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戶籍製度的限製，品學兼優的王茹麵臨無法參加中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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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指出：戶籍製度改革，如果嚴重的滯後會造成一係列的問題。
以下為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2010年01月06日節目文字實錄：
中國經濟在城鎮化進程中的探索之路
繼續我們《2009中國經驗》係列報道。在中國經濟持續平穩快速發展中，城鎮化和工業化一樣，一直都是推動經濟大步向前的重要動力之源。
而上個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升城鎮發展質量和水平。這就意味著，在今後一段時期，城鎮化將在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空間中扮演起重要角色。那麽，在剛剛過去的2009年，中國經濟在城鎮化進程中又做出了哪些探索呢？
新年伊始，在廣州持暫住證已經11年的林先生，即將拿到一份特殊的禮物——廣東省居住證。林先生告訴我們，十多年來自己一直要麵對尷尬的“身份”定位，隻有 “暫住證”，沒有城市戶口，無法享受與戶籍捆綁在一起的子女入學、就業保障等社會福利。雖然在這個熟悉的城市打拚了多年，卻始終感到自己是城市的“陌生人”。
林先生：“新政策出台之後，我們這些外來工的子女，能否享受和當地人一樣的九年義務教育，還要不要交學費。我希望新政策出台以後，以後我們的工資達不到低保線的話，我們能夠享受當地人低保戶的待遇。”
從 2010年1月1日起，新的《廣東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實施。在廣東省各地級市以上的派出所、公安機關授權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構都可以辦理居住登記和居住證。居住證持證人在同一居住地連續居住並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滿7年、有固定住所、穩定職業、符合計劃生育政策、依法納稅並無犯罪記錄的，可以申請常住戶口。與此同時，流動人口在廣東將享有職業技能培訓和公共就業服務、傳染病防治和兒童計劃免疫保健服務等七類公共服務，還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領機動車駕駛證、辦理出入港澳地區的商務簽注手續等四類公共服務。丟掉“暫住證”，迎來“居住證”，雖然隻是一字之差，但是對於廣東的3000萬流動人口來說，收獲的確是一份沉甸甸的歸屬感。
曹先生：“外來工在外麵租房子比較貴，所以我們想租一些便宜點的，我就想新政出台後，我們有沒有機會申請廉租房。如果我真的在廣州做到退休，最好能像廣州的老人一樣，有那些優惠證，像乘車證，在交通方麵有一些優惠。”
事實上，為了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問題，我國的一些城市，也做出了一些大膽的探索。2009年年初，天津市調整了藍印戶口管理政策，申辦藍印戶口購房款由原來的100萬元調到了最低40萬。2009年，一直為孩子上學問題犯愁的徐清南，趕上了天津市這個政策出台。
“買房子肯定是為了孩子，不為了孩子的話不會跑這麽遠。”
徐清南老家在浙江，來天津已經做了六年生意，他告訴記者，孩子讀到了高中，如果沒有戶口，考大學隻能回原籍，有了藍印戶口，孩子高考的問題就解決了。
徐清南：“就是說在這裏的話差得太大，比如說在那裏考了前十，可能不一定上，在這裏考了，肯定可以上好的學校，差太大，差別很大，這肯定是有點輕鬆。”
和天津一樣，2009年成都製訂了購房落戶的政策，而且相比之下，成都的政策要更加寬鬆，在成都，隻要購買一套超過70平米的商品房，就可以落戶。
成都居民馮秀蘭：“當然高興了，因為我也可以成為成都人。”
馮秀蘭到成都已經9年了，這是她第一次來到這個有著近百年曆史的四川最古老的公園，盡管一直向往城市生活，但是馮秀蘭始終覺得自己是個外鄉人，她希望這次買了房，有了成都戶口，她真的可以把成都當作自己永遠的家。
馮秀蘭：“我將來老了的時候能像他們這樣，好幸福哦。”
成都居民：“戶口轉進來，娃娃可以讀書，大人可以安居樂業了。”
2009年2月23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人員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試行辦法》，上海居住證持有者終於可以轉上海戶籍了，這一《辦法》的核心在於居住證可以有條件地轉為戶籍。這一政策一經出台，就引來諸多期待。
滬務工人員：“這個挺好的，應該有包容的態。”
在上海打拚了兩年後，李廣超拿到了上海市居住證，他第一次感到上海戶口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
上海寶信軟件公司工作人員李廣超：“CW9開頭的，就是說人才引進類居住證，還有一些可能是，就是臨時居住證，或者是投靠親友類居住證，包括務工類的居住證，隻有CW9開頭的這種人才引進的居住證，才是可以繳納社保的。”
因為沒有上海市的戶口，小李在生活、工作中經常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拿到這個居住證，就意味著他幾年以後能夠享受到原本隻要上海市民才擁有的權利。
