中國科技大學也先後進入“985工程”，並獲得9億~14億元不等的各級經費支持。
這個時期一些重點高校按捺不住了。在湖北省，當時的武漢大學和華中理工大學顯然是“985工程”可能的入選者。據多方考證，湖北省有意促使兩校合並，以便有更充足理由入選“985工程”。
武大和華工有著血緣關係，武大的校史中寫道：1953年，工學院從武漢大學分出，成立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但雙方最終由於各種利益問題未能達成一致。
爾後，武大聯合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同時試圖邀請同濟醫科大學加盟，但醫學實力強勁的同濟醫科大學因為不願武大人來掌控（原同濟醫科大學是原武大醫學部和同濟醫學院合並的，在2000年之際，原同濟醫科大學是由同濟分支掌權，他們不願意看到武大分支掌權。武大前校長劉經南語），所以同濟醫科大學投奔了華中理工，成為了今天的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
2000年8月2日，原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湖北醫科大學合並組建成新的武漢大學。任心廉、侯傑昌分別任校黨委書記和校長。
原華中理工大學、原同濟醫科大學、原武漢城市建設學院和科技部幹部管理學院也於是年合並成立了華中科技大學。
兩校均於2001年2月份同時進入“985工程”。不過兩校得到撥款並不同。武漢大學得到教育部撥款4億元，同時加上湖北省撥款4億元共計8億元，而華中科技大學得到教育部3億元、湖北省3億元共計6億元撥款。
合並後的武漢大學囊括了文學、法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曆史學、經濟學、管理學、哲學、教育學等11大門類，當年武大有3500餘名專任教師，在校學生4萬餘人，其中研究生6000餘人。
原武漢大學校長劉經南在今年3月接受《科學新聞》采訪時表示，武大學科更綜合，武大的文化理念是比較放得開的，這可能對同濟更有利，“他們（原同濟醫科大學）後來也有點後悔”。
攬才
武大確實為了四校融合付出了不少努力。這從出身原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劉經南於2003年出任武大校長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張保慶在2003年7月22日劉經南接任校長的大會上表示，社會各界對武大寄予厚望，武大要謀劃發展。張保慶特別提到武大要加強團結。劉經南也表示，將以提高武大的綜合實力為目標，把武大辦成中西部最好的大學。
就在同一天，教育部同時決定：陳昭方教授任武大常務副校長。
劉經南在接受《科學新聞》記者采訪時曾表示，“我心中有一所理想的大學”。他說，老師應該在穩定和諧的環境下進行教學和科研，不需要為吃喝拉撒等雜事俗事發愁。
劉經南特別提到行政係統龐雜的問題，他說2006年武大行政機構精簡了20%。不過他說這是個“螺旋式精簡”的過程，即：精簡後又膨脹，膨脹後再精簡。
2004年12月，武漢大學以百萬年薪麵向全球招聘國際軟件學院和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據稱有海內外30多名優秀學者前來應征。這在當時是高等教育界的一條重大新聞。
這次招聘中，武大校友周懷北出任武漢大學國際軟件學院院長，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江學者計劃特聘教授舒紅兵也上任了武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
但這項大手筆招聘秀並沒有延續下去。劉經南表示，2004年和2005年新進人才較多，並且很大一部分是校外的。但是“一個程序玩熟了，就會發現仍有漏洞”。劉經南提及，2007年和2008年的招聘，很多院係就不去努力向全球公開招聘過程，又隻聘用本單位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武大隆重請來張在元接任城市設計學院院長，這一舉動是與武大合並和擴招環環相扣的。
武大的城市設計學院（原城市建設學院）是由原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的建築學專業、城市規劃專業於2000年12月合並組成。 2003年，工業設計、藝術設計專業又先後並入。這時城市設計學院的建築專業還沒有通過國家專業評估，武大城市設計學院委書記張龍根曾對媒體解釋說，“張在元有個外號叫得獎專業戶，學校聘他就是看中他在國際上的一些影響，他的視野也相當開闊。”
時任武大校長的劉經南三請張在元，甚至通過前校長劉道玉來說服張在元回到武大。2005年，張在元作為引進人才回武大出任城市設計學院院長。
