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級幹部中央黨校生活
一說起中共中央黨校，普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個培養黨的高級幹部的地方。
毛澤東、董必武、胡錦濤、習近平……沒有哪所學府會像它一樣，由黨和國家領導人出任校長。
中共中央黨校地位之特殊，還體現在理論創新方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依法治國”、“和平崛起”……幾十年來，眾多對不同時期具有重大意義和影響的創新理論，都從這裏傳播出來。
顯然，中共中央黨校是一個傳奇之地！
那麽，它究竟什麽樣？它有著怎樣的曆史？它對中國的發展具有什麽樣的作用？在新的曆史時期，它是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為此，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探訪中共中央黨校，專訪這裏的老師和曾在這裏學習的領導幹部，講述這個學校裏的故事。
踏訪中央黨校
在北京市海澱區，毗鄰頤和園的地方，有一個神秘的大院。它就是中共中央黨校(以下簡稱“中央黨校”)。
作為中國共產黨輪訓培訓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幹部的最高學府，它每年都培訓大量的省部級、地廳級幹部，以及層層選拔出來的中青年後備幹部。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央黨校，是一個在地圖上沒有標識、在查號台沒有登記電話的保密單位。如今，它已由封閉式辦學轉為開放式辦學。不過，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在進入這個神秘大院前，還是履行了極為嚴格的手續。在正門東側的傳達室，記者登記了身份證件、采訪事由和接待單位，經工作人員核實無誤後，領取了通行證。之後，記者將通行證交給在校門口站崗的武警戰士查驗，才得以進入校園。
沿著校園的中軸線向北走，首先看到的是莊重、大氣的主樓。這是一座7層高的灰色建築，牆體上有幾塊巨幅浮雕。據介紹，它們與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係同一材質、同一主題、同期製作而成。與主樓相連的是兩棟對稱的側樓。來訪者若想進入主樓，還需再度出示通行證，交由值班門衛檢查。
中央黨校主要的教研室和行政部門，都集中在主樓內。這座大樓裏的學者，備受中央領導人的重視。2002年至今，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共進行了57次集體學習，其中，平時在這座大樓內辦公的學者，有7位承擔了5次講課任務。
主樓背後，是一個廣場。記者在廣場上看到了一尊刻著“實事求是”4個大字的長方形巨石。這4個字，是毛澤東題寫的中央黨校校訓。這是中央黨校最負盛名的“景點”，幾乎每個來此學習或參觀的人，都會在“實事求是”前留影。
石碑的北麵，矗立著仿窯洞設計的大禮堂。這是中央黨校多數重大活動的舉辦場所，也是當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發起地。黨校學員的開學典禮、畢業典禮都在此舉行。
繼續向北，是一座嶄新的現代化綜合教學樓。據了解，它以報告廳為核心，集教學研討中心、圖書資料中心、信息網絡中心、遠程教學中心、學術會議中心於一體，是學員們平日上課、聽講座的主要場所。
據中央黨校官方網站和該校老師介紹，全校有工作人員1360多人，每學期在校學員1600人左右。學校設有進修部、培訓部、研究生院3個學員管理部門。其中，進修部負責省部級幹部、地廳級幹部、縣(市)委書記的輪訓；培訓部負責中青年後備幹部以及新疆、西藏等地少數民族幹部的培訓；研究生院負責培養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博士、碩士研究生和全國黨校係統的師資力量。此外，還設有中直機關分校、中央國家機關分校、部隊分部和國資委分校。記者探訪中央黨校時，已過午休時間。校園裏，隨處可見三五成群、邊走邊探討問題的中年人。
緊挨著綜合樓的，是一座大型體育館，裏麵有網球場、遊泳池等設施，據說還常年開設跆拳道、拉丁舞等特色班。
記者留意到，中央黨校的建築，除主樓外，以四層高的居多，很少超過五層，建築風格沉穩、樸素。
在校園西側，有一處中式園林，名為“薈茗園”，亭台樓榭，風光宜人。園中有水，取名“掠燕湖”。來此求學的各級幹部，素有“掠燕湖邊數歸燕，薈茗園裏品香茗”的傳統。
校園裏，學員超市、美容美發店、銀行自動取款機等便利設施，隨處可見，看上去和普通大學的沒什麽區別。但是，記者試圖進入宿舍區進行采訪時，才進一步感受到這所學府的特殊之處——盡管記者持有通行證，也未能獲準進入。
據中央黨校教師介紹，如今的中央黨校，與過去相比有3大特色：一是辦學思路活躍，二是開門迎客，給民營企業家和跨國大企業在華高管上課，三是學員走出國門學習。
外國人的出現，更凸顯了中央黨校的開放氛圍。掠燕湖邊，記者遇到了五六位正在校園裏參觀的外國友人。他們幾乎不會說漢語，但還是熱情地招呼記者合影留念。誰能想到，神秘的中央黨校，竟是如此活力四射！
省部班學員的真實生活
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最引人關注。人們通常把它稱作省部班。對於省部級幹部在這裏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媒體曾有不少猜測。近日，本刊記者專訪了曾在省部班學習過的一位學員。他回憶了在省部班的學習情況，講述了省部級幹部真實而普通的中央黨校生活。
“宿舍樓像臥鋪車廂”