李廣超：“這些東西出來以後，一個長遠的感覺就是說我們看到希望了，不像以前那樣子，大家摸不著邊，不知道到底什麽時候是個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說，美國的信息化和中國的城市化是21世紀影響世界的兩件大事。縱觀近十年來我國的重大發展戰略，可以發現城市化一直被予以高度關注。“十七大”報告中再次要求，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不久前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要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製，提高城市規劃水平，加強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鎮化發展水平。
溫家寶：“最近中央做出的兩個決定。一個是穩妥地推進戶籍製度改革，這是我們國家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需要。這項改革的具體辦法還正在研究，但我可以把思路告訴大家。首先，我們要解決那些常年在城裏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沒有戶籍的人們，讓他們融入城市，和城裏人一樣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樣的權利和待遇。”
打破戶籍堅冰對城市化進程意味什麽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已經明確提出，要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製，推動有條件的城市允許有穩定職業和收入的農民工及其子女轉為城鎮戶口。
長期以來，城鎮戶籍都是老百姓享受教育、醫療、廉租房、社會保障等城鎮公共服務的前提。然而，原有的城鎮戶籍製度讓城市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望而卻步，阻礙了城鎮化進程。打破戶籍堅冰，加快城鎮化步伐，對中國經濟到底意味著什麽呢？
很多年來，對於很多進城打工的人來說，擁有一個城市戶口，享受城裏人在養老、就學等方麵的優惠政策，是個難以實現的夢想。對於來自河南林州的王迷金來說，戶口問題已經影響到了孩子的學業，王迷金今年四十歲，在天津打了二十年工，他的女兒王茹小學畢業後來到天津，在一所初中借讀，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優異，還曾經被評為市級的優秀學生，然而去年夏天，王茹卻突然提出要退學。
王茹：“就是那時候，分班的時候，8年級期末考試的時候，它(學校)是說年級前70名都可以分成兩個班，差不多一個班35個人，我那時候考的是年級27名，進去實驗班是綽綽有餘的，但是就因為戶口沒進去，感覺到就是周圍同學就是說學習跟我差不多，甚至有比我差的都進去好班了，那時候感覺心裏特不是滋味。”
雖然感覺到委屈，但王茹最後卻隻能麵對現實。這件事讓王迷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了戶口的重要性，如今王茹馬上就要初中畢業了，學校老師已經再三提醒王迷金，再不解決戶口王茹就不能參加中考。
“沒有別的選擇，第一個選擇就是假如說在這邊買不上房子，說白了，再回我們老家考試，因為它這個書本都不一樣，你像天津這個書本是人教版，跟我們河南那個書本知識都不一樣，回家那恐怕考高中70%的沒戲。”
王迷金說，自己在天津打工20年，參加過很多重點工程的建設，還曾經上過當地的報紙，但這一切都無法改變自己是外地人的現實。
同很多人一樣，黃曉燕也曾經是個外鄉人，擁有成都市戶口一直是她的一個夢想。
黃曉燕：“我們不想讓她和我們一樣走彎路。”
記者：“什麽樣的彎路？”
黃曉燕：“比如說從農村到城鎮再到大城市這樣一條彎路，然後讓她在這種環境下受到更好的熏陶。”
黃曉燕來自農村，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差別讓她吃了不少苦，她希望女兒不再像她一樣走很多彎路。
記者：“成都戶口很重要嗎？”
黃曉燕女兒：“有時候重要有時候不重要。”
記者：“什麽時候重要？”
黃曉燕女兒：“交借讀費的時候重要。”
20 世紀初，美國、英國、法國，這些較早進行工業化的國家也曾曆經艱難轉型：大量的農民走出鄉村，他們的身影活躍在城市建設的各個角落，但是卻無法獲得和市民同樣的社會保障。而今天，工業化的先行者已經走過這片沼澤。鄉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差異已經不大。然而，中國、印度、巴西-這些工業化的後來者，還在不能回避的失衡之中探索、跋涉。
“我就想中國中國大多數人都是農業戶口，並不是非農業的人就比農業戶口的人高一等，都是人，在人格上都是相等的，沒有什麽差別我認為，隻不過是出生的地方不同而已。”
胡星鬥：“的確是，戶籍製度改革，如果嚴重的滯後會造成一係列的問題，會對和諧社會造成一定的衝擊，因為大量的是外來人口，他不能夠融入城市，受到某種歧視會導致犯罪率上升，特別是現在一些青少年，由於長期他不能夠融入這個城市，結果就導致他在某個城市不能夠上高中，不能夠考大學等等，他慢慢造成了一種對城市的一種仇恨的心理，或者至少對他稚嫩的心靈造成了創傷。”
戶籍壁壘對在上海就業的外地人才帶來了不少困惑,也成了當地企業人員流失的一個重要因素。
趙雪林：“外地的人來上海有所貢獻,按道理說,要比一般的中級職稱的人,我覺得應該比他們要大,因為也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包括稅收,等等一些方麵的。
成立於1992年7月的張江高科技園區，是國家級的高新技術園區，目前，園區內聚積著13萬各類人才，除了少部分頂尖人才在引進的同時解決其戶口問題之外，這其中有50%多的人才都在麵臨落戶問題。