至於2009年發生沸沸揚揚的張在元“解聘門”事件，則是後話。
博士學費問題
今天的武漢大學有普通本科生32010人，碩士研究生11659人，博士研究生6904人，而2000年四校合並之初在校學生4萬餘人，其中研究生僅 6000餘人。對於這些數字的解讀，武大招生就業處副處長吳紅波告訴《科學新聞》，武大的本科生並沒有擴招太多，甚至還有一些院係還有規模壓縮。
但吳紅波沒有提及武大的研究生規模成倍的增長。對研究生規模擴招甚大這一現象，華中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旭告訴記者，這個變化正是體現了中國研究型大學評價中“在校本科生與研究生比例”的指標要求。
但這一比例的變化帶來了問題。2009年開始，中央部委所屬院校所有研究生都將繳納學費，然後爭取獎學金。據教育部稱，這是研究生培養機製改革的一項內容。
現在，博士生的學費問題成了大家關注的話題。
武大的博士生除了極少數能夠幸運拿到一等獎學金（既免除學費，還會有生活費）外，大部分都要繳納8000~16000元的高額學費。他們質疑的是：博士生的課程普遍在第一學年就可以修完，這麽高的學費真不知道是怎麽算出來的。
看到北大清華等高校博士生的優厚待遇，這些博士生不禁顧影自憐：可憐的博士一邊要做學問，一邊要想法掙口糧，哪有幾個可以安安心心做學問的。
大多數在讀博士生麵臨感情或家庭的壓力、論文與畢業的壓力以及就業的壓力，不止一位武大人呼籲要求武大為所有脫產博士提供全額獎學金，他們認為這樣的做法對於博士生來說“隻能是刺激而不是激勵”。
這樣的博士生學費製度直接影響了哲學係鄧曉芒教授的招生。他告訴《科學新聞》，自從改革學費製度以來，他有兩年沒有招生。“這樣的做法沒道理，我的科研經費本來就不多。”鄧曉芒說。
有人專門為此算過一筆賬：如果給每位脫產博士全獎，那多支出的費用大概為每年400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對於一所重點大學不應是巨大負擔。有人質疑當年的天價招聘院長一事：花钜資在外麵招人，不如拿1/3的錢培養自己的骨幹教師，“說到底有點好大喜功”。
幾位博士生告訴記者，其所在院係領導曾討論過博士生的學費問題，但是一直沒有結果。因為“教代會未能解決問題，教授委員會也流於形式”。
加法導致沒落？
2005 年9月29日的《人民日報》以“從‘貌合神離’到‘政通人和’”來描述武大合並的成功之路，該文章還引用了兩院院士李德仁在四校合並當日的預言：“強強合並，優勢互補，學科交叉，1＋1＋1＋1>4！”同時，眾多媒體發表文章稱頌武大四校合並之後的輝煌成就。這個時候，還有武大校友在自得的同時不忘嘲弄一下華中科技大學合並同濟醫科大學不夠成功。
但在各項光鮮的媒體頌詞背後，武大校友卻有著另外的解讀。4年後的2009年，武大潛在的種種問題終於集中爆發出來。
校園槍擊案、校領導貪腐案、解聘病重臥榻教授張在元等一係列事件使得武大處於媒體和社會關注的風口浪尖。再加上之前一些名師出走武大、教授抄襲論文案等事件，“武大沒落”論開始彌漫在整個校園。
在這一危機關口，劉經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個別人的錯誤不能等同於學校方向上的錯誤，應該說，武大一直並且應該繼續堅定地在原來的道路上前進，不存在什麽“交叉路口”；武大現任校長顧海良在11月30日舉行的武漢大學116周年校慶上表示，雖然“學校遇到了某些媒體造成的輿論上的麻煩，一時形成了不利於發展的外部環境”，但“武漢大學合校近十年來，實現了實質性融合，做到了優勢互補，學科特色得到切實增強，綜合實力得到大幅提升，為實現新的跨越式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但種種跡象表明，武大的諸多困惑正是自2000年合並組建新的武漢大學以來才開始醞釀的。顧海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被媒體樹為“高校腐敗典型”的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常務副書記龍小樂是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武大興建校外學生公寓時出現經濟問題的。在貪腐案中落馬的龍小樂原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任職，陳昭方則是從武大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升到常務副校長，在龐大的武大行政係統中，兩人的行政曆史與武大並校之路並行而來。
與此同時，合並後龐大的武漢大學在一些校友眼中完全成了一個江湖。
失常
“100萬年薪招聘，完全是玩遊戲；自己人都留不住（還到處挖人）。”1979級入學的武大校友、現武漢市作協副主席田天對記者抱怨武漢大學。
