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長青
2009中國魅力榜 趙長青 抗辯之魅
重慶，一座氣喘籲籲的山城。“打黑風暴”令這個西部大都會血脈賁張。空氣中嗅得出的緊迫，與霧靄的陰濕、辣子的嗆人混在一起；有人覆滅，有人掙紮，有人狂歡。
在10月底以前，趙長青的日子過得很平靜。75歲的老人，功成名就、衣食無憂、身體康健、子女安好。
“是啊，折騰什麽？何苦跑去為黑社會辯護，招來罵名？”他女兒有些惱火，她從網上看到自己的父親被說成是“黑社會的狗頭軍師”、“西南政法大學的敗類”。
趙長青反駁：誰說那是黑社會？1849件公訴證據中，沒一組證明此項罪名成立。他的聲音高上去八度，仿佛又回到了法庭。
10月26日上午9時半，“紅頂商人”黎強涉黑案在重慶五中院開庭。44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著深色西服端坐在刑庭右側，現場有些壓抑。前來聽審的不少是重慶司法界頭麵人物，一眼就認出了坐在辯護席首位、身材瘦矮、頭發花白的趙長青。
重慶相當數量的政法官員出自西南政法大學，那天法庭上下諸多“人物”，都是趙長青的徒子徒孫。
果不其然，老先生又一次語出驚人。他堅持：“打黑”不是“黑打”，“務必審慎”。
5天之後的子夜，“黎強案”一審結束，並未宣判。趙長青回到家中，身心俱疲。接手此案後，他曾連續熬夜。
一覺醒來已近中午。他渾然不知：自己睡了多久，網絡輿論就罵了多久，並且仍在持續。
在此之前，趙長青的刑辯從來是叫好聲一片。
1995年他擔任新疆克拉瑪依“12·8”特大火災案400多個受害者家庭的代理人，親自撰寫了長達1.5萬字的代理詞。這篇文字一度被律師界奉為圭臬。基於此，兩年後的刑法修訂案，玩忽職守罪的法定刑期由5年上升到7年。
他經辦的案子中，有過“刀下留人”、“起死回生”的先例。多年以前銀行信貸員鄒某貪汙公款2800多萬，案發後攜款890餘萬潛逃，被判死刑。死刑命令下達後，鄒某突然檢舉同監舍中有個隱姓埋名的搶劫殺人犯。趙長青獲知後，兩次到北京向最高法院報告，請求停止執行，核實當事人重大立功情節。最終，這樁“鐵案”改判死緩。
從1982年開始，他先後擔任450餘起刑事案件的辯護工作。重慶綦江虹橋垮塌特大事故、重慶開縣“11·23”特大井噴事故等震驚全國的大案要案，都由其擔綱主辯。
在他的書房，聯排的矮櫃裏堆滿各式卷宗，趙長青經辦的所有案件，都能查閱到原始檔案。那些早已發黃的牛皮紙信封裏塞滿他叱吒法庭的威嚴時光。他是學術界公認的刑法研究大家。1997年，他參與《刑法》修訂，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黑社會組織”相關問題國家級課題組組長。
隻有提到妻子的時候，樂觀而富幽默感的趙長青才陷入沉默。妻子李純熙1979年患腦膜瘤下肢癱瘓，動過兩次手術，基本上隻能臥床。趙長青照顧妻子27年，直至她去世。西政的老師說，“這是個拖人的病，就靠照料調養延續生命。李純熙笑著活了27年，是奇跡了。”
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律師界，大家都說他“不會勾兌上麵”。趙長青說，再有兩年就不做律師了，但寫作不會停止，“又有一部書稿構思完成，隻等動筆，是關於‘冤假錯案’研究的。”
犯罪者的權利也應當依法保護
人物周刊：昨天我查閱了您經辦的所有案件的目錄。20多年來您一直坐在刑庭辯護席上。而律師界心照不宣的通則是，為民商案件辯護更易獲取高額經濟利益。
趙長青：你說的“通則”是事實，民商案子錢更多。不是說我就不會辦那些案子，我是不願意辦。我做律師也好，接案子也好，不為名利，我有我的目的。跟這個目的無關，我一概不做。
人物周刊：什麽目的？
趙長青：我是研究刑法的教授，教學、科研是我的本職。之所以要兼職做律師，主要是想盡可能多地觸摸到具體的案子，積累最真實、最鮮活的實例。這對指導學生、撰寫論文、參與國家刑法修訂等都有很高的價值。如你所知，辯護刑事案的收費相對較低，要為錢，我就不幹這個了。
人物周刊：介不介意透露，黎強的案子是怎麽收費的？
趙長青：我可以很坦然地回答你，因為這都是公開透明的。“黎強案”一共有5個子案委托給我所在的律所，涉及5個當事人，總共收費30萬元，具體到每個人頭上，大概是6萬元左右。
這個數字在重慶就是正常水平，絕不是高水平。重慶稍有名氣的律師，一個當事人收10萬都屬於正常的，教授或知名律師還要更高。
人物周刊：就是這樣一樁“無利可圖”的案子，卻讓您在網絡揚名。
趙長青：我一開始不知道產生了這麽大動靜，因為我平時不上網，也不愛看這些評論，還是我女兒告訴我的。我曉得有人說我是“黑社會的狗頭軍師”，更過分的說我是西政(西南政法大學)的敗類、法學界的敗類。當然最激烈的言辭，家裏人包括你恐怕也不會告訴我，是怕我有情緒、有心理壓力吧。
人物周刊：那您有沒有情緒、心理壓力？