殷宏：“他們可能已經掌握了很多的這個技術，可能說全世界範圍裏都能找到一些工作，那麽他們願意留在上海工作，實際上對上海是有巨大的這個貢獻。”
從世界範圍來看，人類社會由農業走向工業時代的時候，大都經曆了農弱工強、城鄉失衡的轉變過程。今天，英國農業人口隻占總人口的2.6%，美國為3.9%，加拿大為6.7%，法國為10%，農民已轉化為“農業工人”，農場轉化為企業，鄉村和城市的劃分已經沒有了太大的意義。而中國麵對的現實國情是：農業占 GDP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1.3%的同時，農民仍然占到總人口比重的大半。一個擁有7億2千萬農業人口的大國，如何完成轉型，走上城鄉均衡發展的道路，是中國正在破解的一道世界級難題。
胡星鬥：“為了拯救經濟上的困難，我們也應當打破戶籍的堅冰，你把它叫堅冰也可以，你把它叫做這麽一道鐵門也行，目前是有條件打破的，而且各個地方政府也有積極性的，因為它要解決這種投資不足的問題，房地產過剩這樣的一些問題，地方政府有進行戶籍改革的積極性，下麵我認為要做的就是中央政府在推上一把。”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的城鎮化率穩步提升，從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8年的45.7%，累計提高27.8個百分點，但是2004年以來城鎮化率的上升幅度呈現下降趨勢。一方麵，隨著城鎮化的深入，農民工進城的邊際收益遞減，製度性因素對城鎮化的製約也開始凸現；另一方麵，金融危機造成大量農民工返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城鎮化進程的放緩。
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曾經指出：“二十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今天這個命題跨越世紀的門檻，正擺在中國的麵前。
溫家寶：“由於我們國家人多地少，在大城市我們還要考慮大城市的承載能力，而首要的是要引導農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鎮安家落戶。”
表麵上看起來，戶籍製度改革等等一係列推進城鎮化的政策措施似乎和促進經濟發展沒有直接關係。但有經濟學家曾經算過這樣一筆賬：按照我們國家的人口規模，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大約有2000萬農村人口將進入城鎮，他們的居住、生活、就學、就業，都會創造巨大的經濟需求。
從這個角度看，城鎮化不僅是個龐大的社會工程，也是一項巨大的經濟工程，它不僅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還能夠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投資，擴大消費，可謂一舉多得。那麽，我們怎麽才能把握住城鎮化進程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曆史機遇呢？
掃除製度障礙是擴大內需的基礎
在經濟增長企穩回升、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減弱的時候，怎麽樣擴大內需？對中國經濟來說顯得越來越重要。加快城鎮化進程，不單把農村戶口轉成了城鎮戶口，更重要的是掃除了很多製度障礙，提高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而這些正是擴大內需的基礎。伴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還會帶動很多經濟資源優化配置，這些變化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充沛的發展活力。
2009年，成都發布的戶籍改革政策最惹眼的一條就是購房落戶：在成都購買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就可以拿到成都戶口，曾經比金子還珍貴的城市戶口現在對很多人變得不再遙遠，對於這項政策，成都市民有喜有憂。
成都居民：“戶口轉進來，娃娃可以讀書，大人可以安居樂業了。”
記者：“擔心房價上升，因為人越來越多了？”
成都居民：“是。”
成都市民說法各不相同，成都市的政府部門也有著自己的看法。
成都市房產管理局市場管理處處長趙江明：“它(購房落戶)對這個市場是有積極作用的。”成都市教育局普教一處處長何榮：“主要是發展的趨勢如果來得太猛的話，教育部門我們要提早做好準備。”
不過，不管人們怎麽議論，需要戶口的人早已開始行動，負責落戶的成都市公安局每天忙的不亦樂乎。
成都市公安局民警李璟：“前幾天每天早晨6、7點就有老百姓到大廳外麵排隊等候了，我們應該是9點鍾上班。”
成都市公安局戶籍科科長紀麗：“他購房了以後，隻需要提供一些簡單的個人的戶籍資料，然後購房的手續就可以辦理了。”
其實成都市政府早在2003年就開始逐步推行購房落戶，2003年政策規定，購買60，90，120平方米的商品房都可以按照相應標準入戶，2006年，成都市政府提高了入戶門檻，規定隻有90平方米以上的商品房可以落戶，同時必須簽有勞動合同並繳納社保，2008年12月，落戶政策由90平米的限製下降到 70平米，同時取消了勞動合同和社保的限製。
紀麗：“政策出台了以後，很多人來問，都打算要買房子，特別是為了孩子讀書。”
很多外地人都是通過買房擁有了成都戶口，而這樣的落戶政策也引起了很多的爭議，反對的聲音說，降低購房入戶門檻是拿行政資源來挽救樓市，並不是人們期待中的戶籍製度改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假如戶口統籌，人的自由流動，假如我們把它當做一個很重要的現代法製社會中個體的權利的話，這種權利本身不能夠再給他標價，不能說你花錢你就可以獲得，你花不起錢你就不能獲得。”