田天是從生物係轉到中文係的。他提到，一位生物係同學去援藏5年、吃盡苦頭回到武大任教授的時候月薪5千元，而同樣是生物係同學，留美後被武大月薪5萬元聘回。“他教課沒我好，帶研究生沒我多，幹活沒我多，但是拿錢是我的十倍，”田天動情地轉述了同學的失落情緒。
對於趙林等知名教授出走的消息，在今年3月接受《科學新聞》采訪時，劉經南也承認，武大確實要注意人才流失的問題。當年劉經南為了挽留哲學院的趙林教授，“和他談了五次，他都很感動，最終他還是留在武大任教”。
劉經南在武大上任伊始即在醞釀“教授委員會”製度以推行他的教授治學理念。雖然劉經南稱“改革的阻力，應該還是比較弱的”，但根據多方媒體報導以及記者了解的武大學子所言，這裏官僚主義盛行，“教授治學”僅剩下了形式。
2008年10月18日，武大文學院舉行80周年慶典，常務副校長陳昭方致辭。但有中文係校友指出來，這次盛典，那麽多官員、商人被邀請參加，但沒有邀請湖北省作協主席方方。
方方說，很慶幸自己求學是在劉道玉時代的武大中文係，而不是現在這個充滿市儈氣、俗不可耐的文學院。“對於武大，我實在沒有什麽可說的。武大已經爛掉了呀。”
武大學子們則在BBS“珞珈山水”上麵紛紛以“武大的落寞令人揪心”“武大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拿什麽拯救你，滿目瘡痍的武大？”等來表達失落情緒。
顧海良若幹年前任武大黨委書記時期所提出的“三大”（大師、大樓、大愛）和“五學”（學者、學科、學術、學風、學生）理念，似乎離武漢大學越來越遠了。■
“中國高等教育一個很顯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從本質上說，中國的高等教育管理實際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鄭永年：高教改革必須去行政化
王玲
十年前，中國高等教育開始大規模擴招。在本來意義上，這有助於高教向更多的社會群體開放。但結果並非如此。教育資源正加速向富人集中、高教不歡迎窮人在過去的十年中表現得愈發明顯——前幾天，上海海事大學的貧困研究生楊元元在宿舍以一種極為痛苦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實上，教育體製的不公平在中國並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可以說它隻是冰山露出的一角。
高等教育淪為拉動GDP增長的產業
在西方，大學公認的職責有二：人才的培養；新的知識體係的產生。中國的教育改革初衷是好的，讓更多的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實際操作起來卻走向了反麵：教育要成為拉動GDP增長的產業。這實際上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把原本屬於社會政策的教育體製劃到經濟政策中去了。
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在中國被混為一談。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社會政策是帶有明顯的公益性質的，和經濟政策根本就是兩個概念。在經濟政策的範疇內去對高等教育進行改革，中國獨樹一幟。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引領下，高校不可避免地成為各級政府和教育機構（包括大學本身）的盈利機構，成為一個經濟單位。大規模高校合並、擴招讓大學能夠多收學費，而連年的學費上漲更是普遍趨勢；大學城和大規模的基建讓高校負債累累，而政府又通過各種辦法把債務重新轉嫁給社會；大規模的專科甚至高職升至本科，讓一些能夠培養技術人才的學校搖身變為培養“高級人才”的本科學校。
以教育產業化為目標的教育改革（盡管有關部門否認有這樣的政策）一直對農村的學生不利。越來越多的高中和大學已經變成了一些人追求經濟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對像是有錢有勢者，而非無錢無勢的農村學生。1981年我上大學的時候，班上有大概一半的學生來自農村，現在，農村的學生數量下降到了令人心寒的17.7%。不要忘記的是，農村人口還是中國的大多數。
事實上，中國高等教育的產業化甚至讓國外的高等院校嗅出了商機。打個比方，英國的大學在本土和歐盟的學費是3000英鎊左右，而針對中國的學生可以收10000多英鎊的學費，用高學費來賺錢的事情在英國本土是不會做的，而他們卻很好地學會了中國的“教育產業化”理念。
真正的“產學研”結合，將教育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力，這很重要。中國的高教一方麵拚命搞產業化，但另一方麵已經成為產業升級的一大瓶頸。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同時企業找不到高技能工人。處於早期工業化時代的中國因為不重視一些基礎技術、工藝的開發，導致中國的製造業一直處於世界產業鏈的低端，產品的附加值很低。
