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網絡大放光彩的一年。
這一年，“釣魚執法”、“開胸驗肺”、“跨省追捕”等事件，在網絡的強大攻勢下，都一一得到解決。
這一年，政府部門與網絡有了互動：官方主動邀請熱心網友組成了“躲貓貓”事件“網民調查團”，事件得到迅速處理；在“鄧玉嬌案”中，法院在法律與民意間尋求平衡，宣布抗暴但過當的鄧玉嬌為“防衛過當”，判處緩刑；“梁麗案”在網民一片質疑聲中，檢察機關作出了不是公訴案件的結論。
這一年，網民推動法治進步。成都公民唐福珍因拆遷被逼“自焚”一事經網絡曝光後，引發民眾對野蠻拆遷和保護私有財產的關注，五位學者的上書，更是將《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推上修改的議事日程。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國共有網民3．38億。這個龐大的群體對政治的影響正在釋放，那些觸犯公眾道德底線、公權踐踏私權的行為迅速發展成為網絡熱點事件。
“屠夫”：網民代表很多樣
從“躲貓貓”事件、“鄧玉嬌案”到還在審理的“小學生賣淫案”，正是互聯網形成的強大民意，影響和推動了這些案件的進程。一些網友作為網民代表，更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
2009年年初，“邊民”、“風之末端”、“溫星”等網友參與由雲南省委宣傳部組織的“躲貓貓”事件真相調查團。他們的“起而行”，一改網民“坐而論道”的傳統形象。
網民“超級低俗屠夫”（又稱“屠夫”）集陌生網友之資前往“鄧玉嬌案”事發地進行調查，並以近乎直播的方式發布信息，更是大大推動了事件的發展。
“鄧玉嬌案”事發2009年5月10日晚，5月14日，“沒有工作又不愁吃喝”的“屠夫”獲知了相關情況後，和幾位網友商議並決定親自前往事發地。
出發前，他公布了自己接受捐款的賬戶，“我自己也捐了2000元”。“為了取得網民的信任和支持”，他把自己和女兒的身份證、護照、港澳通行證等私人信息發布在網上。“讓更多人參與到這起案子中去，讓更多人關注，讓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沒力的敲敲鍵盤一起投入。”
他的行動贏得了網民的信任。正是在網民的幫助下，他順利找到了鄧玉嬌的家人，成功地說服了鄧玉嬌家人並取得信任，聯係到了北京的律師，甚至見到了當時身在醫院的鄧玉嬌，並第一時間在網上發布了探視鄧玉嬌的照片。
回顧自己在“鄧玉嬌案”前後的表現，“屠夫“認為，自己隻是扮演了網民和當事人、網民和律師、當事人和律師之間的“橋梁”的角色。
“屠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作為一名網民，他清楚自己能夠憑借的是身後強大的網絡民意。他努力“把案子放在陽光下曬”。
胡彬：網絡推手不走樣
天涯社區是人氣最旺的網絡平台之一。這個引領全民話題的社區網站，注冊用戶超過2000萬，每天訪問量超過3000萬人次。很多熱點事件是經天涯最先爆料，後經傳統媒體報道而引爆網絡輿論的，最終在輿論壓力下事件得以解決。其中，最典型的是“釣魚執法”事件。
2009年9月，上海白領張暉遭遇“釣魚執法”。憤怒的張暉寫了一封公開信貼在了天涯社區，6天裏獲得了超過30萬的訪問量和4000餘條網友回複。此後，上海司機孫中界遭遇“釣魚執法”，憤而斷指以證清白。此事經媒體報道後，激起軒然大波。在天涯雜談裏，網友紛紛聲討上海“釣魚執法”。
10月26日，沸沸揚揚的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終於以上海市政府層麵認錯而告終。
在此期間，一直將“釣魚執法”的討論置於網站顯著位置的天涯社區總編輯胡彬介紹說，推薦到天涯頭條的帖子，例如“釣魚執法”，事件的典型性、嚴重性，決定了它引起廣泛關注並持續升溫必然性，網站推薦不過為大家提供一個便捷參與的入口。他表示：“網絡事件爆熱的真正動力在於事件本身，也在於傳統媒體的響應和互動。”
胡彬說，網站和傳統媒體都有可能成為網上輿論的源頭，在輿論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網站提供了輿論滋生和放大的平台，傳統媒體成為輿論最終“落地”的助推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借力，由此形成了強大的輿論聲勢。“互聯網對於現實世界的幹預力量，現在已經非常強大了。就中國情況來說，一個帖子，點擊量和跟貼到了一定數量以後，就會成為一個事件，有關機構和個人會感覺到壓力。”
