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東梅，毛澤東的外孫女。
他們麵容酷肖，人生選擇卻因時代而異。
作為外公的毛澤東，畢生獻身革命，建國立業，喜歡暢遊長江，吟詠詩詞，還有肆意揮灑狂草；作為外孫女的孔東梅，曾是留美名校生，愛好關鍵詞包括英美文學、PRADA、咖啡和貓。
顯赫的家庭背景，曾經是她的壓力和逃避。現在，她卻學會坦然麵對。
在娛樂潮流甚囂塵上的時代，她試圖還原家族故事，推廣新“紅色文化”，從女性視角重讀曆史。
對外公毛澤東來說，孔東梅既是一個叛逆的存在，又是另一種傳承——一樣的理想主義，一樣的執著心。
現在主要在兩種地方可以看到毛澤東的麵容：一種在出租車的後視鏡上，他的小像和各類神佛一起搖擺著，一種是在798藝術區或其它和革命元素有關的文化區域裏。這說明兩件事：一是毛澤東已被中國民間視為有保佑力的神佛；另一個則說明，當我們麵對西方時，毛澤東創造的世界，已成為我們唯一獨創的文化。
他是一個謎，有人說他是陰影，有人說他是救世主，他的畫像曾讓中、法、美8943;8943;全球無數青春躁動的孩子找到皈依，甚至能讓最瘋狂的拳擊手泰森找到平靜，以致將其頭像繡於自己的臂上。
毛氏家族，是一個絕好的好萊塢式的題材，由於它的故事要比肯尼迪家族更悲情，更曲折，存在更多的謎團，更重要的是，從它可以窺視現代中國人曆經的世事風雲。
還有誰比孔東梅更適合做這樣故事的闡釋者？
“市麵上寫紅色革命這類的書很多都太不真實了。用一種身臨其境的方式繪聲繪色地描述，弄得似乎作者本人當時在場一樣。”對此她不無抗拒。
在寫作這件事上，她無意擺出一張專家的臉，也不想呈現什麽八卦秘事，而是選擇像外公長征一樣，老老實實用腳丈量中國土地，像外婆賀子珍的槍法一樣，筆法正確直白。為了寫書，拍攝紀錄片，還原毛氏家族的本來麵目，她習慣了以行走的方式深入湖南、湖北、江西的城市和鄉野，拉著那些在世的知情老人們問了又問。
書架上，孔東梅把自己最讚賞的羅斯·特裏爾的《毛澤東傳》(哈佛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教授，著名的毛澤東、中國政治和當代問題專家)，和她的三本著作放在一起：《翻開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毛澤東與賀子珍》、《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
站在二樓平台上俯覽她的書店，“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即是沒有靈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遺留下來的毛澤東語錄於南牆上依然清楚可辨，與下方印有各式紅色年代元素的時尚T恤、吧台、咖啡機、電腦相映成趣。
當我隨口說起“好萊塢比我們擅長在主旋律製作、時尚和貿易之間找到完美平衡”時， 孔東梅笑眯眯地應和說：“對啊！”
而在確立這樣的事業座標前，她首先花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尋找名字背後的自己。
憑心而論，就算孔東梅沒有做出這樣的創業選擇，如願以償去過“讀海明威小說、喝咖啡、養一隻貓的小資生活”，也不會有人對她說三道四。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她出生後甚至從未有機會與親愛的外公見一次麵，從小和姥姥賀子珍一起，遠遠定居上海，後來才移居北京，與紅牆內的權力中心、榮耀和喧嘩一直保持著沉默的間隔。
曾經的上海湖南路262號，院子很大，種滿橘樹，到了秋天可以結幾百斤果子。言語不多的外婆，偶然身體好些的時候，會教孔東梅在院子裏種花草。
她記憶最深刻的事，是放學回家，到家門口時，由於個子矮，夠不著門鈴，天天把小書包墊在腳底下按門鈴的情景。
在那裏的幾年，她真有些寂寞鎖深宮的感覺，隻要回了家，就很難出門，而且也不能帶小朋友回家玩。門口總有警衛員把守，她的最強叛逆記錄也不過是偷偷跑到對麵馬路買5分錢的冰棍。
6歲那年，上海的童年結束，她被父母接回北京——然後是花去十年時間來適應北京的生活。每到冬天，她就感冒發熱，成了301醫院的常客。從小在俄羅斯長大，喜歡文學的媽媽李敏經常給病中的她買很多小說來讀。媽媽總覺得女兒的身體天生不好，實在是棉鞋搞的怪。那時在上海的親戚們一到冬天就給她寄親手做的棉鞋，可上海棉鞋的鞋底是布的，碰到下雪天很輕易被浸濕(上海不下雪，不會考慮到這種情況)，穿著似乎光腳在雪地上走，天天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鞋子脫了放在暖氣上烤鞋底。偏偏媽媽說要艱苦樸素，既然有源源不斷的棉鞋從上海寄來，就別買棉鞋了。
回想這一切的孔東梅，語氣淡淡的，像瓷器，細膩柔滑，溫度卻是涼涼的。身為紅色後代，她從小就被教育樸素是一種高貴——絕不能透露自己的出身，更不要為此趾高氣揚。“那時候的我經常和同學一起擠公車。”景山後街的童年時光仿佛從她的眼前一閃而過。或許那時候，透過公交車的車窗，她學會了平視自己和這個世界。