省部班由中央組織部負責。一般情況下，各省部級單位都有省部班培訓計劃名單。每次中組部給各單位下達省部班學習名額後，各單位按照嚴格的順序排名，“輪到誰就誰去”。去年，按名單順序，輪到這位學員去中央黨校學習。
這位學員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央某機關工作。他曾到中央黨校省部級後備幹部培訓班(即“中青班”)學習了一年。因此，此次是他第二次到中央黨校學習。“熟門熟路”的他很快就到中央黨校辦好了報到手續，領取了學員卡、飯卡、圖書卡、遊泳卡、日程表和注意事項。還按照規定，在學校保衛處辦理了一個車輛出入證。
這位學員仔細看了日程表和注意事項，收拾好必備的學習工具和生活用品，在開學前一天晚上準時來到中央黨校。
省部級幹部的宿舍是一棟中國傳統式樣的4層老房子，磚牆、琉璃瓦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打，已經褪色，外表顯得有些陳舊。宿舍“有點像火車的臥鋪車廂，北邊靠牆是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牆上有一格一格的窗戶；南邊是學員宿舍”。每間宿舍是一個大通間。門口一側是衛生間，一側是衣櫃。往裏是一個客廳，擺放著沙發、電視機和幾件簡單的家具。再往裏就是臥室，擺著一張單人床、一把椅子和一張寫字台，還有一台台式電腦。“有點像普通的三星級酒店的房間，被褥、牙刷、毛巾等日用品一應俱全，不需要學員自己帶。”
“大課很受學員歡迎”
跟所有的學校一樣，上學第一天是開學典禮。學員吃了早飯，身著正裝，在宿舍樓前由組織員、副組織員帶隊前去參加。每個省部班都會配備兩名老師擔任組織員和副組織員，組織員一般是正廳級幹部，副組織員一般是副廳級幹部，他們相當於班主任和副班主任。此時，沒有“部長”、“省長”之分，隻有一個個學生。他們肅靜地列好隊，前往大禮堂參加開學典禮。
開學典禮是全校性的。省部班、地廳班(地廳級幹部進修班)、縣處班(縣處級幹部進修班)這3個幹部進修班和中青班、少數民族班等幹部培訓班的學員以及中央黨校的全體老師都要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等領導同誌都會出席。習校長作重要講話。
開學典禮過後，省部班學員回到教室，舉行支部活動。這是同學們的第一次見麵會，氣氛輕鬆活躍。平時都是在工作場合中碰麵的省部級幹部們，此刻坐在教室裏，仿佛回到了久違的學生時代。他們這一屆省部班分兩個班，一個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研究方向，一個是社會發展研究方向，共有52位學員。
班主任向他們宣布了支部書記、副書記、學習委員、文體委員和生活委員。第二天，他們正式上課。現在省部班的學製一般是四個月，參加過中青班學習的，是兩個月。每天上午上課，下午自學。前來授課的，都是中央黨校最有名的教授，也有外請的專家。“教授備課很認真，都準備了幻燈片，一般講授一個半小時，留下半個小時讓學員提問。”
中央黨校的教學內容，核心是“三基本”、“五當代”，即“馬列主義基本問題”、“毛澤東思想基本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基本問題”和“當代世界經濟”、“當代世界科技”、“當代世界法製”、“當代世界軍事”、“當代世界思潮”。這套係列教材，是胡錦濤同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編寫的。隨著時代的發展，現在又增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當代世界民族宗教”等內容。
“我把黨校的課分為小課、中課和大課。小課是以支部為單位上課，中課則是把幾個支部的兩三百名學員集中在一起上課。學習‘三基本’時，我們上的是小課和中課，由中央黨校的老師來講。學習‘五當代’，上的則是大課，即全校性的大講座，地點在大禮堂或綜合樓的梯形教室。主講大課的，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或者國內某一領域的頂尖專家。”同學們對這些專家的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說，他們都是我國各個領域裏學術水平最高、最著名的專家。他們來中央黨校講課，講課費特別低，才500塊錢。但聽說專家們都願意來，這一點讓我們很感動。有些課程，比如世界經濟危機等內容，就很受學員歡迎，1000多人的大禮堂座無虛席，中央黨校退休的老教師也會來聽。為了聽到這樣的課，黨校的碩士、博士生早早就過去占座位。在黨校的講台上，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老師放得比較開，講得比較透徹。”
在學完一個小單元的課程後，學校會安排討論，討論以組為單位，每組八九個人；等到學完一個大單元時，以支部為單位進行大討論。“每次大討論，學員們都會進行認真準備。一般情況下，支部會確定幾個同學做主題發言，然後大家展開討論。”
同學之間互相講課
省部班的學員來自不同地區和不同工作崗位，在各自的領域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學習期間，學校安排有同學互相講課的單元。這位學員所在支部的竺延風，是吉林省常務副省長、汽車專家。他講的一堂課，給省部班的其他同學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往講台上一站，根本不用看稿，就把汽車的曆史、設計理念、技術難題等說得清清楚楚。他說，現代汽車製造，都很看重設計。可全世界頂級的汽車設計師，總共才十幾個人，而且一半以上在意大利。這些人既是天才，也有點神經質，經常在馬路邊、廣場上遊蕩、呆坐。他們這是在采風，以此來啟發自己的靈感。老款奧迪車的車尾，是一個古巴姑娘的臀部給了設計師靈感而被設計出來的。一個半小時過去了，竺延風的課也講完了，一分鍾不多，一分鍾不少。他這一堂課，讓我們這些‘外行’了解了不少汽車的知識，受益匪淺。”