相比傳統媒體，胡彬認為網絡社區的優勢在於更加貼近網民，更加快速直接。網絡社區被視為大眾話語平台，能夠捕捉到傳統媒體未及關注的地方，並促使其關注。
胡彬同時表示，近年來，隨著網絡門檻的降低，網絡暴力、惡搞、人肉搜索開始增多。這就要求網站進行適度的秩序引導和管理，朝著有利於社會整體文明和進步的方向努力探索和嚐試。“在輿論引爆後，負責任的網站反而要設法平衡和降溫，引導網友理性討論，防止矛盾激化，避免造成更多的社會對立。我們希望網絡輿論的表達，能夠有效地推進社會溝通與和解，而不是引發更多的矛盾和對立。”
伍皓：學做網民好榜樣
資料照片
2009年，政府在更主動地與網民交流。在各地的網絡“新政”中，與廣州、南京等地方政府普遍設立了網絡發言人，及時回應網民關心的問題相比，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的嚐試更為搶眼：QQ幾乎整天在線、直接在論壇發帖“論戰”、微博擁有6萬“粉絲”……
2009年2月，雲南省委省政府在網站上刊登了由雲南省委宣傳部發布的公開招募調查員的消息，邀請網民組團調查“躲貓貓”事件。剛剛到任的伍皓因此高調進入公眾視野。
在震驚全國的“小學生賣淫案”中，從2009年7月7日開始，伍皓以網名“求真的力量”在凱迪社區直接發帖，3天發表了6個主題帖。伍皓以平等的姿態參與網絡討論得到網友肯定。
“在西方國家，互聯網更多的是用於電子商務，但是在中國，互聯網更多的是被作為娛樂和公民表達意見的平台。”伍皓說，互聯網上一篇小新聞也有眾多網民跟帖評論，“這正是中國互聯網非常獨特的現象”。在他看來，“互聯網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公民政治參與的平台，在公民政治生活裏已經是不可或缺的渠道，而且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徑之一。”
“隨著技術的進步，每一個在現場的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傳播信息。在這種情況下，你想‘捂’已經不現實了。”伍皓說。為此，伍皓力倡官員學習網民思維，並身體力行。他感歎，正是互聯網的發展改變著宣傳部門對突發事件由“捂蓋子”到“揭蓋子”的態度轉變。
在伍皓的微博上，記錄著他的一次“無語”經曆：一位泰國友人曾問他，“聽說你是中國第一個願意堅持與民眾通過網絡溝通的官員，但恰恰是你受到的攻擊比別人多得多。”
對於網上“被罵”，伍皓處之泰然：“謾罵是沒有意義的，但是質疑有價值。”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很多網民對公共政策提出的一些質疑，是很有價值的。
“網民一般是質疑的心態，是天然的反對者、挑刺者，從不可行角度想得多，網民往往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某項政策哪個方麵不可行。而政府和領導幹部通常對可行的一麵想得較多，領導幹部如果能夠兼做可行性與不可行性研究，就會使決策更加科學。”在伍皓看來，這也是政府學習網民思維模式的重要意義。
2009年11月10日，雲南省召開了首場網絡新聞發布會。伍皓認為，這一舉措比起原有的政網交流，政府變得更加主動。“既有網民提出問題後網絡發言人去回應，又有碰到熱點、敏感問題，我們網絡發言人主動向網民提供權威準確的信息。”他強調說，“這樣就形成了雙向互動”。
他認為，政網良性互動，“一方麵，從領導幹部的方麵來說首先是寬容、尊重網民；另一方麵，我們也呼籲網民要做理性的、理智的、負責任的網民。”
王帥：因言獲罪不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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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王帥，因發帖曝光老家河南靈寶非法征地，被靈寶警方“跨省追捕”，從上海押回靈寶拘留了8天，罪名是“誹謗”。這看似隻是個人命運，但卻提出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公權力的限度問題。