“作為第三代，回想外婆和媽媽兩代女人，都是無怨無悔默默承受的女性。像我外婆17歲就參加革命，走過槍林彈雨，去世時身上還有殘餘的彈片，生過六個孩子卻失去五個，後來又失去了外公的愛情，但她從沒有怨過誰。很多老紅軍、老媽媽都活到九十多歲、一百歲，生命力特別頑強，他們對生活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低，一日三餐而已。”
我眼前坐著的她，在訴說上輩人的故事時，完全沉醉在過往的歲月中。
我問孔東梅，毛家的基因在她身上有何應驗？她低頭想了想說，“可能是執著吧。還有就是冒險精神。”外公湖南人，外婆江西人的烈性基因果然給了她勇氣。小學三年級她就學會了騎車，剛學會第一天便帶人上路，結果兩個女孩結結實實撞上南牆，隻好拖著蹭破皮的膝蓋回到家，嚇了媽媽一大跳。
但無論如何，少女時代孔東梅的世界很小，以至於第一次碰到馬路求愛者，就馬上告訴了父親。父親連續幾天偷偷跟梢，看是哪些個膽大包天的小子，居然敢打自己女兒的主意。不幸的是，那幾天那小子居然都沒露麵。
直到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英美文學係畢業，進入泰康人壽公司，孔東梅才真正進入社會。
“之前的生活像蠶蛹一樣被包裹起來，固然有一些反叛，聽聽鄧麗君、看看瓊瑤，跟爸爸吵幾架，但對這個社會，還是完全不了解。”
她去的時候泰康人壽剛剛開始創建，幾乎天天都得忙到晚上八九點鍾才能回家，而且在辦公室做行政，要考慮的事情很多，得平衡各部分關係，上下左右還要兼顧。
她別無選擇，要做就得做到拔尖，假如不夠好，也許就會成為別人的談資。
這種朝九晚五的枯燥格子間生活漸漸讓孔東梅感到乏力，她決心去探探海明威的國度，在那裏，絕不會有人對她過多關注。
在美國讀書，她學到的第一課就是關於節奏。那裏的生活不分晝夜，她每周要看至少六七百頁的各種資料，並且要應付滔滔不絕的課上辯論。第二課就是漂浮的狀態。在美國，她可以擺脫那種如影隨形的身份的光環。
那時她才真切體會到了什麽叫做文化差異，這東西就像是空氣，隻有到了另一個世界，你才特鮮明地知道它的存在。那是一種徹底的寂靜，整個城市沒有你熟悉的人，對文化的理解、思維和生活的方式和他人皆格格不入。
提起那段日子，孔東梅不禁想起她住過的學校邊上的小旅館，那種基督教青年之家類型的旅舍，房租便宜，旅舍所在地靠近軌道，一到晚上，躺在床上靜靜聽著軌道車叮叮當當的聲音，一種莫名其妙的淒涼仿佛從窗外滲透內心。
上完大學，她就絕不猶豫地回國了，在當時很多留學生看來這是一個不智的選擇，但她已經等不及要回國創業了，而在她1999年出國前，就已經注冊了一個叫做“東潤菊香書屋”的公司。
孔東梅一直試圖找到屬於自己的、和家族無關的路，但那條紅色的細線，還是將她牽回出發的地方，在尋找家族根源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根，與外公給自己的名字和諧相處。
“以前我覺得有這樣的家世好有壓力，後來發現，逃避反而不如麵對自然、舒服。既然自己有這樣的便利，為什麽不去做些有意義的事。”也許由於在異邦，她學會了遠間隔地看清楚自己的家族。
很多年輕人，比如70後80後，和解放後的部分曆史是隔膜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多少還是禁忌，另一部分原因是人們對那段曆史有很多杜撰和誤解。對此，東梅覺得自己有責任找到一種既客觀又易被接受的角度去“延續”這段曆史。“曆史並非沉寂的，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現在甚至未來。”
她以為自己用調查和寫作的方式，致力於梳理、還原一些逝去的曆史事實，是件很IN的事。她覺得，那段驚心動魄的曆史完全不應該是社會的棄物，應當把它和當下的生活縫合起來，這樣人們才能從中獲取必要的聰明。
“人應該活得更高一些，有時候我們之所以活得矮，是由於我們從來不會站在曆史的肩膀上思考。”
最近孔東梅又出版了《毛澤東箴言》，試圖從毛主席語錄中搜索到適用於當下的詞句，嵌入到現代社會生活中。書的封麵雋永地題寫著毛澤東的“觀世哲學、正己哲學、待人哲學、處事哲學”。孔東梅以為，簡明扼要的箴言能夠便捷地實現前人與後人的精神交流。
說到這裏，你應該看到一個非常“中和”狀態的女人，她既非宅女，也非“蒲女”；她希望用時尚的方式演繹紅色經典，既有工作狂的傾向，又似乎很懂得生活；她有北京女人的知性品位，也有上海女人的小資狀態；她滴水不漏地回答你的所有問題，讓你覺得和她相談甚歡，結果最後發現，實在她躲過了一個個話題“圈套”，得體而有間隔感。
實在，她和我們沒有什麽兩樣，各種複雜的因素都被縫合到她體內。也許，她和我們最大的不一樣就在於，當她出生那一刻，她的軌跡已大致清楚。我相信，她一定掙紮過是否要按既定的劇本生活下去，但現在她選擇了拾取那根紅色的細線，以筆為針，縫合我們的記憶，讓曆史真正地終結，並為此而解脫。
“把握自己，堅持自己的風格最重要。”——孔東梅