這位學員所在支部的另一位同學叫丁仲禮，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士。“他講環保問題，講得很透徹。”除了給同學講課，還常給老師“提問”。“他每堂課都坐在第一排，聽得非常認真，而且善於發現問題。有一次，某位教授在講課中引用了一組數據，丁仲禮院士馬上指出：‘老師，您這個恐怕不對吧？這些數據是哪來的？跟我掌握的不一樣。’教授連忙說：‘我這段數據也是引用的。’丁仲禮院士立即提出建議：‘您最好再查查，我覺得這組數據有誤。’”
請假製度非常嚴格
中央黨校規定，省部班的學員入學後，要完成“三個轉變”——從領導幹部到普通學員的轉變，從工作到學習的轉變，從家庭生活到集體生活的轉變。
學校有嚴格的作息時間。從周一到周五，7點到7點半，是早餐時間。大部分學員去的是一食堂，二食堂是清真食堂，少數民族學員多去那兒吃飯。晚餐時間是在晚上6點到6點半。“我們大多數人都在食堂吃。外界有傳言說，黨校學員下課後就到外麵的高檔酒樓吃飯，這並非實情。和北京各個高校的校門口一樣，中央黨校門外也有許多餐館。班上的同學也和大學生差不多，來自五湖四海，以前大多並不相識。有時候，幾個同學為了認識一下，也會偶爾出去吃頓飯。吃完飯，馬上就回校了。”
中央黨校有嚴格的請假製度：請假兩天以內，由組織員批準；請假兩天以上、7天以內的，需報進修部主任批準；請假7天以上的，則由黨校副校長批準，並報教務部備案。
在中央黨校，流傳著一個“黃菊請假”的故事。1993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黃菊在省部班學習。其間，上海有個重要活動需要他參加。由於時間緊急，來不及等上海市委組織部門的公函寄過來，黃菊便找到學員管理部門請假，並表示中午乘飛機回上海，晚飯前趕回來。學校同意後，黃菊在中午“悄悄”地離開黨校，並按時回來。此事本無人知曉，誰知當晚《新聞聯播》將他參加的這次重要活動報道了出去。當時與黃菊同班學習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看到這則報道，便開玩笑要黃菊“交待”到底幹什麽去了？黃菊隻好“交待”了請假經過。隨後，黃菊補辦了一張上海市委組織部門蓋章的正式請假條。如今，這張請假條被中央黨校保留著，用來教育後來的學員。
“我們班的同學很守規矩，每次出去，哪怕時間不長，都會遵守製度，向老師請假。這讓我們的班主任很感動。”請假的學員，必須在晚上11點之前回學校。這是宿舍關門的時間。到了雙休日，家在北京的學員們可以回家休息，外地來的學員則多數留在學校。當然也有些學員因為要處理公務，會趕回去，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學校。
在課餘時間，省部班也會組織一些娛樂和體育活動。“一個班的同學基本都住在一個樓裏，我們那個樓裏還有藏族女幹部。同學之間經常一起去打乒乓球、太極拳、遊泳，有時也有同學打撲克牌。但大家最喜歡的還是散步。散步時往往能碰到不少同學。我們算過，繞黨校大院的最外圍走一圈，正好需要45分鍾。”
“畢業論文做起來有難度”
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後，省部班進入課題調研階段。和其他班不同，省部班沒有考試，課題調研實際上就是他們的“大考”和畢業論文。
“我們這份畢業論文，不管選的是什麽題目，做起來都有難度。所以畢業也不容易啊。”這位學員笑著說，“老師會讓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熟悉的領域報課題。課題匯總後，教務部把同一課題的六七個人編為一組，選出一個組長，去某個省或某部委進行調研。到省裏的時間是一周，每個人都得抓緊時間了解情況，收集資料。地方上對我們很重視，會向我們反映一些現實的情況和問題。對我們的采訪、開會、座談、調研都很支持，我們一般都能看到各地的第一手材料。回來以後，小組成員每人寫一個分報告，然後匯總，由組長或統稿人形成課題報告。和大學生的畢業論文不一樣的是，我們的課題報告會送交相關部門，對部門決策會起到參考作用。它是有價值的，不會白寫。比如我所在的節能減排課題小組，就是由環境保護部副部長牽頭的，課題報告後來送交了環保部和有關部門參考。”
在畢業論文通過之後，省部班就迎來了畢業典禮。每年的畢業典禮，都是由黨校校長親自出席並向學員頒發畢業證書。畢業那天，同學們都起得很早，莊重地換上正裝，走進大禮堂。先是一個支部一個支部地和校長等領導同誌合影，然後是畢業典禮。照完相的同學，先進會場坐好，等同學們都照完相並落座後，習近平校長、李源潮部長等領導同誌上主席台就座。台下，省部班的學員坐在前排，後麵依次是中青班、地廳班、縣處班和其他培訓班的學員。每個班派一位代表上台領取畢業證書。由於上台領證書的人較多，校方安排每個代表見到校長時隻說兩句話：見麵說“校長好！”領完證書後說“謝謝！”沒有想到，省部班第一個上台領證書的代表見了習校長就“走不動了”，兩人聊了起來，後麵的代表一直站在那裏等著。台下的同學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有些著急。
散會後，大家笑著問那位同學：“你領了證書怎麽不走了？”他回答道：“習校長很關心我們的學習，問我學得怎麽樣，同學們的思想、身體狀況怎麽樣。我哪能走啊？”
“能夠見到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這是中央黨校學員和一般大學生不一樣的地方。省部班的學員一般能見到習校長兩次：一次是開學典禮，一次是畢業典禮。平時，習校長也會來學校開座談會，聽取學員的意見，學員能夠借此反映情況和問題。”這位學員說，“能和習校長對話，能從習校長手中接過畢業證，這培養了我們的自豪感、光榮感、使命感和責任感。”
