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冒進，不遺漏”的原則下，中國社保製度計劃在2020年前全麵覆蓋需要保障的人群。圖為陝西省神木縣82歲老人毛玉葉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受住院治療。 本報記者 陶明/攝
社會保障：這是一個沉甸甸的話題，從改革開放之初就困擾著改革者的決策，然而直到今天，這個話題仍然期待著答案。2009年，中國社保製度已經開始發力，2010年中國將繼續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範圍，弱勢群體有望逐漸全部納入基本生活保障體係當中。
本版采寫：本報特約撰稿 於秋 選題組稿 鄧孫
社保“馬拉鬆”，一個都不能少
“2020年再不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實在說不過去”
在比喻法國近些年來社會結構的變遷時，法國社會學家圖海納用了“馬拉鬆”來做比喻。馬拉鬆的遊戲規則是不斷使人掉隊，“即被甩到了社會結構之外”。
而這一比喻也能用來部分地描述中國當下社會的狀況，有一部分人群正在逐漸地被甩離整個社會結構，至少已經到了社會結構的邊緣。比如，在中國任何城市均滿街可見的乞丐；比如，下崗多年卻得不到任何安置的職工；又比如，剛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社會保障，這個困擾了中國數年的問題如今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階段。
“新貧困群體”蝸居城市
“農民至少有一塊地，可以自耕自足，我們連這重保障都沒有。”北京居民劉德福一直對低保規定耿耿於懷。由於全家收入超過低保線，他們因此得不到任何救濟。賬是這樣算的：78歲的劉德福退休後每月有1000元的退休費，46歲的兒子未婚，身體不好，長期在單位吃勞保，每個月共得300元。劉德福的老伴沒有工作。一家人平均下來每人每月430多元收入，超過低保水平線(月人均收入410元)。
於是，劉德福一家能買福利房卻買不起，吃了飯就吃不起藥。一家三口3個病號時，隻有劉德福的單位一年可報銷3000元藥費的90%，但有指標，上半年報1500元，下半年報另一半。
劉德福老兩口背著孩子商量好了：不管誰先不行了，千萬別送醫院。
北京市委黨校尹誌剛教授主持的城市居民貧困問題調查研究，給劉德福所代表的人群歸納了一個新概念——“城市新貧困”，這一人群的主要構成者包括：收入低或者幾乎沒有收入的待崗職工，下崗後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失業者。
不過，相比已經誕生幾年的“城市新貧困”，還有一個更新更潮的名詞“蟻族”，指的是“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他們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像螞蟻一樣過著群居生活。
“蟻族”的誕生，高校擴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令現在廣西工作的李鈺想不明白的是，她明明是在“擴招”前畢業的，且所學專業為當時熱門的會計學，為何工作依然難找？畢業8年，李鈺說不清楚換了多少份工作，而她每份工作都有一個共同點：工資低，老板苛刻，沒有社保保障。她不敢預言自己會比父母一代過得好。“爸媽有退休金，等我老了以後有什麽保障？”
“全民保障”看上去很美
無論對於“城市新貧困”人群還是“蟻族”，在基本生活無法保證的狀況下，對社會保障的需求無疑是急切的，其中包括基本的生活保障、醫療保障，以及已經或將來需要的養老保障。
而這些保障，對很多發達國家的公民而言，並不是問題。
到目前為止，英國和北歐等國家仍然實施“國家保障社會保障模式”，為全民提供保障，資金來源於國家一般稅收，而不要求享受者預先繳費。美國和西歐國家則是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經濟安全保障。以美國為例，它已形成多方承擔不同領域保障責任的多支柱結構，基本養老和老年醫療保障由聯邦政府負責，附加養老保障由雇主和雇員共同承擔，醫療保險留給市場，工傷保險通常是強製性的雇主責任，失業保障則是州政府的責任。
但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民政專家夏學鑾指出，“全民保障”製度看上去很美，但也有缺陷，容易出現“養懶漢”的狀況。而在經濟危機襲來時，國家就會不堪重負。
“因此，一些國家也在進行社會保障製度的改革，比如美國實行‘新家長主義’，將福利與勞動聯係起來，讓生活無著居民通過勞動領取福利。”夏學鑾說。
全麵覆蓋並非夢想
在夏學鑾看來，國家須有責任，也有能力使社會保障製度全麵覆蓋到需要保障的人群。“2020年再不解決這個問題，實在說不過去。”
作為民政部社區建設專家顧問，他曾多次向民政部反映相關問題，並表達類似觀點。“至於社會保障製度何時能進一步擴大保障的範圍，將一些現在無法得到保障的人群納入進來，要看國家的預算。”
12月18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全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議上明確表態，2010年中國將繼續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範圍，重點促進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城鎮居民等群體參加城鎮職工或居民社會保險，落實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參加醫療保險政策，完成工傷保險“平安計劃”二期任務；同時，積極配合立法機關審議《社會保險法(草案)》，推動《工傷保險條例》修正案盡快出台。
