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傳文
因為適逢新中國成立一甲子，“中國模式”再度成為年度盤點、輿論爭議的話題。其實，近年來，國際學術界對“中國模式”向來十分關注，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這一次的爭論跟以往不一樣，以往多局限在經濟成就，而這次則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升級成為“路線”之爭。
“中國模式”的倡導者認為，“中國模式”已具備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形態相提並論的重要價值，其中不僅僅有中國學者，還有國外擁泵，以至於部分中國人認為是西方在“捧殺”中國。德國社會學家哈拉爾德·韋爾策曾在法國《世界報》上撰文指出，“中國模式”甚至有可能成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現在給人的感覺是過時了。英國《衛報》也認為，中國的成功故事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自由民主所麵臨的最嚴峻的挑戰”。
而持保留態度的人則質疑：中國高代價的發展能否成為一種模式？GDP經濟對認知中國是否產生了誤區？“中國模式”是不是歧路一條？
嬗變的“中國模式”
事實上，正是由於有這麽多疑問和爭論，“中國模式”這個概念是成立的。它全然不同於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路徑，全然不同於尋求依靠外向侵略的法西斯主義，它是由共產黨國家政權衍變改革而來，同時又因為穩妥的經濟轉型而不同於蘇俄、東歐的民主化路徑。在世界曆史的長河中，它的確是一朵奇葩，體現了中國人智慧和承擔現代化轉型代價的能力。中立客觀的觀察和分析“中國模式”，或許可以為人類知識譜係增加新的內容。
人們常常把改革後的三十年的經濟成功概括為“中國模式”，事實上，改革時代的成功不是無來由的，離不開此前三十年的工業基礎體係和重大的科技突破。當然，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從計劃管製到市場經濟，“中國模式”曆經了大跨越和改變。前後三十年，發展都伴隨著難以承受的巨大代價，以剝奪部分或多數群體對發展成果的分享為共同特征，前三十年是剝奪農民，後三十年是剝奪工人和農民工。
但這兩個三十年，還有另外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基於經驗主義的政策調整一直貫穿始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按需要進行政策調整也是常見的事情。鄧小平時代，摸著石頭過河的話語體係成為整個國家的共識，他也因為經驗主義而功成名就。不斷改變政策，是中國發展的主線，是在崩潰邊緣屢獲生機的原因。
根據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凝結新共識，做出政策調整，是“中國模式”得以維係發展的根本。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模式”的本質就是追求製度創新。
哲學家李澤厚最近在接受訪問時提到，他主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現在還沒有，現在的中國是有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是官本位，政府權力過大。此話不可謂不尖銳。“中國要過封建資本主義這一關”，無疑是對“中國模式”經過嬗變之後最切中時弊的概括——越界的政府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必然是利益集團的割據。
製度化進程大大落後
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很多人認為，現在就存在“中國模式”，金融危機下，好像中國一切都很好，政治上這樣一種控製也很好。這是錯誤的，會起到誤導作用。麵對嚴重的潛在危機，中共黨內能否形成新的共識，將決定“中國模式”的未來。
而在如何建立中國政治文明的內核這個關鍵問題上，既不能隨大流，也不可盲目自信，看不到目前的壓力。已有的研究表明，將政治發展一般理解為政治民主化，這個觀點不是時時都成立的，因為根據特定國家所處狀況和條件不同，核心可能是民主化，也可能是製度化。
但即使不以民主化標準做衡量，中國的製度化進程也已大大落後了。比如以腐敗為例，一個國家若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根據本國的條件，因地製宜地建立起防範腐敗的有效製度與機製，就會造成最可怕的結果，官員內部形成一種庇護網結構，導致群體性腐敗。這種庇護網結構將進一步導致製度供給的缺乏。想想官員個人財產申報就知道中國製度化水平之低，作為最低成本最有效的防腐製度，中國已經提倡了多少年，為何卻到現在還是化為泡影？
中國的自信來自於敢於嚐試，敢於接受挑戰而做出改變，而非來自曆史的輝煌。眼見它起高樓，眼見它樓塌了，一直是中國曆史難以逃離的宿命，我想今天的中國還真不知道能否逃出這樣的宿命。如果不指出“中國模式”的巨大缺陷和危機，隻是跟西方模式單純一比高下，解胸中之抑鬱，獲得精神之勝利，則“中國模式”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產品。
作者是中國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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