趙長青：坦白說沒有。但我覺得很突然，很不可思議。律師為當事人辯護，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沒什麽奧妙。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我的辯護是有理有節的，提出的辯護意見是完全公開的、經得起推敲的。
人物周刊：既然經得起推敲，為何招致網民的指責、謾罵？上個月我在武大見到馬克昌教授，他當年為“四人幫”辯護都未遭受攻擊。
趙長青：這就是我感到突然、不可思議的地方。我也想舉這個例子，馬老他們為罪大惡極的“四人幫”辯護，在當年還被視作司法進步。現在已經是高度開放的21世紀了，普法教育搞了幾十年，怎麽反倒不如80年代了？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
人物周刊：您的思考現在有結論了嗎？
趙長青：有關“重慶打黑” 的宣傳，力度非常大，幾個月來大街小巷都在宣傳“打黑”。這個東西已經深入人心了。但很多人不曉得“打黑”到底是怎麽回事。越是宣傳，群眾對黑社會就越有義憤。這麽壞的黑社會，你為什麽還為他辯護？古時候我們有“愛屋及烏”之說，現在就變成“恨屋及烏”了。犯了罪的人也仍然有他的權利，而且應當依法保護。我很坦然，自己既沒有違規，更沒有違法；你不理解是你的事情，我問心無愧。
“黑社會”是有組織地犯罪，而非一個犯了罪的組織
人物周刊：一開始您是拒絕為黎強辯護的，是不是也預料到了會有輿論的麻煩？
趙長青：這麽說吧，現在我年紀大了，精力不如從前，除了實在推不脫的案子，比如熟人介紹來的，80%的案子我是不接了。黎強我是不認識的，但黎強的父親原來是我們西南政法大學食堂的老炊事員，過去大家叫他“黎胖子”。黎強出事後，就有學校的老同事請我幫忙辯護。我家人不同意我去，他們覺得會有麻煩，但我是搞法律的，覺得請律師再正常不過。
人物周刊：您最終認定黎強與“黑社會”罪名無涉。這個案子遲遲未能宣判，是否可以理解為法庭是重視您的辯護意見的？
趙長青：是的，他們是尊重我的。最主要的還是在於，我沒有講錯，辯護意見是有道理的。我參與了1997年《刑法》修訂，而且我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適用及立法問題研究”國家級課題組組長，對此是有深入研究的，不是在信口亂說。為黎強辯護是因為法律認為“黑社會”是有組織地犯罪，而非一個犯了罪的組織。網上有人說我這是在玩文字遊戲，是在詭辯，實際上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上的、法律上的界限，兩者完全不一樣。
對我為黎強辯護的不解、批評甚至謾罵，恰恰證明我們國家的法治宣傳有缺陷。特別是律師在國家法律中的地位、作用，老百姓並不了解。律師製度本身是民主法治的產物，你這個國家要民主，要講法治，就必定需要設立律師製度。被告人、犯罪者的合法權益也需要依法保障。如果一個國家沒有這一塊，那他政府的權力就沒有辦法限製，也就有可能搞出很多冤假錯案來。
人物周刊：律師辯護也是人權的重要實現。
趙長青：是非常重要的實現！老百姓隻看到“打擊”這一麵的重要性，而沒有看到冤錯案件帶來的更深層次的危害性。我一直有一個觀點：抓漏了一個人和錯判了一個人，這兩者相比較，後者的危害性要更大一些。這並不是我的原創，世界上很多著名學者都有這個看法，叫“一個錯案辦一打”，意思就是12個正確的案子都抵消不了一個錯案的負麵影響。
人物周刊：冤假錯案不僅僅影響到當事者本人。
趙長青：按《婚姻法》的算法，一個錯案至少要給20個人帶來不良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會持續一生。說得更嚴重些，冤假錯案將嚴重傷害國家政權和司法的公信力。最近刑法界著名的馬克昌教授談到一個觀點，我借用一下。他說現在要講“和諧”，刑罰就是最後一道關口，能用其他方法解決就不要動刑。老一輩法學家說這番話懷著深厚的感情和體悟，很打動我。
人物周刊：所以，您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打黑”務必慎重。
趙長青：打黑除惡是絕對正確的，“黑社會組織”任何時候都應該把它打掉。但是，必須講質量，必須打得非常準確、非常慎重。為什麽呢？因為它涉及到很多人，一打就是打一網，一個案子動輒三四十個人，甚至六七十個人。認定錯誤的話，很容易傷害群眾。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說“打黑”在司法層麵的問題，立法層麵是否存在問題？
趙長青：存在。其實，透過“黎強案”，我覺得現行法律中關於“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名及罪狀的條款是需要修改的。我們這個罪狀不科學。不科學在哪裏呢？這個罪名不好認定，比如說“稱霸一方”、“為非作歹”、“欺壓殘害群眾”、“妨礙社會生活經濟秩序”，這些都是政治語言，比較務虛，難以認定。