和大學生一樣，省部班的學員們在畢業時，也充滿了不舍之情。有的同學還特別舍不得中央黨校的學習生活，向老師提出：“我能留級再學一段時間嗎？”有的中青班學員學完後就直接報考中央黨校的碩士、博士研究生，繼續做在職研究生。
後備幹部班速寫
北京市文聯黨組書記朱明德，是中央黨校2000年中青班第四支部的學員。他用自己的畫筆，把在中央黨校的生活畫了下來，並出版了一本《中央黨校學習生活速寫》的小畫冊。近日，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采訪時，他爽朗地笑道：“那一幅幅速寫，都是我們班上的真實生活，是進步和友誼的見證。”
和省部班、地廳班等短期進修班不同，中青班脫產學習的時間長達一年，而且學員比較年輕。從1995年開始，中央明確定位“中青班就是為省部級領導幹部培養後備力量的”。因此，學員的選拔也和省部班不同，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各單位的後備幹部選拔進行全程審核、把關。
中青班的學員一進校就會拿到一張書目清單，上麵列著包括《資本論》、《反杜林論》等在內的馬列經典著作。這些書，他們要在頭3個月內全部讀完。在一年的學習中，中組部還會派出聯絡員，全程跟班學習，觀察學員們的表現。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曾對媒體談到，以往有學員因課堂上表現不佳，學期未滿就被中組部叫停學習，“這對那個人的政治前途是毀滅性的打擊”。這一反麵例子在學員當中廣為流傳，對學員端正自己的學風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上課第一天，朱明德和其他學員就感到“驚喜”。大家原本擔心馬列主義課程會枯燥，誰知教授們把理論講得生動有趣。“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學習都會緊密結合當前實際。講《資本論》的藏誌風教授說：‘讀《資本論》，第一遍莫名其妙，第二遍有點開竅，第三遍品到味道。’我下課後就把《資本論》的‘商品’一節認真讀了三遍，聯係到我工作過的門頭溝山區的實際情況，真有些開竅了。”朱明德說，“還有楊玲玲教授講的《蘇聯教訓》，我發現現在講蘇聯解體的教訓，同1990年大家講得不完全一樣了。那時從基本理論去推理判斷的因素多，現在注意從理論和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經驗結合上分析問題，更客觀、更深刻了。”
中青班的課程，很注重培養學員的執政能力。有一次，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汪光燾，給中青班做完“北京市委市政府如何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講座後，在校方的陪同下考察了黨校的環境建設。當他看見黨校後牆外的一條汙水河影響到師生的生活時，當即拍板進行治理。這堂生動的“教學與實踐相結合”的課，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青班有嚴格的考試製度。朱明德告訴記者：“我們到黨校也是很怕考試的。”一是平時係統學習少，基本上沒人來考他們；二是記憶力畢竟比不上青年學生了；三是愛麵子，怕考不好招人笑話。因此每次考試前，黨校培訓部的老師都會給中青班做動員，讓他們正確對待考試。為了考好，各個支部都會請老師來輔導重點。四支部的幾個熱心學員，負責把筆記整理出來，發給同學們複習。
2000年暑假，中央黨校給中青班6個支部的200多名學員安排了調研實踐活動。朱明德和其他6名學員是一個小組，前往浙江和上海調研民營經濟發展。12天的時間裏，他們走訪了上海、杭州、紹興、義烏等10個大小城鎮。途中，很多鮮活的事情，引起了他們的深思。在義烏，一個民營商貿店的老板娘問他們：“‘入世’後，我們還能吃上飯嗎？”在台州，民營企業家邱繼寶問他們：“我們為什麽不能入黨？”在天台山景區，小商販、農民、清潔工跟他們講旅遊區裏的“生活經”……這些所見所聞，對朱明德等人觸動很大。在畫本上，他不僅畫下了當時的場麵，還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提問、建議和思索。調研結束後，他們不僅集體完成了《充滿希望的土地——浙江民營經濟調查》這份小組調研報告，每人還各寫了一篇調研體會文章：《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符合“三個有利於”標準》、《實現繁榮富強的重要途徑》、《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加強非公有製企業黨建——一個亟待探索的新領域》、《一部思想解放的史詩》、《黨員要在非公有製企業中發揮模範作用》。後來，他們的調研報告被刊登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上。
在中央黨校，中青班是最活躍的群體，不僅在課堂上思維活躍，在生活上也豐富多彩。他們舉辦過運動會，組織過學員俱樂部，還表演過大型文藝節目。朱明德用畫筆，畫出了中青班精彩的生活片段和老師、學員們一張張生動的麵孔——
“袁夢琪老師總是提醒我們：‘學誰也別學馬向東(落馬貪官)……’他對我們要求嚴格，同時又善解人意，常常和同學們下棋、打牌、比賽乒乓球、台球。因為他，許多外省市的同學也不感到寂寞了。”
“時任上海團市委書記的薛潮，實在是我們支部的活寶，他熱情、誠懇、細心，為我們支部的文化體育活動操心出力，功不可沒。”
“學習期間，我從沒敢小看馬曉偉同學的潛力，但畢業不久他就擔任了衛生部副部長，我並沒有想到。”
“西藏山南地區行署專員白瑪赤林從雪域高原來到北京，頭幾個月一直患富氧病，但他以堅強的毅力克服困難，刻苦讀書。”