夏學鑾認為，就社保製度的設計而言，應堅持“既不冒進，又不遺漏”的原則。“對於已經解決溫飽的群體而言，社會保障隻是錦上添花，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但對生活無著人群而言，社會保障是基本所需。隨著經濟的發展，過去的保障標準已經不能保證低保者現在的生活所需，因此必須要起用新的標準。此外，如何保證公平，健全監督機製，避免“百萬家財領低保”的現象，也是一個問題。(042)＃
對話：社保問題隻能靠製度解決
夏學鑾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民政專家
《國際先驅導報》：到小康之年，社保製度的目標是什麽？
夏學鑾：應該是不分行業、不分地區、不分人群，所有流浪的、生活無著的人，也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弱勢群體，都能夠納入到基本生活保障的體係當中。
相較此目標，你認為現在的社保製度存在哪些問題？
不得不承認，有相當部分低收入人群，生活無法保證，但在社會保障製度中，他們哪都不靠，得不到任何保障。他們領不到低保，買不起醫療和養老保險。
比如，近年來出現的數量相當龐大的“城市新貧困”人群。他們大多是下崗職工或是失業人群，過去對於這部分人群的安置有章可循，但受曆史的局限，過去的安置標準早已不適應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能滿足他們現在的生活水平所需。新的社會保障製度不能將這部分人排除在保障製度之外，通過社會保障製度的完善，要將他們納入進來。否則，這甚至會影響到國家的安全穩定。
從目前來看，是否有跡象表明社會保障製度將會得到完善？
作為學者，我們向民政部反映過社會保障製度方麵的問題。通過信訪製度的建立，政府對底層群眾的生活有深入的了解。這屆政府是一屆親民的政府，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都非常重視民生，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社保製度當前的問題一定會得到解決。現在的問題是製度性的缺陷，隻能依靠製度去解決。
除了政府以外，是否還有別的途徑去解決此問題？比如發動民間力量、借助NGO(非政府組織)去幫助生活無著人員？
你說得很對。我們應當鼓勵有餘力的企業、NGO及各種民間力量共同參與進來，幫助中國的貧困人口和生活無著人員。事實上，現在已經有NGO介入進來了，企業也通過捐贈等慈善行動，使福利資金得到補充。各個行為主體都應該盡到責任，這可以彌補部分政府職能空缺。
在介紹美國“新家長主義”的社會保障製度時，你提到用勞動調和福利，但這恰恰是一個矛盾。因為正是就業機會的不足，使得一部分人陷入貧困。
確實如此。因此，在堅持社會保障製度基本保障功能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就業得到保證，是解決問題最基本的要素。社會保障要分層次，將職業保障和基本保障結合起來。(043)＃
暢想：10年後能領到固定退休金
李文 44歲 廣西下崗女工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到2020年，我應該已經退休五年。如果那時有了固定的退休金，就可以不再像現在這樣打幾份工，為生計發愁，可以每天上公園溜達，唱唱歌，跳跳舞。
年輕的時候，我曾經是學校的文藝骨幹，可是眼下，卻在為2015年要繳納的幾萬元“巨額”養老保險頭疼，這真的好像是一場夢。去年的養老保險已經增到了4000多元，今年是5000多元，明年還會遞增，這樣算下來，6年以後，那將是筆天文數字。
1997年，我從縣城的煙糖公司下崗，公司資產被轉賣，但和我一起下崗的職工都沒有拿到一分錢安置費。惟一得到的好處是，根據當時的政策，國家財政和公司共同出資為我們買了3年醫保和養老保險。但這之後到2006年，無論醫保還是養老保險，我都沒有買過。
受益於“四零五零”政策(國家優先照顧女性四十歲以上、男性五十歲以上的下崗職工)，2007年，我得到了一份在園林所掃地的工作，每個月有460元的收入。除此之外，每年的醫保和養老保險還得到國家財政60%的補貼，自己隻需要繳納餘下的40%。
隻是，這樣一來，和我同期下崗的老公就得不到任何安置了，就連享受低保的資格都沒有，更別提繳納社保了。
幾年前，原為煙糖公司主任的老公開始重新振作，自謀出路，他選擇的謀生手段是與朋友合夥承包魚塘，盡管那是一個充滿了機遇和風險的行當——有人靠養魚發了，有人卻破產了。不幸的是，我老公就屬於後者。不知為什麽，每年眼看魚馬上要上市時，卻總出現狀況，不是魚價大跌，就是魚全部死光。於是，幾年下來，他非但沒掙到錢，反而背上了將近10萬元的債務。很多時候，欲哭無淚。
我最多的時候同時打過4份工，但也僅僅能維持一家勉強吃飽穿暖。女兒黃霞自上初中開始，我就無力繳納她的學雜費，隻能靠姐姐接濟。
兩年前，在升高中的誌願表上，黃霞認真地填上了“縣一中”，卻遭到同學嘲笑：“窮人還想上高中？”她哭著跑回家，直到現在再也沒有重返過課堂。
17歲的女兒如今已四處打工兩年了，每月工資不過三四百元，也得不到任何保障。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她走進我們的臥室，鄭重其事地問：“爸爸媽媽，你們欠別人多少錢，這輩子我還能幫你們還上嗎？”那一刻，我們全家人抱頭痛哭。
聽說有學者表示，國家的社保製度將會覆蓋越來越廣泛的人群。這樣是很好，但是我仍擔心，中央的政策落實到地方，時間總會很久，從城市到縣城，可能又會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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