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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嶺的建言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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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嶺珍藏著2003年朱鎔基總理頒發給他的聘書
國務院參事任玉嶺講述中國高參的謀略生活
2010年1月1日，《政府參事工作條例》施行。在我們這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政府參事是一個極其精幹的團隊，如今在任的國務院參事有53名。任玉嶺是其中之一，已連任兩屆。他收藏著曾得到總理批示的每一份參事建言。
國務院(政務院)參事室第一任主任是郭春濤，他是1949年12月26日接受任命的，被周總理喻為黨外布爾什維克。現任主任是陳進玉，他是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參事要講真話
1949年10月28日，政務院參事室設立。60年來，接受總理任命、擔任過國務院參事的有識之士一共有200人
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手機裏保存著這樣一條短信：老任，你接受《參考消息》采訪的發言，在咱們老同誌裏反響很大！老兄，你沒有忘記老百姓啊！
敢說真話，認真建言，是昔日朋友、如今網民對任玉嶺的評價。他的桌子上放著一個多月前，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同全體參事座談時的講話稿，在其中的一句“一個民族總要有一些人，時常考慮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的下麵，任玉嶺畫了紅線。
“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確需要有一批人，不受屁股指揮腦袋的影響，不受烏紗帽的影響，也不受自己的晉升等相關利益的影響，冷靜思考，反映國家的真實情況，研究各個方麵的問題。”任玉嶺說，參事製度設置的初衷即是如此。國務院參事室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成立，風雨六十載薪火相傳。
那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主席就提出在政府內部設立具有統戰性和谘詢性的參事工作機構。1949年10月28日，周恩來總理主持遴選任命了32位政務院參事，當年11月11日，政務院參事室正式設立。參事室第一任主任是郭春濤，他是1949年12月26日接受任命的。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在組織抗日反蔣統一戰線、配合中共開展地下革命鬥爭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以政務院副秘書長身份兼任參事室主任，被周總理喻為黨外布爾什維克。
上世紀50年代，政務院參事陳修和提出建設三峽工程和南水北調工程；農村改革前夜，安徽省政府參事郭崇毅冒著巨大政治風險，率先向中央反映安徽省肥西縣農村“包產到戶”喜獲豐收的真實情況，為黨中央作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重大決策提供了依據。
我國參事主要從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中聘任，也可以從中國共產黨黨員專家學者中聘任，是社會名流、各界精英或名人之後。60年來，接受總理任命、擔任過國務院參事的有識之士一共有200人。參事許聞天是“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發起人之一，1949年起擔任政務院參事；參事餘湛邦曾任著名愛國將領張治中先生秘書，1974年起擔任國務院參事；參事鄧引引，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高級工程師，鄧寶珊將軍之女，1991年起擔任國務院參事等。
眼下，在任的國務院參事共有53名，其中6名是2009年11月23日溫總理剛剛任命的。在這次任命會議上，總理關於求真務實、敢講真話的論述，讓人印象很深。“總理已經不是第一次講這個問題了。”任玉嶺說，2003年，溫家寶同誌剛剛擔任國務院總理，就來到了參事室，他一坐下來就說，希望大家講真話、講實話。我要聽真話、聽實話。
政府參事是為總理服務的，由總理直接聘任，不代表任何黨派，不代表部門利益，其建言均為總理直接批示。深入實際、深入基層，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以“直通車”的方式直接向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其他領導人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是國務院參事的職責與優勢所在。“參事建言，總理必閱，這是慣例。參事建言，大多會得到總理的批示。那些局部性的工作，一般是由分管副總理閱示的。”任玉嶺說。
參事要重調研
一年下來，他起碼要跑22個省(區、市)
2003 年受聘參事後，任玉嶺提出的第一個建議是有關節水的。“我原來隻知海河的眾多支流幹涸了，沒想到我在四川考察時，見到一些小河也沒有水了，那可是天府之國啊。我趕緊查閱了我國和世界各國的資料，寫了一份建議，指出事到如今我們該怎麽辦。溫總理當時還是副總理，他的批示我至今記得：這個問題很重要，不僅要健全製度，還要建立法規。”
“要走出去，注重調查研究，掌握實情。”這麽多年，任玉嶺每年下來起碼要跑22個省(區、市)。“2008年，我不做政協常委了，跑了4個國家，26個省(區、市)，有的省去了五六次，我的腦子裏形成了一幅中國經濟、地理、民生生態圖。”在百度百科中，對詞條“任玉嶺”的解釋，包括了“著名經濟學家”。