泛政治化的高教體製
中國高等教育一個很顯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大學的行政化傾向十分突出，但凡從海外引進“傑出人才”立即假以官職，結果往往是紛繁冗雜的行政事務將其專業治學的精神扼殺。
從本質上說，中國的高等教育管理實際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高等教育體製內的評價體係也是官僚化的“政績評價”，高等教育體製變成了官僚體製的附屬品。不懂教育或者教育理念被官僚化的管理者在評價高等教育時，首要的指標就是所謂的學術成果。SCI，在一些人看來SCI真的就是“Stupid Chinese Idea”。這在美國等教育發達的國家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美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專家羅珊（Stanley Rosen）教授曾經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中國社科類研究的核心期刊問題，直言會導致“學術腐敗”。
中國高等教育的踐行者要麽被官僚化，要麽被排除在體製之外。實際上也是如此，中國的學術大佬儼然已經形成“利益集團”，瓜分著國家的科研基金投入，而產出就是重複、擴張性、低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這種體製下，很難培養出真正的人才，以“政績觀”為導向的評價機製，人們變得急功近利很容易理解。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整個社會一樣遵循“精英淘汰”製，很難吸引到真正的人才。
讓教育家來進行教育改革
我一直關心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僅因為我自己曾經是在中國受到高等教育，更因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在世界範圍內也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到目前為止如果用兩個字來總結的話，隻有“失敗”。
中國的高等教育到現在還能苟延殘喘，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普通老百姓的“美好幻想”：在幾十年前，人們可以通過接受高等教育來改變自身的地位，但現在看來，人在社會的地位變化和金錢的多少相關聯，而和自己的努力越來越不相關。“給我錢，我給你小孩找到上大學的路子，”年輕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錢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關鍵要素。在我看來，當這個國家不給大多數年輕人以希望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未來堪憂。
但如果僅僅是盯著教育體製本身去改還是毫無希望，我之前講過，高等教育體製在中國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教育體製改革的失敗隻是中國現行泛行政化政治體製的折射而已。
中國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非常重要，真正讓教育家來進行教育改革。當然這裏所說的教育家並不是指單單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而是忠誠於高等教育理念的人。這樣講並不是排擠政治家，恰恰相反，教育的改革需要好的政治家來支持。
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應該讓民辦學校、注重技術的高職高專院校發展。事實上，像美國這樣發展到工業化後期的國家，小區大學的作用仍然舉足輕重。真正好的高等教育是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也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孤立於整個社會體製進行改革，很難相信南方科技大學能夠成功。能不能夠擺脫中國的整個社會體製存在？搞不好，又是一種政績工程。人們對這種嚐試抱的希望不要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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