……
直到今天，回憶起這些事情，朱明德的心裏仍充滿了留戀之情：“我們每一個學員都要感謝中央黨校中青班的培養！”
這裏的教授不好當
進入中央黨校的學員，不僅有高級幹部，還有專家、教授等高級知識分子。所以，這個校園裏的幾乎每位老師，都表示“很有壓力”。
課堂爭論司空見慣
在中央黨校，“科學探討無禁區”。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謝春濤、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靳薇等，都是在這裏有著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教齡的“老黨校”。他們見證了無數次老師與學員之間、學員與學員之間精彩的觀點交鋒。
由於工作經曆、知識背景和地區發展水平不同，學員們對某些問題的理解，往往有很大偏差，爭議由此而生。
蔡霞教授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中央黨校的老師，很少能在課堂上獲得一致好評。我們的學員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工作崗位，同樣一門課，有的學員會覺得非常好，有的根本聽不懂，而來自發達地區的學員甚至會覺得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
從2004年起，靳薇教授開設的“公共衛生與社會危機”課，成為地廳班的課程。一次，靳教授在上課時，做了一項測試：一包治療艾滋病的藥品，應該給下列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選項包括：性工作者、家庭主婦、同性戀律師、卡車司機和吸毒青年。一位來自湖南的學員直言，誰都不應該給。對同性戀律師，這位學員斥之為“知法犯法”。但他的觀點引起了其他學員的反駁，雙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
另有一次，靳教授組織學員討論艾滋病問題時，某省主管文化工作的學員提議：“將全國的艾滋病病人集中起來治療，同時讓他們從事簡單的勞動，自力更生，如編織麻袋、搞縫紉等。這樣，他們就不會把病傳染給別人。”他剛說完，就有來自西部某省主管衛生工作的學員反駁道：“這樣的提議既不人道，也不現實。”雙方各執一詞，爭得麵紅耳赤。
教學壓力難以想象
“黨校講壇有紀律”，是中央黨校一條重要的教學原則。由於授課對象身份特殊，每位教師都必須嚴格地全麵錘煉自己的政治素質及業務能力。在中央黨校任教12年的蔡霞教授深有體會地說：“我們的壓力不是一般大，而是相當大。”
首先是來自學員的壓力。謝春濤教授說，20多年前，中央黨校學員的年紀普遍較大，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很多。而如今，學員越來越年輕化，碩士、博士比比皆是。有的學員甚至看過很多國外原著，對一些問題的剖析十分深刻。謝教授由此得出結論：教案必須與時俱進，不斷翻新。
嚴格的考評體係，同樣成為黨校教師無法回避的壓力。據蔡霞教授介紹，目前，中央黨校對教師們實行的是滿分為10分的評分辦法。每次課後，學員們都要拿著教務部發的教學評估表，對老師的觀點闡述、教學態度等進行無記名評分。“如果有一位學員打分較低，這堂課的整體分數就會被拉下來。”
學期結束時，每位老師所得的分數，都會在全校範圍內張榜公布，各個教研部之間會進行比較。因此，各教研部領導的壓力也很大。每出現一次低於9分的“教學事故”，教務部都會召集相關老師開會總結教訓，討論整改措施。不過，“老師的壓力更大，畢竟誰都不希望自己的分數太低，這事關麵子。”蔡霞教授坦言。
幹部學員客串“老師”
高、中級幹部學員，給中央黨校教師們帶來的，自然不隻是壓力。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每位高、中級幹部學員，都要完成“兩帶來”任務，即“帶來一個問題”和“帶來一個建議”。其中來自基層的一手材料和思考，極大地豐富了黨校教師的授課內容。
謝春濤教授回憶說，一次在課堂上，他給學員們講述“大躍進運動的反思及其經驗教訓”專題課，其間讓幾位年紀稍長、經曆過那一特殊時期的學員來“補充”。結果，幾個學員結合切身經曆，談得非常深入，贏得了其他學員的陣陣掌聲。這件事對他的啟發很大。此後，他經常在課堂上直接向學員們“請教”。
請省長學員、部長學員走上講壇，在中央黨校是常有的事。這也被視作“中央黨校的特權”。對此，一些省部級幹部學員笑言：“叫誰上誰就上，因為在這裏，老師最大，學生總是學生。”
2000年，身為省部班學員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被推上中央黨校的講台，為中青班的學員作題為“中國如何迎接金融全球化挑戰”的報告。學員“客串”老師的做法，深受歡迎，也成為中央黨校的慣例。
“麵對實踐經驗豐富的高、中級幹部學員，黨校老師的授課方式不是開藥方，而是提供看待問題的角度、思路和眼光，與學員們共同探討解決問題的不同辦法。”因此，在一些教授看來，黨校教師不僅是學者，同時還要有政治家的思維。
為了進一步豐富自己的教學實踐，許多教師利用課餘時間，赴地方基層調研，或出國考察。“如今，麵對各方麵素養都較高的幹部學員，我講授一節課，往往需要長達幾年的思考和積累。如果再不進行全方位的知識儲備，勢必無法勝任自己的角色。”蔡霞教授頗有感觸地說。
領導人當校長的故事
1926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通過了一項《開辦最高黨校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在北京及廣州各辦一所長期黨校”。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一份關於開辦黨校的決定。