人物周刊：後來出了司法解釋，有沒有效果？
趙長青：對，但還是存在務虛的問題。最核心的問題在於，法律上沒有專門先對“黑社會組織”下一個實質性的定義。究竟什麽叫“黑社會”？從這個層麵來說，你也就很難怪地方上的執法存在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律師這方太弱了
人物周刊：您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法庭上，公訴人、審判者和律師是一個最好的三方製衡，這樣才能確保司法公正。”在當下這種三方製衡是否得到了充分實現？
趙長青：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這樣一種抗辯式的模式——法官居中，檢察官指控，律師辯護。個人認為，這種設計是科學的。但在司法實踐中是不是完全做到了三方製衡呢？事實上律師這方太弱了，無法像國外那樣同檢方對抗起來。
人物周刊：為什麽？
趙長青：因為我們的律師在取證上困難得多，各種合理合法的會見都要受到這樣那樣的限製。而且，現在給律師的權利很少，律師的意見他法官願意接受就接受，不願接受隻能拉倒。可能律師說了很好的意見，最後法官給你4個字——“不予采納”。律師既沒有抗辯的機會，也沒有申請再審的機會，說過了也就算了。
人物周刊：這是不是會影響到司法公正？
趙長青：當然會影響到司法公正。律師的合理意見得不到采納，是形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物周刊：就像“佘祥林案”。
趙長青：對！佘祥林、杜培武、聶樹斌等案子都是這樣。像你提到的“佘祥林案”，當時律師就提出來，“認定殺人缺乏證據”、“屍體高度腐爛難辨身份”等等，法官最終“不予采納”。如果不是他妻子最後跑回來了，那佘祥林要冤枉一輩子，到死為止。事實上即使現在放出來了，他的人生也被毀了。
人物周刊：而且他對社會、對司法不再有信心。
趙長青：不會再有信心了。我們現在上訪的人這麽多。你說，如果他沒有冤情何苦這麽做？如果找律師能解決問題，他幹嗎非跑到北京去呢？很多受害者就是跟執法不公有很大關係。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沒有律師真正製衡。
人物周刊：律師隊伍自身是否也存在一些問題？
趙長青：問題也是明顯的：第一、部分律師太重利，千方百計找錢；第二、部分律師不講職業道德，拉關係走後門，向被告索要巨額財物，拿去同法官分；第三，部分律師水平不夠，白天到處找案子辦，晚上到處找地方吃喝玩樂；第四，部分律師欠缺操守，教唆翻案，引誘當事人作偽證、改變證言。這是知法犯法，太不自重。
人物周刊：您怎麽看輿論對司法的影響？
趙長青：現在很多大案出來以後，媒體會第一時間報道，然後網民會有意見跟進。輿論環境變得寬鬆，互聯網也讓言論相對自由。但媒體、民意產生一定價值傾斜的時候，或多或少會給司法人員造成壓力，特別是刑事案件，案情沒弄清之前，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太多了。
人物周刊：甚至會影響到行政官員。
趙長青：這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領導看報紙，往往會給法官指示——你們辦的案子報紙上反應很激烈，你們要怎麽怎麽重處。這種指示給法官的壓力就很大。
人物周刊：前段時間，馬克昌教授也遭到輿論譴責。“鄧玉嬌案”，他的幾點意見，反對呼聲很高。
趙長青：從刑法學術上來說，馬老的意見是正確的，我個人表示認同與支持。
我對現在的辦案質量表示總體上的不樂觀。現在辦案子，客觀地說，真正的冤案是比較少的，也就是說，無罪判成有罪那種並不多。但是錯案，重的判輕，輕的判重，那就多了。
人物周刊：產生錯案的根源在哪裏？
趙長青：很複雜，其中幾個原因值得探討。第一個就是剛才講的行政幹預。往往上級領導一表態，辦案人員就會按照領導的意圖辦。另外，我們剛才也提到律師製衡不夠、司法腐敗、立法缺陷，這是個複雜的事。
人物周刊：現在行政幹預司法的情況多不多？
趙長青：有一定數量，當然我沒具體統計有多少。總的來說，按領導的意思來做，辦案人員就相對降低了職業風險，而且還有了一個看法——重比輕好。因為重了他沒有風險，該判8年我判10年，領導絕對不會說我不對，而是會說我很堅決。如果判輕了兩年，什麽話都來了，說你包庇、收好處啊。所以，很多法官現在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考慮如何把位子給坐穩當。很少有人能利用事實證據說服領導，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