為了便於考察與議事，國務院參事室分成10個專業性小組，每個參事根據自己的閱曆、經曆和專業，來選擇組別。任玉嶺本人在宏觀經濟組。2009年遭遇金融危機，參事室的經濟形勢跟蹤組成立之後，他也應邀加入其中。根據國務院安排，2009年參事室還成立了教育改革調研組，他又被吸納其中。“以小組為單位的調研，是有組織的調研。參事室每年都會確定一兩個大型重點課題，進行有組織調研。教育改革就是2009年的重點課題。”
在參加教育改革調研組的活動中，任玉嶺不斷地發現問題，不僅寫下了《關於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建議》，在中南海麵陳溫總理，而且還寫了一份《教科書循環使用應當取消的建議》。“教科書循環使用的話，就會要求學校增加消毒設施、增加儲藏空間，增加專門教師管理，給學校增加了很多負擔。大部分地方都落實不了。我們國家有錢了，卻要循環使用教科書，這完全沒必要。政府部門用的紙也很多，為什麽節約學生那部分？”
對於參事來說，很多重要的建議通常不是來自某一次調研，而是來自生活的日積月累。任玉嶺身邊的人，都是他的調研對象。開洗衣店的、打字的、當保姆的……這些老百姓的人生就是社會的一個又一個側麵。“普通人是社會的大多數，因為缺少話語權，他們的利益常被擠占，是不公平不正義的承擔者。我們關注普通人的生活，解決好了他們的問題，社會才能和諧。”
參事的視角可以無限寬廣。在任玉嶺的資料裏，收藏著他2003年寫成的《關於修改收容法規規範收容行為的建議》：最近，發生在廣州的“大學生孫誌剛被收容致死”案，引起很大震動，正如許多專家、學者、網友議論的那樣，這一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為我們敲響了警鍾，提醒我們在收容遣送方麵存在的問題是嚴重的，負麵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當年下半年，收容遣送製度被廢除。
“非典期間，我愛人在北大醫院動手術，我看到病房樓道拐彎處就是處理醫療垃圾的地方，工人沒有做任何防護。我本人過去是學微生物的，非常了解醫療廢物攜帶病菌是非常危險的。”當時，任玉嶺趕緊對工人講，“你們一定要采取防護措施，做不好防護是要生病的”。從醫院回到家後，任玉嶺連夜趕寫了一份《關於妥善處理醫療廢物，改善防疫保健環境》的建議給總理。這份建議，總理批示之後，國務院法製辦很快出台了《醫療廢物管理條例》，為此，“我參加過兩次法製辦的討論會，後來國務會議要通過這個法規的時候，還讓當時的參事室主任崔占福同誌列席了會議”。
參事極為忙碌
他的手機被摔得散了架，於是，他給它套了一個皮筋兒固定起來
寫給國務院總理看的參事建言，是有一些特別要求的。
“一般來說，不要超過3500字。說清基本情況，再提出問題，羅列建議。”任玉嶺透露，參事建言的結構一般就是“三部分”，“簡單明了，節約總理時間。”任玉嶺寫文章的習慣是“手寫”、“一遍成型”，給總理的建言，也是如此寫就。當然，會請一位打字員整理成電子文檔再上交。“打字員一邊打字，我一邊校對。”
用任玉嶺的話說，“我擔任過全國政協常委，政協提案和參事建言是各有側重的。相比而言，參事建言一般針對政府工作，要能夠具體操作起來，快速解決實際問題。”
雖然身兼數個小組組員，但在參事室，任玉嶺更多地還是參與宏觀經濟方麵的調研，他的經濟學家身份，已得到社會認同。“事實上，我本人是學微生物的。”1960年，任玉嶺從南開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任過國家科委中國星火公司總工程師、北海市副市長。“我們這一代人與新中國一起成長，見證了曆史的風雨，是對還是錯，路要怎麽走，我們心裏都是有數的。”當有人問任玉嶺，你總是對政府提意見，不怕出問題麽？任玉嶺就是這麽回答的。
“在發揮參事參政議政、建言獻策、谘詢國是、統戰聯誼作用的同時，強調發揮參事民主監督的作用”，參事室主任陳進玉認為，這是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新形勢下，賦予政府參事的一項新使命。這項新使命的核心就是兩個字：“監督”。
對待參事工作要“全力以赴”，則是60年來參事們薪火相傳的老傳統。
這麽多年，任玉嶺成了北京的過客。“回來就走。”忙忙碌碌之中，他的手機被摔得散了架，於是，他給它套了一個皮筋兒固定起來。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兩個小時時間裏，他的手機、座機一個接著一個地響起來。每一個人都先問：你在哪兒？然後問：你去哪兒？他反複告知接下來要去大連，隻聽有個記者回應：那麽我也馬上飛去大連找您。
我的采訪是在下午兩點，那時他還沒有吃午飯。讓他先吃飯，他就是不吃。采訪完，又建議他一起出去吃飯，他依舊不去，說自己家裏都是吃的。一問，煮麵條。
他的拚命三郎不是一朝一夕的，當年在北海做副市長時，他前一個晚上準備材料不睡覺，第二天中午修改材料不吃飯，當天晚上又陪著客商到海邊散步，不幸感冒後，鼻竇都化了膿，而且引起組織增生，身體很差，就把副市長職務辭掉了，專心養好病後，回到北京。再後來，在科技部和統戰部的聯合推薦下，進入參事室。
“參事的基本素質是閱曆豐富。我2002年進入時，一般要求年齡滿60歲。不過，60歲時，一般都辦完了退休，想把人辦進參事室來很困難，於是就把年齡向前拉了一點，拉到58歲，參事人選到了58歲時，就開始辦理進入參事室的手續，在原單位再工作一段時間後正式過來。”
陳進玉主任也說過，當國務院參事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人生閱曆豐富，年紀太輕了可不行。過去老先生居多，不過，現在50多歲的國務院參事已經有6位。媒體報道說參事室來了年輕人，確有其事。
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先生，隻要人在北京，每周都要來參事室參加兩次活動：星期二例會，星期四學習。地點在車水馬龍的大前門，一座紅色的歐式小院裏，清清靜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