此後，由於形勢所迫和條件所限，“最高黨校”一直沒能開辦。但這份文件，為日後中央黨校的創立，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1933年3月13日，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883年3月14日)50周年，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在江西瑞金開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它就是中央黨校的前身。
1935年11月，中央轉戰陝北後，正式在瓦窯堡開辦中央黨校(後遷至延安)，培養高級幹部。
董必武言傳身教
在瑞金“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後出任教務長和副校長。他嚴於律已，時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響身邊的高級黨員幹部學員。
當時，江西蘇區的一些人，存在“左”傾思想，有的學員受人煽動，準備攻擊毛澤東的軍事路線。董必武洞察到這一苗頭後，迅速采取措施，教育學員要明辨是非，不可盲從。
董必武盡管工作忙，但還是經常帶頭參加義務勞動。一天早上，黨校一個小組的同誌，去幫一戶烈屬耕田，剛到田頭就看到，董必武校長已經在那裏忙活了。隻見他打著赤膊、卷著褲腿、滿頭大汗，已經耕完了兩畝地。大家十分感動，紛紛對他說：“您都快50歲的人了，工作又那麽忙，不來都可以，可您比我們來得還早，您還是回去吧！”董必武搖搖頭，邊幹邊說：“參加義務勞動是黨在根據地定的製度，我是黨的幹部，應該帶頭執行。”說完，他就和大家一起幹了起來。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黨校校長。陝北的辦學條件十分艱苦。董必武雖是校長，待遇卻低得出人意料。他和教務主任共用一張桌子、一條長板凳，合用一張硬板床。為了方便工作，他花1塊多錢買了一塊懷表。這塊表又大又響，走得也不準，大家都叫它“火車表”。但董必武說：“反正快慢誤差不超過半小時就行。有會議時，表快了，我晚點去；慢了，我早點去，不就調對了嗎？”
在董必武任校長的兩年時間裏，中央黨校的規模迅速擴大。1937年5月，黨的早期領導人李維漢接任校長時，學員已多達四五百人。李維漢後來回憶說：“那時，學員按他們的來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編班，共編了15個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紅四方麵軍幹部；四班是陝北幹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幹部、高級幹部(也有少數新幹部)；七班是少數民族班，先學漢語，再學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期限最長；八班是抗大四大隊轉來的黨員；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區學運幹部和一些失掉黨組織關係的幹部；十二、十三班是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幹部；十四班是工農、文化水平較低的幹部；十五班我已記不清了……課程比瑞金和初到陝北時期完整了，設有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主要講蘇共黨史)、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問題和遊擊戰爭，並設有各個相應的研究室。”
毛澤東題寫“實事求是”
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前的廣場上，有一塊石刻，上書“實事求是”4個大字。這是毛澤東為中央黨校製定並親筆題寫的校訓。
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舉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並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從那時起，到1947年3月中央黨校因內戰被迫暫時停辦，毛澤東一直直接領導中央黨校的工作。中央黨校得到進一步擴大，學員由幾百人發展到了3000多人。其間，全國各個戰區黨的負責人等大批黨的高級幹部，曾到中央黨校參加培訓。比如，陳賡大將就曾於1943年11月到中央黨校學習。
毛澤東出任中央黨校校長後，采取了三大創新性舉措：其一，對辦學思想進行改革，停止執行理論與實際割裂、脫節的教學計劃和安排，采用理論聯係實際的教學方針；其二，鼓勵學員參加大生產運動，一方麵鍛煉自己，另一方麵通過自力更生，實現自給自足；其三，廣泛開展文藝活動，活躍生活，配合教學。
那時，中央黨校各部附近都有土地，可以種糧、養豬、燒製木炭……黨校還建有豆腐坊、粉坊、糖廠、酒廠等各類作坊和工廠；並有自己的運輸隊，可以跑運輸。暫時放下槍杆的高級將領們，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高級文職幹部們，都像當地的農民一樣，參加農業勞動。此外，他們還經常到工廠、作坊，紡毛，紡棉，拆洗、縫製衣服，挖窯洞，修建房屋……
中央黨校在延安的兩個禮堂，就是學員們自己建起來的。在建造過程中，設計圖紙、運送材料、蓋房等，大都是學員們自己動手完成的，其間隻請了少量的石料工人。