此事經《中國青年報》報道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國內眾多媒體爭相跟進，人民日報、人民網更是以評論文章、網絡訪談等方式對此事進行持續關注，中央電視台《麵對麵》、《新聞1＋1》等欄目也作了深度報道。
半個多月中，《中國青年報》圍繞靈寶王帥事件的一係列報道，持續成為輿論關注熱點。
在媒體的全方位報道和網民的持續關注下，輿論監督體現出強大的力量。最終，靈寶官方承認錯誤，公開道歉，對王帥給予國家賠償，並對有關責任人進行了處理。
已經成為熱點人物的王帥，在此事件後一直表現得很低調。他從上海辭去工作回到老家，決定為鄉親們維權到底。
“我雖然為自己正了名，違法征地也還給了村民，但由此給村民造成的損失還沒有人負責。”王帥說。以他家為例，種了13年的蘋果樹在盛果期時被砍，既然現在已證明征地是違法的，就應該對此造成的損失給予賠償，但村民們多次找政府詢問賠償事宜，都沒得到明確答複。
王帥決定用法律手段來獲得他家應有的賠償，給鄉親們做一個示範。
令他欣慰的是，現在支持他的人比2009年年初多了。那時，他給鄉親們宣傳《土地管理法》，希望以法律維權，卻被很多鄉親嘲笑太書生氣，不知道現實。還有很多人勸他，跟政府對著幹沒什麽好果子吃，弄不好會被抓進去。在當地，常有一些“不聽話”的村民被以“誹謗罪”、“尋畔滋事罪”抓起來。
此事還在一定意義上宣告了“跨省追捕”的終結。王帥說，政府現在的工作方式不再像以前那麽粗暴了，征地、拆遷都主要以勸導、動員為主，對老百姓更和氣了，老百姓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感到恐慌了。
現在，“跨省追捕”也已被娛樂化。網民在發帖時，常常在後麵加一個後綴：謝絕跨省追捕。戲謔的背後，是3億多像王帥一樣的網民對自由表達意見權利的堅持。
李根：“公民記者”有模樣
2009年年末，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的拆遷自焚悲劇，讓“公民報道者”和“公民媒體”進入人們的視野。
麵對強拆隊伍，成都公民唐福珍站在自家4層小樓屋頂上，往身上澆汽油，然後舉火自焚。最先爆料此事的是一家知名度並不高的網站——新湘報，作者李根是一名“公民報道者”。
李根曾是某都市媒體記者，現在是自由撰稿人。11月26日，李根得到消息，成都公民唐福珍因抵製金牛區“暴力拆遷”而自焚，便立即在其博客上披露此事。隨後，網絡媒體新湘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引發網民廣泛關注。
第二天，成都官方回應，發布新聞稿《成都金牛區依法拆除私營企業主胡昌明違法建設》，稱唐福珍是“暴力抗法者”，違法建築阻礙市政民生工程，漫天要價拒不拆除，當地城管執法局“依法拆違遭遇聚眾暴力阻撓，當事人情緒失控走極端”，並聲稱要“依法查處暴力抗法人員”。
這篇回應激起網民的憤怒，跟帖過5000條的新聞、訪問數過10萬的BBS帖文比比皆是。幾天內，天涯社區BBS帖文791篇，加上博客和問答，多達33400篇。
這起事件經網絡曝出，發布者是網絡媒體，撰寫者是“公民報道者”，提供視頻的則是當地一位不知名的目擊者。可以說，這件事完全是從草根的網絡發起、發酵，並在網友的強烈關注下不斷升級為熱點的。
正當大家對此事議論紛紛時，傳來唐福珍不治身亡的消息。11月30日，李根又發表文章《為保家園的成都女主人唐福珍自焚不治身亡》。人們在震驚之餘，紛紛譴責強拆者。
李根在其博客上發了多篇文章，質疑當地的“合法拆遷”和唐福珍的“暴力抗法”。
民意的沸騰得到有關專家回應。12月7日，沈巋、錢明星等5位北京大學法學院學者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一周之後，他們接到國務院法製辦的邀請，對該條例進行研討。
事後，有人稱李根是拯救廣大拆遷戶的功臣，而李根則認為自己“隻是唐福珍案的持續觀察者和主力推動者”。
新湘報是一家由幾個熱愛新聞的人湊錢成立的民間新聞網站，成立於2004年。2008年審計署長沙辦違規建別墅就是由其首先報道。今年，武岡副市長之死、內蒙古貧困縣（旗）檢察長開百萬豪車、成都拆遷自焚案等有影響力的事件都是最早由“新湘報”曝出，它被稱為“網絡揭黑先鋒”。