成都大學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健瓴與王錫鋅的觀點針鋒相對。他認為房子與戶口的掛鉤是打開戶籍改革的一把鑰匙。
吳健瓴：“實際上戶口你說他是一種行政資源，可以稱得上，但是在中國更重要的特點它是一個特定人群的行政資源，而想取得戶口的人，她是該拿到行政資源而沒有拿到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你隻要開任何口子都是朝公平邁進。”
事實上，關於戶籍改革的爭議這些年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很多城市都采取了把落戶與購房掛鉤的辦法，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城市除了要付出一批戶口本之外，還必須要同時承擔其他的一些代價，比如說隨著外地人口的遷入，這些城市在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等方麵的負擔也隨之加重。那麽對城市來說，又是否做好了足夠的準備呢？何榮在成都市教育局工作了十多年，他告訴記者，戶籍改革後，外地學生數量迅速增長。
記者：“每年新增的外來人口有多少？”
成都市教育局普教一處處長何榮：“每年將近一萬，就是將近8%，近三年按照這個比例增長，08年已經達到15.7了，成都市外來人口子女入學人數。”
戶籍改革以來，成都市外來子女每年以1萬多人的速度在增加，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目前中心城區外來人口子女占學生總數的比例已經達到了30%。
記者：“每年增加多少是你們的承受極限？”
何榮：“如果1，2萬的增長的話學位壓力就很大。”
現在成都還可以通過以前的規劃保證學校的教學質量，但是如果外來學生持續增加，教育質量就會大打折扣。
何榮：“要不就是大班，一個班50人變成60人，70人，這個也可以，但是教育質量和發展水平就會受到影響。”
事實上，人口增加帶來的不僅是教育問題，城市的醫療，社保，就業都會因此麵臨挑戰，上世紀90年代北京，上海，廣東的珠海，從化等城市都采用過購房落戶的政策，但是在隨後的幾年中這些城市相繼取消了這一政策，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長超過了城市的承載能力。
成都大學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健瓴：“我們現在很多人研究統籌城鄉，實際上最核心的點沒有抓住，最核心的點是農村的土地資源向城市流動，把這個路徑打開了，城市實際上真正需要的東西，說半天承載能力，土地是最大承載能力，有土地，就有工商業，就有發展。”
吳健瓴認為，成都周邊農村建設用地非常豐富，完全可以向城市流動，這樣一方麵促進了農村人口城市化，另一方麵也增加了城市承載能力。
吳健瓴：“在沿海地區我知道工業化覆蓋一切，搶得快，不要說建設用地，耕地都占了多少，這背後說明一個什麽問題呢？他們的發展空間非常有限，這樣一來覺得發展空間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發展空間有多大？不停也得聽，成都發展空間還很大。”
“我覺得戶籍改革應該是摸著石頭過河，我一向持這種觀點。”
吳健瓴：“我覺得中國戶籍改革實際上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話就是你公共財政的陽光應該普照農村，你公共財政真到了農村的時候，也許戶籍就真的不重要了。”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大約45%，而根據經濟學家的預測，今後中國城鎮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30年以後，城鎮化率大約達到75%。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意味著約有2000萬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居住、生活、就學、就業。不過經濟學家們也指出，盡管中國城鎮化率已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大約10%提高到大約45%，但與發達國家78%和世界平均49%的城鎮化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溫家寶：“這項工作意義重大。從經濟上來講，可以增強我們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擴大內部的需求；從政治上來講，可以使農民工享受到與城市的人平等的待遇。”
半小時觀察：讓城市化成為帶動經濟發展的支點
經曆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已經能明顯感覺到，中國經濟如果不盡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升內在動力，前麵的路將會越來越艱難。而大力推進城鎮化、破除一係列製度障礙，解決城鄉二元結構，讓更多的人享受到社會公共服務，才可以真正釋放出消費能量，推動中國經濟走上一條良性循環的軌道。兩千多年前，阿基米德曾經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地球。在調整結構的過程中，我們也迫切需要找到一個個新的支點，帶動經濟整體發展，而城鎮化無疑是這些支點當中，惠及麵最廣也是潛力最為巨大的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