大禮堂規模很大，能容納千餘人，1943年11月7日竣工。將要竣工時，學員們左看右看，總感覺少了點什麽。有人提議在禮堂正麵的牆上，掛個校訓題詞。一說到題詞，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央宣傳部的範文瀾老先生。但範文瀾試著寫了幾條，自己都不滿意，便提議去找毛澤東寫。毛澤東欣然答應，立即叫人拿來4張二尺見方的麻紙。他沉思片刻，飽蘸濃墨，迅速揮毫，“實事求是”4個雄健瀟灑的大字隨即躍然紙上。在場的人齊聲稱讚，這4個字的含義精深、透徹，抓住了中央黨校的辦學精神。
隨後，大家請來能工巧匠，選了4塊方方正正的石料，將麻紙鋪在方石上，照筆畫開鑿。沒過多久，“實事求是”分毫不差地“印”在方石上。可惜，毛澤東的這一墨寶被鑿壞，未能保留下來。
1947年3月，國民黨將領胡宗南率軍進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動轉移。國民黨軍隊進入延安後，中央黨校的大禮堂遭到破壞。幸好刻著“實事求是”的4塊方石，被倒塌的牆壁埋住，因而得以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戰軍收複延安，在清理中央黨校大禮堂的廢墟時，找到了這4塊完好無損的方石。如今，它們被保存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內。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黨校被遷到了北京。1955年8月，中央黨校創辦了一份校報，所用報名就是毛主席題寫的“實事求是”。20世紀60年代初，黨校大禮堂建成，其正廳內最醒目的便是“實事求是”4個大字。20世紀90年代，它先是被鐫刻在中央黨校大門內專設的石壁上，後被移至現在的位置——大禮堂前的廣場上。
胡耀邦引領“真理標準大討論”
“文革”開始後，中央黨校陷入停辦狀態。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決定恢複中央黨校，並於1977年3月初確定由華國鋒任校長，胡耀邦任常務副校長(主持工作)。這是胡耀邦複出後擔任的第一個職務。
1977年3月 25日下午，中央黨校大禮堂東教室內，胡耀邦走上講台，平靜地對大家說：“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那時，他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連辦公的地方都沒有。行政、後勤部門在52號家屬樓裏找了一間屋子，給他作辦公室。現在，這棟樓已不存在。據介紹，那間辦公室隻有14.6平方米，一側放辦公桌，另一側放單人沙發床。
當時，黨中央正式任命的中央黨校領導幹部，隻有胡耀邦一個人。所以，組建職能機構、為各部門配備幹部，是當務之急。胡耀邦隻用了3個月的時間，就使42名處室級以上幹部全部到位。
同時，胡耀邦還麵臨著另一個情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幹將康生，長期把持中央黨校，使其成為受“文革”破壞的重災區之一。不揭露康生的問題，中央黨校撥亂反正的工作就不能深入進行下去。
一天傍晚，秘書告訴胡耀邦，在離他們辦公室不遠的地方，有人貼了一張揭露康生的小字報。胡耀邦說：“走，看看去。”兩人看小字報時，天已經快黑了。胡耀邦看完後，什麽也沒有說，就徑直往回走。秘書看到有不少人在遠處觀察他們，就問：“耀邦同誌，你看到遠處有人在看我們嗎？”胡耀邦沒有回答。直到過了一個拐角，他才停下來告訴秘書：“你懂我的意思嗎？我們來看小字報，這就是一種支持。”果然，此後揭發、檢舉康生等罪行的人慢慢多了起來。
1977年10月，“文革”後的第一批學員，在金秋時節踏入了中央黨校的大門。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央黨校應當辦成一個什麽樣的學校？這是胡耀邦首先考慮的重大問題。他明確提出，要把中央黨校辦成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強堡壘(後改為“陣地”)，辦成發揚光大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模範。如今，中央黨校大禮堂的兩側，就分別寫著這樣的口號：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努力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黨的領導幹部到中央黨校後學什麽？這是胡耀邦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一天，他在一個會議上明確說，中央黨校要開設4門課：哲學、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黨史黨建，使學員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都有所接觸。為此，他組建了一個小組，著手選編教材。最終，中央黨校選編了13本教材，共有100多萬字。這些教材被印成大字本，除發給學員、教員外，還送給中央政治局的同誌。後來，葉劍英元帥曾對胡耀邦說：“你們做了好事，搞了100多萬字的馬列主義的東西。”
至於中央黨校教學的基本方法，胡耀邦在一次講話中提出，堅持讀原著為主、自學為主，教師給予必要的輔導，解答難點疑點問題。“兩個為主”，自此成為中央黨校的教學方針。