新湘報總編輯江單自嘲說，他們是“成本最低的媒體”，工作人員都是兼職，由全國各大媒體的深度調查記者義務供稿。“以前我們根本不懂網站製作，不懂SEO（讓搜索引擎收錄的技術），現在在實踐中慢慢學會了。我們也不懂品牌推廣，但後來我們的報道影響越來越大，社會也越來越認識了‘新湘報’”。
在天涯社區推出的“2009年天涯勢力之最喜歡的記者評選”中，截至12月29日23時，李根這樣一個“公民記者”以30242票排名第一。
“隨緣也好”：草根愛國新花樣
“我愛我的祖國，她像一座大山。站在山頂，放眼遠眺。江山如此多嬌，風景處處都好……”網友“隨緣也好”像平日做播音練習時那樣，把這首《我愛我的祖國》錄了下來，配上一段“主旋律”音樂，作為跟帖發在了天涯論壇上。
“就錄了一遍，前後也就幾分鍾”的跟帖迅速使無數網民加入屬於自己的國慶狂歡中。被網友稱為《我愛我的祖國（CCTV版）》的這首小詩很快就有近280多萬人次點擊，一萬多條回帖。在舉國喜迎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裏，此貼更被網友稱為“國慶最牛帖”。
在“CCTV版”之後，“隨緣就好”還創錄了“倫敦音版”、“綿羊音版”、“變形金剛版”。而網友們更是獻上了“民歌微調去噪版”、“魏淑芬版”、“蠟筆小新版”……各種版本“據不完全統計”達到了近300個。
據“隨緣也好”估計，參加配音的有95％都是業餘愛好者。而這些配音的業餘愛好者為什麽要“頂”紅這樣一個似乎不起眼的帖子呢？
“網友們雖然嘴上不喜歡喊口號，可是在心底都一定是愛著祖國的。”網友“衡山莫大”認為，之所以能出現這篇網絡“神帖”，恰恰是由於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祖國繁榮富強，再加上億萬網友的創意才華。
而一位網友則在與天涯社區總編輯胡彬對話時“直抒胸臆“：我不喜歡命題作文，喜歡率性而為，不管你多莊嚴多莊重的事情，草根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石秀印看來，“國慶最牛帖”網絡走紅正體現了現今民眾自主、自發、主體性、獨立意識的增長，“以前國家是主體，那時‘我’是一塊磚，哪裏需要就往哪裏搬，現在的‘我’是一個大寫的人，有了獨立的思想和行動。”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金兼斌認為，《我愛我的祖國》朗誦熱潮代表的正是“愛國”的本來麵目。
“近年來有些人對主旋律不‘感冒’，可能也是物極必反。過分強調渲染了就去排斥它，給它貼上‘老套死板’的標簽，也有非理性的成分。”金兼斌說。“當去掉標簽之後，它還是有很自然地吸引我們的一麵。”
“我隻是經曆了知名網絡事件的一個普通人。”“隨緣也好”很低調，他希望“事件起於網絡，也止於網絡。”這位專業配音師告訴記者，他並不希望“網絡照進現實”，也從不渴求網絡躥紅對他的配音工作可能帶來的巨大利益。
如今，“隨緣也好”正在和網友們組織一次有關配音的網絡新年晚會。他精心準備的節目是妻子寫給他的《配音老龍的簡單生活》。
“我隻是是千萬草根中的一員，我以草根為榮。”這句被“隨緣也好”在采訪中反複提及的話，更像是這名知名網友的“網絡宣言”。（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係本人提供）
媒體稱中國網民正形成有現實影響的壓力集團
從騰訊QQ網友結成QQ群，到“百度貼吧”基於地名、機構、職業和興趣愛好等關鍵詞，聚集利益相關人群，還有博客圈、豆瓣網討論群組、BBS網友的“版聚”等等，中國網民正在網絡上結成各種虛擬的社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網民作為具有輿論能量的“新意見階層”，正在形成一個有現實影響力的虛擬“壓力集團”。（按照政治學定義，壓力集團“pressure group”是指那些致力於對政府施加壓力、影響政策方向的社會組織或非組織的利益群體。）
麵對貧富衝突、勞資矛盾、城市拆遷、農村土地流轉、環境汙染、醫療教育、道德失範等問題，特別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中國網民總能仗義執言，並經常能改變公共政策的方向。也正是網民的聲音，迫使基層公權力經常處在從未有過的緊張和惕厲之中，並警示地方領導幹部恪守基本的政治倫理和人倫底線。
這種力量源自3．38億中國網民以鼠標投下的民意表決票，源自他們的正義感和良心。
2009年的事實格外真切地體現了這一點。
迫於強大的網絡輿論壓力，雲南省晉寧縣看守所的一起非正常死亡，從匪夷所思的“躲貓貓”而死還原為獄霸行凶殺人；湖北省巴東縣抗拒官員強索性服務的“烈女” 鄧玉嬌從“故意殺人罪”被改為“防衛過當罪”，最後被判緩刑；“綠壩——花季護航”上網過濾軟件，在7月1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強製安裝前夜被緊急叫停；微博客通過手機與互聯網的鏈接雖然尚未領到準生證，但已在“鄧玉嬌案”、石首騷亂、廣州市民集體“散步”反對垃圾焚燒等事件中頻顯身手；成都唐福珍拆遷自焚案，網民憤怒質疑成都官方的“暴力抗法”定性……
2009年，網民的行動已不僅限於網絡之上的“清議”。他們常常走下“網”“壇”，進行田野調查，叩問突發事件的真相，並以“行為藝術”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杭州飆車案”中，在警方宣布肇事車速僅“70碼”的當晚，不少網友來到車禍發生地點文二西路，點起蠟燭、獻上菊花，表示對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辦案的訴求。
在 “鄧玉嬌案”中，全國各地網友紛紛來到巴東“旅遊”，還有的請求為鄧玉嬌立“烈女碑”。地方政府如臨大敵，長江航線巴東碼頭自抗日戰爭以來首次停航，賓館宣布客滿。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廣場出現“行為藝術”，一個女青年以紗布層層纏裹自己，呈極力掙紮卻無法掙脫狀，身邊擺放著幾個大字：“誰都可能成為鄧玉嬌”。
在福州“嚴曉玲案”中，網友郭寶鋒因在網上傳播“輪奸致死”的流言被警方拘留。網友在線發起“一人一張明信片，喊郭寶鋒回家吃飯”的活動。兩個星期內，上百張明信片從全國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張上麵都寫著“郭寶鋒，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律師認為，郭寶鋒最終被取保候審，是被網友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當然，中國網民群體，包括網絡管理員和版主在內，多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互聯網的匿名環境，海量帖文的氣氛渲染，觀點相近人群的頻繁溝通，更容易產生“群體激化”，並可能發展為人身攻擊，甚至威脅社會正常秩序。2009年的一些突發事件也提醒我們，要警惕網絡輿論事件中非理性情緒的蔓延。
比如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鋼鐵公司股權調整引發職工不滿，民營企業派駐的總經理被活活打死，網絡跟帖幾乎一邊倒地讚揚通鋼“工人階級了不起”，幸災樂禍於“打死個把資本家有什麽了不起”。日前，北京市二中院對“人肉搜索第一案”作出終審判決，認定網友侵犯王菲名譽權事實成立，判令侵權人作出賠償。王菲因為有外遇導致妻子跳樓身亡，被網友騷擾而被迫辭職，其他單位不敢聘用，被網上“通緝令”、“追殺令”嚇得幾個月不敢出門，甚至連父母家門口也被貼上寫著“血債血償”的恐嚇標語。
但是，作為一支新生力量，中國網民發出的聲音即使出現高分貝的噪音，也仍然是社會多元意見構成和多元利益構成的客觀反映。網民作為“壓力集團”，現階段在若幹具體利益問題上具有溫和表達不滿和不服從的特征，但不是政治組織，不會對社會穩定產生顛覆性影響。
相反，當公務員、幹部、警察、城管、寶馬車主、“磚家”（專家）在網上經常處於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圍攻的尷尬境地時，是不是應該想一想，這些網絡上的“弱勢群體”在現實中是不是因為過於強勢或突破道德底線而難以製衡？
可喜的是，從新疆建設兵團“最牛團長夫人”事件到湖南湘鄉市校園踩踏事故，政府對網絡輿論應對提速，並加大對嚴重違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員的問責力度，一個網上官民良性互動的局麵正在形成。
因此，展望2010年，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網民若能以更好的技巧弘揚正氣、參政議政，那麽它定將更加大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