中央黨校恢複“招生”後，胡耀邦很快就發現，不少學員有兩個顧慮：一是怕被開除學籍；二是怕畢業時得個不好的鑒定。對此，根據胡耀邦的指示，中央黨校對學員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對此，胡耀邦說：“(學員)畢業時，我們不寫任何材料。我們要敞開思想，真正地學到點馬克思主義。打棍子、戴帽子，隻是那些沒有本事的人的方法。學風、學風，首先要把學習討論的風氣扭轉過來。提疑問、討論，這個風氣好嘛！”後來，他又明確提出，中央黨校學員在學習、討論中發表的意見等，一律“不準裝檔案袋子”(即“不裝袋子”)。“四不主義”對學員們消除顧慮、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胡耀邦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創辦《理論動態》校刊。1977年7月15日，《理論動態》創刊，5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親自定稿。創刊之初，該刊不斷發表撥亂反正的文章，很快就引起了強烈反響。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中央領導“吹風”場所
最近一個時期，中央黨校校長都由中央政治局分管黨建和組織工作的常委兼任。
有關專家指出，中央黨校因其特殊的地位，成了黨和國家重大戰略、方針和政策出台前重要的研討和吹風場所。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作報告，就市場經濟姓“社”還是姓“資”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論述，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作了理論準備。2004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作了關於建設和諧社會的報告，對於在新形勢下，如何處理社會矛盾、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等重大問題，提出了戰略思路。
平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國務院領導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會不定期地到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向學員通報國內外形勢、經濟發展和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中央的戰略、方針、策略和政策等。
胡錦濤總書記曾是中央黨校1983年中青班的學員，後來擔任中央黨校校長近10年，對這個大院內學習和生活情況十分熟悉。現任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和之前的校長們一樣，對黨校工作投入了很多精力。
中央黨校的地位和作用
中央黨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學府，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究竟處於怎樣的地位，發揮怎樣的作用？
中央黨校是高素質治黨治國治軍領導幹部的教育中心。它在培養幹部方麵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七個方麵：
首先，中央黨校能提供綜合和全麵的適宜於領導幹部掌握的治國知識，培養他們治國治黨治軍的智能。經濟建設方麵，有現代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管理學、財政學、稅收學、金融學等等；政治和法律學方麵，有政治學、行政管理學、法學等等。
其次，中央黨校能提供戰略思維方麵的知識，並培養學員戰略思維的能力。
第三，中央黨校能更深層次地講解黨和國家的戰略、方針、策略和政策。通過黨校教育，使幹部理解和準確把握黨在每一個時期的思想路線、工作重點、大政方針，使其自覺在思想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第四，中央黨校能對學員帶來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熱點難點問題進行解疑釋惑。
第五，中央黨校能使學員掌握黨史和黨建知識。在新的形勢下，需要黨校探討的有現代政黨理論、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新形勢下黨的組織建設、國內外政黨比較等等問題。
第六，中央黨校能進行黨的高中級領導作風的教育和培訓。黨的現代化事業關鍵在幹部，而幹部的關鍵在於其作風。培養和幫助領導幹部具備良好的工作作風，這是黨校重要的職能。
第七，中央黨校能提供領導藝術知識，培養領導方麵的才能。使領導幹部懂得怎樣科學民主決策、怎樣調動人的積極性、怎樣處理危機事件、怎樣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係等等。
這些都是黨校教育與國民教育等最大的區別之處，也是黨校教育的特殊性。
除了培養幹部，中央黨校還是黨的理論和大政方針的重要研究和儲備中心。
中央黨校在進行理論和政策研究方麵，有其獨到的特點。主要表現有： 中央黨校的理論和政策研究比其他研究機構更有針對性； 每年不斷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的學員，是一批獨特的研究力量；中央黨校為黨和國家進行理論和政策研究的渠道暢通； 中央黨校承擔的中央布置的一些重大課題研究，都取得了理想的成果，許多調查研究形成的觀點和意見為中央所采納，為黨和國家進行重大的戰略決策提供了理論準備。
另外，中央黨校還有全國黨校係統業務協調和指導中心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